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蜀学文艺思想的巴蜀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蜀论文,文艺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蜀学”一词出自《汉书》卷八九《文翁传》。传述汉景帝时文翁治蜀，派遣蜀中学子入 长安习经学，在成都立石室，由此蜀风大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治蜀、兴 学，使巴蜀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对此，常璩《华阳国志》作了记载和肯定。一于《蜀志》云 “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一于《先贤士女总赞》云“蜀承秦后，质 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 1]（711—712页）。
“蜀学”成为学派，始于北宋中期，由苏洵创始，苏轼、苏辙总其成。苏氏蜀学指学术派 别（思想流派），主要包含三苏的哲学思想。但三苏被世人所知的首先是其文学创作，因此文 艺思想实应属于苏氏蜀学的重要内容。
苏氏蜀学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其哲学思想上表现出很多共同点，在其文艺观上亦复如是 。苏氏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苏洵的文艺思想，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苏轼的文艺思想。苏辙 在父兄之外，也有不少独到之处。
苏氏文艺思想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产物。三苏父子出生、成长于四川，巴蜀地域文化对他 们的浸润、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无意识的 积淀。文化母体的原型影响，复现于个体身上，也是为当今事实所证明了的。因此，从古代 巴蜀文化的特征这一角度来探讨、分析苏氏文艺思想的来源、形成就不应是空中楼阁、臆想 之测了。
一 “以西汉文词为宗师”与两汉先贤意识
三苏崛起文坛、学界，适当北宋诗文革新处于关键时期。细缕事实，不难看出北宋诗文革 新出现的必然性。宋自太祖建国至仁宗庆历以前，文坛充满晚唐五代卑弱之气。诗歌方面， 西昆派以李商隐为宗，专事用典、讲求词藻，用以显示诗者自己的博学和雍容悠闲，点缀朝 廷的歌舞升平。散文方面，晚唐以来流行的骈俪之文充斥朝野。在欧、苏（舜钦）之前，有柳 （开）、穆（修）、石（介）、宋祁等人群起反对西昆体。王禹偁则以白居易为宗，倡浅近平易 的白体。上述诸人虽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着先鞭，但因其创作成就、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 未能做到登高一呼，响者云集。宋代诗文革新取得突破和胜利是在嘉祐三苏加盟之 后。
宋代诗文革新，实为诗文复古运动。复谁的古，以什么为对象，可以说三苏与欧、曾、王 是不同的。欧、曾要恢复的是唐韩、柳所倡的古文及儒家的道统，而三苏却主张“以西汉文 词为宗师”。所谓“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就是向《史记》、《汉书》、贾谊、晁错、董仲 舒、司马相如、扬雄等两汉作家作品学习。这首先是苏洵自27岁发愤苦读之后的体会。苏洵 以此教育二子，遂形成三苏父子的共同观点。苏轼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公元1 023—1032年）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 时，四方指以为迂阔。”[2]（352页）又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 饰。”[2]（1425页）苏辙也说：“文律还应议两京。”[3]（368页）“废兴自有时，诗书 付西京”[3]（1491页）。“西汉”、“西京”、“两京”所指不完全相同。从大者言，三 苏以两汉文辞为师；就主要而言，三苏“以西汉文辞为宗师”。这二者不同的用法都在三苏 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缘何三苏“以西汉文辞为宗师”而迥异于欧、曾诸人，原因当然不只一个。但我们认为， 这与三苏出生、成长于巴蜀文化之中大有关系，具体说就是巴蜀文化中所具有的两汉先贤意 识。论者或以为，何处无先贤意识，为何独巴蜀有两汉先贤意识呢？欲明此点，不得不追述 一下个中缘因。巴蜀文化为长江流域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约在春秋战国已初步形成。欲推其 上 源，则广汉三星堆遗址已表现出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特色。兹不赘。两汉之前，巴蜀文化载籍 罕见，其以“蜀”为名在中华大地大放异彩是在汉代之时。《汉书·地理志》云：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 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 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4]（1645页）
汉代巴蜀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以集团军的形式显耀两汉文坛，成为巴蜀人为之自豪的历 史。“乡党慕循其迹”，是很自然的。两汉先贤的功绩不仅是生于此邦者的骄傲，也是他邦 者的企羡和赞叹对象。左思《三都赋》写到：
近则江汉炳灵，也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
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 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隽，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 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5]（189页）
正如一个家族出现一个耀眼的大人物而后代引以为榜样一样，两汉时期巴蜀先贤所创立的 宏绩，就成为巴蜀人永远师法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巴蜀人“两汉先贤”意识强烈的原因， 这也是三苏“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巴蜀文化在两汉时形成第一个高 峰，而两汉学术以经学为主张，所以，包括眉州在内的整个四川地区“通经学古”、“词语 甚朴”就成为巴蜀的学风、传统。此传统被欧阳修所赏识，就在于此时的欧阳修正以黜时文 之浮华为己任，三苏“词语甚朴”、“通经学古”正好切合了此时的需要。
二 重文轻道与异端色彩
三苏重文轻道，也是其共同点。熟悉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人不难记得，文道关系是中国 古 代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历代有影响的作家和文论家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自魏晋而 下尤其这样。在文道关系的论述中，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是一贯的主张。尽管对“道”的 理解各有不同，但自刘勰之后，道为儒学却是主要的看法。在宋代，随着新儒学——理学的 兴起，文道关系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理学家，尤其是二程——三苏与二程同时——提 出了“作文言道”的说法，径直要取消“文”的地位。明确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三苏的“重 文轻道”论的意义了。诚如朱东润先生所言：
自古论文者多矣，然其论皆有所为而发，而为文言文者绝少。古文家论文多爱言道，虽所 称之道不必相同，而其言道则一，韩柳欧曾，罔不外此。王安石论文，归于礼教政治，然亦 有为而作。至于苏氏父子，始摆脱羁勒，为文言文，此不可多得者也。[6]（112页）
“为文言文”、“重文轻道”确实是三苏文论有别于同时诸人之处。那么，三苏为何能在 道学（理学）兴起的时代坦言“重文轻道”，其卓异言论来自何方？笔者认为，这也与巴蜀文 化的异端色彩、杂学学风有密切联系。
儒学是中国社会流行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更长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经典性和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先秦原始儒 学发生之时，孔子及孔门即以排异端为己任。孔子欲小子“攻乎异端”；孟子“好辩”，批 墨责许（行）；荀子“非十二子”，皆以维护儒学的正统和纯净为己任。自兹而后，凡倡儒学 者，无不以排异端、灭邪说为职责。以近三苏前论，韩愈之力排释教，石介、柳开等鼓吹道 统，都是显例。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中原，尤以京城所在为盛。而四川地处偏僻，自然环境 相对隔绝，其学术主流与学风向与中原不侔。即以两汉而论，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正是董 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但相如却未受其影响。相如好读书击剑、博学 多才，与章句之儒相比，显然不是同路人。扬雄当东汉末年经学炽盛、谶纬弥漫之时，“不 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4]（3514页）。扬雄在巴蜀学者之中已是儒学气味 最浓的人，但从正统儒家看来，仍不免有异端之嫌。扬雄不仅通儒学，而且精老、庄之学。 由此可见，博学百家、富异端色彩是巴蜀士人的特异传统。唐代的陈子昂少任侠使气，求仙 学道，儒学之外，兼采老学。李白喜老庄，好纵横术，炼丹学道之志甚笃，时人谓其有“仙 风道骨”。三苏也是如此，援佛、老入儒，鲜明地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特色。苏氏父子合作的 《易传》（今题《东坡易传》、《毗陵易传》，归名于苏轼，实三苏父子合作之成果），苏辙 的《老子解》，苏洵的《六经论》，都有此特点。尽管援佛、道入儒，是整个理学的致思方 式和学术路径，但三苏，尤其是苏轼，体现出来的特色却是迥异的。因此，苏氏蜀学为王安 石目为战国纵横之学，被朱熹斥为“杂学”，朱熹特作《杂学辨》，指斥三苏淆乱圣道。影 响所及，清人全祖望补《宋元学案》，犹称苏氏蜀学为“学略”，不称“学案”，以别于纯 正的理学。
以上所言，主要就三苏轻“道”——儒道而言。就“重文”一方面言，三苏也是继承了巴 蜀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的。“通经学古”自是三苏生活时巴蜀士人的特点，但巴蜀文化在两汉 大盛就因为文学创作，重文章是巴蜀文化中的重要传统。汉唐弗论，略早于三苏的苏舜钦、 田锡即是例子。三苏之得大名，也是缘于文学创作。因此，重文轻道成为三苏文艺思想的一 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 “言必中当世之过”与“作赋以讽”
三苏论文不重“道”，并不是不重文之用。苏氏父子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又 受 到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开创的“作赋以讽”传统的影响。苏洵是此观点的首倡者。他说：“ 君子之为书也，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可以知其用。”[7]（63页）苏洵将文章之用视同 器物之用，这一看法是偏狭而有害的，但其强调文章之用的苦心是可见的。由此出发，苏洵 认为历史应起到惩劝小人的作用（《史论·上》），诗文应“言必中当世之过”[2]（313页） 。他批评诸儒所谓的《洪范》是可付诸实践的“天地之大法”实属空谈；批评孙武只是“言 兵之雄”而非“用兵之雄”。他评价自己的文章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 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 。”[7]（100页）这虽有高自称许之嫌，但其为文的动机可鉴。对“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前 辈，苏洵赞扬备至，如说陆贽“遣言措意，切近的当”[7]（111页），又说“董生（仲舒）得 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 惟贾生乎”[7]（107页）。
苏轼兄弟幼禀父学，表现出相同的价值取向。苏辙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 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 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 ”[3]（187页）苏轼也说：“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 文章其日功，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 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 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2]（313页）苏洵“自比贾谊”，苏轼兄弟则以贾谊、陆贽为榜样。苏轼曾乞朝廷校正 陆贽奏议，以为“治乱之龟鉴”[2]（1013页）。苏辙说：“昔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 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简炼过之。”[3]（1270页）又说苏轼“少与辙 皆 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3]（1421页）。
三苏父子以“言必中当世之过”为创作指针，期于实用，时人及史传也如此评价他们。如 说苏洵有“王佐才”，可为“帝王师”[8]（119页），其文“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博 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9]（190页）。《宋史》本传评苏轼：“器识之闳伟、议 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豪迈之气辅之，故 意 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皆为。”[10]（10818页）评苏辙说：“论事精确， 修辞简严。”[11]（10837页）这些评价说明，为文尚用，在三苏不只是一种观念，更是他 们付之实践的行为。苏洵的《权书》、《几策》、《衡论》、《上皇帝书》等，具体分析北 宋王朝面临的种种危机，积极为治国者出谋划策。苏轼兄弟终身为文字而吃尽苦头，特别是 苏轼，几因文字祸而丧命。但他们终身不改其锋芒，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功用抱有明确 而坚定的认识。
苏氏为文尚用的文艺思想与巴蜀先辈“作赋以讽”的传统分不开。司马相如写《子虚》、 《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12]（3002页）。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 人赋》以讽，武帝读后，反“飘飘有凌云之气”。这虽与相如创作的动机相反，却可看出相 如的用心所在。扬雄提倡明道、宗经、征圣，上承荀子，下启刘勰，对儒家文学观的系统化 ，厥功甚伟。扬雄本为辞赋大家，晚年认为作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分赋 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肯定了前者的“丽以则”，贬斥后者为“丽以淫”。表面 上看，扬雄是在自我否定，其实是对赋“讽一而劝百”的失望。唐陈子昂、李白倡建安风骨 ，反齐梁绮艳，正为其不能承载经国治世的重任。略与苏洵同辈的苏舜钦及同属眉州的前辈 田锡，在三苏之前已明显出革新文风的举动。巴蜀先贤及前辈对文学功用的重视的影响，三 苏务求有补于世的入世志向，加之三苏本身所受儒家影响（儒家文艺观中，讽谏是一大传统） ，数者合力，构成了三苏为文“必中当世之过”的观念。
四 “不得已而言”与任情适性
前面所引《汉书·地理志》谓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这在 班固笔下是贬辞，但确实道出了巴蜀民风的特点。正为不能笃信道德，故巴蜀人多任情而作 。可以说，强调任情适性既是巴蜀之民风，也是巴蜀文人的特点。任情适性，就是强调情感 的自由表达和身心的自然愉悦，就是强调为文的真情、率直、流畅。证之古代巴蜀文学史， 不难见出此特点。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都是显例。司马相如本为汉景帝武骑常 侍，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常郁郁。时梁孝王来朝，其属下邹阳、枚乘、严忌皆善辞赋，相如 见而悦之，遂称病免官，游梁，为梁孝王门下客。放着皇帝的近侍不做，去当诸侯王的门客 ，旁人看来，此盖有悖仕宦之道。但相如为悦己者容，投奔梁孝王，只为一适情而已。至于 琴挑文君、夤夜私奔，更是只能在“未能笃信道德”的蜀地才会有的壮举。嵇康，这位 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领袖，其《高士赞》对相如表达了敬佩和赞美。文云：“长卿 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辞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13]（《全三国文》卷五十二）其实无需再举例，只此一家已能说明问题。
三苏在此点上可谓认同了先贤。他们对为文“不得已而言”的论述颇多，兹举数例明之。 苏洵《权书·引》云：“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对史书，苏洵认为应“遇事而记 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之自著者，是史书之体也”[7]（152页）。 这里的“不得已而言”是主张“实录”。对其他文章而言，“不得已而言”是“得乎吾心” ，也就是要表达出内心的真情实感。在《太玄论·上》中，苏洵说：“言无有善恶也，苟得 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词不索而获。”“不索而获”就是汩汩滔滔，自然成文。在苏洵看来， 《易·系辞》、《春秋》、《论语》这些著作皆为作者“思焉”、“感焉”、“触焉”而得 ， 更何况抒情达意的文章呢？苏洵又说：“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 也。”这显然来自扬雄的“心声”、“心画”的影响。
苏轼继承乃父观点并发扬光大。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 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 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 之意。”[2]（323页）苏轼此文直接来自其父，其实是远绍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 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14]强调自然为文，就是要情动于中而 后形于言。苏轼说自己的散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2]（1418页），其实就是对自然为文，“不得已而言”的最佳诠释。
任情适性一方面是要求表达真情，另一方面是要求顺从、满足人的正常欲求。反之则是矫 情戕性。苏轼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 贵其真也。”[2]（2148页）以此，陶渊明成为苏轼最心仪的诗人，以致遍和陶诗，追其心 迹。以人情论文，本非高明之论，但放在宋代理学兴起、文网渐密之时，却是需要胆量和勇 气的。
总之，强调为人的任情适性，强调为文的抒写真情，是巴蜀文学的鲜明特征，也是三苏文 艺思想的突出内容。
五 “成一家之言”与巴蜀士人特异个性
有鲜明独特的人格个性，方有自标一格的文风。三苏虽为父子兄弟，但其文风各异、面目 鲜明。以散文而论，老苏的“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 ，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 辰而上也”[15]（560页）。不同于苏轼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辨驳无碍、涉笔成趣，也不同于苏辙的“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2]（1427页）。
三苏文风各异，是他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一直提倡风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以此作文 ，也以此衡文。苏洵评司马迁之文“淳健简直，足成一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孟子 、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之文，认为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流畅， 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是“欧阳子之文”， 而“非孟子、韩子之文”，肯定了欧阳修的戛戛独造，成为欧文的千古的评。至于苏轼对风 格的重视和强调更是触处可见，兹从略。苏辙也十分重视风格的独立性和丰富性，如其说“ 文章自一家”（《开窗》）、“凛然自一家”（《题东坡遗墨卷后》）、“优条自好勇自强，各 自胜绝无彼此”（《王维吴道子画》）等皆是。
同时，三苏文风各异也与巴蜀士人的奇异特行有关。自汉迄宋，巴蜀多一流作家，这些作 家无一不以鲜明风格引起文坛注目。“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15]（561页），不只是 苏洵一人的个性而是整个巴蜀士人的群体特性。盖巴蜀本为西南夷，夷风的存留，山多水多 、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中心的疏离状态，都适宜培养个性的张扬。“女娲补天” 、“蜀犬吠日”，两个成语，一褒一贬，但都鲜明地折射出巴蜀人的个性。“未能笃信道德 ”、狂傲自放、好奇逐异，成为蜀风的标志。检诸载籍，此类文字处处可见。司马相如无论 也，扬雄之淡泊自守，陈子昂之碎百万之琴，李白之使高力士殿上脱靴，薛涛之歌伎身份， 苏涣之拦截商旅、劝人造反，苏舜钦之以伎乐娱神，张俞之数征不就，等等。
自然，人格个性不等同于文学风格个性，但文学风格却可折射出人格个性。巴蜀士人的奇 特异行与巴蜀文学的奇风异彩是有内在联系的。
总之，人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之中的。特定时空所铸造的地域文化，既源自该地域诸环境 的制约和影响，又同时成为后之者的文化原型、文化范型，使生活于此中的人们，或自觉或 不自觉地受其浸润、制约、影响。以此，巴蜀文化中的两汉先贤意识，杂学特色，异端色彩 ，切人事、重抒情的个性，尚节气、重操守、务出己见的蜀人士风，与三苏文学创作及文艺 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