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的潜在写作：一九五五———九七六（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九论文,九七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陈思和 张新颖 王光东
主持人的话 自提出“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现象以来，在胡风及胡风派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使一支几近被遮蔽的创作流派重新获得了文学史的理论定位。本专栏相继发表了关于张中晓和牛汉的评论，《文艺争鸣》杂志也发表了胡风囚诗的解读文章，复旦大学年轻的博士生刘志荣出色地完成了关于“胡风集团成员”的“潜在写作”研究的博士论文，真是好消息不断，现在，我又收到了期待很久的评论家何向阳论曾卓的长文。
这篇研究论文原来题目叫《无名者的潜在写作——曾卓论》，三万多字，作者整整写了一百多天。在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以这样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一篇作家论，大约是很少了。当然我这么说决不是提倡文章一定要写得长，但是至少我是一个喜欢写长文章的人，有时候文章写到思潮汹涌欲罢不能，总觉得篇幅限制使许多有意思的想法都点到辄止，而不能充分展开，实在是可惜了一个好题目。向阳肯定也是遇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境况。她在给我的信里充满感情地介绍她的论文构思：“文章题目原来定为《曾卓的潜在写作：1955—1976》，刚开了头，便觉得如果孤立去看这二十年，则显得突兀，许多问题会谈不透。比如这位诗人的深层气质，他为什么在这二十年里选择写那些诗（抒情诗和少年诗）？他的气质里有哪些东西导向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别的。也因为我自己关注方向中更重视作家自我人格、精神气质对文学的影响，想从中找到一种联系，一点脉络，而不单从时代——社会分析的外因角度去看去梳理。基于这一想法，我把题改为《曾卓论》，……我以1955—1976年诗文为重心，上溯他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下延至八十年代部分文字，力图揭示（在作家层面）曾卓潜在写作的可能性与内在原因。”
向阳的构思带来了理论上的突破，她联系三四十年代的曾卓诗歌创作来宏观把握他的“潜在写作”时竟发现：“三四十年代曾卓的诗虽然公开发表，但对于那一时代主流话语来看，对于后方弥漫的昆明现代诗群创作来看（尤其是前者），仍然有其‘潜在’的意味。所以对‘潜在写作’的概念做了我认为存在的文化延伸。”我当初注意到“潜在写作”仅仅是尝试对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史上某种现象的重新解释，并没有把它作任何延伸的意思。但向阳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在三四十年代，青年诗人的创作往往发表在自己印行的小册子或民间刊物上，那个时代文学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诗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被禁止和被剥夺，但在主流文学的重压下，青年人的孤独的创作很可能是自生自灭，不为社会所注意——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潜在”的写作。从这样的写诗道路走过来的曾卓，他在1955年以后的“潜在写作”正是必然地延续了他最初的艺术信仰和审美追求。根据这一理论假设，向阳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发现。她通过对曾卓早期创作环境的深入研究，引出对抗战时期后方两大校园诗歌群：以昆明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和以重庆复旦大学的“七月派”分支的诗群（暂名）的比较和论述，并突出后者的被遮蔽形态。虽然我一向认为文学史上的主流支流是后来的研究者划分出来的，未必就是当初的真实情况，但向阳的发现和描述，同样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
曾卓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诗人，他与大多数受胡风理论影响的年轻诗人一样，能够自觉地将时代“共名”熔铸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精神信息中，再用独特的语言把它倾吐出来。尽管诗人的表达也存在着其语言是否运用得当的问题，但在一个“共名”至上的时代环境下，这样的创作倾向必然会饱受误解与轻视。何向阳的论文一开始就提出何谓“时代精神”，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理论根本。她认为所谓文学的时代精神不应该是共名的教条演绎，更不是外在于诗人的先验律令，而是“从一个真正诗人的对时代的内心感受出发用自己的那一份文学语言将这感受恰切准确真实而又有深度地表达出来”，只有当许多诗人从各自的感受出发描写出不同的时代风貌，这时代精神就在其中了。曾卓是独特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寂寞。向阳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我读其《听笛人手记》感动非常，那里面有非常质朴、真切、单纯的东西，然而正如他的诗的命运，这组美文并未受到应有重视。他在五十—七十年代的诗也撞上了北岛等的理性批判和命运，不是说反思不对，反思永远不够，但是那种藏得深而且好的人性温润，在外界困厄之境屡屡不挠的时候，曾卓也不讳言自己的珍存与得到。这太不易，然而寂寞。爱永远比恨孤立，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而文学为什么也越来越如是？我也注意到，思辨、反思越尖锐越激烈的文字往往会受到可预见的激赏，而将自己置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从内体察并将感动于己的东西娓娓道出的温润文字却常常不免遭冷遇的可能。为什么？”
我之所以如此啰嗦地介绍何向阳论文中的一些独到观点，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和歉意：本栏目因篇幅限制也无法刊登三万多字的长文。现征得向阳的同意，我们忍痛割爱论文的第一部分，保留了论文的二三部分的内容，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打破惯例，在本栏目里将两万字的论文一次登完，文章题目也恢复了《曾卓的潜在写作：1955—1976》。而上述的理论探讨和发现都是第一部分的精华所在，先把它介绍出来，读者接着读论文就会感到其逻辑和雄辩的力量。文章如人，强壮健美的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必然美好，我们读向阳的论文的任何章节段落，都有生气贯通、神采丰腴之感，一斑也能窥见全豹的神韵。我也希望论文的第一部分能够同时在其他刊物上尽快刊登，使向阳的《曾卓论》能完整地与读者见面。
陈思和
2000年4月20日于芝城
1955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讳莫如深，空白说构成着一段文学史的结论，支撑史论的证据当然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事实，它的多寡和优劣。这是不错的。我注意到即使九十年代新近出版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虽较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有所改观，甚至从观念思想到角度写法都变化巨大，但这一结论基本趋同。有的文学史为免除尴尬，干脆将这二十年空白不写，或恰好将六七十年代台港文学章节放在这里补充，无论如何，这段文学史因文学与政治的胶着关系而最具当代性，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史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寄以稍稍关注的人都知道，“胡风案”的1955年是一批人（这批人大多从旧中国而来却是抱着歌颂新中国的希望的）创作的终结，“反右”的1957年是又一批人（这批人是在新中国走上创作道路或在新中国成熟于创作而抱有对国家对党进一步发展热诚提出建议和意见的）的创作终结，或者再到1962年（右派第一次局部平反）有次创作回潮，这一时期创作上虽有回复，但整体上文学史的书写是低调的。可以看出叙述的艰难。编撰者可以不同，但这一时期文学价值的结论大致明确，总结为：由于政治上的“左”的原因与干涉，文学的实绩大打折扣。特别是后十年，闻名于世的十年动乱开始，1966年， 让更大一批人（这批人的范围波及新中国至少三代作家）卷入并彻底终结其创作，人事颠转面目全非者，何止一个文艺界。然而也大约正是文艺创作界几乎人人有或牛棚或劳改或下放的经历——若干年后，此种经历被说成或自诉是某种于创作而言的财富矿藏，然而，正是这笔矿藏，掠走了他们最好的时光、灵感，并继续干扰着他们未来的创作过程与文学观念，这是肉眼看不见的，然而在文学中它却处处留有形迹。1956年，或许更早一年1955年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不能不说是政治对文学的改写所造成的文学史的文学缺席，以致影响到文学史观念，影响到在总结文学发展延承或断裂时不能不使用的那种带有非文学性的倾向与原则，甚至影响到文学史写作中概括上的文学表述的理论失语——它不得不拿来社会政治学的语言来阐述文学已然发生的一切。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学者与政治、文运与国运之间恩怨相缠的关系，以上确是就近拿来的一例。
文学史的书写证明着此种纠葛，九十年代仍然不免。
遗恨难消？！
然而能否有另样的眼光，从政治的缝隙中看去，或许文学有越出的部分，具有超越性的文学在理论上要求着这样去看。于是有“地下文学”（注：地下文学：概念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版。特指“文革”中“地下”创作未公开发表与当时主流文学观念在精神上格格不入带有一定反叛性的文学。）的研究，有“潜在写作”（注：潜在写作：概念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详见“前言”第12页，即指“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家自觉的创作，……另一种是作家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的命题，待细细做。在已成定语一览无余的史的空白处寻访查勘，在一面光硬枯寂的冷墙上叩击试探，希冀找到异数与另类来，以史实史料为凭依，同时抱有某种类近考古的认真执拗与痴情，破一破当代文学史有关这一阶段似成定局的悲观书写，这一工作，大有意思和价值。重写只是在这重涵义上，而不是随着解释的改写和翻案。虽则实质上，它确有这样的效果。所以结论不是故做惊人语，不只在切实接近某种文学与心灵的矿脉时，会发出会心的一笑，或者触到沉埋已久层层积沙下面仍然不失光泽色彩绚烂岁月久远却毫发无损的瓷器时，那手指会有一阵轻微如赞叹的颤抖。
事关这段史书每每艰涩于言的二十年文学史中一位诗人的创作，带来的正是这样一段心情。曾卓，或许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空白”结语的文学史的另一种创作个案。或许他的创作和其他更多值得今天深思研究的那一时期的潜在写作会充实和丰富现有的历史总结与文学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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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曾卓三十三岁。
1976年的曾卓五十四岁。
1955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据现存资料统计，曾卓共写有四十六首诗，九篇文章；当然实际写下的比这要多一些，作者本人也说，“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写出的一些未能发表的原稿，在‘文革’横扫劫难中，也遗失不少了”（注：《曾卓文集》《后记》，文集第三卷第574 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版。）。当然未保留下来的不仅诗、文，收入《曾卓文集》的自撰《小传》最后，还列举了两部戏剧——多幕话剧《清江壮歌》、多幕儿童话剧《谁打破了花瓶》，剧目后面，都标有“‘文革’中遗失”字样。谁能再恢复个实际，对于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那一段心迹，已经很难保留全整的面目，文字的，记忆的。就是这可留下记载的五十五篇诗、文，对于一个作家的二十年虽是一个小数目，然而对于那具体历史阶段的二十年，对于一个不能公开发表作品被剥夺了写作权力——此后写《小传》的曾卓回忆起1955年因胡风案被单独监禁的曾卓时有一段话：“当时难以得到纸和笔，大都是口占，后来才找到机会抄下的”，就是这后来抄下的，也“都没有能够全部保留下来”——的作家而言，却已是一个不可小视的记录。这是对于那四十六首诗而言；对于集中所收多为七十年代所作的九篇文章，曾卓的话是，“在‘文革’后期，当我在家养病时，还写了一些散文、读书札记和数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发表”（注：《小传》，《曾卓文集》第三卷第 571页。）。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些当时不能发表、写作时不是为了发表而也没有想到此后可能发表的这种“潜在写作”状态下产生的作品，希冀通过对这部分作品和这种特殊历史下的特别创作状态的研究，深入到一位作家精神生活的内部深层，从而探索文学与个人之间、文学与时代之间、文学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丰富完整准确地为看中国文学当代史的实绩提供一个与“1956年至1976年间二十年无纯粹意义文学”的已成定论的大概念或“文革”时期无文学的以全概偏的概括里对个案文本个人的不认真所造成的中国作家精神人格缺欠的某种性急结论不同的视点。
负此使命，但愿我能够说好它。
1955年至1976年的曾卓度过了他生命中再不可重来的三十三岁至五十四岁。其物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与精神生命中的最困厄的时光纠缠在这一个重叠的时间段里（注：以年代分会发现，曾卓的诗贯穿了他各个时代的创作。他写诗很早，早在1936年他还是位初中二年级的十四岁少年时就已在一家报纸副刊发表诗作《生活》，从那时的读书会到1940年在重庆与几位青年同仁一起办《诗垦地》，1936 年至1947 年可划作他诗创作的第一时期；此后1947年至1956年大约十年间诗的创作处于空白阶段，故第二时期的诗创作开始于1956年，1956年至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年至1992年为第三时期，1992年这年恰是诗人七十岁；1993年至今和以后的创作岁月大致可视作诗人诗创作的第四时期。）。
距1976年十八年后，1994年曾卓在他文集后记中这么总结，“我写得较集中的主要是两段时间：一是起步后的那五六年间，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另外就是这十多年，而我已逐步进入老年了”。少年到老年的过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时光总是慢慢侵蚀，并在关节处打上几个钉子，留待一个人成为老人的岁月里慢慢淘洗，“从这中间”，诗人看到自我的成长过程：“青少年时，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浪潮中，对未来有着纯真、朦胧的向往，又夹杂着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浪漫的情怀。渐渐在生活中受到磨炼，感受到生活中沉重的、严峻的一面。终于迎来了长久盼望和追求的‘明朗的天’，却遭受了生命中一次致命的打击，因而有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然而，那一点信念依然保持着，并凭着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要求，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岁月。即将跨进老年的门槛时，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又可以站在窗口唱自己的歌，虽然个中也还激荡着当年的热情，却已有些嘶哑了”（注：《曾卓文集》《后记》，文集第三卷第577页。）， 同时也对自我“艺术上探路的过程”进行了一句话式的总结，“以诗来说，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因为，在那样的处境中，能比较更为深切地感受生活，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求慰藉和倾泻，在艺术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联的契合点”。他接着讲到诗与生活与主体的关系，“生活当然是文艺创作的起点，但没有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注：《曾卓文集》《后记》，文集第三卷第577页。）， 这种领悟是与“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一致的，是与当时创作或思潮中文艺单纯是生活的反映，诗被看作单纯口号的观念不同的。
对于1955年至1976年之间写下的而未公开发表的作品，曾卓是情有独钟的。他几乎每篇回顾自己创作的文章中都会提到这些诗。《小传》中说，“在1955年被单独监禁后，为了减轻孤独和寂寞的痛苦，也为了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点力量，我决定写一本给少年们的诗。用了最大的努力，陆陆续续写了三十多首。当时难以得到纸笔，大都是口占，后来才找机会抄下的。同时我也不能遏制地写了一些抒发自己感情的诗。这是我的诗创作的又一个阶段。无论是给少年们的诗，还是那些抒情诗，都没有能够全部保留下来。在‘文革’后期，当我在家养病时，还写了一些散文、读书札记和数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注：《曾卓文集》第三卷第571 页。 ）。 在1976年3月写下的《从诗想起的……》这篇长文里， 诗人逐一回顾了自己各个时期的创作，对1955年、1957年、1960年、1962年构成的经历与心境有着具体真实的书写，并以代表他心境的诗作着文辞外的注解说明，这里面，少年诗、情感诗与励志诗都被提及，并且他说，“一个人的诗的道路也反映着他的生活的道路，反映着他的人格和他的人格成长”——别忘了这是在1976年写下的文字，“人格”标尺之下，诗人自省于诗的弱点与人的弱点的一致性，“真诚”的衡器下，他对自我的苛责与要求同样严格，“我写过一些不能算是诗的‘诗’，因为我急于去适应某种政治要求和政治观念，而我的感情事实上还没有达到燃烧点的高度；我写过一些感情浮泛的诗，因为我还没有爱得那么深切和恨得那么强烈；我写过一些有着真情实感，有追求、有搏击的诗，然而在那里也常常暴露了我的软弱和温情”。1976年春天，五十四岁的诗人回顾生命中刚刚过去的壮年时代，说，“过去的二十年来，正是我能够和应该好好做一点事的时候，却在一种深深的寂寞的心情中荒废了”，“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庄严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这是我的悲哀”（注：见《曾卓文集》第一卷第388至406页。）。而在此后，大约八九十年代诗人重回文坛后写下的《生命炼狱边的小花》一文，这二十年尤其前十年即五六十年AI写作下当时未发表也不可能获得发表的诗被单独提了出来，诗人自己在一种复杂的人生境遇之后要给它们一个位置：“那种冰冻到内心深处的孤独感，那种积压在胸腔而不能出声的长啸，那种困在笼中受伤的野兽般的呻吟，那种在无望和绝望中的期望，那些单调、寂寞的白日和惨淡的黄昏，那些无眠的长夜……”是这些现存我们看到的四十多首诗——它们对于一个诗人的二十年而言当然在量上讲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正是它们——使诗人的生活不致黯淡空虚，使他内心平静，获得着安慰、激励与支撑，一天天一步步“度过了漫长的灾难岁月”。诗是与人长在一起的，曾卓多次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一思想，如上经历是他思想诞生的土壤，如上话语或也是他对这组诗珍爱异常的原因。所以他这样回答友人的提问：
“对每个时期所写的诗，都有一两首是自己喜爱的。而最能激发我的感情的是在经受厄难的那二十多年中所写下的一些小诗，我将他看作是‘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在生命炼狱边的小花’。”……“我年轻时和最近十多年来终于又回到文坛以后，也写过一些诗……但我还是更偏爱这些小诗，因为他们是与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联系在一起，是更为赤裸地展露我的内心和灵魂的，她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注：《曾卓文集》第一卷第379、第381页。）。
关于1955年胡风事件给中国知识人带来的生活转变，李辉在其长篇历史纪实《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多有记录，而针对曾卓一人此后文中屡屡提到的“一个巨大的波折”，“一场意外的风暴”，李辉书中第九章“在被捕的日子里”的第十五节也是这章的最后一节叙述详尽，是放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天津之后的，这段文字这样开始：“武汉，5月16日，曾卓——”，书中记载了1986年11月6日作者与曾卓的一段谈话中曾卓作为被访问者倒出的关于自己此后命运波折动移开始的那个线头：“5月16日晚上12点， 有人敲门……通知我到社长李致的房间去。……我被留在……那里开始反省，家也不能回了。……6月10日，通知我……搬到报社宿舍去。……搬到宿舍住下， 晚上……还没有入睡，有人敲门了，这时是12点。门一打开，进来几个陌生人，说：‘曾卓，你被捕了’。”（注：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81至282页，第312页。）注意这里用了两次“有人敲门”，而且两次都在子夜“12点”。李辉在自己这部有关历史与知识分子的书中也用了一句颇含深意的话：“历史从1955年出发，通向1957年，1958年，1966年”（注：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 1998年1月版，第 281至282页，第312页。）。正是在这条越走越远的线路上，曾卓的经历被从一个诗人（1955年时任《长江日报》副社长、武汉文联副主席）置换为一个真正的囚徒，关进狱中一年多后，“1957年3 月27日曾卓由于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曾卓在1958年要求下放农村，到武汉郊区的花山人民公社劳动，先后在小卖部当售货员，放牛，看管仓库。1961年秋天回城，分到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注：参见李辉《文坛悲歌》史料，第346页。）。 对应于这史料的是诗人自己作为被访者的前十年——1976年的一次记述：“1955年5月16 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六周年。我曾以巨大的热情和欢乐迎接了这个大城的解放。我没有想到，六年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另一方面，是孤独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注：曾卓：《从诗想起的……》，见《曾卓文集》第一卷第397页。）；由此，他本人捋出的人生线索是：
1955年5月16日，……我因牵涉到“胡风集团”问题， 被隔离反省；
同年6月10日被捕，接受严格的审查。
在监狱中关了约两年后，因病被保释。
休养了两年，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1年10月被分配到武汉话剧院任编剧；
1962年春，上演了我的一个剧本《江姐》，剧作者的名字用的是我的原名曾庆冠。接着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但那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已经发出，……剧本没有能演出，而且也不再让我写剧本了，被闲置在一边。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最初我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后被关进“牛棚”，在挨过一次专场批斗后，被送到“甄别教育所”关过半年。
我在1975年初得过一场大病。手术后在家休养。
在1979年4月， 徐迟同志主编《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我的文章《阴影中的凯旋门》，这是阔别文坛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发表作品。
同年9月，《诗刊》发表了我六首诗。
这一年12月，我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正式分配到武汉市文联工作……（注：曾卓：《小传》，《曾卓文集》第570页， 为重点标明时间，此处引文分行。）
绕行一周，回到原地，却用了生命里的二十多年，青春与壮年的大部，逝水之上，回转身来已是过了中年步入老年的人了。
沧海曾经。
就是后来者在这样的史料与自述中穿行也不轻松，何况当事者本人。这个历程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何况对于一个诗人来讲！作为这段岁月的阅读者——间接目击证人来看，却有一点重重地让人放不下，那一个细节令今天的阅读有过目不忘的心动。那是6月10 日曾卓接到通知从李致房间搬到报社宿舍去，李辉访谈中有一节曾卓的回忆——“我不肯搬……我提出两个条件：一，背后不能有人跟着。那时还是有点顾面子的。二，让我带一批书。”（注：见李辉《文坛悲歌》第282页。 ）这个条件大约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底限的自尊了。尊严（不能有人跟着）与知识（带一批书）在困厄处境中也未敢忘——当然它们再被暂时满足之后的当夜就被命运的那声“敲门”击得粉碎——，但是曾卓那时理直气壮地要求着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人的最起码的权利。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读懂一个诗人作品的一个基本点，立足于此，我以为，才能对一个走过了这样道路的人慎重发言。
当然，比起1955年逮捕的胡风集团九十二人中最后正式判刑的胡风、阿垅、贾植芳三人，比起各在狱中七至十一年的绿原、谢韬、徐放、耿庸们，比起自杀的方然、病逝的卢甸、受尽精神病折磨的路翎，曾卓仍是“幸运”的，可是，1955年、1957年、1966年历次运动他全被卷入，从监禁到下放到牛棚，他无一例外经历始终，这种反复折磨微火熏烤的滋味，与其他卷入风暴失却自由的无辜人的处境实质是一样的，研磨之痛、划痕之深本是无异的，面对的一样是世事沧桑陵谷隆替微茫黯淡，近读吴继路《“五五悟吾屋”札记》一种《沧桑瞬间》，知道这一事件的中心人胡风在狱中写下了给妻儿的《长情赞》、《诚赞》、《善赞》、《梦赞》诸诗，可以作为长久来——二十多年——而且是生命里最好的二十年“他们靠什么而活下来”的困惑解答之一种。诗作为这批具有着真正诗人气质的知识者们的最后拯救者，作为他们生命的另种延伸与体现形式，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最奇异的现象。
1955年的某个深夜，被卷入风暴中心的人数，1980年7月21 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列为“触及了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1956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内党员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1980年9 月中央对这一案件予以彻底平反。然而1980年，1955年，已是二十五年又四个月过去了，人生百年，它是一个能活到一百岁的人生命的四分之一多的时间。
1955年刺一样长在当事人们的肉里。也许时光迁移会淡去创痕，但正如曾卓所说，当命运的利爪松开时，“自己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忘不了抚读到他1955年的那个深夜从书桌前起身开门走到门边的有些迟疑“这么晚了，谁来呢？”时的心疼。他接着说：“我被卷入了一场风暴。……更意外的是我竟也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注：曾卓：《生命炼狱边的小花》，《曾卓文集》第一卷379页。）。 然而就是在这来势猛烈猝不及防的噩梦中，在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中，在孤独无靠前途未卜的痛苦不解与忧心焦虑中——
诗神莅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