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五规划”的总体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下称“九五规划”）终于确定下来了。这是一个集中了大家智慧的规划，是一个启人思考的规划，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规划。现就制定规划的总体构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制定“九五规划”的大背景
要讲清制定“九五规划”的构想，必须做一点回顾，从整个出版工作的态势做分析。
1979年可以作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78年的12月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新中国真正开始了腾飞。中国出版业真正开始了腾飞。我国出版社总数，1979年只有105家，到1995年底达到563家，增加了4倍还多；我国年出书总数，1979年是17，000种，1995年已经超过10万种，增加了近5倍。
这期间，一大批优秀的图书陆续出版，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国家重点图书工程经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编撰，终于在这一时期出版完成，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突出的出版高峰。煌煌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使中国出版业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迄今为止世界上收汉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收语词37万条的《汉语大词典》，全面介绍世界经典学术著作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闻名世界的《中华大藏经》，10卷本《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给社会和广大读者带来了激动和欣喜。特别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和新版《列宁全集》（60卷）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马列著作的出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谈起这些成绩与发展，大家兴奋不已，似乎我们已经是世界出版的“超级大国”，因为在我们年出书10万种的同一时期，美国年出书只有6万种左右，德国5万余种，日本4万余种。但只要我们做些深入的考察，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日本，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4万余种，但年再版书却高达20万种，可供书目达30万种。德国，年再版书30万种，可供书目达70万种。再版书与可供书的多少，说明了图书的质量和市场的供应能力，标志着出版业的总体水平。我们国家图书再版率1995年虽然达到了创记录的41%，但这是包括教材在内的，如去掉教材恐怕不足30%，以10万种计算，也只有3万余种。我们的可供书恐怕也只有10万种左右。这是对一组数字的分析。
再看另一组数字。从1979年到1995年，我国出版社总数从105家增加到563家，增长了436%，而总印张数从135亿印张，仅仅增加到315.41亿印张，增长了134%；总印数从37亿册仅仅增加到62.6亿册，只增长了69%。
从这样的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发展还主要是靠出版社总数的增加，也就是规模的扩张，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靠再版书的增加，也就是靠内涵发展。我们的出版业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远远超出生产效率的提高比率，客观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路。
而且，由于规模、数量增长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出版社增加过快，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编辑人才，致使图书出版的总体质量难以提高；有的出版社追逐经济效益，抢热门选题，造成品种重复，同样内容的图书几十种、上百种，而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由于内容相近的图书过多过滥，致使一些宣传马列主义、党的方针政策的图书发行量下降，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益；在这种追逐数量，广种薄收，不顾质量的情况下，拜金主义抬头，买卖书号、非法出版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出版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是我们出版业不能不面对的复杂状况。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版业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概括起来是否可以说有三大任务：
1、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两个文明建设对出版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难以胜其重任。
2.出版业面向市场之后，出版社不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便缺少竞争能力，难以生存与发展。
3.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出版物市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出版业不但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名牌出版公司竞争，而且要在国内市场上同外国出版公司一比高下。
一方面是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是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面，1993年，新闻出版署党组及时地提出了“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其核心是提高出版业的质量和效益，以“阶段转移”这个醒目的让人深思的口号把发展战略摆在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面前。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第一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指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改革战略，是“体制转轨”；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指生产力发展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是发展战略，也可以说是“增长转型”。“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相辅相成，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同样，也为我们的出版改革指明了方向、途径和办法。
“两个根本性转变”深化了我们对出版改革的认识，坚定了我们实施“阶段性转移”的信心。因为“阶段性转移”强调优质高效，控制规模数量，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致的；而这个“阶段性转移”的完成，必将促进出版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怎样实现增长转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大来实现经济增长，后者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合理构成来实现经济增长。联系到出版业，就是要反对“广种薄收”，提倡“精耕细作”，要在提高图书质量上作文章。出版业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多出优秀图书，有了优秀图书自然有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正如农业生产的集约经营主要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作文章一样，出版业就是要在提高每一本书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
问题已经理清，症结也已明确，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干，这就是我们制定“九五规划”的大背景。
二、制定、实施“八五规划”的启示
“八五规划”是由国家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全国综合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我国“八五期间”文化建设一项重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出版事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依靠各地方、各部门的支持和全国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到1995年底，计划中的1169种选题已经完成95%（其余5%，按原计划滚动到“九五规划”中去）。
“八五规划”的实施和完成，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第一，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规划中的重点选题是什么，各种图书选题的结构怎样，列入规划的选题数量以及每种选题的规模，都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第二，国家制定重点图书规划，带动了各级重点图书规划的制定，结果是社有社的规划、省有省的规划，最后是国家规划，这就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抓重点图书的网络。全国上下追求重点，追求精品，必然会促进整个出版事业的繁荣。第三，确实出了一批好书。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图书出版后，读者普遍反映好，很多重要图书评奖活动入选的图书是“八五规划”的项目。这些优秀图书的出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从今天的认识来总结，对执行的情况作回顾，在制定“八五规划”时，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上的差距，还存在诸多遗憾，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有三点：
一是，很多出版社在申报选题计划时，追求规模、数量，看谁上的多，无形中产生攀比现象。计划确定后，又没有条件完成，不得不中途下马。
二是，对通俗普及读物重视不够，认为既然是国家规划，是重点项目，每个项目就一定要有规模，非得几十卷、几百万字不能拿出手。
三是，规划的制定主要依靠“自下而上”呈报选题的方法，缺少“自上而下”，由“上面”组织，也就是说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提出、组织的重大选题。“自下而上”的好处是从实际出发，集思广益，完成计划有基础，但“自上而下”的办法，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组织力量，共同完成一些重点工程，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导向作用。
有了制定“八五规划”的经验，结合今天的实际，特别是面对阶段性转移，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制定“九五规划”，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三、制定“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制定“九五规划”，首先要解决好指导思想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谈指导思想是老生常谈，事实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弄不明白任务、重点和主攻方向。制定“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重点是加强、深化、拓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图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重要问题研究的图书，优秀的通俗普及读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
其次，“九五规划”要有时代感。“九五规划”不是“八五规划”，不能像有的出版社那样，不论“八五”、“九五”，就是那些东西。“九五规划”的时代特点在哪里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对本世纪末和21世纪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概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制定“九五规划”，就应该面向21世纪，把目光定位在21世纪。在未来的十几年内，我国人民的生活将由温饱进入小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际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妥协将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面，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要用符合社会发展时代需要的新观念，努力把我们的图书同这样一个时代结合起来，与当代思想结合起来，与现代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
第三，我们的图书要努力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好书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不是库房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好书要有人买，有人看。为此，我们要努力创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形式，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千变万化的出版物和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第四，要处理好“雄心壮志”与“量体裁衣”的关系，反对“广种薄收”，主张“精耕细作”。数量并不是一个出版社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要有合理的比例，在安排计划时，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扎扎实实地实现规模数量向优质高效的转移。
第五，在制定规划的方法上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原则。“自上而下”方面的选题，要更鲜明地体现导向，要尽量征求科研、高校的意见，要把国民经济与社会各界的重大科研规划与“九五规划”衔接起来，充分反映各界的研究成果，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四、“九五规划”的结构与特点
（一）规模
“九五规划”总计有1200个选题，比“八五规划”的1169个虽然多31个，但总体上来说数量持平。这个数字是合适的。太少了，几百种形不成规模，而且各个门类很难平衡；太多了，不符合我国出版业的实际情况，不符合控制规模数量，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
（二）结构
1.基础部分
“九五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各出版社的重点图书选题。所谓“重点图书选题”主要是指能代表学科领域发展水平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题是“规划”的基础部分。在1200个选题中这部分占963个，即占整个“规划”的80.2%。其中社科类：353个；文艺类：181个；科技类：299个；专题类（包括教育类、古籍整理类、少数民族文字类图书）：130个。
2.子系统部分
这个项目是“九五规划”新设计的，但这些内容“八五规划”中都有。把它们列成“子系统”，突出出来，目的是要表明规划对这些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子系统是“重大工程出版计划”。“重大工程”是指能代表国家水平的权威性著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重大工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美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等等相继完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工程已经不多，“九五”期间，中国出版界有什么重大工程献给读者，献给21世纪，这是设立这个“子系统”的目的。
第二个子系统是“通俗读物出版规划”，第三个子系统是“科普读物出版规划”。应该说“通俗读物”是个大范畴，它自然应该包括“科普读物”，之所以分列二项，“通俗读物”子规划主要指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普及读物，而“科普读物”子规划，顾名思义，是指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设立这两个子规划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首先从形势的发展来看，要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重视并搞好通俗读物的出版是重要的一环。我国有12亿人口，其中中等包括中等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就有8个亿左右。这8个亿，正是我们最大数量的读者，我们不能出好适合他们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审美能力的书，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另外，如果我们拿不出一批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坏书就不会被赶出市场。所以，通俗读物的出版还关系到“打非扫黄”能否进行到底的大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对于“科普读物”子规划，我们更要多说几句。小平同志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现在这个理论已为历史所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靠什么？一靠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二靠科学技术普及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论点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耕地、森林、淡水等资源有限，但人的智慧是无穷尽的，有了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就什么也不怕了。最近美国制定了一个“2061工程”。2061年哈雷彗星重返地球，美国有关部门以这一年为契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一代美国人培养成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人。美国这样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科普工作了。设立“科普读物”子规划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
第四个子系统是“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建设21世纪靠今天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21世纪的主力军，我们要出版一批优秀的有利于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智力开发和现代化科学知识启蒙教育的读物。
此外，“规划”还列入了少量的电子出版物。虽然项目不多，但也是一个方面，我们试图体现两个目的：一是客观反映目前我国电子出版物的状况；二是对电子出版表示关心和支持。
3.“规划”中重点图书的列入情况
“规划”的骨干是它的“基础部分”，这部分很鲜明地体现了“九五规划”的重点：
（1）对于加强、深化、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著作的选题放在首位。此类选题总计有40余个，约占“基础部分”社科类的10%强。突出的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龚育之等著》、《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蒋绍进著）、《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研究》（钟哲明著）、《邓小平新时期思想史》（冷溶等著）等。这些选题努力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现实，深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继承、运用与发展。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重在研究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以及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它在各重要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
（2）突出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重大问题研究的选题。此类选题数量多，占的比例大。以经济类图书为例，“基础部分”共收入经济类选题89种，占基础部分总数的9.2%。从选题策划的内容来看，许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急需作出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比较研究》（史晋川等著）、《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研究》（李占祥著）、《中国第三步战略的整体构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战略研究报告》（康晓光著）等。
（3）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弘扬时代主旋律，尤其是反映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长篇小说有很大突破。一方面广大作家深入生活，认真创作小说；另一方面出版部门，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纯文学的比重加大，高品位的图书选题增多。海峡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文库》、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中国西部文学》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当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等等，都很值得关注。
（4）“重大工程出版计划”形势喜人。根据“规划”的要求，已列入8个项目，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书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大中华文库》、《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程》（即“5155工程”）、《当代青年科普文库》、《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华大典》、《中国科学技术文库》。8个项目，各具特色。如系统阐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书系》，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目前收入该书系的图书已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编写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宋德福的《邓小平人才理论》、田增佩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于永波、徐才厚的《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郑克扬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中宣部的《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等，该书系以江泽民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阐述为基本框架，吸收各方面研究成果，形成一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系统、权威的著作。又如向世界原原本本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中华文库》则试图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产生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技等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组织权威人士，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到世界去，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文化工程，它的立项和完成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再如面向21世纪的大型科普丛书《当代青年科普文库》。我国科普读物，尤其反映最新科学技术的科普读物十分缺乏。这个“文库”将组织国内最好的科普作家，编写一套面向现代、面向21世纪的大型系列丛书，以传播普及自然科学技术为主，以交叉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为辅，将高新技术、自然奥秘、世界探索介绍给青年一代，相信它会成为一套好书，并在科普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方面起个好的导向作用。
（5）另外三个子系统：通俗读物，科普读物，少儿读物，虽然角度不同，不过是各有侧重，本质上都属于通俗普及读物。设计三个子系统，正是为了强调通俗普及读物的重要。从“规划”的列选情况来看，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通俗读物共列入58种，占规划总数的4.9%；科普读物共列入74种，占规划总数的6.2%；少儿读物共列入85种，占规划总数的7.1%。
（6）翻译图书得到重视。近年来翻译图书的出版数量锐减，一个原因是，自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以后，翻译国外图书要得到授权，要签定合同，手续上要求严格；另一个是经济原因，要付版税，而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图书，常常版税很高，出版社承受不了，也没有把握，所以，近几年翻译图书的出版严重滑坡。有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过去每年安排翻译图书占全年总数的40%，近两年下降到5%。近两年，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为了鼓励引进国外优秀的图书，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尽量予以倾斜。规划中列入翻译类图书35种，280卷册，这个数字虽然仍然不是很理想，但导向意义还是很清楚的。有一些很有价值的选题，如《新世纪学术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将收入20世纪80—90年代外国著名思想家的学术代表作；《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门收入介绍国外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新概况的图书：《欧美汉学名著译丛》（漓江出版社），收入国外汉学家80、9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这几套丛书之所以值得介绍，主要是因为它们收入的都是90年代前后的著作，不同于过去一些出版社翻译的重点集中在古典名著的作法。
“九五规划”从1995年3月15日发出制定规划的通知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经过14次专家论证，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征求了意见，上上下下，上下结合，终于确定下来了。1996—2000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五年，是实现本世纪末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五年。我们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努力完成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