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_解放战争论文

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_解放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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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从各种禁锢之下解放出来,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开始起步。1990年首届东北解放战争研讨会后,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广泛开展起来,而且蔚然成风,形成热潮,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作一简要的评述,或许会对以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这个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著作、年谱、传记、回忆录大量出版。尽管有的内容不只限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却为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和提供了详备的资料条件。比较重要的有:《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版),《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4~6卷、《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卷、《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1卷、《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张闻天东北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以及《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张闻天在合江》(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版)、《林枫传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东野名将》(成都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等。此外,肖劲光、伍修权、吕正操、刘震、王首道、何长工、李运昌、曾克林、贺晋年等许多人均有回忆录问世。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传记主要有《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1月版)、《杜聿明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1993年2月第3次印刷)、《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1月版)、《名将陈明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及陈诚、卫立煌的传记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为深入研究东北解放战争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资料性极强的书籍,为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比较重要的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5、16、17、18集,《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上、下及续集。《阵中日记》(1946.11—1948.11)(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客观地历史地毫无虚夸地记载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每个阶段甚至每一天的敌情变化、敌我双方的地理位置、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关于军事作战等方面的电报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各个战役甚至大小战斗的各种战略思想战术原则作战方针及预定作战方案等,内容生动具体,极为丰富,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血色黎明——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收录了《东北日报》从创刊到1948年12月刊载的文章146篇,对东北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役、战斗、事件、人物作了真实的反映,是研究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7月版)、《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为研究东北解放战争史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翔实的资料。《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央党史出版社,1990年6月版)、《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两本书是研究有关国共和谈与东北停战谈判的重要资料。由吉林省党史委组织编辑的《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东满根据地》、《洮南根据地》、《敌后两年》、《转战三年》、《吉南烽火》、《吉北的曙光》、《永吉的黎明》(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7年11月至1994年3月出版)等9本系列丛书,内容包括电报原文、文件资料、回忆文章、历史报刊摘录、参考资料等,具有资料性强、使用方便的特点。由黑龙江档案馆编辑的《剿匪斗争》、《土地改革运动》(上、下)、《建党》、《建立政权》、《城市工作》、《黑龙江学运》、《大生产运动》(黑龙江档案馆1982~1987年出版)等系列丛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满革命根据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初创到巩固的发展过程,且多为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是研究东北根据地建设案头必备的书籍。辽宁省各级党史委也编辑了一些资料,如《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8月版),《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朝阳市党史办编,由白山出版社1990年1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黎明前的斗争》(锦州市党史研究室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锦州党史资料》(2)(内部本),《解放初期的大连》(大连市委党史征集办编,1985年8月出版,内部),《解放战争中的本溪》(本溪市党史办、资料征集办编,1987年5月印刷,内部),《凌河春秋》(建昌县党史办编,1989年7月印刷)等。《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4集,汇集了200余万字的档案资料,是研究东北解放区工业、交通邮电、农业及土改、商业外贸金融、财政、人民生活、支援前线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中共西满分局资料汇编》(齐齐哈尔党史委编,1985年12月印刷,内部本),是有关西满分局的重要文献汇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是研究国民党接管、经营东北工矿的重要资料。这些重要资料是研究东北解放战争史必不可少的。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还突出表现在一些专著的出版上。朱建华著的《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是叙述准确、史料翔实的27万字的力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唐洪森著的《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是一本专题性的著作,对各个时期东北敌我军事实力消长及指挥机关演变作了深入研究,其史料价值高于其学术研究。这两本专著的共同弱点是由于缺乏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因而在这方面研究略显不足。朱建华等主编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是通过精选6000余万字的档案资料编写而成,资料翔实,史论结合,是研究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建设最具权威性的专著。《从沦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长春)(霍燎原、崔国玺著,《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出版)、《新七军投诚》(《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长春起义纪实》(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沈阳军区《围困长春》编委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这4本书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长春,尤其是长春战役的力作,史料价值很高。《东北解放区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版),《东北教育通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东北日报简史》(辽宁日报社编,1988年出版),《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这些著作是研究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教育、文学、新闻、出版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到东北解放战争,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档案出版社,1992年11月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1945.9~1946.6)(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热河革命史稿》(1919~1955)(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版),《塞北烽烟——西辽河流域战争史略》(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5月版),《黑龙江四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中共吉林历史概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6月版),《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民国海军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等著作。另外,还有几本论文集,如《解放战争与东北》第1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解放战争与东北》第2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北满革命根据地》(哈尔滨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等。

这个时期,中美、中苏关系的研究有所突破。其中,涉及到美、苏对华政策及美、苏、国共争夺东北的著作有:资中筠著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98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为数众多,优秀者有牛军的《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屠传德的《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何志功的《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郭序的《评马歇尔使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2期),邓兴华的《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我见》(《军事史林》1989年第5期),沈志华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等。应该指出,国内中美、中苏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美苏对华政策的研究,而国共两党对美苏政策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迄今为止,只有宋春、娄杰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6期),饶戈平的《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刘信君的《论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政策》(《解放战争与东北》第1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等寥寥几篇文章,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还突出表现在对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邓力群的《张闻天在东北的业绩》,顾卓新的《李富春对东北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洪学智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的黄克诚》,郭峰的《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陶铸》(以上4篇文章均载于《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朱元石的《刘少奇与抗战结束后争夺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冯毅的《解放战争初期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朱建华的《陈云同志对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杨国庆的《罗荣桓在辽沈大战中》(上、下)(《星火燎原》1985年第1、2期),刘信君的《毛泽东与东北解放战争》(该文入选了全国社科系统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研讨会,后编入该会论文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和《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该文入选全国“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后编入该会论文集《陈云和他的事业》下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月版)。

这个时期,对战略决战——辽沈决战的研究,除上述一些著作涉及到外,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周宏雁、袁伟的《浅析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王道平的《关于战略决战的理论与实践》(《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陈炎、沈兆璜、柳金铭的《伟大的辽沈决战——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3期),周宏雁的《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评蒋介石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军事史林》1988年第4期),张亦民的《论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纪念辽沈、淮海、平津战役4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88年第4期),牛兴华、杨延虎的《关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决策过程的探讨》(《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尤以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国防大学科研部、中共党史研究室、军事博物馆各位专家的《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纵横谈》(连载于《军事史林》1989年第2、3期)为其代表作。该文对战略决战前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及中共中央战略决战决心的形成、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及特点、决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将帅协谋、“全方位”政治攻势、后勤保障、国民党失败原因、三大战役在决战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以及战略决战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等诸多重大问题作了深入讨论,叙述准确,立论精辟,史论结合,对研究东北解放战争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对于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形成及意义,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作战方针、方向及战略重心的转变,四平保卫战,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第二条战线,东北国民党军起义原因、作用,国民党军在东北迅速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亦有许多人探讨。

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研究者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往往用当代人的观点思想研究历史。如:许多人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且战且退,尤其四平保卫战失利,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认为得不偿失。而没有把中央的战略方针放在美苏妥协及国共和谈——关内停战、东北亦有可能停战的全局上考虑。有的人认为,如果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实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情况将会大不一样。这无疑是主观臆断。人的认识需要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事情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到1945年11月,中共军队比国民党军早进入东北两个月,兵力发展到20余万,已解放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有苏军的帮助,当时的东北对中共十分有利,这时没有理由非得先到农村去。后来国民党军进攻东北,苏军态度亦有变化,中共中央由“独占东北”变成且战且退,配合国共谈判,争取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一定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中共军队不是逐次抵抗、消耗国民党军,全部美械装备的毫无损失的国民党军占领大、中城市后,仍然会全力攻打已被中共军队解放的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仍需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打仗,血战仍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四平不变成马德里,长春、哈尔滨也会变成马德里。当然,四平保卫战要不要打那么长时间,是值得探讨的。如果在5月15日国民党军发动总攻前,东北民主联军主动、从容撤退,损失会减少很多,也同样起到了配合国共和谈的作用。应该说,从山海关、锦州、秀水河子到本溪、四平,中共军队的英勇作战,为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争取了7个月的时间,也大量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因而才有1946年6月的东北停战(实际停战长达4个月之久)和国共两党沿松花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保住了整个北满根据地及东满、西满、南满的一部分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争取东北的大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次,许多论文人云亦云,缺乏理论思维;有的则堆砌史料,排列过程;有的则没有鲜明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一分为二,实际上是调和折衷;有的则偏执一端,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东北解放战争史还有许多争鸣的问题。如:如何评价马歇尔在东北的调处,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在东北的调处与其在关内调处没有什么区别,本质都是一样的;一种观点认为马歇尔的前期调停基本上是公允的,但在东北问题上则明显是偏袒国民党,是扶蒋、抑共、遏苏。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在如何评价“八·一五”前后中共中央“向南发展”及“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时,一种观点以后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来否定前一方针,认为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一种观点认为“八·一五”前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方针是当时国内外政局决定的,无可非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的,由前一种方针转向后一种方针,恰恰体现了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能力及政策的灵活性、现实性。此外,在如何认识中共中央“独占东北”的方针、东北土改中“左”的错误、怎样评价四平保卫战、东北局前9个月的工作、“围困长春”战役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彭真、林彪、高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四,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最大的空白莫过于对国民党方面的研究。除了上列几书外,还能看到的多为纪实文学作品,很难见到资料翔实、立论准确的佳作,论文亦十分少见。对于国民党对苏政策与行政接收东北的失败,国民党“先南后北”战略是如何制定的,国民党在东北三年中战略策略的变化,蒋介石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败的关系,国民党各派系在东北的争斗,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政策、接收经过,法西斯统治及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重大问题,由于缺乏资料,几乎无人涉足。有志之士,应下大功夫收集资料,加强研究,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对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实践,东北我军为什么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为什么曾拟东移长春等问题,亦无人问津。此外,关于“八·一五”光复后的日俘日侨问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掠运军用民用物资问题等,同样是空白。对于这些空白点,史学界同仁是有责任填补的。

综上可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优秀的学术著作、论文不断出版、发表。同时,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学风问题、众说并立的争鸣问题、无人问津的空白问题。这表明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总体水平还不高,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有关东北解放战争史的力作正在倾注全力编写,如: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合力编著的新的“四野战史”,由佟冬主编、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中国东北史》(共6卷)第6卷,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3、4、5卷,由刘信君撰写的吉林省“九五”规划课题《毛泽东与东北解放战争》等。我们深信,随着日月的推移,将会有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成果产生出来,并将东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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