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与产业结构:中国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增长业绩,但在此期间,省际间经济与发展水平的差距却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下挫和20世纪90年代持续上升的趋势(林毅夫等1998)。对这种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这些解释当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是由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所致,缩小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实现中西部地区的结构转型(范建勇2002a,2002b,2003)。
国外也有学者以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来解释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Thrilwall(1966)通过建立一个关于英国地区间失业率差距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各地之间失业率的差距是由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产业结构所造成的结论。此后,Brechling(1967),Bell(1981),Chapman(1991),Byers(1990),Growneworld(1990,1991)等运用Thirdwall(1966)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差距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前几位学者得出了与Thirdall类似的结论,Grownewold对澳洲的研究结果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以上研究给了笔者有益的启示,本文正是在Thirlwall(1966)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和地区产业结构关系的模型,以此来验证我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否为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模型框架
Thirlwall(1966)分析框架的基本思想是,首先用线性回归分别估计出各地区失业率和各个产业失业率相对于整个国家失业率的反应灵敏度,然后结合各产业的失业率灵敏度和各地区产业就业人数的构成比重构造一个参数,以此来解释地区失业率灵敏度之间的差异,从而论证地区经济差距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地区失业率灵敏度的不同反映了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各产业失业率的灵敏度和各地区产业构成比重的结合反映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好地把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差距联系在一起,因而Thirwall(1966)分析框架是研究地区差距的一个有用工具。
尽管以上学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地区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这并不妨碍用此方法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其原因是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是反映地区经济差距的指标变量,选用何种指标取决于研究的需要,我国现阶段的地区差距突出地表现为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因而本文采用GDP增长率为变量来研究我国的地区差距。本文之所以不用人均GDP,而用总量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差距,主要的考虑是我国各省人均GDP的统计标准是户籍在各省的总人口,不包括对本省GDP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用人均GDP来衡量地区差距可能会夸大省际间的经济差距,选用总量GDP增长率来衡量地区差距则可避免此问题(Démurger等2001)。本文正是在Thirlwall(1966)的基础上,以各省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研究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模型框架,具体如下:
第一步,建立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相关,则说明地区产业产值构成比重和产业GDP增长率灵敏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若两者相关关系较弱,则说明产业结构的不同不足已解释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
三、实证结果
为了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样本期间选为1978~2001年,相关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
首先,根据(1)式,以样本期间各省GDP的增长率为回归子,以全国GDP增长率为回归元,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表1 各省GDP增长率相对全国GDP增长率的反应灵敏度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参数的t统计值,其5%显著水平临界值为1.714,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自相关的区域为1.44<DW<2.56,不能判定区域为1.26<DW<1.44,为样本期间各省GDP增长率的平均值。由于缺少重庆的数据,以上回归不包括重庆。
从表1中可看出,西藏估计值的t统计量和R[2]值较小,考虑西藏特殊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以下分析中将不包括西藏。天津、河北、广东、浙江、上海、广西、湖南七省市的DW值较小,说明这些省份的回归中存在自相
为了解决天津等七省市回归方程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在式(1)中加入自相关调整项AR(1),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
表2 七省市加入AR(1)后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参数的t统计值,其5%显著水平临界值为1.714,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自相关的区域为1.44<DW<2.56,不能判定区域为1.26<DW<1.44,为样本期间各省GDP增长率的平均值。
表2表明,加入自相关调整项AR(1)之后,天津等七省市的回归方程拟合良好和AR(1)系数的t统计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R[2]值较大,DW统计量明显提高,落入了不存在自相关的判定区域,说明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
其次,根据式(2),以全国各产业GDP的增长率(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只对三次产业进行回归)为回归子,以同期全国GDP增长率为回归元,进行回归,估计出各产业GDP增长率相对于全国GDP增长率的反应灵敏度结果如表3。
表3 各产业GDP增长率相对于全国GDP增长率的反应灵敏度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参数的t统计值,其5%显著水平临界值为1.714,5%显著水平下不存在自相关的区域为1.44<DW<2.56,5%显著水平下不能判定区域为1.26<DW<1.44。
从表3中可看出,加入自相关调整项AR(1)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回归结果比较理想,的t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R[2]值较大,DW统计量落在了不存在自相关的判定区域内表明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但第一产业的回归结果却不令人满意,在两个回归中,R[2]值和参数的t统计量都比较小,这说明我国第一产业GDP增长率和全国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弱。
利用以上回归结果和式(3),可以计算出反映各省产业结构差异的指标,其中取样本期间的平均值,结果如表4。
表4 各省的
为了进行比较,把表1和表2中回归估计出的和样本期间各省GDP增长率的平均值也列在表4中,根据表4,可以计算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5。
表5 各参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四、结论
本文根据Thirlwall(1966)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分析我国省际之间地区经济差距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不是形成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当然,在结论得到肯定之前,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由表3结果可知,第一产业的回归结果并不
导致最终结论的偏差。为了使以上结论更具说服力,需要更细的产业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