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国安的《终结“疑古”》，这也标志着对于“疑古”的质疑和驳斥发展到了理论专著层面。在书中，张氏将矛头直指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学术大师，认为“疑古思潮”的实质是经学文学而非史学。张氏批评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将传世文献中的中国早期历史的两三千年（古史体系中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期）视作谎言，这是导致学界盛行历史虚无主义以及逆向种族主义的根因。张氏认为自己的理论“全面摧毁并终结了‘疑古思潮’的理论基础，缜密论证了现代的‘疑古’是中西学术碰撞所导致的思维混乱的结果”。张氏指出：“它（疑古）既没有独特的办法，也没有精细的理论，它实际上只是社会心理的反应，是一种贬低乃至憎恶中国文化的价值与态度。
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研究，对于“古”我们到底该报一种怎样的态度？“疑古”到底还有没有价值？是怀抱张氏否定疑古的态度，还是怀抱他所批判的视之为毒药的“疑古”？
到底什么才是“疑古”？参考冯友兰在顾颉刚所著的《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写到：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徐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历史学也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做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顾颉刚.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所有的文献史料都是由人编纂的，没有人也就没有史料。无论记述者如何秉持公允，它只能趋向于史实，但永远不能跟史实划等号，史料不等于史实。由于史料跟史实间总存在距离，所以对于史料就存在必要的审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4]
从冯友兰和恩格斯的观点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史料审查的认可。就“信古、疑古、疑古”三者，既不存在递进关系，也不存在明确的派别之分。作为“疑古”的标志性人物，顾颉刚到底持怎样一种态度？在顾颉刚撰写的《史林杂识别》 中也能发现，对于古代的东西顾颉刚也做出了肯定。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其实不难理解，归根到底就是没有经过证明的文献材料不完全可信，需要考据。顾颉刚并不是像很多人所“定罪”的完全不相信中国有古史的存在，他只是在选择的时候保有一种怀疑态度。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中，对于史料文献大体上还是趋向于直接相信的，往往将官方记载的文献称为“正史”，相对应的民间文献则成为“野史”。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我们只能认为“正史”较之于“野史”可信度更高，但需要警惕的是，它仍然不等于史实。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由于历史无法还原重现，所以史料和史实间永远不能划等号。这一条无法弥合的沟堑永远存在，站在两边的人久而久之互相攻讦。“信古”一边认为纠缠于史料与史实的差异性，只会导致没有文献可以依据，“疑古”是致使历史虚无主义的元凶巨恶。对于史料真伪的争议，经学家比史学家投入的观点更多，对于文本的琢磨和版本的校正比之于对史料文献的要求更为严格。在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这种疑古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学学术的近代化是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对于经学作品的争议，使得“善本”得以跳脱出来供学人研究，那对于史料文献的争议，最终能否也归结出“善史”出来？对于史料文献的质疑，可以理解喂是对史料文献的“去经典化”，打破固有的成见，重组新的认识，不能说是毫无裨益的。
对于“古”之或“信”或“疑”，在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候，尤其是中国艺术史方向，我们同样会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抛弃对史料的甄别审查，从文章的书写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畅快”的，省去了很大一部分工夫。但问题也会随之越埋越深，对于史料的不加甄别，久而久之，只会致使整个学术研究越来越偏向，离史实越来越远。从事史料研究，最重要的是还原史实真相，虽然明知永远无法完全契合，但对于精确的严苛追逐依然非常有必要。
上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傅斯年当时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通过对于史料的研究进而去把握史实的真相。这个观点一下子将宏大的史学研究范围缩到很小，脱离了史料或者说没有史料作为寄托的部分被直接抛弃。1917年，胡适到北大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所持的态度与傅斯年一辙，抛开上古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起讲，这让当时浸淫在三皇五帝为史学开端的学生们大为震惊。
艺术史较之于其他史显得十分特殊。一方面，由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绘画艺术占据的比重最大。作为一门视觉的艺术，只有接触到作品，我们才能把握到它的真相，单凭文献资料，我们没有办法去从事具体研究。流传下来的诸多画论，以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为例，书中将画家分“神、妙、逸、能”四品，如果不加以实物品鉴，单凭黄休复寥寥几字就判断上下优劣，能画史便算不得画史，只能算黄休复统一画史了。另一方面，艺术史也离不开对史料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在《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一文中提到：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罗新.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文汇网]
读来感触颇深，如果我们把历经横跨了很长时间段，保留至今的东西称之为“史”，那“史料”自然也是“史”的一部分。从傅斯年的观点看，“史学就是史料学”显然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傅斯年所处的特定年代，他这么认为也无可厚非。这句话反过来在逻辑上就站得住脚了，“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关于艺术的史料作品无疑为我们站在今天厘清过往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画重要，画论同样也重要，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画承载了艺术发展的具象形式，画论再现了艺术理论发展的抽象表达。
关于“疑古”的争辩，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与“疑古”相背离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打脸”疑古的事实只会越来越多。这意味着“疑古”的“终结”吗？我个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疑古”是一种精神，它并不代表对古代的绝对否定，它也不是“冥顽不灵”不肯接纳历史。“疑古”是在从事史料研究时提醒人存一分警惕，道理跟“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一样的，“尽信史”未必只有利无害。
论文作者:周璇
论文发表刊物:《科学与技术》2019年第1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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