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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曲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反右，来了个180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庐山会议转向，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但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泛滥成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头脑冷静下来，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党对错误的性质、程度、范围认识得远远不够。认为“1958年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把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这不仅使实际工作中的纠“左”不可能彻底，而且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三面红旗”。因此，从全局来说，党的指导思想依然深陷在“左”的窠臼中。仍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独特创造，是不能动摇和不容怀疑的。
庐山会议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正一下“左”，但对纠正错误的进展估计过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扫尾措施，不象4个月前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那样，需要大动干戈”。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由此可见，毛主席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总之，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根本立场是赞成的、拥护的。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他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还正面肯定了“三面红旗”，但实际上动摇了“三面红旗”。他认为总路线本身还要发展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这势必同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发生冲突，必然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就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根本原因。
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是庐山会议转向的重要原因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认为有些问题必须解决，同时他也认为“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但是由于没有机会与毛主席面谈，时间又很紧张，所以7月14日他“仓促写成”一封信“供主席参考”。彭德怀的信以及他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切中了时弊和要害，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真理高度负责的精神。彭德怀的信，内容是正确的，写信的程序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因此，得到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很多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领导“下战书”，是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在7月23日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号召批判彭德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讲话。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毛泽东讲话后，与会人员“一呼百应”，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彭局面。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民主就听不到真话，即使听到了真话也会把它当成坏话；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是庐山会议转向的又一深层原因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批判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估计。然而，八大的正确路线却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并把扩大化的错误当作正确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确认“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一些对运动有疑虑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就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把党内在工作上、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任意夸大为阶级斗争，错把同志当敌人对待。毛泽东发动了对彭、黄、张、周等同志的批判，并于1959年8月16日发表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使毛泽东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和地富反坏的进攻联系起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在斗争中，又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彭德怀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彭德怀的《意见书》成为庐山会议转向的导火索
庐山会议前，党内外对“三面红旗”就有许多批评和议论，有的批评尖锐而深刻。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将这些材料批发给与会人员阅看，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党内外存在的思想问题，从而分清是非、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对毛泽东来说也表示一种自信：“三面红旗”是伟大的胜利，任何人都是批不倒的。在“神仙会”阶段，毛泽东会见了几位“秀才”，他们向毛泽东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毛泽东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谈笑风生，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1958年办了蠢事。可是彭德怀的信一出来就炸了锅。这是因为彭德怀是有地位、有威信、有影响的国防部长，拥有一批显而易见的支持者。彭德怀的地位和身份以及他和毛泽东的一些“历史旧帐”，使他提出问题的份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的尖锐批评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在接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沉默了几天，他深入思考，觉出彭信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印发与会人员来分清是非。因为彭德怀的信说出了许多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共鸣，这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彭德怀的观点受到责难以后，居然还得到张闻天的无保留的支持。面对彭德怀及其后一批人的批评，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恼火。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挑拨，使毛泽东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逐步升级。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五、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也是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庐山会议转向，与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四个原因都因为这个原因而得以贯彻和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大批工农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凭着满腔热情和美好愿望建设社会主义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不少领导干部对用科学方法管理大生产不甚理解，对国内外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十分陌生，过分迷恋于老经验，企图依靠群众的英勇精神、革命热情，用过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些工作任务中，不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做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为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层层加码，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所有这些，都使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得以贯彻和发挥作用，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敢于实事求是地为民请命，就是要尽快地刹住当时存在的几股黑风（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然而，由于当时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已经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人人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只要对领袖有意见就是反党，议论领袖是非法的，有罪的。因此，当彭德怀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以后，许多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怀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和一贯形成的对阶级敌人的愤慨，很自然地积极响应了党和毛泽东保卫总路线、击退右颂机会主义进攻的号召。
综上所述，庐山“风云突变”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把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结合当时党的认识水平、思想状况和历史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才能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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