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东方论文,声音论文,主义论文,真实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海外华人英语作家中，哈金无疑是最多产也最负盛名的作家。1989年他在美国布兰 戴斯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开始正式从事写作。十几年间，哈金已出版了两部诗集： 《沉默之间：来自中国的声音》(Between Silences:A Voice from China，1990)和《 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1996)；三部短篇小说集：《辞海》(Ocean of Words,19 9 6)，《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1997)，《新郎》(The Bridegroom,2000)； 一 部中篇小说：《在池塘中》(In the Pond,1998)；两部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1 99 9)和《狂人》(The Crazed,2002)，并且获得多项美国文学大奖：《辞海》获1996年 度 海明威笔会短篇小说奖(PEN/Hemingway Prize)；《在红旗下》获1997年度奥康纳短 篇 小说奖(the 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等待》获1999年 度 全国图书小说奖及2000年度福克纳笔会小说奖(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PEN/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至今为止，哈金所有作品的题材都是关于50年代 到80年代的中国。
当以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美国文化界将哈金迎入他们的文学万神殿时，是否纯粹出自对 其作品文学性的肯定和欣赏?当我们为哈金在西方的成功觉得骄傲自豪的时候，是否应 该再问一问这些故事是写给谁看的，为谁写的，写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哈金的现象是 新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界的表现。
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研究中论述了西方如何将东方置于其意识结构中，视东方为“他 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 政专制、异端邪教，由此证实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 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当今世界，尽管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形式上已经结束 ，东西方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在增多，西方对东方(大多为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操控欲望并未消失，但是老式帝国主义赤裸裸的统治和干涉已经行不通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新东方主义虽然是西方霸权意识在当今的延伸，但它表现出新 的隐蔽的手段和特征。据笔者的理解，“新东方主义”不再是西方的自说自话，它以一 种貌似宽容的姿态让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本土资料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身份踊跃发言，并让他们在其话语中心占据一定的位置。来自香港定居美 国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家周蕾在《书写移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干预策略》一书中提醒来 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要以自省的态度“抵制移散的诱惑”。周蕾尖锐 地指出，不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虽说看似在表现研究第三世界，却是为其在西方的学术 地位和前途服务，真正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无关痛痒。(注：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g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117.本篇论文所有 译文为笔者翻译。)当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背对中国，向西方主流文化声称替中国人讲 述中国的故事，并且得到西方主流文化欢迎并褒扬有加的时候，双方并非是出自对中国 真正的关注。前者需要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话语获取西方的听众和市场 ，进入主流文化；而后者则鼓励前者以本土证人的身份证明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巩固主 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换言之，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 军，在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
首先，哈金选择的写作语言解答了他写的故事给谁看的问题。提及为什么用英语写作 ，哈金的回答很实在：迫于生计。他称自已想留在美国，而英语作品在美国有更大的读 者市场。(注：英语本身作为一种霸权语言需另文讨论。在《书写差异：论美华英语文 学的题材局限》一文中，李亚萍引用黎锦扬的话：“要打入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 写作，或将作品译成英文。”笔者认为，除文中讨论的目标读者这一点外，这种认识本 身肯定了英语的霸权地位，为操英语的第一世界人士不愿认识或仅仅通过翻译这一危险 的媒介认识本土操其它语言的族群和第三世界提供了托辞。难道我们应该将遗忘、误解 或扭曲的责任归为自己：“因为我们不会说英语”?(李亚萍：《书写差异：论美华英语 文学的题材局限》，(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2003年11月6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顾哈金的解释，或者说正是因为哈金的解释，至少有三篇书 评(其中一篇登在奥康纳奖官方网站)提及哈金是被迫来到美国。这暴露了包括文学奖项 评选人在内的相当大一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移民作家的阅读偏见，而从另一方面也影响 甚至预设了作品可能表现的内容。(注：见http://www.ugapress.uga.edu/books/shelf /0820319392.html,2003/9/15;L.p.Streitfeld,“Award-winning author Ha Jin
translates his Chinese life”,http://www.newmassmedia.com/Is98jan/painted.
html,2002/11/10;Adam Mazmanian,“Under the Red Flag by Ha Jin”,http://www.
mindspring.com/～mazmanian/new.review.ha.htm,2002/11/10;Andrew Ervin,“
Author vs.Authority”，http://www.citypaper.net/articles/120700/bq.ha.shtml, 2002/11/10。)此外，哈金还承认用中文写作的海外华人作家有了固定的读者群，他很 难跻身其中。(注：Alex Olesen，“A Conversation with Ha Jin”,http://www.
virtualchina.org/archive/leisure/features/1119-hajinfinal.html,2002/10/4.)不 过，写作语言的选择不仅出自作家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直接决定作品的目标读者 ，影响作品的主题、题材、视角、情感表现等的选择。不少移民作家有极好的英语水平 ，但他们最终选择母语写作。著名海外华人华语作家於梨华最初选择用英语写作。发表 于1957年的《扬子江尽头的悲伤》(“Sorrow 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是 一个少女寻父的伤感故事，获得塞缪尔·高德温(米高美电影公司合伙人之一)写作奖。 可是她随后用英语写作的有关移民经历的作品都被出版商拒绝。於梨华无意迎合西方读 者对中国的猎奇口味，最终决定用中文写作。(注：Xiao-huang Yin,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p.168.) 但遗憾的是，她在作品中所讨论的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的问题，白人主流社会可以一概 辞说听不懂，不予过问。另有一些女性用英语写中国文革的传记小说，如张戎的《鸿》 (Wild Swans,1991)、闵安琪《红杜鹃》(Red Azalea,1993)、王蕤的《丽丽》(Lili,A
Novel of Tiananmen,2001)。这些人有经纪人、出版商、书评家及大众读者的包装、推 销、捧场，一旦出书便能畅销(此现象有待另文讨论)。尽管各种语言有不同的表现力， 但哈金为在美国生存选择用英语写作无疑决定了他讲的中国故事要让主流出版商和读者 喜欢。
然而，哈金同时又声称为中国人说话，在讲中国人的故事。在1990年出版的诗集《沉 默之间：来自中国的声音》的序言里，哈金声称：“作为一位幸运的人，我替那些不幸 的人们说话。他们身处生活的底层，深受磨难、历经艰辛、消亡无踪。”(注：Ha Jin, Between Silences:A Voice from China,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的确，对西方读者来说，他是来自中国不折不扣的“真实” 的声音。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14岁参军，驻扎中苏边境。参军五年后 ，在哈尔滨铁道局工作三年。其后，先后在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外语系就读。 1985年赴美，就读布兰戴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85年后，哈金称再没回过中国， 对中国已经疏离：“中国已经很遥远了。我不知道现今中国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对它 已经毫无牵连了。”(注：David Weich，“Ha Jin Lets It Go”,http://www.powells .com/authors/jin.html,2002/10/4.)寻根情结是当代少数族群文学的一大特征，哈金 自觉地去根是否能让他隔了重洋以更客观的角度为那些“不幸的人们”说话，向西方真 实地展现“一个我们极欲了解的社会和民族”?(注：Judges’Citation,National Book
Award,http://www.powells.com/cgi-bin/biblio?show = hardover:new:0375406530: 24.00,2002/10/4.)
笔者选取哈金两部最受美国文化界肯定和褒奖的作品，短篇《光天化日》(“In Broad
Daylight”)及长篇《等待》来加以分析，看看他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又是怎样写的 故事。
《光天化日》是短篇小说集《在红旗下》的第一篇。《在红旗下》共收录12篇短篇小 说，书名的喻指不言自明，背景都是文革期间和文革刚刚结束的东北小城市。除了整部 集子获奥康纳笔会奖外，《光天化日》单独获得的文学奖有1993年度凯恩书评奖(the
Kenyon Review Prize for Fiction)和1995年度普什卡特奖(the Pushcart Prize)，并 被《诺顿小说入门》和《诺顿文学入门》选录。《光天化日》的叙述角度是绰号叫“白 猫”的男孩，故事讲的是被街坊邻居蔑称为“老婊子”的慕英。她和多个男人有染，从 大连来串联的红卫兵碰巧听到她的坏名声，把她从家里揪出来批斗并游街示众。她的矮 子小贩丈夫孟肃想救她，却不料被红卫兵、看客，甚至慕英自己羞辱。最后人们发现孟 肃被火车碾死了，慕英则独自躺在公交车站，精神错乱。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妇女向来有社会学、文化考古学、女性研究等多种层面的兴趣，其 中包括著名的克里斯蒂娃。斯皮瓦克极有影响的论文《弱势群体会发言吗?》的出发点 是对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妇女》一书的质疑。她认为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讨论和 研究，是从自身立场出发，为西方服务的，由此指出研究主体替弱势群体说话的声音不 能当作是弱势群体自身真实的声音。(注：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Cary Nelson & Larry Grossberg,eds.,Ma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p.271-313.Also see Bart
Moore-Gilbert,Postcolonial Theory:Contexts,Practices,Politics,London:Verso, 1997,pp.83-91.)哈金以“真实”的中国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在作为中国妇女的 笔者看来，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捏造出来的怪物。在《 光天化日》中，哈金用一个不谙世事的男孩的视角，意欲表现一个纯洁的男孩眼中的慕 英，即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慕英，既摆脱周遭成人的偏见又避免了显明的作者主观立场。 在“白猫”眼中，50来岁的慕英是镇上她这个年纪女人里最好看的，还带有皇后般高贵 的气质，烫了发，体态丰满，穿天蓝连衣裙。有意思的是，在第二篇《准男子汉》(“
Man to Be”)中，同样因丈夫性无能和其他男子有染的淑玲，尽管年轻得多，也烫了发 ，体态丰满，穿天蓝连衣裙。淑玲受到的惩罚是被丈夫叫来的五个年轻力壮的民兵轮奸 。为了体现女性自觉萌发的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说明她们对泯灭人性的政治专制和男 权专制的反抗，哈金想刻画能够超越时代的女性形象，结果却几近一幅漫画：婚姻不幸 挑战世俗着天蓝连衣裙烫发丰满的中国妇女。
《光天化日》中批斗开始时，慕英被描写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发表了一通准女性主 义的演说：
“姐妹们，”她朗声说道。“行，和他们睡觉算我错了。但你们都知道想要男人时候 的感觉怎么样，对吧?难道你们不是过一阵子骨子里就有那种感觉?”她鄙夷地看看站在 前排几个干瘪的中年妇女，然后眯起双眼。“哦，你想要那个真正的男人把你搂在他的 臂膀里，让他抚摸你身体的每一部位。就单单为那个男人，你如花一般盛开，成为一个 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注：Ha Jin,Under the Red Flag,Athens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7,p.8,p.8.)
这段演说的语言尽管陈腐，像西方廉价浪漫史中主人公的独白，从60年代中国东北小 镇上一位正被批斗的五十几岁妇女的口中道出，却是令人发噱了。如果说哈金希望通过 这段演说表现慕英的女性意识，这一点尚是可贵，正如重新阐释潘金莲为其正名(孟肃 和武大郎一样，五短身材，做小买卖，心地善良。他将被苏联士兵轮奸后的慕英带回家 ，并细心照料她。)对西方读者来说，慕英的天蓝连衣裙上则绣上了霍桑笔下的海斯特 ·普林的无畏的红字。但是，慕英不仅将男子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公开轻蔑地揭 露孟肃“在床上不行”，致使孟肃悄然离开批斗会，很快传来他被火车碾死的消息，而 且她和其他男子的关系纯粹出于对性和金钱的欲望，她不知道那些找上门的男子姓甚名 谁，一次收费二十元。(注：Ha Jin,Under the Red Flag,Athens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7,p.8,p.8.)哈金笔下，慕英成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 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的怪异混合物。在《准男子汉》中，哈金继续“阉割”的主 题：郝男是准新郎，被叫来轮奸“淫妇”淑玲，却因对淑玲突然产生一阵柔情又被一阵 狗吠惊吓，而从此性无能。未婚妻一家的退婚却并非因为其参与轮奸，而是他的性无能 。在《新生》(“Resurrection”)中，鲁汉受了莱温斯基式的小姨子的诱惑，生产队队 长和党委书记逼迫他详细描述原委。鲁汉写不出百页以上的忏悔书，无奈之下只好连着 阴囊割下睾丸以表悔意。他很高兴地发现这和村里那些被计划生育组阉割的男人没什么 区别。一部短篇小说集中有四分之一的故事在重复加深东方主义性别化的模式：被阉割 去势的东方男子和充满情欲的东方女子。
镇上的居民对慕英鄙夷痛恨不已，开批斗会算是从轻的处罚。按“白猫”祖母的说法 ，慕英那样的“淫妇”得像过去那样用点天灯的方式惩处。对点天灯这一酷刑本身笔者 不作详细考证，但在哈金的描写中，这一刑罚不仅残忍而且淫秽：被绑示众的裸身“淫 妇”，一边被火烧一边被两个男子鞭打，周边还有一圈兴奋的看客，到最终死去，整个 受刑过程能持续整天整夜。这里整段描述的可信性极可疑，与其说是揭露了旧社会所谓 道德整治中极不人道的一面，不如说更像是一幅施虐的色情场面。为了更加渲染气氛增 强效果，哈金特地点明抽打用的鞭子是用“牛鞭”做的。笔者认为，哈金故事误译“牛 鞭”，利用其中文中的多义性，将不过是赶牛用的“牛鞭”翻译成“用牛的阴茎制成的 鞭子”。(注：东方主义者认为东方有神秘而原始的色欲文化。在此为另一例证说明哈 金如何夸张地迎合东方主义者的口味。镇里的中医给郝男开了这些药方：“人参、海马 、当归、黄芪、鹿茸、虎骨、蜂皇浆，甚至是一条鹿鞭”，“一般男人吃上两、三片鹿 鞭后就因为勃起而不能出门了，而对郝男都无济于事。”而在前一则故事中，读者刚刚 看到过动物的“鞭”还能鞭打淫荡的女人。(Ha Jin,Under the Red Flag,p.3;pp.29-3 0.))倘若说女性在旧社会是牺牲品，在哈金笔下被如此扭曲暴露地展出，满足东方主义 者对中国猥亵的窥视欲望，岂不是又一次成了牺牲品?
《等待》讲的是东北一个城市部队医院的医生孔林等了18年和他的小脚妻子淑玉离婚 ，终于和同一医院护士曼娜结婚的故事。孔林和淑玉的婚姻是父母之命。自结婚第四个 年头他们的女儿出生后，婚姻就已经名存实亡，但根据部队医院规定，没有淑玉的同意 ，孔林要离婚必须等18年。孔林每年探亲回家就是去离婚，但却拖了整整17年。表面上 ，每一次离婚不成的原因都是淑玉到了法院后的退却，但无论是部队医院由某位王政委 一时性起立下的规定、法院法官驳回孔林的离婚诉讼、还是本生为保护姐姐对离婚的干 涉，哈金都意欲表明真正的原因是中国人无视婚姻中的“爱情”。而另一方面，迫于周 围压力，孔林和曼娜18年的情人关系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当他们最终结婚时，孔林却发 现曼娜并没有比他的农村小脚妻子更合适他，而且得了不治之症。孔林跑到淑玉处，半 醉时要求淑玉等他。等他回到家中，却注意到曼娜的声音充满生命力。于是开始了新一 轮的“等待”。
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是从1967年到1986年，主要故事都应当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但这 座部队医院仿佛是世外桃源，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都能被挡在医院的围墙外。淑玉居住 的吴家塘镇鹅村也同样出人意料的平静。这种平静让《纽约时报》的书评家嘎纳在其颇 有影响的《哈金的文化革命》一文中将整个故事的背景误读成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八十年 代。(注：Dwight Garner，“Ha Jin’s Cultural Revolution”,http://www.nytimes .com/library/magazine/home/20000206mag garner3.html,2002/10/4.)问及为什么故 事中的小天地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哈金解释说：“这本书的框架和引指只是为了将故事 置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没必要有过多的时代的引指。我认为文学 的终极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不是掏空时间而是穿越时间。越过时间看清什么 才是对人物最要紧的。”(注：David Weich，“Ha Jin Lets It Go”,http://www.
powells.com/authors/jin.html,2002/10/4.)的确，文学的一大功效是揭示普遍人性和 真理。在这一层面上，《等待》可以被读成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寓言。但对西方读者 而言，对故事展现的中国历史政治背景的兴趣显然要超过“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样一 个亘古不新的话题。哈金在《狂人》中对天安门事件的描写，西方的书评人便觉得失望 ：“他的描述没能给我们已经知道的添上些什么。”(注：Sarah A Smith，“Voice of
the Demon-monster”，in The Guardian,Nov.30,2002,p.27.)一方面，哈金“超越时 间”是让故事的时代背景极其隐淡；而另一方面，哈金“超越时间”是不顾事件的时间 性，犯下明显的时代错误。尽管对小说创作不必苛求历史的真实性，但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西方主流文化，恰恰乐于听到类似于故事中的时代错误。杰弗里·金可立的认识是 不少西方读者和书评人的普遍态度，认为哈金创造了“真实的社会主义农村和城市的背 景，然后让昔日的幽灵零散地闯入因之带来更加令人震惊的效果。”(注：Jeffrey C
Kinkley，“Waiting”,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Summer 2000,pp.579-580.)“昔 日的幽灵”是香烛冥钱、妻妾成群、女人卑贱的地位，但最主要的体现是淑玉的一双小 脚。西方读者所肯定的《等待》的价值——对细节的描写和对中国社会真实的展露—— 恰恰与东方主义者对中国的认知定势相吻合。
笔者同意刘意青教授的看法，认为淑玉的小脚不符合历史。(注：http://www.gmdaily .com.cn/0-ds/2000/20000614/GB/2000%5E304 2002/10/4.)淑玉生于1936年，据她自己 说，她父母是在她七岁时让她裹小脚的，即1943年。她长得不美，裹了小脚可以给她第 二次机会嫁得好，因为“那时候，男人对三寸金莲迷得很。”(注：Ha Jin,Waiting,
London:Vintage,2000,p.206,p.239.)慈禧太后于1902年第一次下诏废除裹脚，1911年 ，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正式立法禁止裹脚，而且淑玉幼时的东北又是处于日伪满洲国 统治，到1943年，会有多少新裹的小脚又会有多少钟爱小脚的男人?淑玉的小脚不仅与 史不符，与实亦不符。淑玉是种田好手，村西一里外有半亩自留地年年丰收。农家妇女 的淑玉要掮着农具，担水担肥，走一里地，决不是三寸金莲可以承受得了的。没有这双 小脚，淑玉依旧不失为一名传统的普通农村妇女：干瘪瘦小，不识字，恭顺贤良，任劳 任怨。但对东方主义者而言，三寸金莲才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小脚对肉体的 摧残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粗暴的一面，而小脚带来的性的联想——摇摇曳曳的走 姿、丰满硕大的臀部以及紧缩幽深的阴道——则表现了这一文化奇异的淫欲。因此，哈 金必须自我东方化，给淑玉裹上小脚，印证东方主义者所期望的“真实”。(注：小脚 成了不少移散华人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读者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物件和象 征。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对小脚的批判，不如说是继续亵玩。例如，张戎在最近一 次被《星期天泰晤士报》采访时解释如何裹小脚：“母亲得拿一块大石头砸碎女儿的脚 。”英国出版的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和美国斯克莱布诺出版社的肖恩·王的 《美国膝》封面上都有一双着中国式绸鞋的女人的脚。在前一本书里，小裁缝仅露过一 次脚；而在后一本书，根本不曾提及过这么一双性感的脚。书籍的封面设计既是出版社 对读者阅读期待的推知也是引导。对小脚反复言说的影响之一使得脚成了中国女性的一 大性征。(Margarette Driscoll，“Mao，I’m Coming to Get You”，in The Sunday
Times,Aug.17,2003,p.5;DaiSijie,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tr. Ina Rilke,London:Chatto & Windus,2001;Shawn Wong,American Knees,New York:
Scribner,1995.))
尽管哈金不渲染故事的文革背景，却描写文革期间的做法，并将这一做法提到了80年 代。1984年，孔林和曼娜终于成婚。婚礼在医院的会议室举行，由政治部主任陈明主持 。孔林和曼娜被要求向墙上挂着的党旗和毛主席像鞠躬三次。陈明朗声唱道，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两人神情严肃，“中指的指尖贴在裤缝上”。第二次鞠得更低，“几 近八十度”。观礼的客人也保持肃穆，“似乎单单陈明嗓音的响度就令他们噤了声”。 (注：Ha Jin,Waiting,London:Vintage,2000,p.206,p.239.)鞠躬后，陈明像教堂的牧 师一般宣布“孔林和曼娜是夫妇了”。为迎合西方读者对文革期间一些荒唐做法的取乐 心理，哈金加入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描写，但这一场景却出现在1984年的部队医院， 误导并加深了不少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模糊的错误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便开始文革，一 直持续到1989年。(注：不仅仅普通西方读者有这一错误印象，连严肃的学术专著和中 学生文学读物都不例外。如海伦娜·格莱斯的《商谈身份：亚裔美籍妇女作品绍介》一 书中，“书写红色中国”一章出现多处历史知识错误，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就是文化 大革命；另见《中国的辛德瑞拉》封底说明，编者将1952的香港说成是“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期间”。(Helena Grice,Negotiating Identities: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2 -128;Adeline Yen Mah,Chinese Cinderella,Essex:Longman,2002,back cover.))哈金 随意在时空中移置传统文化中的小脚和当代政治事件中的个人崇拜，难怪有西方书评人 说：“哈金在说的是，在新旧中国之间没有什么是真正改变了的。”(注：转引自http: //www.powells.com/cgi-bin/bibio?show = hardcover:new:0375406530:24.00,2002/1 0/4。)中国依旧是东方主义者想象中的中国，哈金“超越时间”的结果却是将中国封闭 在时间黑洞中。
哈金以其30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郑重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并因其“真实”而 备受褒奖，但上述分析表明这种“真实”经常是自我东方化以符合东方主义者认知定势 的真实。当哈金站在全国图书奖闪亮的灯光下，他感谢的是美国这一国度，她的人民和 语言，而将提供了他创作素材并且自许为其发言人的母国及其人民留在一片不辨时空的 混沌黑暗中仰视他的“后脑勺”。(注：“National Book Awards Acceptance Speec he s”,http://www.nationalbook.org/nbaacceptspeech-hjin.html，2002/10/4.残雪 评 论《等待》，似乎认为这部作品既透过镜子看到了自己的后脑勺又是一面能让中国人 看 到后脑勺的镜子。残雪，“哈金之痛”，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2/27/content-747909.htm,2003/11/5。)在此，笔者 并非持与“东方主义”相对应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态度，简单地认定凡 是西方说好的其实都是不好的。但在为移散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文化界得奖、在图书市 场畅销喝彩前，我们必须持审慎的态度，认识到这些作品受西方意识形态及政治文化的 “询考”(interpellation)。新东方主义的作品看似占据了一部分西方文化中心的位置 ，但其自我东方化的话语实质上是一份对老式东方主义的证词，其影响是西方对东方在 政治文化上的继续他者化和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