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智能革命”的唯物史观评述——读童天湘的《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智能论文,形态论文,社会论文,读童天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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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社会的根据
二战后，对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预测成为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的研究热点。当代未来学把视野转向高新科技将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形态，这一点并非没有客观根据。大家知道，在某些高科技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智力劳动已经占有决定性的份额。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越来越大。既然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发展态势，不能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
世界新技术革命在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走到尽头了。许多迹象说明，从技术经济视角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到来。这个新发展阶段究竟是什么呢？从西方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有所谓“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经济社会”、“后文明社会”、“后资产阶级社会”、“超工业社会”、“技术电子社会”、“程序化社会”、“富裕社会”、“新工业社会”、“统一工业社会”等等未来社会形态的预测和描述。但是，有人认为，上述诸形态都不过是分别从某一个侧面把握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并没有从本质上揭示新阶段的特征。从更广大的范围和更普遍的意义上看，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应当是智能社会。
何以说，智能社会更能从本质上把握住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呢？
一种观点认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这表明，智力因素和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由此可以断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是智力革命。未来社会形态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应称之为智能社会。（参见黄楠森等主编：《新编哲学大辞典》，“智能社会”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另一种观点是童天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新著《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下面简称《点亮》，中所提出的论证：智能社会必然出现的根据在于新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他认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以前，人们所进行的只是能量革命。这包括从原始社会的人工造火（第一次能量革命）到近代蒸汽动力发明所开始的第二次能量革命。第二次能量革命创造的成果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其间，包括蒸汽时代的初级工业社会、电气时代的中级工业社会和原子时代的高级工业社会。整个能量革命使人类从生物圈进到技术圈（相应地是农业社会进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一种高能结构的社会（主要是高能耗产业结构和不可再生的能源结构），高能必然导致熵增即产业污染。最终结果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日益对抗，“地球村”危在旦夕。
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从能量革命转向智能革命。智能是人改造物质、变换能量和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掌握高新技术知识的人在创新中所产生的力量，就是智能的体现。有了智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如果说，以往工业社会的能量革命造出一个高熵社会，现在的智能革命则借助智能、智慧改变社会的高能结构，走向低熵社会即智能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意味着人类从技术圈走向智力圈。相应地，人类实践的社会支点也发生转移：从能量支点（工业社会）转移到智能支点（智能社会）。借助于这一转移，人与自然的关系便由以往的对抗转变为和谐。这样一来，智能革命、智能社会便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转折——从人类前文明史走向人类后文明史。
无可否认，《点亮》一书对智能社会出现的时代意义做了比以往更为系统和深刻的论证。
二、几个问题
《点亮》作者长期研究人工智能，卓有成就。他在80年代中期所写的《知识工程与社会工程》论文中就已经提出于相对“能量革命”的“智能革命”的概念，强调研制新一代智能机器是关系到本国实力与21世纪格局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这一见解引起了胡乔木同志的重视，并向当时的更高层领导写信建议研究建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专门机构。如今，他在《点亮》中对智能革命的再度阐述，无论在论点的深化和资料的翔实丰富上，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从《点亮》中获益匪浅。在受到启发之余，对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尚有一些疑惑，拟从唯物史观角度向该书作者请教和商榷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划分人类社会的前文明史与后文明史的坐标。
《点亮》引人瞩目的一个理论观点是：人类社会经过智能革命进入智能社会，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前文明史的结束，开创出后文明史。
文明是对人类历史做阶段性划分的一种标尺。因为文明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一般说来，文明的性质是由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决定的。对于唯物史观来说，一种社会形态比另一种社会形态更文明，主要看它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例如，马克思曾经把全部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史”与“后史”。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只停留在“前史”阶段。因为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着私有制、阶级、旧式分工和商品经济，人们就无法摆脱自我异化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历史还未开始，人类的真正文明状况还未到来。所以他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作“史前时期”。而真正合乎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应当从共产主义社会开始。他宣布，这一人类社会的前史是“以（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迄今仍未获得真正解放，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使人未能在社会方面完全超越类似动物界的生存条件。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商品生产，建立起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之后，人类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75页；第3卷，第633—634页）这实质上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改变（从动物的生存条件向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转变）为坐标来区分“前史”与“后史”。
但是，可不可以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划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时候，一种技术经济因素的出现，会给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带来重大影响。例如，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有过人吃人的现象。这是因为食物的极端短缺所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后来印第安人兴起了园艺，“由于有了谷物和其他作物，人类才第一次感觉到有可能获得丰富的食物。随着淀粉食物的出现，吃人现象便消失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34页）从标志野蛮的食人之风盛行到此风消失（文明进步），关键在有了足够食物。而保证这一点的是园艺的兴起。可见，某种重大技术经济因素出现可以成为文明跃迁的一个契机。据此，我认为，从技术经济（智能革命）的角度对全部人类社会发展作类似的前史与后史的划分，是可以的。《点亮》就是这样做的，其划分的坐标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变更，即随同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过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谐。上述划分“前史”与“后史”两种座标无需置疑，问题在于要进一步研究这两种划分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制约关系。
第二，关于“智能社会形态描述”的社会经济形态方面。
“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是《点亮》一书的副题。这里所说的“形态描述”是纯技术经济的，还是也包含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在我看来，智能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属于技术经济范畴。书中说，“智能是改造物质、变换能量和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点亮》，第55页）。这就是说，智能属于人的智力劳动，是智力的外化。至于这种智力劳动在何种社会经济关系中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以往的工业革命先是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实现，后来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下实现。未来的智能革命想必也会这样。不仅如此，未来的智能革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智能革命将在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体制下实现？未来的智能社会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还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
这些问题，《点亮》似乎回避了。书中说：“智能创造历史，智能创造未来”（第45页）。但是智能既然是人的智力之外化，而智力总是现实的个体的智力，这些现实的个人又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实现自身智力外化。所以现实的智能社会不应当没有它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但这一方面将是怎样的，《点亮》却没有告诉我们。书中关于智能社会较为具体的描述是如下一段话：“智能社会是一个不再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而是以智力和智能为基础的社会，从而改变人类生产活动的重心，将由物质生产转向精神生产；同时出现社会的再分工，智能机主要从事物质生产，智能人则主要从事精神生产。”（第145页）在这里，我们仍然看不到这个“以智力和智能为基础”的、“以精神生产”为“生产活动重心”的社会，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下运转的。正因为作者回避了这个方面，所以必然带来下面的两个与市场经济有关的问题。
第三，关于消灭动物式生存竞争，彻底脱离动物界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问题。
虽然《点亮》没有专门考察智能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书中却仍然有所谓智能社会将消灭动物式生存竞争，从而彻底脱离动物界的说法。而作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人类解放的哲学视角来谈论消灭动物式生存竞争的，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一现象同消除商品经济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在物种方面，生产劳动已经使人同动物区分开来。但是若从社会方面看，人还没有“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一方面为人们带来了比自然经济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竞争本身在私有制下又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在19世纪初古典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雇佣工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整个社会在两极分化中又缺乏对弱者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市场竞争的残酷性看起来十分类似大自然中动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存斗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很自然地把动物式生存斗争同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相类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第323、458页）他们认为，为了消灭这种动物式的生存条件，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产物——社会经济关系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这些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点亮》中，我们看到了作者虽然认为智能社会将使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然而他赋予这种脱离以特别的含义。他所理解的“消灭动物式生存斗争”是这样的：“只有当社会智力达到高度理智的水平，才可能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不以武力求生存，而以智力谋发展，于是以谋发展的智力竞争取代生存竞争，人类将最终脱离动物界。”（第138页）对此，我感到不解的是：（一）所谓人类社会中的“动物式生存竞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历来都被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现象。然而《点亮》却把它阐释为“以武力求生存”。而成为它的对立面的是“以智力谋发展”、“智力竞争”。其实，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竞争从来就不只限于“以武力求生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世界确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地区性战争，而这些战争无疑都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资本集团为争夺市场和原料来源而发展到武力冲突有关。但在核威胁的阴影笼罩人类和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全球化）的条件下，为夺取市场而诉诸大规模武力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而只要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关系异化这一本质特性未改变，这一类竞争仍然具有动物式生存竞争的性质。（二）在动物式生存竞争中，武力与智能都可以成为获取竞争胜利的手段。从发展趋势看，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会减少，而诉诸智能却肯定会日益增多。
作者认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但这竞争不应当是“动物式生存竞争”，这是对的。但作者似乎把目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竞争之所以带有“动物式生存竞争”的性质，归之于竞争者缺乏“高度理智水平”。其实，商品社会里的竞争之所以陷入“动物式生存竞争”而不能自拔，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驱动。利益使商品生产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从而丧失其“高度理智水平”。
第四，智能社会是否保留市场经济？
《点亮》在这个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该书在“智能经济”这一章中说，工业社会是能量驱动物质经济的发展；智能社会智能驱动智能经济的发展。（第115页）物质经济是以金钱为价值尺度，而智能经济是以智能为价值尺度。（第120页）我们知道，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其直接目标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的价值形态是货币。否定了以金钱为价值尺度，也就无所谓市场经济了。然而书中有的地方又承认智能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只不过“社会生活、市场经济都受智能价值支配”（第121页）。所谓智能价值（以智能为价值尺度）指的是“创新”。书中说，“智能的一种尺度，就是‘更新、更奇、更美妙！’创新是智能价值的核心，越是高创新，智能价值也越高。”（第121页）以最大利润为直接目标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智能价值是否相容，如何相容？我认为，市场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但它对其他价值的容纳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有利于它对利润的获取。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谓智能价值的承认，是以后者符合市场需要为前提。凡是适应市场需要的智能（技术创新）都会受市场欢迎，因为它能为经营者带来丰厚利润。反之，即使是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要市场无需求，为此投入的资本不能返回利润，那么此种智能价值便无法实现。只有在政府出于某种非赢利的动机给予政策性扶助，对市场进行宏观干预的条件下，此种智能价值才可能实现。因此不是市场经济受智能价值支配，而是相反：智能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它是否与市场的商业价值一致。
第五，关于智能自然观与智能历史观。
《点亮》把智能提升到哲学高度，提出所谓智能自然观与智能历史观。
关于自然观，通常的理解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认识”，“大体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见《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1258页；黄楠森等主编：《新编哲学大辞典》，第485页）据此，人们很难理解：如何用智能去阐释自然界的本原、结构和演化规律。因为人的智能是自然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上才有的。即使我们接受《点亮》的“大智能观”，承认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也包括在智能概念之内，但无生物断然是无智能的，而生物和人归根到底是从无生物进化来的，所以自然界的本原和演化规律依然无法从“智能”中得到科学说明。生物智能自身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它不能给我们提供生物产生之前的自然演化过程的说明。至于机器智能，那是人的智能的产物，而且只是现代人的智能产物。综上所述，按照严格的哲学自然观内涵，智能自然观的概念似乎难以成立。
至于智能历史观也不是没有问题。作为一种历史观，它要揭示的根本内容之一是社会历史的本原。然而人的智能难以成为社会历史本原。智能是智力的外化。而人的“智力差异虽然源于遗传基因，但环境对智力的发展也具有很大影响。根据调查结果，约70～80%的智力差异源于遗传基因，20～30%的智力差异系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所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456页）《全书》还指出，“一个人的学习状况、经验阅历对其智力发展起很大作用。具体地讲，种族、文化、教育、卫生、营养、年龄、家庭环境、社会地位等都是影响智力发展与智力表现的因素。”既然如此，智能不能成为社会历史的本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派生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点亮》是如何论证“智能史观”的：“当自然演化出人的脑，出现‘制造工具’的智能动物时，才产生地球文明的萌芽，才有人类文明的开端。”（第144页）在这段关于人类文明产生的扼要描绘中，作者忽略了历史观中最本质的东西——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人脑”也好，人成为“制造工具”的社会动物也好，都是在自然物质基础上劳动实践的产物和结果。正是劳动才真正把人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社会发展（包括人的智能的产生）的奥秘就在劳动发展史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历史范围内，本原的东西是实践，而不是智能。智能是具有自然禀赋的人在其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派生的；它反过来又推动实践活动。如果《点亮》把“智能史观”的内涵仅仅局限在考察人类智能如何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范围，那是可以的。但这已不是严格的哲学历史观的内涵。
三、“技术统治论”吗？
此书给读者最深刻印象是：它对人的智能及其社会积极效应的弘扬。然而它的不足之处在于相对忽视了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参照系去考察智能。这一不足，不仅表现在前面谈到的智能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一系列模糊概念上，而且反映在所谓“智能阶级”问题上。
我们知道，阶级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但《点亮》在回答“智能资源拥有者能形成智能阶级吗”这个问题时，却基本上离开社会经济关系，借助于现象类比去论证智能阶级的存在。书中这样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奴隶与奴隶主，推翻奴隶社会的并不是奴隶，而是地主阶级；封建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地主与农民，推翻封建社会的，并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是资本家与工人，……那么未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谁呢？用辩证法来分析，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掌握智能的阶级。目前，智能阶级尚在形成之中。”（第117页）
一个新社会形态的代表者——新阶级，不是从旧社会形态中的旧阶级中挑选出来，这只是现象。要证明新阶级存在的必然性，还得靠对它做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历史分析。比如说，推翻封建社会的之所以是资产阶级，要从存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扩展，从而使商品生产者成为统治的经济力量——从商人资本发展到工业资本，以及它们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瓦解，等等。离开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资产阶级的出现是不可理解的。论证智能阶级（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阶级的话）的出现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分析。总之，不能单纯从智能推出一个智能阶级，正如不能单纯从蒸汽生产力推出一个“蒸汽阶级”一样。事实上，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总有某种智力，外化为一定的智能。就一般情况而言，人的智力差异固然部分来自自然禀赋，但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智能远远超过另一部分，以致这两部分人之间形成一种类似阶级社会那样的巨大鸿沟，从而最终导致一部分人（智能高的）能够通过占有另一部分人（智能低的）的劳动成果而凌驾和支配后者（即形成了本来意义上的“阶级”），那肯定是通过某种社会经济关系造成的。自然禀赋的智力差异不会自然而然造出一个“智能阶级”。如果不对造成智能阶级（以及与之对应的低智能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做出严肃的科学分析，就难免落入二战后国际学术界许多社会学者和未来学者的“技术统治”论的窠臼。
“技术统治”一词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讲，可以解释为技术专家在其科学专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权”。“技术统治论”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背景。“技术统治论”之父是19世纪的圣西门。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普遍出现，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以新设备和新工艺形式被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在19世纪，人们还习惯于“生产→技术→科学”的公式，在20世纪下半叶，新科学技术革命已把旧公式颠倒过来，变为“科学→技术→生产”了。上述情况不仅造成科学技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上升，而且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科学技术专家数量大增，从而在工业企业中领导角色的分配上必然带来显著变动：在生产工艺事务中技术专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把企业家的资本所有者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使后者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到生产的财务方面来，由此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谈论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决定作用的观念。二战前，美国社会学者T.维布伦就认为，技术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有可能把实业家从制定生产计划和监督产品这些领域中排挤出去。从实践的角度上看，这就意味着技术专家及其中央管理部门掌握政权，现代西方社会将变成技术统治社会。二战后，技术统治思想有增无减。在各种形形色色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贝尔在该书中预言，在后工业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能人阶层”即一个具有高度知识和专业水平的人们的集团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新的统治者。从知识的社会作用日益增大中直接推出一个“能人阶层”，这同《点亮》从智能的社会作用日益增大中直接推出一个智能阶级并无二致。不过，贝尔还多少涉及到一些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例如贝尔认为，能人阶层的形成，这是科学技术作用逐渐增长和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这种自然经济过程导致的。这些论据当然不足以支持他的一系列结论，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不需要经过阶级的社会革命；在后工业社会里，不存在由于所有权引起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而只存在有专门知识者和无专门知识者之间的冲突……。从这些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中，人们不难看出；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从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参照系去看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它们的合理之处在于高度重视高新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但如果人们从片面强调科学决定论而走向所谓“技术统治”论，就未免失之于偏颇了。
智能社会的研究应当肯定，但希望这一研究不重蹈技术统治论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