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柔性论文,个案论文,政权论文,村庄论文,沿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多研究农村政治格局的文献中，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视角被普遍作为基本预设 。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对立与整合，观察在国家力量之外的社会力量生成的情况 ，这一研究路径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评判被九十年代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新社会史 学和人类文化学研究相互激荡，世纪初已成滥殇。(注：对这一路径的生发历史的详细 评述见杨念群，1995；邓正来，1996；张静，1998；和杨念群，2001。)
然而，正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问题研究分歧重重一样，(注：这些讨论 详细可以参见J.W.Esherick and A.B.Rankin,eds.,1990,Chinese Local Elite and Pa tterns of Domin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Wakeman and Carolyn Gra nt eds.,1975,Th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 alifornia Press；汪熙和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及邓正来，J.C.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在一个有几千年历史和超大 疆域的国家，在具有社会转型特征的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一种规范研究的体系是 不合时宜的。同样，在一个“东方专制主义”(K.Wittfogel，1957)和家产制(韦伯，19 97)传统及曲折的近代史浸润的国家，将西方几百年的理论发展脉络，纳入中国十几年 的民主实践里检验，也是无法得到呼应的。
因而，在一定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给出的理论作限定性的修正是寻求理论突破的有效 途径。在以往的研究中，张静的“基层政权建设”(张静，2000)，贺雪峰的“村庄记忆 框架”和“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0，2001)，毛丹的“村庄单位化”(毛丹，2000) ，萧楼、王小军的“互构村庄”(萧楼，王小军，2001)，在寻求理论的适应性上做了积 极的工作，试图给予村民自治研究一些更为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连接 中层理论和个案经验的离散趋势。
Jean Oi在1989年曾经指出，农业收成的分割在农村社会具有根本性的建构意义，甚至 是农村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根本特征。(Jean Oi，1989)然而，十余年后的今天，工业 化已经深入到了农村，国家放权后形成的初步市场，使进入门槛较低的加工工业与廉价 消费品生产在浙江沿海农村迅速兴起，从而也带动了农村的城市化步伐，工业与第三产 业带来的税收成为了基层政权关注的中心。农业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名符其实的“口号产 业”，农业收成的分割也不再成为农村的标志性问题，消解了Jean Oi这一命题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欧洲的经验表明，国家的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财政契约的重新厘定和 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有同等重要的意义(Henri Lepage，1988)，作为国家控制下的税收的 巩固和货币化过程，既是占有土地的贵族的封建特权和权力遭侵蚀的表现，又是这种侵 蚀的手段(吉登斯，1998)。(注：在这一点上，Giddens还认为现代国家的税收是为国家 的支出提供保险的手段，并成为日益发展的国家全面监控的一部分，(吉登斯，1998)Ru dolf Braun认为税收能够左右人的生产劳动与消费习惯，审查人们的为，因而税收的教 育目标大大超过了财政目标。(Rudolf Braun，1975)当然，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本文讨论的D镇，是全国闻名的“中国眼镜之乡”，其特殊的高速城市化过程和特品工 业的发展，促使税收的汲取成为各方权力运作的着眼点。我们先期观察的权力结构、政 治网络、整合机制和个体策略(萧楼、王小军，1999，2001)，在征税这一被D镇认为是 “政治动员”典型事件上，产生了耐人寻味的理论后果，我们将在结论部分给予表述。
一 “政治动员”的过程与管制技术的精密化
税收被D镇作为“政治动员”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与周边同处工业化发动期 的乡镇的相互追逐中，税收是对比的重要指标，因而同期税收增长落后成为拥有“全省 综合改革试点镇”、“全省百强明星镇”和“全市30强镇”等众多头衔的D镇的严重焦 虑；二是中央给予的流转税制无法约束象眼镜这样存在大量现金交易的行为，也就是大 部分交易没有体现在增值税上，在法律不入之时，(注：我们指的是国家法律无法在操 作层面提供足够的技术和策略时。)基层政权只能采取自己的方式进行征税；三是D镇机 关和各个办事处的国家干部在编65名，编外51名，当然无法面对3000余家工商登记的企 业与无法计算的家庭作坊，进行动员势所必行。
政治动员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这三个阶段随着事件的发展引导政府采取了逐步精 密化的管制手段，也不自主地将村庄政治人物纳入了管制行动者的行列。
政治动员的初始化—建立协调机制
D镇的“税收大检查”始于1999年10月，在指导思想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并强调“这是事关全镇全年工作大局的大事，是对我镇税收工作 的大排查，是对我镇全体干部办事效率的大检阅”；在具体安排上，“今后半个月，全 镇干部动员起来，集中人力物力”，“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一次拉网式的大检查”；在组 织领导上，“建立税收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镇长陈德为组长，(注：本文涉及的人名 及村名均作了技术处理，下同。)分馆财贸的常务副镇长陈水为副组长，副镇长李小平 、市财政局D分局局长林日生、国税D分局局长郑为国、工商分局局长马有平、各办事处 主任为成员，下设办公室，李小平兼任办公室主任”；在纪律上，“各驻镇部门都要积 极配合清查工作”，“否则，镇党委政府将在年底部门工作评议时行使否决权”，并特 别指出，“要发动和依靠各村干部开展工作”。(注：摘自《D镇工作简报》，1999.11 。)可以看出，政治动员开始的时候，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乡镇政府认为对正式的国家 机构作一次系统调节，以动员的方式围绕征税这一目标对于正式权力进行规纳，能够弥 补核查工作人员不足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政治动员是集中在政权机关进行的，对于村 级组织来说，只是习惯地被提到而已。
但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一周后的情况通报会上，大家对第一阶段的“运动”交换了意 见。大家在会上提出了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一周的稽查征收总额不到20万，对于整个增 收目标来说是杯水车薪；二是有十多起税款核定的纠纷处理十分紧迫，对于核定征收的 执行相当困难；三是人手严重不足，村干部也有重重顾虑，往往不予配合。于是在下一 步工作的问题上，开始了一次“敞开式的讨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注：摘自 《D镇工作简报》，1999.12。)可以看出，这次情况通报会已经暴露了“政治动员”的 主要问题，首先在“法律不入之时”以乡镇机构出面核定税款的合法性已经被提出讨论 ；其二在满足政治动员的人员数与动员广泛性之间产生了不能回避的矛盾；其三是村干 部在被“依靠”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只是两面说好话”；最后，在下一 步工作措施和安排上，“会上有人说了牢骚话”，这是对征税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动 员”事件“敞开式讨论”的正式注解。这些情况说明乡镇想通过对体制内的权力进行有 效规纳，从而加强税收汲能力的措施被沉闷的“政治动员”的开局所窒息，也使乡镇当 局者更为谨慎和严肃地对待这一事件。
政治动员的策略化—引入辅助技术
在座谈会后的一周时间里，D镇多次召开各种会议，虽然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商议，但是 镇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同时，一个由镇党委书记带队的考察组，悄然出发到周围个 体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进行专项考察取经。五天之后镇党政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听取 了党委书记吴明的考察汇报，对某市的税收征管新办法作了深入地分析，并讨论了我镇 下一阶段税收征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镇党委政府决定，将全镇的工业企业和一部分 个体工商业主的两税收缴，按照企业用电量进行统一核算”，“核算后的税额，将在下 周一告知各个企业”，会议强调“在下一阶段的税收大检查工作中，D供电所和各村的 两委班子的积极配合是取得成效的关键”。当然，为了保证一些纳税大户“与镇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良好关系”不因这次“政治动员”而受到影响，“原年缴纳税收20万以上的 工业企业的税收不再重新核定”。
第二轮的“政治动员”在引入了用电这一关键量化指标后，真正热了起来，用于用电 量的可计量性，使一些原本无法计算，甚至是无法估计的税源水落石出。一个月后，D 的税收情况在全市30强镇的财政状况排名中直线上升，增长率上到了第三名。“为了减 轻下一阶段的税收工作压力，镇里对有关情况作了保留”，“以便在下个年度核定税收 基数的时候有回旋余地”。但是“政治动员”的成功给了乡镇政府以极大的鼓舞，国家 工作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对此事作了总结。乡镇政府认为“以创新的精神学习新经验，找 出新办法，思考新路子，开拓新局面，是做好乡镇工作的关键所在”，“引入用电指标 加强税收征管是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工作方法，既保证了全年的财政任务的完成，又给 全市的兄弟乡镇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工作经验”，“来自各地的10余个考察组来我镇考察 取经，(这项经验)在全市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主要领导说：“在乡镇的管 理中，引入新的管理办法类似于在社会生产中引入新的技术”，“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话，像以用电作为征税指标这种办法就是第一工作力”。一般干部想到的是 “有这种办法工作轻松多了”，而村干部是这样评价的，“国家要怎么样还怕想不出办 法”，“不管哪种办法都是有人吃亏有人便宜”。
政治动员的精密化—制造控制网络
仅仅二个月后，一位年轻的驻村干部发现各小企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仅他驻的村就 “购入了各式柴油发电机10余台”，而“据我观察，各村(中的企业)都有柴油发电机买 入”。由于乡镇在年初将上年末税收隐藏部分纳入一季度的征收中，因而几个月来的税 收减少并没有在报表上直观地反映出来，所以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到了三月份，这 一弊病逐步显现出来，这位年轻人的报告也受到了关注。他在报告里指出：“柴油发电 将使原来的税款定额变成一纸空文”，“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今年的税收工作将会变 得十分被动”，“应当及早研究新的征管办法”。在五月底的一次工作例会上，镇上一 位主要领导说：“大家都要向某某(指写报告的年轻人)学习”，“要在一星期之内将全 镇的情况摸好供党委决策”，并宣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去年的税收大排查工作要 开始一个新阶段”，一度大功告成的“政治动员”也同时重新启动，但这一启动却由于 没有好的办法而搁置半个多月。
半个月以后，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动员开始了，先是在镇电影院召开了村会计以上干 部大会，会上宣布了镇党委政府的决定，“建立镇党委统一领导，各办事处分头负责， 重心放在村里的工作机制”。至此，村已经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工作阵地，“以村为单位 成立税征管工作小队，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队长，村民委主任和驻村干部担任副队长” 。“各队将对全镇范围内的各类企业作一次全面调查，包括设备情况和开工时间，统计 工人数量和产值情况，将这作为定税的基本资料”。“在核税工作完成之前，各个企业 和工商户的税收仍按去年缴纳税款的平均数征收”，一周以后，为了防止出现偷懒和徇 私舞弊，镇上成立了“巡查小组”，负责对核税工作进行严格检查。这样，在一个地域 范围内严格的控制网络就形成了。
二、“政治动员”的深化和村庄政治空间的拓展
乡镇明确表示村是本次“政治动员”的工作重心以后，村庄的政治精英以各自的方式 开始制造更为丰富的事件支持“政治动员”继续深化，所以，我们顺着这一深化的路径 将目光转向村庄。在这些事件当中，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和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相 互交错，国家法定规则的超越力量和社会传统的潜在力量相互交融，政治意志的主动表 达和社区意愿的间接显露交织一起，集体行动的整体推进和个体策略的分割装扮各显身 手。而其中村干部及其它政治精英所引导的“政治动员”深化方式和村庄政治空间拓展 状况成为了颇为深刻的理论素材。
通风报信：内生性社区权威的选择底线
通风报信指的是村干部和其他与本次事件关系密切的政治精英将有关“政治动员”的 信息通过私人渠道传达给征税对象。这种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行动策略之所以在村 庄政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农村政治权力的特性决定的。从政治精英的产生 来看，在固有的农村社区内，村干部和其他政治精英栖身其中，他们必须首先面对村落 传统、人情面子、亲属关系、朋友伙伴。没有这些，他们将无法积累有效的社会资源和 到达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村庄政治的经验看，村治精英在与国家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过程当中，除了少数人能够摆脱村民身份，流向国家政权机关和单位以外，大部分政治 行为将在农村社区进行评价，甚至盖棺定论，因而在村落社区中形成关系地位身份面子 等方面的边际效用预期对村治精英的行为有决定作用。从村庄政治的运作来看，国家与 村落具有互构性，单独依靠村庄政治力量和单独援引国家权力都不足以成功地达成平衡 与牢固的村庄治理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传播来自基层政权动向的消息是对自己地 位和权势的表现，也是对势力范围与社会关系的正式交代。可以看出，以社区内生性权 威作为自己政治生命基础的村治精英把通风报信作了选择的底线，几乎没有人对这种有 节制的散布行为有任何异义，无论乡镇还是村庄。
在D镇11个样本村对村庄精英和个体私营企业主(包括个体工商户与家庭作坊式生产者) 的访谈中，我们发现“政治动员”的三个阶段，通风报信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第 一阶段，由于村治精英在征税中没有实质性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他们也无法谋求对国家 权力进行援引，从而改变原来的村庄政治环境和治理气氛，完成自己的治理抱负。所以 ，他们把这些消息限制性地在自己社会关系网内的主要环节传递，并力图使这些消息与 个人的应对策略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失时机地在“政治动员”中经营自己的政治领地。 当然，其中有部分有生产经营的村治精英在积极活动争取减少自己可预期的损失，少量 没有被这次事件影响的村治精英也在为自己的核心圈内的人进行秘密行动，但这种行动 十分谨慎。第二阶段，乡镇引入用电量这一辅助策略以后，“政治动员”的力量正式抵 达村庄农户，并且直接到达了一些企业，征税的成功使他们取得了管治的初步成效。尽 管村治精英无法改变这种强势的技术压力，但当这种力量无法找寻采用“游击战术”和 “关门主义”的家庭企业和小作坊时，村治精英们就成了与用电一样重要的“辅助手段 ”。而此时的通风报信对于大部分家庭企业和小作坊来说就显得极为重要。通风报信的 进行也就更加隐敝和具有选择性，主要是让一些常年运转但用电负荷不大的电机违规改 成使用民用电，使税款无法体现在工业用电上，在检查时隐瞒过关。而这些过关，往往 与村干部的左右遮拦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村甚至就让多出的民用电由村两委出面与 供电所协商解决。而在第三阶段，通风报信的性质和方式都变了，在引入国家政权力量 的同时，策划自己的“具体事件”，使通风报信成为拓展村庄治理空间的一个步骤，嵌 入到下面三个不同层次的运作当中。
无可奈何：引入国家权力的正式理由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在村居干部分组日夜值班核实各个企业用电量时正式启动的，支部 和村委会干部一起站在墙角边土堆旁倾听被监视企业的运转杂音发出的时间和工人的进 出，直到企业运行的产量和产值被估算出来为止。而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村干部在税 收中的巨大作用被乡镇政权认识了，这样估算出来的税额已经大大超出了乡镇政府的预 计；但村干部在村民心中的“模样”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与此事关系密切的企业主更 是情绪激动。半个月过去后，这种情绪却神奇地被平息了。这一结果取决于二个十分关 键的工作方法，一是对企业主作解释：“你我都知道，企业不是村里管的。当了这样一 个村干部，上面压下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在核定的时候已经给你……”， “大不了我不干这个事，但如果让人家干，对你可能更加……”。三方面的解释是这样 组织的，首先村干部将自己推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然后向企业主表明了自己在有限 的自由裁量空间里已经作了变通和照应，最后提出了不痛不痒的警告。这种非常简单的 工作方法在村干部极为频繁的串门和神侃中被强化了，竟然产生了很好的功效。另一个 方法是相互交换岗位，今天在这一户蹲点，明天在那一厂守夜，令人找不到冤头债主。 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就对着他们吐酸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共同骂娘 ，“鸟政府干的什么事，我们是没日没夜的给谁干啊”。始终将自己处于非常无奈的地 位是保持村干部与村民亲密关系的根本所在，也是村干部始终维持自己比乡镇干部更为 有利的工作环境的奥妙之处。
可是在如此简单的事情背后，村干部们正逐步将国家权力引入村庄，特别是引入到一 个村庄精英的治权从未能触及的领域——在现代工业经济，一种由国家法律治理的超越 于传统村庄的领域。这一领域是新式精英成长之地，也是精英转型的脱胎换骨之所，更 是通过各种途径成为村庄治理人物的精英们垂涎三尺试图宰制的领域。但是这一领域与 传统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经济领域展示了强大和超越，特别是自主和独立 的特性一度使他们一筹莫展。可在征税引发的政治动员中，村治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显示 了对国家的忠诚，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企业主，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策划村庄的政治 组织做到这一点。国家通过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行政效率，同时在国家的力量的帮助 下，他们到达了那里；而凭着他们特殊的行事方式和治理策略，他们分享了国家权力， 并且和企业达成了确切却又隐秘的关系。
做好解释：两种话语间精英能量的展示
在征税工作的全过程，村庄精英一直在国家和村庄两种话语体系里游走，这个过程不 仅是他们借助国家权力强化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治理的过程，也是通过引导征税事件的 发生发展过程从而吸纳民意和塑造合法性的过程。国家与村庄有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 意思表达方式，村民的自我表达往往在骨子里有着特殊主义的色彩，而国家的表达又往 往夹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力倾向。村庄精英完全掌握了这二种话语的使用技巧，他们的表 达一方面与国家的话语体系相耦合，一方面又与村庄的意思表达相接近。所以这种特殊 的翻译角色就显得十分重要，不仅是本次“政治动员”中至关重要的内涵，甚至是精英 成长的重要标志。这种释译是不断对事件真相进行“意译”，运用意译的“新事件”对 一方形成虚拟关系，从而营造自己“是有作用”的“虚拟事实”。
在“政治动员”的全过程，村庄政治精英、国家和企业主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愿的。
1、认识：乡镇认为，“这是关系到工作全局的大事”“关系到政令畅通和政府威信” ；企业主认为，“乡镇抠钱，还这么冠冕堂皇”，“辛苦赚钱，岂能被刮走”。村庄精 英对上承诺“为政府办事理所当然”，但“当村干部有自己的难处”；对下则劝说“皇 粮国税自古要交”“不能出格”“和气生财”，“你就把我当作个讨饭人”“我要的钱 能进自己的口袋吗”。
2、态度：乡镇认为，“要狠下决心拔钉子”，“不把税收工作做好就不发全年奖金” ；企业主认为，“想尽法子躲一躲”，“宁可花些代价也要开个缺口”；而村干部对乡 镇则说，“得罪人也要做”，“你们乡镇也要为我们树立威信”，对村民说“你认为我 自己愿意让父亲的名字被人刁在嘴边骂吗”，“国家要怎么样你们还能躲得过?”“我 的××也不是捏在他们手里吗”。
3、方法：乡镇认为，“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在完全掌握事实的情况下，可以对一 二个企业进行重罚，以儆效尤”，“应当恩威并施，奖罚并重”，“不搞好税收征管， 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主认为“税重(的地方)就没有好政府”，“跟踪盯 梢，是国共不分”，“如此核税，没有法律依据”，“投资环境不好，不利于经济发展 ”；而村干部对上则说，“领导动动嘴，我们跑断腿”，“我们是经常被百姓骂作巡街 狼狗”，“这种事你如果让乡镇干部做，他是绝对干不了的”，对下则说“政府核税工 作，不是跟踪盯梢”，“上面做事细不来，我们做事粗不了”，“相互配合，有利于全 村百姓”。
4、导向：乡镇认为，“要通过税收征管，引导企业和百姓养成良好的纳税意识”，“ 形成稳定的税源”，“树立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权威形象”；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主认为 ，“企业将通过一定形式的联合，形成行业协会或联谊会，使自己更有伸张权利的能力 ”，“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的收益权”。村干部们对乡镇领导说，“税收只为政 务所用，收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应将税额定得过高，以免伤了税源”，“有些 企业为了村上做一些公益事业，镇里应该在税收上考虑免除”，对下则说，“政府收税 自有道理”，“我们帮助政府收税为的是为我所用”，“我们将做做工作，让他们免去 部分税款，你们把这笔钱捐出来作为村里公共事业的开销”，“把钱用于村里办一些事 业，如道路公共设施和资助儿童入学，这样会树立威信”，“我们替你们省下的税款， 你们应该用于村里的建设”，“可以让百姓记住你，可以积些恩德”。
替代方案：村庄政治空间的逐步建构
村治精英在两种话语间展示力量的时候，由于这种展示的根本要义在于由意译制造虚 拟事件，从而促使乡镇与企业之间出现某种不在协调程序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消除 又早已经被村治精英所设计，由他们主导。这样村治精英的力量就逐步演绎为村庄的治 理方案，随着这些方案的增多，村庄政治的空间就渐渐被建造了起来。而这些方案在三 个层次适应了政治环境的压力，使乡镇、村治精英、企业主的偏好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满足，从而将各方的力量达成均势。在乡镇层面，对基层社区的治理包含了广泛的内容 ，社区的基本建设、教育、社会自主的福利、面子工程、人员的控制网络、可控的各种 组织都是他们极为关注的。这些内容一方面满足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规律，就象一贴多 味中药配成的方子，有机组合不可或缺；一方面又和一拨又一拨各种主题的政治运动相 鼓动，从而改变了药方的内容。在征税进行到后期，乡镇在税收上的大部分需求已经被 满足，乡镇已经认为不必在这一问题上遭遇过多阻力，出现弹性意愿，当村庄精英提出 另一种方案的时候，乡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而企业认为国家的税收是强大而难以 抗拒的，可是对于基层政权作为中央国家的代理人的征收方式和工作方法更是心存芥蒂 。所交国家的税收无法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有任何体现，即税收款不能满足自己在社区的 进行适当的等价交换，以显示作为资本拥有者的权力和价值，所以将这笔钱按照村治精 英的安排进入村庄的基本建设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对于村治精英来说，这些替代方案不 仅在乡镇和企业之间达成了某种一致，而且这个一致包含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大量政治 意图的累积成功使得村庄治理的效率大大提高，又增强了村治精英的行动活力。
以上三个方面均势的形成，致使村庄在现代工业经济环境下的进行一次深刻的重构， 逐步建立起一套与社会转型相匹配的治理模式。与以前的治理模式相比，三个特征是十 分明显的。一是村庄的治理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反映在村庄已经在道路、自来水、用电 、公共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治理能力，而且村庄的组织化程度不 断提高，相当一部分村庄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村庄利益的特殊性已经和现 代性相互融合，从而反映出某种具有前瞻性的特征。二是村庄的治理成本降低。在东南 沿海地区，集体型的全村工业化是十分少见的，村庄不能运用全民工业化的方式来经营 ，当然村庄也无法舍弃工业经济的强大力量来设计治理方案。村庄更不可能通过对村民 进行集资和摊派这些臭名昭著的方式走上回头路，只能通过插手经济领域来获取治理资 本。而当新的资金来源确定以后，村庄的治理成本就逐步外部化了，这些费用部分转嫁 到与村庄取得合意状态的企业身上。三是村庄治理的力度加深，在工业化转型的过程当 中，村庄一度被人们想象为处于受排挤的困窘境地。然而村庄通过利用转型时期的特殊 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加强了自身的活动力度，从而竞争上了与国家共同宰制经 济领域和进行社会治理的角色，向工业社会的腹地逐渐渗透。
三 “柔性政权”的表达和村庄的回应
柔性政权是政权管制的精密化和政治资源运用的单一化的统一。政权管制的精密化在 上述案例中得到完整的显示。在政治任务的生成，对管制有效性强烈意求和动态更新契 合点这一系列过程中，乡镇完成了一次“政治动员”。在动员时，乡镇将政治意图从上 向下逐层推开，目标任务也逐层分解。在组织层面，政权核心层——乡镇领导班子—— 的决策部署和政权过渡层——管片干部——在对“动员”事件的理念与行动上有了一些 可以观察的区别，在领导者看来，税收是“政治挂帅”的大事，决定了乡镇工作的全局 ——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在同僚中的份量和政治投标中的标的。所以任何可以改变税 收局面的方法、手段都应被高度重视和得到迅速呼应。对处于政治过渡层的管片来说， 其认识是“事关饭碗”，至于税收在政治上是否与“理论”与“主义”有同等的重要性 ，他们没有思考。但毕竟税收是“管”领导政绩与前程的大事，处于过渡层的乡镇干部 必须在一件事上有所作为，这就是在落实“政治任务”时应让政权核心层看到有效性— —至少是被看出在争取“有效性”。单纯的“有效性”，使“动员”更猛烈和直接，使 执行工作更透彻和干净。相对政权核心层与政权过渡层的“政治挂帅”与“争取有效性 ”的区别，处于政权边缘层的村干部与他们的距离要大得多，他们对待政治动员的理念 是“有个交待”。但在整个“动员”体系中，他们要主动得多，是他们在寻找契合点， 这一点要上承政权体系的“有效性”，下连村庄治理体系的“自主性”，还要融汇上下 达到“合法性”。在策略层面，协调机制的建立并未缓解政治体系的老化与政治格局分 化之间的矛盾，它已无法将政治任务与政治资源之间设定一个完整的配置方案，这导致 了乡镇旧管制手段的彻底破产。在一番周转之后，一种创新的管制技术——引用电力计 算企业生产指标和核定税款被作为政治解决方案引入“实战手册”。在形式和内容上， 这一管制技术在两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给“政治动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 政治体系的运行朝一个新的路线作了一次新的测试，尽管这一测试最后未获完全成功， 但对管制技术本身的推进是巨大的；二是给“政治动员”下移至村、和企业形成三方策 略的局面创造了时机，使乡镇政权在更深与更广的程度上检验了政治体系的吸纳系统、 输出系统、反馈系统与更新系统的功能。在乡镇的管制走向精密化以后，“政治动员” 的深度形态也逐步形成。在“深度动员”形态下，管制的力量和作用暴露无遗，村庄和 企业都在管制的精密布局下，对乡镇的税收要求作了有限的、但却是实质性的承诺，这 个承诺在三方策略中导致了均衡，乡镇的精密管制在“政治动员”中被证明是真实有效 的。然而它也达到了极限，它规模宏大但老态龙钟，能点上突破却无法全面整合，其核 心问题是与其运动相伴的政治资源运用单一化趋势。
政治资源运用单一化首先是与政治目标多元化相对而言的。在全能政府的理念支配下 的乡镇政权，在治下上有多重目标，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维护政权体系的 运动、干预经济运作、运用政策杠杆、配置使用干部等等，要完成上级的各种考核、检 查、验收和完成土地、规划、计划、税收、教育等系列资源调控。而政治动员的过程， 从政治组织协作到引入管制技术再到“人海战术”，政治运行方式却是向传统复归。放 在“政治动员”这一单一事件中审视与放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审视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 同的。乡镇不可能运用“政治动员”管理所有政治目标，与多重目标对比政治资源运用 的单一化就显露出来了；其次，政治资源的单一化是在结构层次上显示了关系化趋势。 政治目标——无论是税收还是其它——都从制度操作转向了合议化操作，税制的确定是 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的运行却在三方策略中被重新合议，并达成了多方退出、此消彼 长的格局。由此也引起了行政权运用的权威化向村治权和公民权“再关系化”的趋势， 也就是不容置疑的行政权力，在关系、面子、人情等一系列地方性知识(格尔兹，1998 ；梁治平，1999)纠缠下，一定程度上与村治权和公民权形成了现行规则外的关系，既 部分默认了村庄的利益要求，也部分满足了企业税收的分散提供。而在具体操作中的乡 镇干部、村治精英与企业主达成了新的规则，这种规则在日后可以强化“再关系化”取 向。“再关系化”是对乡镇政治资源单一化结构性阐解。其三，政治资源的单一化与制 度化运行向操控化代谢密切相关。尽管士绅操控(孔飞力，1990；张仲礼，1991)作为解 释框架时常被人异议(张静，1999)，但是，精英操控导致乡镇的政治资源单一化却是一 个显见的事实。而这种操控是在不被任何一方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事实确立了村 庄精英政治的明朗化与村治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在精英操控下的村治体系，逐步与村 庄外部的经济与政治组织建立的代谢机制，孕育着村庄政治的持续而不可逆转的发展。
与时同时，村庄对政权的柔性过程表示了积极的回应。首先，村治精英将国家的现代 化理论导入村庄之中，将国家话语与具体事件结合起来，同时引导村庄舆论对之形成评 论。在广泛的舆论商谈过程中，使二者得到一定程度的交融，从而完成对村庄话语体系 的改造与整合。并且，国家话语作为具有一定信仰性的结构也被部分政治素养与教育水 平较高的村民所信奉，因而起到了初步的政治教育的目的。当然，这种教育的后果与价 值，我们现在尚无法估计。其次国家权力被村治精英引入村庄后，部分清理了村庄的政 治氛围，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取向逐渐显现出来，村治权力的运作慢慢模仿国家权力出现 方向感与确定性，进而引发了村庄治理模式的发展。其三，村治精英在对政权的“柔性 化”上做了大量的文章，其作用泛围之广，力量之强，持续之久足以使原有政治运行方 式受到震撼。同时村治精英也受到了深入的政治训练，他们的行动方式与政治技巧的积 累为民主因子的再扩展起到基础性作用。这些政治技巧与行动方式也将逐步影响以后的 政权柔性化趋势下的村民的政治理念变迁。其四，村庄在地域范围内进入经济组织领域 ，为村庄变革引入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来源，也加快了村庄与经济组织的亲和过程。 新的经济组织企业和农民办的大企业在农村不断出现就是明证。而村庄地域中的经济繁 荣也给村治精英的生长与训练提供了温床与课堂。
在这些回应中，村庄治理的三个特性渐次得到表现。一是精英政治明朗化。这里的精 英政治是帕累托意义的分层概念(帕累托、1977)，指的是在社区中拥有较多经济、社会 资源与政治资源的个体或群体宰制社区的政治生活。折晓叶和陈婴婴曾经关注了“超级 村庄”治理精英的生成和巨大作用(折晓叶、陈婴婴，1997)，杨善华关注了传统农村社 区精英的势力与行为方式(杨善华，2000)。然而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权力经 营者的村治精英，其生存的要义在于权力的经营与使用所得要大于权力与势力的生产所 得。也就是说作为权力经营者的村治精英的存在比作为权力生产者的精英存在要多，在 政治学意义上也更重要。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一体垄断者容易形成权威政治而扼 杀民主的成长，而宗族势力也无助于社区政治的良性发展过程。因此，以在国家、村社 和企业间游走为“主业”的政治精英形成村庄政治代理格局是社区政治的新现象。二是 利益取向公开化。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在社区政治中的表现直接或间接均能反映其利 益要求，而家族本位式的“荣誉”和国家信仰式的“付出”已被悄然淡忘，尽管还能找 到影子。利益要求强化了政治目标的可计算性与行动方式的直接性，从而使村庄对政权 的回应的可观察性大大增强。在利益要求下，社区政治精英的转换与更迭变得极为复杂 和富有戏剧性，从而使村民更为关注。三是人际关系复杂化，由于精英操作与利益取向 明朗化。原来以血缘、地缘、业缘联系的人际关系组合在选举、分配、调解等系列政治 参予过程中被迫更新。政治技巧或制度力量改变了原有的人与人的联接方式，而这种联 接方式的变革带动整个社区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包括村民与村民、村民与国家、村民 与村治组织的各类关系都在重新组合。在组合的过程中，既有合理的因子又有反常的举 动。而此时的社区政治在保持良性互动的大趋势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动荡的不确定性。
“政治动员”作为事业使政权在当前的性质与状态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对乡镇政权来 说，这种表达有其无可奈何的意思表示，也包含了非这样不可的金科铁律。柔性化过程 使其改变了僵硬与过分钢性的程序，也保全了政府的权威、尊严、地位与合法性，同时 也赋予它与社会之间更真实的交涉、接洽与信任关系。对于村庄来说，国家力量的引入 重构了村庄的疆域(萧楼、王小军，2001)，使村庄的治理格局发生变化，包括精英化、 利益化与复杂化，但是村庄也建立了更为开放的政治行动机制，与国家的联系更紧密， 能更具体地表示利益要求与参予、甚至是主导社区规划解决方案，从而将讨价还价公开 化。
四 结论性的讨论
本文以税收为契入点，探讨了“动员”状态下的乡镇与村庄关系，从而提出“柔性政 权”分析概念，旨在站在比农村社区更为宽泛的位置观察非均质国家与村庄间的关系。
萧功秦曾经应用缪尔达尔的“软政权”概念归纳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行政命令贯彻能 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综合现象，即“规范疲 软症”。(萧功秦，1994)他认为这是新旧规范无法对社会政治生活起制衡作用而出现的 “失范”。然而近十年后的今天，渐进式改革的特殊节奏一度消解了“疲软症”的互诱 和累积，使传统规范的瓦解速度与新规范的建立同样保持某种均衡，尽管“疲软症”依 然在一些领域严重存在。“柔性政府”尽管不再坚持极端强硬的国家主义，但在保持低 速变迁的同时，修正自己的规则体系，并允许将自身资源有原则地与村庄、企业进行交 换，这种交换通过多方策略形成均衡，并将其影响控制在政治意义之内，防止向其它空 间渗透。此时村庄政治的发展有利于乡镇政权与之达成治理共识，有效输出国家民主概 念、民本政治理想和社区政治责任意识；并且国家对企业的治权与村社分享，充分尊重 与维护了企业的利益取向与现存心态。因而在解析时，“柔性政权”作为一个中性概念 与框架符合目前基层政权处于职能转换、观念更新与格局调整中的状态与趋势。而在政 权的治理方式变更时，必须有村庄的有力呼应才能实施。在与国家形成“互构”状态的 村庄，在总体上仍在国家超越力量的控制之下，但村治精英对村庄政治空间的营造弥补 了政治管治的真空地带，使村庄成为有特殊疆域的活动空间。此时治理精英作为与柔性 政权的连接点，随着村治制度的成熟与规范、政治素养的提高与加深，将代表村治民主 发展的方向。这些精英的生成与代际转换也将超越原有的家族代表和经济能人的圈子， 与国家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的耦合、对政治技巧的掌握与社区道德、利益和价值的代表 性因素将成为其生成的重要生命指标，从社区政治发展的全球趋向看，职业或半职业化 政治代理精英将成为社区政治的前台人物。此时村庄与国家的互构性将大为增强，柔性 政权的表达也更为充分。
“柔性政权”同时要对Jean Oi的“地方政府法团化”(Jean.c.Oi，1999)提出有限的 回应。Oi认为，作为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地方政府与当地工商业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地方法 团政府，是中国乡村工业化和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在非集体化和财政改革两大结构性 动因输入以后，法团政府成功地推动了乡镇企业发展和乡村工业化过程。然而在“地方 政府法团化”的内部，政、村、企之间的博弈过程是微观层面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政府 法团化的动因仍然存在于“全能政府”的破产与政府自身更新的意愿，同时村庄政治的 发展也推动了政权的柔性化改革步伐。实践表明，乡镇与村企之间并没有完全形成官商 结合的企业集团，而是不断地相互影响和相互改造，以期满足各方自身利益。中央国家 与地方政府的集合尽管是非均质的，但与社区与企业相比，其同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企 业在与乡镇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时，援引的往往是中央国家的规则与制度，村企之间关系 和联系也往往由乡镇权力介入而形成均衡。因此，“柔性政权”将作为细致的分析框架 归纳财政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及与村企业的关系，从而使价值判断与经验积累两个层面更 有效地粘合。
贯穿“柔性政权”概念形成的是权力运作问题。孙立平与郭于华曾讨论了在地方性权 力认知程度下，国家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行使问题，这种“国家权力蜕变”被总结为“软 与硬的辩证法”。但是，在更厚实的理论背景下，国家权力的行使困境用正式与非正式 或“软与硬”来概括无法到达其本质层次。正如杨念群指出的那样，“事件”过程具体 分析的历史感悟无法掩盖其即时性与不可重复验证性。(杨念群，2001)最近一些关于“ 国家”的研究文献指出，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家行为的机能障碍日益增加，由于计划、 预测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有限，并且遇到来自其它方面的竞争，国家必须特别是与私营部 门分享权力，组成伙伴关系。(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2000)国家的治理需要外 力的融入和参与，甚至认为国家必须停止把自己放在统治权威的位置上。(斯托克，199 5，转引自梅里安，2000)因此，处于国家政治核心的线索——权力的运用理念必须首先 得到变更。在关于国家权力在乡村行使的具体表现上，国家并非是借助本土性资源进行 不变的行政行为，而是对原有的行政方式的放弃和创造新的行政行为方式。乡镇干部并 非因运用本土性资源强化了国家的行政能力，而是国家在更新管理范围与增强权力技术 时提高了效率。在国家权力行为方式变更中，村治精英的作用是十分主动的，他们在“ 建构情境”的大部分情况下，国家并不在场，而建构情境的话语体系的最佳人选就是他 们。而情境建构的目的，无疑是村治精英将国家权力和乡村情理组合，变成自己的治理 资源。而国家对此自是心知肚明，但彼此心照不宣。可见，“柔性政权”不但改变了自 身的行政方式，其多余的“辖区”和多余的权力是村庄政治有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