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与话语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范式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理论话语更新的深层机理 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范式转换，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理论话语的大面积更新。一方面，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一时呈“井喷”之势，另一方面，以往常用的概念术语的意指发生转移，已与旧时貌合神离了。许多新的言说方式、语词概念和语言法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承载着人们在语言运用上的丰沛的创意、智巧和灵感。这种瞬息万变的局面使得任何词典修订和重版的计划都显得动作迟缓、应对乏力，有些话语甚至赫然列入媒体的“年度热词”、“月度热词”乃至“每周热词”，不过也与别的热词一样，不及旋踵便成为明日黄花。 如果将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放进更具涵盖性的一般学理中去考量的话，那么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了“范式”概念，将“范式”的转换过程分析为四个阶段，即“常规科学”、“反常现象”、“危机状态”、“科学革命”的周而复始和螺旋式上升。这一理论还明确了范式转换的主体，即“科学共同体”。但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并未涉及话语问题，其实这一理论的每一个要点均与话语问题攸关：一是在“范式”的概念中不能缺少话语的规范作用；二是“范式”转换的四个阶段都以当时的话语实践为显著标志；三是作为范式转换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也就是一种话语主体。库恩为“范式”概念给出的定义是这么说的：“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序4)。所谓“问题和解答”当与话语不无关系。 库恩与福柯并无学术上的交集，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其巨大的历史感填补了库恩关于“范式”转换四阶段的设定中社会历史动因的缺失，在此设定中，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换似乎是在一种与世无关、完全纯净的真空状态中进行的。但福柯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知识、真理还是学科，它的发展演变都不乏特定的制度化背景和权力关系基础，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说：“我认为，使人类科学话语从根本上可能的进程是两种完全异质的话语和机制的并置与对立：一方面，围绕统治权的法律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惩戒运转的强制机器”(28)。而话语之为话语，就在于它紧密关联着语言陈述背后更加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而这一点对于一般语言学、符号学概念来说并不作要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这样说：“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61)。可见福柯并不仅仅将话语作为一般的语言符号来研究，而是更看重这个“不止”之处，即一般语言符号的社会历史语境，并据此对生产话语的规则和实践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原本相通但又和而不同，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 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了有益的尝试。美国汉学家B.A.艾尔曼打通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中国清代儒学范式及儒学话语的转换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清代考据学运动中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征，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的内部与外部的成因，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逐步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的挑战”(2)。国内学者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所谓“科学话语共同体”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群体，他们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相互交流，进而形成了一种话语共同体。在汪晖看来，“科学话语共同体”在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建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知识的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1125)。上述学者的尝试值得借鉴。 进而言之，我国古人曾在操作层面对于知识话语的更新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厘定，《荀子·正名》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就是说，任何时代的话语都非凭空而来，它总是对于已有话语资源的继承创新，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有循于旧名”，就是直接沿用前人创造而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语。二是“有作于新名”，对于那些今天已经失效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话语，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因袭，而应进行修正、改造和重建。如果对后者作进一步细分的话，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整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旧有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但内涵却有所偏离和变异，而这种偏离和变异也就意味着创新。一种即所谓“概念大换班”，当旧有的语词外壳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时，那就势必遭到抛弃，进而打造新的语词外壳以适应现实，重新熔铸那种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相一致的语词概念。① 质言之，文学理论话语的更新有两条途径，即“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即“旧瓶装新酒”与“概念大换班”。而其中发生的种种嬗变及其内在机理恰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所勾勒的范式四阶段的转换暗合。 二、从“有循于旧名”到“有作于新名” 人们的语言运用总是从已有的话语开始的，对于“旧名”的遵循和沿用总是话语演变史的出发点。孔子将“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奉为谨守勿逾的原则，声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其中就包含了恢复往古统绪、崇奉前人话语的意思。后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主张在发扬《诗经》“风雅比兴”传统的前提下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同时也表明了对于话语运用的立场。西方人有“言必称希腊”的习惯，贺拉斯在《诗艺》中教导人们：“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151)，“这种新创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139)。17世纪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要求人们“首先须爱理性”，“一切要合乎常理”，他所说“理性”、“常理”，即指古希腊的传统。他还特地告诫诗人：“你尤其要注意的是那语言的法程，你在写作中再大胆也莫犯它的神圣”(294)。作为对于这一传统的致敬，后来英国批评家T.S.艾略特在倡导文学创新时，首先肯定一个事实，即无数优秀作家卓著成就的取得，乃是得到传统之助，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129)。 以上诸论符合库恩所说“常规科学”阶段的特点，即“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9)。过去的知识话语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淀和积累往往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作为一种精神基因代代相传。而这一点，正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他考察话语问题的一个独特角度，他认为历史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些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知识”6-7)。也正是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等物质性文献作为话语的载体，以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表现，佐证了文学理论话语“有循于旧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是“常规科学”并不是一种稳态结构，甚至可以说它的稳定性是相当脆弱的，常规研究不能长期维护固有的规则而压制新生事物，新理论、新思维、新话语的层出不穷使得那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努力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各种始料不及的反常现象日渐增多地在背景中凸现出来，以往依据已知规则可以解决的常规问题，如今尽管反复研究也仍然无法得到解决，旧有的规则趋于消解和失效，新的规则开始显山显水、崭露头角，这就进入了库恩所说的“反常时期”。雷蒙·威廉斯以“关键词”为例，指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基本的知识话语中，这种反常现象比比皆是：“词义的变化有时候为我们所忽略，以至于它们似乎几世纪以来都是长久不变，但其实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时代而有相当的不同与变化。”像“工业/努力”(industry)、“家庭”(family)、“自然”(nature)等词汇很可能从其源头冒出而别有所指；像“阶级”(class)、“理性的”(rational)、“主体的/主观的”(subjective)的意涵很可能经过几年后便受到质疑了(威廉斯，《关键词》“导言”9-10)。 这一道理可以英语世界历来通用的最基本知识话语的“自然”一词为例说明之。“自然”(nature)一词，雷蒙·威廉斯称之“也许是语言里最复杂的词”。他指出该词大致有三种意涵：(i)某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ii)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力量；(iii)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据他考证，在英文里，(i)的意涵出现于13世纪；(ii)的意涵出现于14世纪；(iii)的意涵出现于17世纪。威廉斯进一步指出，这些意涵在使用过程中是会改变甚至会对立的，但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这三层意涵，及其主要意涵的变化与替代用法，在当代的使用中仍然相当普遍。他还指出，这三层意涵间有一个基本的连贯性，那就是“将特别的自然力给予神秘的拟人化”，它一方面可以代表神的化身，是宇宙支配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一个未定型的，却又是万能的、创造性的形塑力量(威廉斯，《关键词》326-29)。这就是说，“自然”(nature)被赋予了宗教的、神秘的意涵，据威廉斯考证，这一意涵出现很早，而且现今仍持续使用。 从“自然”一词的演变史可以发现知识话语变迁的奥秘：从其概念外壳来看，沿用的仍是旧有的语词符号，从这一点可以说，它属于“有循于旧名”；但其内涵在保持基督教文化传统旨趣的基础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偏离和变异，与原义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从这一点又可以说，它已是“有作于新名”了。不过它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可见“旧瓶装新酒”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作为“常规科学”的终结是它的下限，作为“科学革命”的前奏是它的上限。前者还属于“反常情况”，后者则属于“危机状态”了。而在这两极之间，则有一个较为开阔的中间地带、过渡状态，其中分布和散落着知识话语新旧迭替、因革交错的各种形式。威廉斯将其分为四种情况并加以例示：一是创立新的词汇，如capitalism(资本主义)；二是对旧语词的适应与改变，甚至有时候是翻转，如society或individual(社会或个人)；三是延伸，如interest(兴趣)；四是转移，如exploitation(开发利用)。而上述例证，都是威廉斯《关键词》的基本词条。威廉斯还指出了其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我们应该从这些例子了解到这些变化未必是简单或是具决定性的。我们看到早先的含义与后来的含义同时并存，或者是被选择性地使用。在后者的情况里，新的概念及其相关意涵的问题会被提出来讨论”(《关键词》“导言”15)。可以认为，这是对于从“有循于旧名”走向“有作于新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变所作的比较清晰的梳理。 三、从“旧瓶装新酒”到“概念大换班” 所谓“旧瓶装新酒”，有语言学上的根据。依语言学之说，任何概念都由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构成，二者一般是相互一致的、对应的，但也经常存在不一致、不对应的情况。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02)。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经常发生游离和错位，这就造成了语词概念的蜕变，产生“旧瓶装新酒”亦即“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未改而意已变”的效果。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形成的，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31)，“每一个记号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193)。不过任何语言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的，如果脱离了一定语境，那么语言就是死符号、空躯壳，是无意义的。因此不妨说，是具体的语境给予了语言以活的生命和灵魂。“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时序》)。时代变迁，世事更替构成的具体语境，总是赋予语言表达无比广阔的空间，使得语词的内涵瞬息万变，相比之下，语词外壳的变化却往往显得滞后和落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和错位便不可避免，语词概念的蜕变便成为大势所趋。不过这与其说是知识话语的蜕变，毋宁说是知识话语的更新，它已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达到了新的境界。 然而，知识话语的更新并不总是在旧概念的硬壳内“带着镣铐跳舞”，它的意义内涵的不断增殖和丰富使之有朝一日终究要胀破旧概念的硬壳，在更高水平上熔铸适合自身需要的新概念，像寄居蟹一样丢掉旧的螺壳，去寻找新的更大的螺壳。因此，在知识话语从萌芽、成熟、老化到重建的全部角色变换过程中，如果说“旧瓶装新酒”式的微调往往是“常规科学”在面临“反常”与“危机”时的主要转换方式的话，那么，“概念大换班”式的震荡则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到来，此时知识话语的更新改变了以往缓慢而隐蔽的方式而以快速而显著的形式出现，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风靡一时而蔚为大观。 清末民初知识话语一新风气，大批新概念新术语的横空出世和广为流传无可争辩地成为这种“概念大换班”式的显例，标志着话语更新进入了“科学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黄兴涛先生对此做了很好的整理、分类和阐释的工作，他在《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指出，晚清民初的新名词涵带“现代性”的方式大约有以下四种：(1)直接生动地反映现代性物质文明成果；(2)直接具体地反映现代性制度设施；(3)集中凝聚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4)广泛反映现代性学科知识和成就的学术术语(130)。具体地说，在哲学方面，像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术语，“不仅当时学者们已开始将其广泛用来整理、再造、解释中国数千年以来各家各派的传统思想，使这些古代思想翻转成为今人所理解的形态，人们还以之为媒介或标准，去进行思想的分类和价值的评断，乃至建构新的思想体系等等；与此同时，那些能识字的有点文化的普通人，也开始用‘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类名词，来组织、思考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了。”在近代心理学和逻辑学方面，像思想(名词)、想象、联想、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参照，以及与思想直接相关的理论、概念、观念、逻辑、理性、理智、同情、乐观、悲观(非佛教意义)、感觉、知觉、想象力、意识、理想等新名词，使得中国人“更好地认知和了解了人类思想的过程，能够更方便、更完美地组织和表达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了”(黄兴涛，“近代”73)。 与新概念新术语的爆炸式扩散密切相关的是，作为传播载体和普及途径，大量新式词典的编纂和出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黄兴涛先生考证，仅在清末，出版的各类新式词典就达数十种之多，如《新尔雅》、《法律经济辞典》、《博物大辞典》等等。民初以后这类新式词典出版更多。“这些词典不仅对人们不熟悉的各种新名词予以定义，还对人们所熟悉但并不清晰的旧词汇进行相对规范的词义解说。虽然其最初的出发点，往往是传播和普及各种新知识，但也包涵了知识精英改变国人思维方式的意图在内”(黄兴涛，“近代”72-73)。 从20世纪末到今天，国内外有关“关键词”研究的众多词典、类书编写出版的洋洋大观可与上述盛况相媲美。雷蒙·威廉斯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一书引领了这一热潮，19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权威的学术出版机构相继出版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关键词的著作，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点：或者是以论文形式撰写条目的结集，如《文学研究批评术语》(1990)、《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与批评指南》(1994)等；或者是以通常分列独立词条的方式，如《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词典》(1995)、《文化与批评理论词典》(1997)、《当代文学理论术语》(2000)等；或者采取一词一书、一人一书的方式，如劳特里奇出版公司出版的“批评新成语”系列丛书、“批评思想家”系列丛书、“关键词”系列丛书等；或者是以词条串连的教材形式，如《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2004)等。以上多种著作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与之相应，国内学者也组织编写了多种有关“关键词”的词典，有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2002)、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3)、廖炳惠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2006)、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2006)、王晓路等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2007)等。还要特别提出的是，目前许多网站纷纷设立以“关键词”为名的栏目，使得关键词研究的传播和扩散更是如虎添翼。 关键词的核爆式震荡推动知识话语的更新进入了“科学革命”的阶段，新概念新术语的激增演绎了“概念大换班”的壮观景象。以西方学说为例，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乔纳森·卡勒等人经历了从“结构”到“建构”再到“解构”的一波三折，德里达从“差异”推演出“延异”，举一反三地牵出了“播撒”、“间隔”、“空隙”等一大堆新词，让·鲍德里亚则从“外爆”引申出“内爆”，从“真实”引申出“超真实”，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引申出“符号价值”，还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微观政治理论、利奥塔的公正游戏理论、阿尔都塞的生产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等等，上演了一出出“概念大换班”的好戏。如果作一番热效应中的冷思考的话，那么可以发现，知识话语更新冷热迟速的深层规律恰恰有迹可循。放眼历史，知识话语的演变过程有时非常缓慢，它需要较长时段的准备和积累；但有时这一过程可能非常快速，知识话语不是以数学级数而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往往以显性的方式高调出场。这就需要遇上某种契机，除旧布新、奋发进取、与时俱进的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话语更新的快速发展期。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如此，那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格局重新调整的全球化时代亦然。不过对于话语更新而言，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而且是语言学本身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更加重要。不难见出，当今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与文化研究有关，一个明证就是上述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转向了文化研究的范畴。文化研究从20世纪中叶兴起，至今已有数十年之久，尽管期间旨趣多有变化，但其势头强劲不减当年，国内文化研究虽然相对后发，但也红火了30余年，这不啻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一热潮在语言实践上引起的变革经历这么多年的蓄积酝酿，终于迎来掀天动地、一开生面的“科学革命”，乃是风云际会、水到渠成的事情。 四、话语更新：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的风标 希利斯·米勒曾对于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的宏观走向作过这样一番描述：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因此，文学的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如拉康式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就具有了一种空前的号召力。与此同时，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大规模地回潮。基于此类研究方法的论著横空出世，仿佛新批评方法——更不要提更新的理论方法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216-17) 这段话十分贴切地概括了晚近在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下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范式转换，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初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对于传记文学、文学主题、文学史的“外在研究”向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内在研究”的转捩，到了20世纪中后期又从形式主义大潮“向外转”了，其标志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等新潮学说成为文学理论的热点。文化研究的介入对于这一新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推动文学理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境地，挣脱了纯粹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禁锢，打开了通往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大门，重新磨砺在形式主义时代长期收敛、趋于萎缩的思想锋芒，剑指种族、性别、阶级、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今历史舞台轰轰烈烈上演的变革进程，这既是文学理论的日日新之路，也是人文学者的接地气之机。华勒斯坦领导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华勒斯坦等69) 上述文学理论范式转换受到广泛欢迎、博得极高人气的缘由在于其充沛的人文性和人间气，而这一点恰恰与此前形式主义文论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封闭、冷漠和机械形成鲜明对比。米勒用极其形象的笔触写道，自从文学理论从“内在研究”转向“外在研究”以来：“大地好像在渐渐冒出巨大的哀叹之声：‘解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曾经如日中天，而如今，我们要有意识的回到那种更温暖、更有人情味的作品中去，看看文学研究的力量、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它的‘体制’，研究阶级斗争、妇女如何受压迫、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以及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可以再次提出实用主义的问题：文学在人类生活与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何在。”而曾经炙手可热的形式主义文论一朝遭人厌弃的原因恰恰在于对人文内涵、人间情怀的冷漠和排斥：“这些批评家只关心语言，因此割断了语言与起初的历史世界、与活生生的男人、女人的世界的联系。”(米勒217-18)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上述范式转换往往是与话语更新紧密关联、往往是通过话语更新而得到体现的。米勒进一步指出，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的“内在批评”向历史主义的“外在批评”的“回摆”，“使它成为一种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具体地说，即“文化”、“历史”、“语境”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等等概念，“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示语”(297-98)。 由此可见，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乃是当今文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必然要求，或者说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恰恰成为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的鲜明风标。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认为，话语实践既不同于个体的表达行为，又不同于理性的推理系统，也不同于说话者构造语法句式的能力，它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49-50)。这就是说，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总是体现着当时文学理论范式的规定性，包括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以及语言的等方面，它们为之提供了实施陈述的条件，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 五、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作为样本 在这一点上，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堪称样本，在他那里，关键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介入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的。原始要终，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起始于《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他后来在《关键词》(1976)中确立的要旨在其中已初步呈现，后者原来只是前者的附录部分，在前书出版18年后抽取出来独立成书，并在1983年第二版中增添了21个新的词汇，并加以注释和说明，同时也做了一些勘误和补充的修订工作，确定了该书的基本格局。《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宗旨起码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指出18世纪后至19世纪前半叶，一些今日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成为英语常用词，或者这些原来在英语中已经普遍使用的语词，此时又获得新的重要意义。从中可以发现这些词汇其实有个普遍的变迁样式，这个样式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图，“通过它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变迁——与语言的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二是提炼出五个关键词作为绘制这幅地图的主要依据，即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它们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发生的变化，成为人们对于共同生活所持看法发生普遍改变的见证，包括“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看法，对设立这些机构所要体现的目的看法，以及对我们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与这些机构和目的的关系的看法”(威廉斯，《关键词》15)。总之，威廉斯在此时就已发现，话语变迁的地图总是体现着人们对于共同生活所持看法的变化，总是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活动的规定性。 上述主旨后来在《关键词》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申明和演示。按说像“关键词”这样的著作望文生义只是一种词典性质的工具书而已，其实不然，它恰恰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所有词典迥然不同的体例，如果说以往的词典一般只是对于词条的若干涵义进行相对独立的解释的话，那么“关键词”著作则致力于寻绎这一词条若干涵义在各个时间节点上的相互转化和变迁，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动因。这样的词典是以往不经见的，从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到1612年意大利出版的《词集》以及1928年成书的《牛津英语词典》(俗称《牛津大词典》)，可以说一无例外。而这一前所未见的宗旨正是雷蒙·威廉斯首先要确立的，他在《关键词》的“导言”中指出，《关键词》一书“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这本书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6)。关于这一新的旨趣，雷蒙·威廉斯是在与《牛津大词典》的对照中得出的。对于《牛津大词典》在解释词义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学界早有微词，如燕卜逊就曾批评过其中仅仅就词释义的局限性，从而被雷蒙·威廉斯引为同调。威廉斯认为，《牛津大词典》尽管在词义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但主要是在语料及词源方面，而对于语词之间的关联性却无所用心，如果说人们在其他场合从具体的语义与语境中可以找到这种关联性的历史动因的话，那么在这本词典中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威廉斯是这样说的：《牛津大词典》“对词的涵盖范围与词义变化的探讨，优于对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互动性的探讨。在很多场合里，我从意义与语境的探询中找到非常宝贵的历史证据，但是，我从其中得到的却是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威廉斯，《关键词》11)。这就构成了《牛津大词典》的明显缺失。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关注的正是《牛津大词典》所缺失的东西，亦即语词的变迁与语境、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尽管他一再强调这种关联性是发生在语言内部，并且它是由语言体系的复杂特性来决定的。有学者就威廉斯在关键词研究中高度重视的“关联性”归结出以下特质：(一)找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异用法；(二)将用法与语境(context)串联在一起；(三)将过去的各种用法与新近的用法并列；(四)寻构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系性；(五)由对普遍通用词汇的省思，来分析各阶段的社会生活之关联性；(六)辨识出专门语汇与普通用语的相关性(威廉斯，《关键词》“译者导读”6-7)。总之，在威廉斯所理解的词与词之间的“关联性”中突出的是不同语境、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社会生活的规定性。正因为如此，雷蒙·威廉斯称其关键词研究采用的是“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方法，它的一个要义是厘清词义的源头和演变，以及历史的现时意义，它确认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一个由延续、变异、断裂和冲突构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进而言之，“历史语义学”还有另一个要义，威廉斯指出：“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关键词》“导言”18)就是说，在词义变化的背后，最终还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对于关键词的分析正贯彻了上述宗旨。这里只拟就《文化与社会》与《关键词》二书对于“工业”和“阶级”两个关键词的诠释以晓谕此理，不过由于间隔18年之久，在这二书中对于这两个关键词的诠释已有较大差异，很多内容已经刷新并取得进展，但仍可看出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关于“工业”(Industry)一词，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指出了它有两种主要意涵：(1)人类勤勉之特质；(2)生产或交易的一种或一套机制。据考证，前一种意涵从15世纪就出现了，而后一种意涵则是从18世纪开始的。后者随着两个衍生词“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出现有很大的改变。这两个词均出现在1830年代，与当时“工业大革命”的兴起密切相关，而这里所说的“革命”(revolution)，最初的意涵是指“生产技术的改变”，后来生成了“制定新的社会秩序”的新意涵。威廉斯指出，自从1945年以来，也许是受到美国的影响，industry再度延用“勤勉”的意涵，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它已是泛指具有系统的成果和机制了。继之人们普遍使用“度假产业”(holiday industry)、“休闲产业”(leisure industry)、“娱乐产业”(entertainment industry)以及“农业产业”(agricultural ndustry)之类说法，总之过去那些被认为属于非产业(non-industrial)性质的服务与工作，现在经由资本化、组织化与机械化的过程，被纳入了“工业”、“产业”的范畴(威廉斯，《关键词》238-41)。 再说“阶级”(class)一词。该词最早在拉丁文中表示财产的区分、植物的区分，到17世纪成为英文词时，与教育产生了特别的关系，用来指学生就读的年级和课程。之后又用于表示植物、动物和人的群体。在1770至1840年间，class开始演变成具有现代意涵的词，而且对于不同阶层都有相对的固定名词来称呼，例如lower class(下层阶级)、middle class(中产阶级)、upper class(上层阶级)、working class(劳工阶级)等。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工业革命与关键性的社会重组时期。到了1840年代，“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成为普遍通用的词。后来又有了“阶层”这一现代用法，并将社会群体分为上、中、下三层，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种一分为三的分类方式渐渐地被新的二元对立所取代，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阶级属性的自我认定与自我归属感。后来进一步衍生出许多词汇，如“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阶级冲突”、“阶级战争”、“阶级律法”、“阶级偏见”，还出现了“阶级文化”的说法如“工人阶级文化”等，用以指涉一定社会群体的意义、价值、机制、品味与生活方式(威廉斯，《关键词》51-65)。 在上述“阶级”(class)一词意涵的演变中，也能够见出社会历史发展留下的深刻印痕，最突出的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该词逐步凝定为依据经济地位对于各个社会群体进行区分的名词，这是建立在人们对于英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的认知和感觉之上的，当时英国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同时又处在政治民主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威廉斯对于晚近流行的“阶级文化”概念予以重视，也是大有深意，这种建立在一定社会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体的意义、价值、机制、品味以及生活方式之上的文化类型，正是他意欲着力阐扬的。雷蒙·威廉斯曾对文化作出系统分析，指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二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三是“社会”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即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阐明文学和学术中的价值和意义，而且阐明社会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制度和行为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文化分析”125-26)。在这三种文化定义中，第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是指在实际生活或作品中所体现的与社会发展、人类命运攸关的永恒价值，对于任何文化形态来说都是最高的价值追求。第二种文化定义所说的“知性作品”即理论学术文献，“想象作品”即文学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以文本形态出现的。第三种文化定义则是将文学艺术、理论学术等文本形态与生产组织、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交往等实际生活形态全部囊括在内。威廉斯明确倾向于第三种文化定义，强调应当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他说：“我则愿意把文化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文化分析”130)可见他对“文化”的理解已经从文学扩展到了人类整体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文本形态扩展到了各种实际生活形态。总之，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研究中对于“社会”的文化的崇尚拉开了西方文学理论一个重要转折的序幕，推动其研究重心从文学转向了文化，从文学现象转向了社会历史现象，从文本形态转向了实际生活形态。 ①参见拙文：“文化研究与理论话语的更新”，《文学评论》6(2012)：171-77。标签：文学论文; 范式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福柯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关键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