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整合认同：大学定位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自由论文,社会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纵观大学发达史，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从一开始就分不开。“关于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力量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与方式等等，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主题。”①然而，人们却倾向于把两者分裂开来，一谈学术自由就否定社会干预，一谈社会干预便无视学术自由。
理性主义强调大学要与社会保持一段有尊严的距离。认为在大学里，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要尽可能摆脱价值影响以求价值自由，其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②追求纯而又纯的客观性，崇尚“为学术而学术”。可见，理性主义的大学观是以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为基础的。求真是大学的唯一使命。
功利主义则强调大学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需要，与社会保持同步发展。认为大学是“社会的轴心”，是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因此，实现社会目标、创造社会价值是衡量大学的首要标准，促进社会发展是大学的最高目标。正如韦尔金斯所说的“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是摆脱不了服务职能的。”③功利主义的大学观以政治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求善是其核心价值观。
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问题上各执一端，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合在一起，放入同一个“背包里”，而不是“一副担子的两头”④，则问题要简单得多。更何况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大学学术发展之中。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高等教育都是“遗传”与环境矛盾作用的结果。这里的“遗传”是指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内在逻辑，“遗传”的保持需要学术自由。而环境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大学，实质上就是社会干预。
然而，尽管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矛盾关系是贯穿大学发展始终的中心主题，但要真正实现对二者的整合认同，首先还必须解决大学的定位问题。
二
大学定位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应然”的定位，一是“实然”的定位。下面先谈“应然”的定位。
任何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构成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贯通，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三个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各自又有不同的特点、运行规律、目标和功能。政治、经济、文化各按其自身的目标发挥功能乃是一个社会有效、健康运转的重要前提。涂又光先生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对此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是一个整体，其间关系密切，虽然如此，还是三个部分，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⑤他把这种“矛盾的特殊性”称之为“原子”，并就此提出他的“三li说”。“政治底原子是‘力’(power)，经济底原子是‘利’(profit)，文化底原子是‘理’(truth)。力、利、理汉语拼音都是li，此说可简称‘三li说’。原子不宜单独存在，那种游离状态，极不稳定，三li皆然。三li原子合成分子，其存在就稳定了。政治单位底分子含有三li，但以‘力’为中心，而‘利’‘理’为‘力’服务。经济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利’为中心，而‘力’‘理’为‘利’服务。文化单位底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若不如此便是错位。”⑥这个‘理’其实就是知识，而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机构，是以高深知识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因此，大学理所当然地只能定位于文化系统之中。大学为社会服务也只能立足于“理”，只能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文化从其发生学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手段，只是到了后来，才被提升为人的本质属性，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尺度。可见，文化系统发展的“内在理路”是“竭力使自己从纯粹的手段上升为自在的目的”。⑦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文化的双重功用：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学术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文化系统的存在，仅仅在作为手段服从整个民族或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时才显得有意义。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这也就是文化外在的社会性。然而，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有其自身的目的和相对的存在价值，它有着任何“自组织”所必具的自调性、自律性特征，并依照其内在的逻辑进行自我调节和功能转换。⑧这就是文化的内在学术性。
三
大学作为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学术性。大学外在的社会性揭示了大学只是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外在的社会性强调大学开放性的一面。由于任何一个系统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与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因此，作为开放系统的大学，要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需要从社会中获得物质、人员、信息等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向社会输出所需的知识和人才，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指大学要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影响，不能脱离社会办学。正是因为大学与社会是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大学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对社会系统的变化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当代社会，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大学已名副其实地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社会可以希望从大学获得很多的东西——提供有价值和有益的服务。”⑨由此可见，就大学外在的社会性而言，大学为社会服务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出自一定的目的对大学进行的适当干预，也具有无可辨驳的合理性。
与此相对，大学内在的学术性则强调大学是一个边界相对确定的学术组织，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因此，尽管大学与社会关系密切，但大学毕竟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经济组织，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化组织。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场所，大学作为大学存在的主要依据就是：大学是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高深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联系的精神家园⑩。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任何机构的本质所在。因此，大师、高深学问和志于学术、富于想象的青年学子，不仅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而且也是大学内在学术性的主要载体。如果说大师是高深学问的化身，而志于学术、富于想象的青年学子因高深学问而聚集于大师周围，那么大师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家的象征。梅贻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者，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知道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没有学术就没有学者，更没有大师。因此，发展学术不但对大学具有生命的本体意义，对学者也是生死悠关的。而发展学术重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则要求学者的活动只服从真理标准，不能受任何外界的压力。故坚持大学内在的学术性，必然要保持学者传播发表新异观点的自由和探索新知识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内在的学术性意味着学术自由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
四
大学的两重性揭示了大学既是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又是有自身相对独立目标的本体。换句话说，既揭示了社会干预和学术自由各自的合理性，又说明了社会干预与学术自由保持均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唯有当手段本身升华为目的，它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手段之功用。”[11]显然，只有充分尊重大学内在的学术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大学的学术自由，才能实现大学外在的社会性，更好地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为人类的长远利益服务。值得指出来的是，尽管当代大学都是功利主义的，但大学所创造的知识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直接的同一性。大学的学术具有超越性，大学也只有在其超越性中才会获得它自身的规定，找到存在的依据。大学也趋“利”，但它所趋的不是“小利”，而是超越自身的“大利”，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是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近期利益局部利益。大学应该而且能够超越狭隘的功利性。所以大学不仅仅只是适应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社会。因此，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进步，大学的学术发展也必须摆脱狭隘的实用樊篱，只有在追求自身合理性和完善性，实现自我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此，要求“每个学者不应为了非学术的动机违心地改变或抹杀自己的内心所企及的真理，都有义务遵循自己的学术良心，并行使捍卫个人见解的权利”。[12]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由于大学具有内在的学术性与外在的社会性这两重属性，故大学在社会系统中具有两种角色取向：一为“超然”，一为“介入”。所谓“超然”，即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以“象牙塔”自居；所谓“介入”，即大学参与社会事物，与社会融为一体。就当代大学来说，一方面，传统的学术自由精神仍然是大学的生命所在；另一方面，大学对社会的介入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术自由要求大学超然于社会事物之外，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将“为学术而学术”，视为大学的最高使命。而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世界各国纷纷要求大学全面介入社会事物，为社会服务。而大学对社会事物的全面介入，意味着社会对大学的全面干预。因为大学一旦介入社会事物，就必须遵循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大学受社会的“游戏规则”的支配——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有损于大学自身的独立和尊严，从而损害大学内在的学术性。事实上大学日甚一日地卷入市场和政治舞台，已经对大学的学术自由形成胁迫之势。既然大学是内在的学术性与外在的社会性的统一体，那么大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必须保持“超然”与“介入”的平衡，亦即实现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整合认同。这是当代大学的理想。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既保持其本真的面貌，又体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既富于学术自由的精神，又行使其服务社会的使命。
五
至此，我们还只是论述了大学定位的“理想”层面或“应当”层面，对我国大学定位的实际层面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应当”层面与实际层面往往“错位”。“识别是否错位只能看实际、看行动，不能看理论、看口头”。[13]当然理论上的“错位”更容易识别。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大学（严格地说是古典大学）依附于宗法一体的皇权政治体系，此时的大学不可避免地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因此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现实的政治层面才有意义。“儒家知识者视‘修齐治平’、‘为帝王师’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任何学问的价值唯有折算成某种政治功能才能得到确认和体现，倘若疏离了大一统政治的社会需求，即令其学问再高深，技术再精巧，也属为人所不耻的‘坚白之辩’或‘奇技淫巧’，颇有‘玩物丧志’之嫌”。[14]因此，我国传统的大学历来从属于政治。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里，政治同样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经济与文化从属于政治，大学也毫不奇怪地被定位于政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政治活动取代文化活动是大学定位于政治的必然结果。大学与政治这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到“文革”时期达到极致，大学因此而被推到了濒临被摧毁的边缘。有人不无感慨地说，“文革”就是“革大学的命”。大学定位于政治，必然导致政治的膨胀，学术的萎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虽然已很少有人在理论上否认大学定位于文化领域，但在实际上、行动上，却转而将大学定位于经济之中。其实在理论上也有所反映。从教育本质问题大讨论到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大学的功利取向（市场取向）日趋明显。如果说强调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对实现教育的拨乱反正还有积极意义，那么大学产业化论调的提出——实际上大学已经在按产业化的模式运作——已经是弊大于利。把大学赶向市场，像企业一样让其自谋生路，这实质上抹杀了大学的本质属性，其结果只会使大学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片面地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手段和附属地位，用一种对当前经济建设是否有用的价值观来衡量大学的学术，近期有用的就重视，否则不重视。这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基础研究、人文学科被忽视，应用学科空前繁荣。殊不知，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大学定位于经济已经导致了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科学精神的失落。目前我国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已远远落后于国际发展的同期水平，1999年SCI收录的论文数，中国所有的大学加在一起，竟然比不上一个哈佛大学！由于大学毕竟是一个学术组织，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创造新的学术是其最终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应在大学中失效。大学只有超越具体利益，免受市场机制的支配，才能发展真正的学术，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学术自由。否则，如果大学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金钱玷污了学术，那么不仅意味着学术自由精神的丧失，而且意味着大学“合法性危机”的深化。
我国大学定位的“实然”状态告诉我们：大学定位于政治则政治干预学术自由；大学定位于经济则经济干预着自由；只有把大学定位于文化，学术自由才有可能拥有一块合法的栖身之地。当然，把大学定位于文化绝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脱离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只有保持与政治、经济的必要联系，大学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生机与活力，因为大学毕竟是外在的社会性与内在的学术性的统一体。
六
总之，大学外在的社会性为社会干预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大学内在的学术性为学术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者对应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后者对应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大学的社会性和学术性是统一的，政治论与认识论在实践中也是日趋融合的，因此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也应该实现整合性认同。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之间的整合性认同，不仅是对大学定位于政治、经济的纠偏，而且也是对古典学术自由理念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