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专题讨论）——5.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经济生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世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9-0093-13
经济作用于文学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是经济形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文学有机体之外制约作家的文学活动，并以某种方式再现于文学有机体内部；二是经济逻辑渗透到文学有机体内部，成为某种结构形态及叙述方式。就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言，人们过去热衷于运用社会学“以文证史”的方法，侧重探讨小说文本对经济生活的反映情况，而没有很好地从小说有机体内部来挖掘经济叙述的文本建构意义。为了对经济之于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内外的作用进行全面观照，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等理论方法，加强从文本内部来探讨经济叙述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进入国门以来，人们便开始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之外，探寻其“内部研究”之路。但是，在经济作用于文学的研究方面，由于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话语的左右，“外部研究”的行情和势头仍然远远超过“内部研究”，“内部研究”还需要不断加强。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与经济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直对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问题抱有很高的兴趣。这突出表现在，各类文学史的撰写者几乎都会特别有意识地在概述之类的部分，沿着固有的思路，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经济因素进行细致的讲述。另外，各种专门研究成果也主要把笔力投放到“现象”与“形象”的分析上：要么梳理文学这面“镜子”所镜照的某一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现象，要么分析投影到文学中的经济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商人的形象。这些研究基本属于外部研究的范畴。
不仅如此，在现代“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启示与冲击下，有些论者喜欢探讨文学文本所蕴涵着的经济学思想。例如，古代经典小说《三国演义》不仅被与“经营谋略”挂起钩来，而且还遭遇到“水煮”、“陈酿”，人们正在致力于从谋略学、未来学、决策学、运筹学、指挥学、管理学、人才学、公关学等种种现代科学的视野，对这部小说富有张力的思想意义和文化蕴涵进行多重解读。
我们在充分估量并积极评价有关经济作用于文学“外部研究”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古代小说毕竟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如果一味地动辄以“百科全书”（当然包括经济学在内）或“活的教科书”、“反面教材”等评价话语来评价某一部小说，那不仅不利于提高这部小说的价值，而且还容易造成对其文学性的流放。因此，从经济视角切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应当注意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等理论方法，加强对文本的“内部研究”。这有利于我们打破印象式的、道德化的社会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
如果我们将小说所表现的经济生活看作一种叙事现象，那么，我们不妨将这种叙述文法称之为“经济叙述”，并能够总结出一系列通用共享于不同时代小说文本的叙事范式。
1.“因财致祸”等连缀叙事范式。在“财祸”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不仅能牵引出许许多多“罪恶化”故事，而且还能为这些故事提供某种结构性的间架。例如，《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针对酒色财气“四贪”有一段高论：
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细看起来，酒也有不会饮的，气也有耐得的，无如“财色”二字害事。但是贪财好色的又免不得吃几杯酒，免不得淘几场气，“酒气”二者又总括在“财色”里面了。今日说一桩异闻，单为“财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祸来。后来悲欢离合，做了锦片一场佳话，正是：说时惊破好人胆，话出伤残义士心。
这段文字运用理论探讨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财色害事”的道理，并引出“财色弄祸”的“异闻”特点以及“佳话”效应，经济叙述是其基本结构支架。故事中的苏知县夫妻的悲欢离合起源于露财而遭劫，幸得大难不死，靠一领意象化的“罗衫”作证，一对历尽磨难、饱受风霜的夫妻方得破镜重圆，一场跌宕起伏的悲欢离合皆因“财”而起。再如，在《型世言》中，“图财害命”成为一个基本创作母题，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第二十九回《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第三十三回《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等等故事皆由“财”生发出来。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小说每写及“财”，总是要带出一个“祸”字，从而演绎出一场场罪恶化的故事。由“财”而“祸”，“祸”解“事”结，整个故事被连缀式地陆续推出，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经典结构。
2.“钱情交易”等同构叙事范式。“钱情交易”叙述基本采取男女角色交易的方式同构展开。具体而言，该叙事范式又大致可分为“财才交易”与“财色交易”两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富家女子资助贫士故事叙述的是“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的交易。贫士寒儒通常在发迹变泰之前穷途潦倒，甚至无法支撑自己完成孜孜以求的学业，而富姐的资助则成为解救他们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财才交易成功者，夫贵妻荣，如《警世通言·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马德称历经多重磨难，幸得未婚妻黄小姐顶着重重压力资助他读书，从而完成由被人嫌弃的“钝秀才”到众人称羡的榜上骄子的角色转换，欢宴完婚。财才交易失败者，鱼死网破，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等作品以男子接受女子资助，得官后弃妻，女性虽死犹报为结构框架。当然，财才交易失败，也可获得补救，如《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穷书生莫稽在团头之女金玉奴的舍金资助下，获得功名，尔后受到虚荣心的驱动，忘恩负义。在作者的巧意安排下，莫稽挨了金玉奴一顿报复性、挽救性的棍棒，最终重归于好。这些故事的构架皆仰赖经济叙述的功能性而成。在世俗化叙述语境中，钱色交易同构起诸多故事间架。如《金瓶梅》写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的勾勾搭搭、来来往往就依托于一种投资与分享关系。康正果对此有段精辟的论述：
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嗜好，为了用更强烈的刺激制造神经的兴奋，他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的“枕上好风月”，他立即支付一件漂亮的衣服；或在要求哪个女人卑贱地满足他某种性的奇思妙想之时，他许诺了对方贪求的财物。于是，在该书那些看起来过分直露，而实际上仍有所节制的性描写中，作者往往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不断地插入有关淫妇们向西门庆索取“风月债”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上的巧妙过渡，使每一个纵欲状态的场景均与金钱的作用联系在一起。①
可见，《金瓶梅》许多故事是由财色交易构成的，这些男男女女即使在做爱时，也不是满嘴甜言蜜语，而是谈交易，这正是这部小说叙事的别致之处。在娶妻纳妾的家庭建设上，西门庆虽然也曾经几度为女色所迷而略有破费，但他更多的是从中获利，从而推出了纳娶孟玉楼和李瓶儿如此这般的“谋财娶妇”模式化叙述。可以说，钱色交易是构建《金瓶梅》一系列叙事的主要骨架之一。
3.“为财聚散”等分合叙事范式。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文化中，“财”向来被视为具有“聚结”功能。《周易·系辞下》说：“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②在古人看来，“财”具有独特的聚结功能。另一方面，财尽人去，“财”还具有“离散”功能。“财欲”的聚合与离散功能有助于形成中国古代小说分合结构机制。在《水浒传》中，关于以银子结人的叙述特别突出。金圣叹在第三十六回评说宋江：“其结识天下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矣。”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银子在打造宋江这一“及时雨”品牌过程中的聚结力量。可以说，“财”是聚义之“聚”、结义之“结”的根本，是《水浒传》由分而合叙述的磁力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金瓶梅》第一回所写的“热结十兄弟”虽然是对《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戏拟，但却更强调了“财”的聚结力量。“三结义”的使命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性患难相扶；而“十热结”则是经济性的结拜凑份子，帮闲们入伙的诉求是帮闲揩油。西门庆之所以被推尊为老大，不是序齿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其财最多。一旦西门庆死去，小说便推演出财尽人散的悲凉故事。
4.“设局骗财”等关捩叙事范式。局骗，指设圈套以诈骗钱财。《元典章·刑部·禁局骗》说：“无籍之徒，纠合恶党，局骗钱物。”可见，元代以来，社会上的设局骗财故事屡见不鲜。在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内部，“设局骗财”不仅是一种内容单位，而且还成为一种富有“畸变性”的结构方式。其中，“局”是情节结构序列的铰链或关捩。《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写徐文因贪图钱财，先让妻子以色相引诱借住在家的僧人无垢，无垢不为所动，徐文就将其杀死。《欢喜冤家》第十二回写王乔诈财于汪监生，其设局为送食送色，让两个家人“扛着一架食罗”，带着“娇滴滴青年美色妇人”，使那悭吝的汪监生迷惑于“又吃了他半夜酒，又送个花枝儿一般的美人”，终于将庞大家私出手，落局被骗。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局诈》一连写了三个骗局。前两个骗局是骗子利用被骗者想走后门升官发财的心理行骗。这些“局骗”故事大都沿着骗子设局、行局，受害人中局，局外人破局，逐层打开。其间，那神神秘秘的“局”是制造小说悬念的基本关捩。
三
如果我们根据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思路来审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那么，经济叙述中的“财”意象就是一种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结构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杠杆和叙事动力。这里所谓的“财”，包括财产、市场、领土以及用来支付的各种货币形式在内的复杂经济性实物。在历代小说的叙事运动中，作为经济物化形式的“财”仿佛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对打开话茬、推动故事的进程有功，而且还对宏观统筹某些自成一体的叙事单元有利。
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特别善于利用一定数量的“钱财”作为意象来网结、编织故事，从而使之直接发挥独特的结构功能。如《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十五贯钱”作为核心意象，引发了陈二姐的离家出走，引发了刘贵与小偷的抢夺而丧命，引发了官府因数目巧合的误判。杨义在谈到这篇小说的意象选择时指出：“它选择的意象‘十五贯钱’为数量和名词的结合，却在‘戏言’的戏字上和‘巧祸’的巧字上牵连着、贯通着种种情节线索，做尽了真真假假、颠颠倒倒的巧合文章。”④的确，在这个流传经久不衰的公案故事中，“十五贯钱”是这场波澜起伏风波的网结，巧妙地牵连、贯通着整个故事。杨义的见解很有启发性，但他没有就此话题展开更加充分的论述。其实，利用数量与名词相加的“钱财”作为意象来连缀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们实施有效叙述的拿手好戏。再如，《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百宝箱”是故事结撰的重要关节，将价值连城的“百宝”储存在一个并不起眼的“箱”内，这是作者最具匠心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个神秘的“百宝箱”就是牵系着人物命运的密码箱。作者的高明之处是借助男主人公李甲等人的限知视角，让这个神秘的“百宝箱”由隐而显，使读者在不断的“解码”阅读中去充分感受一种起伏美、惊奇美。一开始，作者只是说，李甲为筹资从鸨儿处赎杜十娘受挫，杜十娘拿出私蓄的一百五十两碎银来承担一半，暗伏“百宝箱”的存在。继而，写杜十娘和李甲告别朋友，谢月朗“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锁甚固，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十娘也不开看，也不推辞，但殷勤作谢而已”，“百宝箱”以“描金文具”的影像闪烁地出现在周围人视野中。后来，小说写杜十娘为解决行资问题，又取钥开箱，拿出白银五十两。不过，在场的李甲却“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至此，“百宝箱”仍然是一个急待解码的叙述意象。直到最后，小说写杜十娘在得知自己被卖后，绝望地吩咐将“描金文具”抬到与孙富交易的船上，当着众人之面“取钥开锁”，边责骂边将箱中“百宝”一一投之江中，让在场的李甲、孙富以及观众惊叹，也让读者惊叹。本来“百宝”与“箱”都是平平常常的实物，而一旦二者勾连起来，价值连城的“百宝箱”便与杜十娘不可估量的高尚人格形成了令人叹惋的共映。叙事密码被公开之时，故事也就水到渠成，给人惊奇美。另外，《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也用数量与名词相加的金钱作为意象来结撰故事，将小小的“一文钱”与大大的十三条人命的“奇冤”勾连为一体，构架起“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祸连”的惊心动魄故事；《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用“少也值二三两银子”的一个画眉鸟儿作为叙事意象，用数量与名词叠加的意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出“害七命”的奇案。
在章回小说中，作者也不时地推出由“财”牵引的叙事单元。如，《水浒传》第十三回至十九回将“十万贯金珠宝贝”的“生辰纲”作为叙述意象，从梁中书安排杨志押送生辰纲写起，陆续写了刘唐报信、吴用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杨志二龙山落草、官府悬赏捉拿劫取生辰纲疑犯、宋江私放晁盖、晁盖等人被逼上梁山等一系列故事。在整个智取生辰纲故事的前前后后，“十万贯金珠宝贝”意象闪烁其间，将众英雄之间如何联络、如何预谋，到如何实施、如何逃捕等一系列故事绾结一起，完成了一个人物由“分”而“聚”、故事跌宕起伏的叙事单元。“十万贯金珠宝贝”的设置，不仅强调了上层社会的“不义之财”何其多，而且更强调了众好汉何以处心积虑地去取的价值，为“智取生辰纲”故事的势在必行提供了由头；而其中的大财酿大祸，又为众英雄被逼上梁山提供了叙事依据。
注释：
①康正果：《重审风月鉴》，第22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②《周易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第6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④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