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台湾论文,作家论文,黄春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仍然希望成为一个作者，做为神木的一片叶子，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献身！
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地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
——黄春明
他的文学精神具有开创性和启蒙性作用
曾健民（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黄春明从创作的初期开始，便将他的作品面向广大的社会，始终站在台湾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弱者、受屈辱的人的立场，紧紧地与台湾社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在台湾社会的剧变中，他关怀即将消逝的乡土社会，关怀在剧变中落入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运用高度的文学写实手法，描写了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不幸的命运、情爱以及愿望，也批判了在依赖美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台湾社会的各种扭曲现象。
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以及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的作用，成了“乡土文学”的范本。
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
陈映真（作家）：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以合办企业、外资企业的形式在台湾展开。至此，台湾社会形态——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性质便一览无遗了。物质的、经济的依附化，带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扈从化，而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知识上对美国的庸从，尤为显著。
黄春明在60年代所写的三篇小说《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讨论了新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的处境、思想和感情：不仅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也提出了新殖民地下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抵抗；表现了台湾社会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本质——新殖民主义·边陲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从而显示出作者对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与敏锐而丰富的批判意识。
着眼点是从经济提升到伦理的层次
尉天骢（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黄春明笔下的宜兰，就台湾整体而言，它是一个比西部，甚至东部开发得较晚的移民社会。它地处台湾东北部，三边环山，一边面海，于是在交通发达的时代，它就自成格局维持着它的小农社会的秩序情调：经由辛苦的开拓和长期的互相依赖建立起来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土地上的事事物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一直保持着和谐与平衡。在这样的和谐与平衡中，不仅人有尊严，连山、水、树木，各种事物也莫不有了尊严，各自尊重彼此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每逢遭到灾难、受到破坏，很多人愿意奉献，从枯萎、死亡中再予以重建，这不仅是人类最单纯原初的乡土之情，结合起来，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创造、发展的根源。谁要违反了这一情怀和精神，虽然能获得一时的繁荣，最后也无法不走上衰败和危亡。这就是黄春明透过他的乡土人物、乡土生活、乡土经验、乡土历史所体悟的人生态度。在这一态度下，他表面上是一个农业文明讴歌者，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怀旧的感伤主义者，主张永远保持农村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他的着眼点不是放在“经济”的利益上，而是从经济的着眼点提升到伦理的层次。
60年代的后期，在商品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交互运作下，一个原体朴实、刻苦、勤劳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为了追求经济高度增长的目标，不仅土地变成了工业商品，就连人也变成了工具和商品。大都市四周的小市镇也不可或免地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异化，一步一步加深了人的贪婪性及虚伪性，一步一步摧毁了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事事物物的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无论是人还是山水事物，无不陷入孤立的境遇之中无所依赖，无所关怀，无所奉献，既不能去爱，也不能被爱，内心的世界成了一个空白的世界。
尽管如此，黄春明对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仍然怀抱着深厚眷恋和企望。这些眷恋和企望并不仅止于乡愁式的感伤，而是对经由那些市镇及其四周的土地、人物、生活经验、历史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生活、消费人生，以及面临崩溃的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事事物物的伦理关系作出了深度的思考。他似乎透过小说而有这样的警觉：小市镇是人类命运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彻底消失了，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末日。如果人类的活动不能从经济的着眼点、政治的着眼点、党派的着眼点、阶级的着眼点超越出来，而一直把土地、把事事物物都当成工具手段，其结果必然会把人也当成工具和手段，最后不会尊重对方，也不会被对方尊重，这样的人生必然是斗争的人生，互相伤害的人生；在目前科技极端膨胀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也许可以很快地为世界带来富裕和繁荣，但这些毕竟只能是短暂的，而且为人类埋伏下可怕的病毒。
一个“反省现代”的作家
吕正惠（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黄春明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左右彷徨。“现代化”最大的问题是，你把这些乐知天命的乡下人赶到一个他们无所适从的“世界”中，让他们慌乱不已。现代社会也许给人带来了更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人格品质和生活世界上，它却未必优于乡土社会。这一方面，黄春明的看法有点类似沈从文。
如果永远保留乡土社会，我想他会赞成。问题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根本毫无可能，要不然他不会如此嘲谑阿盛伯。不过，虽知乡土社会有它的缺陷，他主要还是去看它的“优胜”的一面。
从另一方面来讲，黄春明是幸运的。因为他所面对的乡土社会不像鲁迅和沈从文所看到的那样充满了罪恶，因此，在他“眷恋”乡土时，我们不会感到那么不能接受。反过来讲，黄春明所看到的现代化社会已超过鲁迅、沈从文所经历的，他知道里面更多的问题，他的缅怀过去其实隐含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是一个“反省现代”的作家。
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基本特征
王宗法（安徽大学教授）：
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一直处在现代化潮流的波起浪涌之中，尤其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表现得最为惊心动魄。这次社会转型，是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为其主要标志的，这是台湾当代历史进程中一场来势凶猛、影响深广的剧变，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整个面貌，也为当代台湾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台湾乡土小说在六七十年代的勃兴，不但是台湾社会急速转型引发的诸多矛盾冲突催生的，而且是这一历史变迁转迹的形象画卷，而黄春明的小说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基本特征。
在当代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其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或堕落或升华，虽不像物质变迁那么一目了然，但其深刻程度，也每每令人触目惊心。从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生活真理：物质的进步与精神的提升并不是天然同步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群中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必须自觉地加以调适，才有可能逐步消除这种病象，使社会生活的演变进入和谐发展之境。这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面临的重大课题。黄春明的小说以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揭示了这一课题的丰富内涵，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的意义，值得称赞。
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赵遐秋（人民大学教授）：
黄春明的小说展现出“造成弱小者的贫困和悲哀的原因”“不是上帝”，而是“社会结构使然”（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小说形象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物质文明发展是否一定要通过损害下层百姓的利益而获得？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受到保护？当今，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黄春明小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借鉴作用的。
他发展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
朱双一（厦门大学副研究员）：
描写社会剧变中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是黄春明小说的主题之一。如果说有关国民精神病态和农村破产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显示了作者对早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那“新殖民主义”问题的涉入，则是黄春明及六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所独有的，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新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入侵方式是以经济、技术援助为手段的。社会要进步，要走向现代化，对于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想完全封闭杜绝，是不必要，也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其负面的效应。台湾社会的“新殖民地”性质，是内战和冷战交织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客观上给台湾带来了经济繁荣，给某些个人带来了实惠，因此使这一问题变得较为复杂。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自己的经济时，如何保持本民族的主权和尊严，如何克服可能滋生的“崇洋媚外”等思想，不单是交织着内战和冷战条件下的台湾人民必须面对的，也是整个第三世界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黄春明小说的重要思想意义之一亦即在此。这或许就是黄春明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揭示出新时期国民性的复杂性
陈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主编）：
黄春明的创作对我国的国民性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表现，既针砭了我国国民性中的“痼疾”，又显现了国民性中的光明，使我们看到了阻碍中国前进的因素，也增强了我们阔步走向未来的信心。而这一思想倾向又是在作者作品的全部艺术形象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是黄春明创作特有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所在。黄春明对国民性“痼疾”的探索和表现，是他为台湾文学所提供的新东西，所作出的新贡献！
黄春明曾经提倡过乡土文学，他的作品又富有乡土气息，因此有些黄春明作品的研究者，以为黄春明是乡土文学作家，把他的作品定为乡土文学。以为黄春明不该写城市生活题材。殊不知，黄春明始终坚持探索和表现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和正面，阴面和阳面，而国民性有发展、有变化，他的笔触也就很自然地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但其目光总是对准着中国的国民性，着眼于国民性的正面和负面在新的历史条件的新变。这恰好是黄春明的创作优势。拿“乡土文学作家”来把他局限在一个框框里是不恰当的。
理想和尊严是人生和文学价值之所在
尉天骄（河海大学教授）：
黄春明的创作，从初期到近期始终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理想是人生的动力，处境可以限制人的作为，但不能完全束缚人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黄春明不惜为一些贫困者添一笔理想的亮色，即使是那些快被命运逼入绝境的人物，黄春明还是让他们获得一线生的希望。
理想和尊严是人生价值之所在，也是文学价值之所在。作家不是用纯粹社会科学的逻辑来思维的，作家的历史感、现实感总是饱含着人文文化精神。如果历史逻辑与人文情感发生矛盾，作家往往牺牲前者而张扬后者。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中有过许多类似的例子，情感正因其不合乎逻辑才显出独特价值，才特别动人。
在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时，怀旧便成为很普遍也很可贵的人文风景，它似乎是往后看，实际上往往与前瞻性的理想相遇、融合。《溺死一只老猫》和《青番公的故事》这两篇小说都展示了经济发展与人文信念之间的矛盾。在《青》中，黄春明偏重于赞颂后者，对前者的弊端只略有评点，而在《溺》者中，就把矛盾冲突铺展开来，特别对某些“进步”的东西也作了写实的暴露。对青番公的颂扬很快成了对阿盛伯的悲悼，这也许是作家已经体会到，那些体现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生活和人物，难以挡住工商势力的汹涌浪潮，因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惋叹！黄春明描写乡土小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弘扬了“人诗意地栖息”的精神，否定了与之异质的东西。他的作品具有烛照民族灵魂的思想光芒。
小说具有多元审美的特征
栗多贵（西南师范大学教授）：
黄春明小说具有多元审美的特征。他极力关注与发掘在社会人间现实中所蕴含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美，但又从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患。他极力表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般的弱小人物，在挣扎求生中展现的心灵美，从中又渗透着一抹感伤的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极力以乡土写实求真为主，又大胆地采取不拘一格的多种审美情趣。正因为如此，他能从变幻无常的现实人生，发掘出那些难以认识和常被忽视的、激动人心的各种美的闪光点。
我们还有期待
刘登翰（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黄春明从表现台湾社会转型期中的乡村眷恋和城市批判里，找到自己创作楔入社会的支点，形成自己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他为自己的创作在台湾文学动荡往复的传统、现代与乡土的繁富格局中定了位，成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座标。
黄春明在描绘这些富于时代特征的世代农民的悲剧时，从感情上站在他们一边，以同情、理解和眷恋的心情描写他们的苦恼、抗争和失败；但同时也对他们那些愚顽守旧的思想和弱点，通过情节的安排、予以暴露和嘲讽，为他们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唱一曲挽歌。透过这些世代农民的悲剧，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侵入农村时的无情和残酷，以及它本身的弊端和龌龊。作者对此持一种批判态度，尽管这种批判常常夹杂在维护世代农民的观念中，而受到一定的局限。
作为一个社会意识十分强烈的台湾作家，黄春明的创作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都是极其可贵的。当然，如果再作进一步要求，我们仍感到某些不足。作者对台湾资本主义经济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很少触及到它的阶段实质。在创作前期，作者主要是从一个同情农民的角度，来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给生活底层的人民的困境，而到了后期，则主要是从民族意识的立场来批判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半殖民地色彩。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到纯朴的农村去，这就是小说《看海的日子里》。作者企图以一个纯朴的农村来对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主题，便使小说带有主观臆测色彩。作者解决矛盾的另一寄望是重温历史，如《莎哟娜啦·再见》。但也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黄春明在这篇小说中所创造的胜利，充其量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胜利。在这里不能不使人感到：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黄春明已经得到读者的广泛承认；而作为一个批判型的作者，我们当然还有所期待。
一种局限
曾庆瑞（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三十多年来，黄春明以自己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为时代留下了形象的、发人沉思而又催人泪下的记录！黄春明是热爱乡土的，但是，他绝不因为这种爱而去拥抱落后，在历史的进步面前，他所作的文化反思，精髓在于，唤起同胞丢弃保守与落后，不要再作无谓的挣扎与反抗，而要顺应潮流，跟着历史的巨轮往前走。
在《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这组作品中，春明先生敏锐地看到西方的资本和技术给台湾带来了社会经济城市生活的发展繁荣，但同时也为资本主义腐朽精神文化垃圾的泛滥开通了道路，侵蚀了我们国人中某些崇洋媚外的人的灵魂。我们也十分钦佩春明先生因此而关注民族的尊严，揭露社会的弊病，并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春明先生的作品尤其是《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天玩偶》，更进一步正视广大社会人生，关心底层人物，社会意识明显增强了。他的笔触挥及前人所未注意的领域，开创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新纪元。
然而，读《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锣》，人们的感受却不大一样。比如说，对青番公这个形象，有的人说“更具理想色彩和人文精神的光辉”；对阿盛伯，“有同情不是批判”，作者对他“充满敬仰”。憨钦仔，则要对他“表示尊敬”。阿盛伯的主动赴死，“更有一种矛盾的悲壮”。而另外一种感受则是，在传统农业文化精神受到“工商势力冲击”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可悲又可笑的封建殉道者”的精神，体现了国民精神的病态，有的像憨钦仔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到台湾投胎转世的阿Q”。
人们从自己的独特感受出发，对一篇或者一部作品作不同的文本解读，得到不同的体悟，而作出不同的阐释，这种现象很正常。但是，读者、评论家、史学家的这种多元多义的阐释，跟作品、作家有没有关系呢？这当然有。
比如，不管人们怎么看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这些艺术形象本身有一个基本特征，却是大家都公认的，好就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到传统的农业，他们的生存状态都受到社会变革的威胁，文化心态面临着解体和重建危机的时候，他们都很矛盾，都很痛苦，都在灵魂备受煎熬的时候，仍作顽强的挣扎乃至以死来对抗。面对这样一群艺术形象，春明先生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对这些人物的审美评价是什么呢？这些人物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其实也是春明先生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处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台湾那样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下，春明先生似乎还缺欠一种足够的理性精神的光芒来烛照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从这种矛盾、痛苦和挣扎中救赎出来，因此，他在作品里，对这些人物的情感究竟是同情、称颂，这是不满、批判，他的审美评价显得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我觉得，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黄春明的一种局限性。恰恰是这种局限性使他产生游移不定的情感和模糊不清的感情，也导致了我们今天不同的文本解读和价值评判。
乡土文学的理念需要调整和重塑
陆贵山（人民大学教授）：
作家小说创作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主要是从他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过程中吸取来的。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勾勒了台湾地域从封闭的宗法式的田园农业社会向带有原始积累时期特征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描写了资本的魔力对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日甚一日的冲击、颠覆和消解。黄春明先生的两篇富有深邃思想意蕴的小说，一篇是《溺死一只老猫》，另一篇是《我爱玛莉》。这两部小说好像是一对姊妹篇，前者是嘲讽中国传统的“殉道者”，抨击历史的惰性，呼唤农业社会的现代化；后者是鞭笞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针砭国民的奴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意向是在祈盼和谋求一种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社会进步模式和历史发展道路。
作者通过对小说人物的生态和命运的艺术描写，从心底发出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诚挚的感召和热切的呼吁。但作品很少塑造出闪耀着理想光耀坚强有力的人物形象，没有揭示出能够主宰人生和变革社会的力量与出路。作者操着一种被改制过了的漫画式的鲁迅笔法去揭露和嘲弄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变和丑恶，同时缠绕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托尔斯泰式情结”，既看不到先进的社会力量，又厌恶和憎恨带有原始积累时期某些特征的贪婪诡谲和魔法，只好将自己的诚与爱寄托于乡土和乡土地上的淳朴的农民。这种显意识或潜意识的社会情操，总是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人物命运的惆怅和无奈，表现出对历史前途的困惑和迷茫。
作者显然面临着由于社会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矛盾和冲突的缠绕所产生的苦恼。历史的前进和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进步不总是同步的。相反，有时历史的发展往往以人的贬值为代价。从理论上说，历史的创造者非但不能从历史的发展得到肯定和提升，反而承受着历史的压抑、捉弄的折磨。作者所塑造的形象几乎都是被社会资本和工业文明损害的人物，没有充分地表现出台湾从宗法制田园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给乡土和农村带来的实惠和变革。作者的思想陷入人和历史双向矛盾的“二难推理”之中；历史可以对人提出要求，希望人跟它走快一点，不要过多地考虑对自己的伤害；人又往往对自己提出要求，希望历史的前进可能照顾到与人的和谐关系，合乎人性地发展，不要肆意地捉弄人。这两种思路都有道理。
在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时期，作家们确实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矛盾。即便是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由于看到自己的贵族阶级已经腐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打破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反转来去歌颂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国的英雄们；托尔斯泰既感受到沙俄帝国农奴制度的颓败，又对新兴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充满愤怒和仇恨，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实现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反而转向和归属土地上的劳动者，成为农民的思想家。如果说巴尔扎克以膺服历史规律和社会理性取胜；那么托尔斯泰则以倾注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感见长。这两位伟大作家的思想和情感都值得敬佩、尊崇和爱戴。但总的说来，作家在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时期，应当更加理性地对待历史的进步和人文关爱的关系，在恪守健全的纯洁的乃至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情操的同时，应当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尽可能地把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人文情感有机地完美地融合起来，更加清醒地表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台湾社会经济迅猛而又畸形的发展主要依靠美国资本的输入、渗透和侵染，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这使台湾的作家多半感受到资本发展的负面作用，他们在表现当代农村生活时，都不同程度地和工业文明对立起来，非但看不到市场小农经济的改造和提升，甚至显露出对历史进程的反叛和敌视的态度。扩张资本的狂热和猎取金钱的秽行制造出“青番公”是否能守住自己艰苦创业所营造的田园的忧虑和恐惧，酿成“雨夜花”们的命运的愁怅和悲哀……吟唱出一系列同所依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相诀别的挽歌。
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土和农村已经不是传统的封闭的宗法制的田园。由于被市场化了的前进着的历史脚步的带动，由于资本的投入、渗透和辐射，由于技术武装、科学种田和先进管理的催发和促进，由于不断扩大着的农业规模经营，已经或正在纳入国际国内的市场经济的循环圈，由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民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益意识日趋增强，这一切使被市场经济化了的新土地上的主人开始愉快地同传统的陈旧的生产方式和操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相揖别。新农村的历史进步，需要有新的乡土文学理念和与之相应的新的乡土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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