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只有自然属性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属性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社会科技是否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中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迫切需要把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优化科技系统结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本刊依据百家争鸣的方针特辟专栏，展开学术探讨，以期真理愈辩愈明。
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发展生产力，只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便够了，并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就需要修改为“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生产力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那么，要发展生产力，就不仅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发展社会科学技术，并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是一个恰当的、全面地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状况的命题。按照逻辑学的排中律：肯定或者否定，二者必居其一。
我赞同否定的答案，我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那么，生产力有无社会属性的问题，便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我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
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在这里，“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强有力的生产杠杆。”③正是由于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④，所以，社会化的生产，或者说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上：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大企业中，生产资料不是由彼此孤立的个人使用，而是由大批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使用；
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在大工厂中，各种机器如纺纱机、织布机和蒸汽机等，需要成百上千的工人进行协作，因而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⑤；
产品的社会化——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如纱、布、金属制品等等，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产品，因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⑥
社会化生产（生产力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劳动产品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它的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⑦，这就要求现代生产力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⑧，因为，从发展的观点看来，资本仅仅是历史上出现较晚的一种劳动形式，它是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⑨。现代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生产力所特有的社会属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然具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⑩资本主义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危机，雄辩地证明了“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11)。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认为，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2)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13)当科学社会主义者按照现代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社会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4)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生活资料。
现代社会的基本冲突
社会化生产（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和资本家占有（生产关系中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包含着现代一切冲突的萌芽”(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科学地分析了这个矛盾如何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与灭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从中“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16)。这个“一切矛盾的胚芽”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也就是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和劳动过程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在封建社会内部自发的分工中，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人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例如，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这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与此相联系的是形成了商品交换的场所——集市。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把简单商品生产中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集体的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把生产过程社会化了。这样，就在个体生产者即简单商品生产中，渗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1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最初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来完成的。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办法，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过程的残酷。他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相联系，从简单商品生产的集市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劳动的社会化，从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得到了发展。
在简单商品生产即小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在这里，个体生产者通常都是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他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在小生产中，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当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当生产过程社会化，当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有了充分的发展的时候，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归资本家个人支配和处理。这样一来，“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19)这就是新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的具体体现）同它们的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关系中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它的萌芽开始，就在它所固有的这个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最明显的是市场交换中的矛盾：一方面，在市场上，“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20)，每个生产者都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为自己的目的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21)这些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资源优化配置规律等）在市场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它们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22)于是出现了：一方面资本的积累，随着资本的积累，社会总资本增加，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他们是互相排斥的；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存在着各个互相独立的资本之间互相排斥的反作用——互相吸引，它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资本的集中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大资本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或者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23)集中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24)这种剥夺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而是社会化生产的资料和社会生产的产品。这样，资本集中，随之而来的生产集中，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也就充分地显示出它的巨大无比的力量。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的集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25)，这就充分地表明了，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已经成为现代生产的本质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资本集中、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充分发展，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一方面集中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资料，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才能是生产资料，因而，它们是社会财产；另一方面，“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26)这个矛盾，即：社会化生产（生产力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关系中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7)
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28)，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以当时的德国而论，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75%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汽力和电力！就是说，几万个最大的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无足轻重(29)。生产集中引起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30)。其结果是，“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31)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在发达国家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就是：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甚至进一步成立国际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由于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彼此的联合，于是竞争又恢复了。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这就是托拉斯。
但是，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经济危机完全暴露出资产阶级已经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由资本集中形成起来的巨大的生产资料、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32)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资本家。”(33)所以，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并不是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性这个矛盾的解决。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来，股份公司是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一个形式。因为，在股份公司内，资本经营权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直接从事生产经营者的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在权相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社会化，由于生产力的社会性极度发展，产生股份公司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所必需的一个中间形式，这是因为：一方面，股份公司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34)另一方面，股份公司把那些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生产、经营与管理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所以，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因此，从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看来，股份公司的发展，“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5)。所谓扬弃就是辩证法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6)
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7)，它“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38)，因而，是第二个否定，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中，正是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作了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之后，才得出结论，认为：“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39)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个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辩证的即否定的否定过程。
大力发展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0)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它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因此，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就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与工程技术，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与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1)。这个改革，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42)当前，我们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等，都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整个改革这项艰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
按照钱学森教授开拓并建立的“科学技术体系学”(43)理论（一门把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包括自然科学、科学的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44)，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三个认识层次上，进行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从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理解出发，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发展生产力是自然科学技术的任务；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是社会科学技术的任务，因此社会科学技术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理解，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如：关于生产力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社会属性；关于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与资本家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这个矛盾在两种表现形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中的运动；关于根本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步骤与方式等极其深刻的和科学的论述。
如果停留在上述对生产力概念的狭隘理解范围内，那就势必会在实际工作中形而上学地把整体的联系的科学技术体系，截然割裂为彼此不相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机构中，分设互不关联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学术职称上，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无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如此等等。钱学森教授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伟大整体的新形势，正确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人为分块建制造成的。”(45)因此，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需的科学技术绝非只是自然科学技术”(46)。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在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科学技术，并且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迎接交叉科学时代提出的种种新问题！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②③④⑤⑥(40)(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8-309、426、373、3页。
⑦⑧⑩(11)(15)(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8、434、317、434、311、173-17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页。
(12)(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9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9、427页。
(18)(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682、68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0、428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2、429页。
(24)(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
(25)(27)(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页。
(29)这份统计资料转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9页。
(30)(3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43、748页。
(32)(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36页。
(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3页。
(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
(4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第26页。
(43)见《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
(44)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45)(46)钱学森：《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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