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文学的绿意——散文家董桥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家论文,绿意论文,珍爱论文,访谈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车窗外不时掠过浮华的市景，充耳皆是喧闹的市声，我去拜访董桥。
在我的心目中，董桥似乎与香港这座国际商城格格不入。他本该属于苏州的某座名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他也可以属于伦敦郊外的某个小镇，红瓦尖顶的小洋楼，青苔点杂的石板路；他甚至可以属于台北敦化南路附近的某条小街，虽然走出不远就是一片现代高楼，但毕竟还遗存着醉厚的古风古韵——然而董桥却偏偏属于香港。
或许，正是香港所特有的那种浓郁的自由空气，以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合璧、华洋杂揉的文化氛围，给了董桥适宜的气候环境和雨露阳光，使他在这片看似繁华而浮躁的热土上，得以小心翼翼地开垦出一小片水草丰美的后花园，随意点缀上几株幽兰蕙草、几块汉瓦奉砖；或者翻出几幅维多利亚时代古版书的插图，把玩着几尊古希腊女神的小雕像；每日里在这自造的园林中播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化籽种，隔不多久就收获一些“乡愁的理念”，留住一些“文字的绿意”，盘桓沉吟，心游万仞。偶尔泡上一杯英式红茶或中式绿茶，翻开他所中意的某一本闲书，便可与苏东坡、袁中郎、张宗子、摩里斯、毛姆、马克思等等中外先贤，作上一番优雅而机智的对话，时有所感，便随手写下几段长长短短潇潇洒洒的文字，天长日久，一股淡淡的、持久的、魅力撩人的文化馨香，就从这小小的后花园里飘散开去。倘若碰巧遇上那些对这种气息有偏嗜的人物，便会像发现奇珍异宝似地惊叹：“怎么可能？在香港竟然还有人保留着如此精致优雅的古典情怀！”
许多外地人，就是因为读了董桥而改变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化观感。
照理，香港应该为拥有董桥而感到欣慰；但事实却偏偏是，属于香港的董桥却很寂寞。不要讲他的知名度不能与那些富豪大款、影视歌星相提并论，即便是专吃文字饭的人，他也并不属于“畅销”、“热门”之列。据我所知，在香港众多的作家组织中，甚至至今尚无董桥的籍籍之名。他远离繁华，远离喧嚣，只管读他的书，看他的画，品他的茶，编他的报刊，写他的散文——只管沉醉在他那充满绿意的文字中，陶然忘归，乐不知返。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的董桥俨然香港的一个文化存在，只要你想了解香港的文学或者文化，总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向你推介：“你一定要看董桥”（这本是一篇评论董桥的文章标题，前不久坊间又出现了一部由陈子善先生编辑的同名评论集）。董桥像是一道无法绕过的文化之“桥”，吸引着文人骚客们前去寻幽探胜。就我而言，先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德伟教授与我聊起香港文学的状况，对董桥的散文评价甚高，希望我能采访董桥，用他的话说：“董桥是香港文学的一景，是高雅、精致散文的代表。”随后，当我与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谈起文化时，金教授也认为不能不去见一见董桥，他甚至当场抄起电话，要与董桥约定时间，可惜无人接听。金教授便在一张名片上给董桥写了一封短笺，引荐我去拜访董桥。
于是，我揣着这张沉甸甸的名片，叩开了董桥先生办公室的房门，与这位散文名家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有关散文的对话——当时正值暮春时节，窗外飘着些微雨，屋子里光线有些昏暗，使董桥先生那清癯的面部轮廓显得有些朦胧。他为我沏了一杯立顿红茶，没有加奶，也没有加糖，微苦而醇厚。他讲话的声音很轻，音调的起伏也不大，平静舒缓，娓娓道来，而所谈的观点却时见峥嵘，很像他的散文。我甚至觉得，面前的董桥先生又何尝不像一篇精致的散文呢？
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我由此决定把这篇独特的“散文”公诸同好。
一
侯：董桥先生，我很喜欢读您的散文，而且我现在也开始学习写散文。因此，我想今天就和您谈一谈散文方面的问题，您以为如何？
董：这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侯：我最近读了您的《英华沉浮录》中的许多文章，我觉得您的这批散文写得很雅，很古典，同时又很现代，中西跳跃，古今纵横，有时还大段地引用英文……
董：这是因为《英华沉浮录》最初见报是发在英文版上，我必须既讲英，又讲华。当然，我在写《英华沉浮录》以前，也比较喜欢弄一些西方的东西。这其实也是前辈散文家的习惯作法，比如，钱钟书先生，我看他的散文就感到他的中国学问底子很厚，可是他吸收外国的营养也很多，所以他的东西跟别的学者不同，视野很开阔。再比如梁实秋，他的东西现在大陆也能看到了，他的中文底子好，也吸收了许多外国的东西，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侯：我觉得您的散文也在形成一种风格，即使是当年署名“编者”的文章，人们也能看出是您的手笔，因为有人称您的文章为“董桥体”。我很想知道您写散文的渊源所在，也就是您学写散文的经历和脉络，这对理解您的散文风格的形成过程，显然是有好处的。
董：我并不觉得我的文章已形成了什么“体”，其实我现在一路还在变。说起我学写文章的过程，确实是经历了许多阶段的改变。起初我很留意中国的东西，特别是明清笔记，我非常留意。我觉得那是非常有灵性的东西。文章要活，用它作底子，或者叫作基本功，可能是一条路。当年林语堂已经是这样走了。可是这样探索了一段，又感到不行。光是看明清笔记，然后模仿他们那种风格，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过是假明清笔记，这一点我很难接受。那就要再开一条路，就要看看人家怎么写、看看外国人怎么写。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多看，看他们18、19世纪的东西，也看20世纪的东西，看得多了，你就会有所感情：唔，还可以借他们一些东西拿过来用一用。
西方的东西，有一点是比较关键的，那就是他们的散文，所谓“随笔”，必定是言之有物的。散文不是风花雪月，他们很少写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一点刚好弥补了中国一般旧文人的那种太过风雅的不足。而你要做到言之有物，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充实你的学问。我在伦敦学院里面作研究、写论文时，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你写的每一句话最好都有出处，那是最基本的训练。当然，后来写散文就不用那么紧张了，也不同每句话都有出处了，但是那种意识我觉得很重要。这就是说，你不能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你要清楚你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东西。
这样，也就形成了我的一些基本观念：散文最要紧的是，要短，要看到结果，要前后呼应。整篇东西，你要先想好再下笔，你要把每一篇东西，都当成一件艺术品，或者是一个紫砂茶壶，或者是一件竹雕，你要这样子想，你写文章的那种感觉就不同了。
老实说，我是把每一篇文章都当作艺术品来写的。我很认真，我在文字的经营上花费了很多功夫，总想弄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写的东西跟人家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如果学周作人，可以学得很像，学梁实秋也没问题，但这样学下去，有什么意思？要走自己的路，必须要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写散文难就难在这里，我到现在还在探索。
侯：求淡求拙，您认为这是散文的最高境界吗？
董：是的，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我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但是我想以后会朝那个方向走，就是说，文章不要它那么工整，宁愿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顺的地方，容许它有那么一点点残缺。我想我会慢慢朝那个方向走，其实我现在已经向那个方向努力了。文章太顺了，可能不是一条长久的路。
二
侯：我最早读到您的散文，是从“三联”出版的《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这两本薄薄的小书开始的。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吧，总以为您的文章很短、很精致，没有多少长篇大论。后来读了陈子善先生编的《董桥文录》，才知道您写过相当多的学术性文章，比如《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中世纪之恋——英国先拉斐尔派艺术理论与作品》、《“神话”与“乐趣”——罗兰·巴塞的著作与思想》等等。我从这些很专业、很学术，同时又很董桥的文章中，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学术论文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写法：文中的真知灼见就不必说了，既有情趣又不失幽默感，旁征博引却不掉书袋，说的是深奥的理论却又不时流露出对所论人事的情丝恨缕。读您的这些文章，绝无读某些学术论文的那种艰深枯涩、佶屈聱牙之感。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把学术论文也当成散文来写了……
董：老实说，我在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我是在写什么论文。我早就说过，我一向不喜欢读博士论文体裁的作家考证，也不喜欢学院派风格的所谓理论文章，那些东西往往把人活活写死，读那些文章也往往要把活人累死。好像并没有谁规定写学术文章就一定要用那种笔法。你只要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怎么写那是你的自由。
而且我慢慢觉得，文学上体裁的界限，以后也许会越来越淡化。怎么写都可以，不用管什么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等。你可以写一篇像小说的散文，也可以写一篇像散文的小说，或者像小说的评论，都行。因为你毕竟是在创作，用什么形式来表达，那是你的自由和权力。你不能讲这一篇是散文，不能算评论；那一篇是小说，不能算散文。我现在就在慢慢地故意打掉这些界限……
侯：我记得您的一篇《熏香记》，就是用武侠小说的笔法写的时事评论。
董：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写文章，应该是像武林高手一样，十八般武艺皆可拿来为我所用。有些时候，我会用很抒情的文字来写一篇其实很深奥的学术文章，也会用很调侃的文字来写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话题，只要你玩得好，功夫到家，怎么不可以呢？这一点我不怕公开讲：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其实，如果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努力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学才会有生机！
三
侯：我之所以对您那些带有学术性的文章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喜欢弄弄美学啦、文史啦这一类学术性的东西。可是，说老实话，现在的学术论文读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一点阅读的美感都没有，很累，很烦，甚至读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这种感觉和读您的学术文章迥然不同。我就想不明白，学术文章不也是写给人看的嘛，何必非要写得那么艰涩不可呢？难道只是用以显示自己的高深吗？
董：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到我们的学术机构，要负很大的责任。学术研究需要重新检讨，从研究的角度、出发点，到研究的方法、表达的方式，我看都值得重新检讨。因为我越来越觉得，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其实是分不开的。以前是批评家自己都不创作，搞创作的人也不去写理论，这样其实是不行的，我觉得以后要混在一块。
你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大学教育。我认为现代大学教育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大学教育的整个制度，被那种学术系统给框死了。而以前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那种真正的思想交流，没有了。过去那种散文式的传授学问的方法，也没有了。我看，这对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和创作，尤其是创作能力的培养，是很大的打击。
侯：您刚才用了一个很别致的字眼：散文式的教育方法，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董：这当然是一个很宽泛的说法。比如说，那个教授，他走上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象征，就是一个文化符号。从当年的胡适之到后来的叶公超，还有我们读大陆的一些回忆文章中介绍的清华、北大的那些老学人，他们每个人走上来都是一个人物，都是一种文化，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象征性人物吗？恐怕是很少见了。当年陈寅恪先生一出来，往那儿一站，也许并不说话，也许就是喝了一杯茶，然后跟你讲几句，就算是上了一堂课，足够了！我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种人物，他们本身的成就已经使得他们摆出来就可以传递一种文化信息。听说当年叶公超先生上英文课，讲散文，他就说你们念吧，念给我听。全班就开始念。有个学生问：这个字怎么解释？他就说你自己查字典去！他就根本不讲，也没有人敢笑，因为叶公超，他就是个文化符号。他偶尔讲出几句英文，你一听才明白，哦，他这是讲的某一个派系的英文；过后再讲几句，你又知道他这是讲的另一个派系的英文。他完全不用教。这就是一种熏陶。现在大学里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了，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具有文化重量的人物没有了。
侯：您的这番话，使我想起我在天津和冯骥才的一次关于文人画的对话。我们有一个观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当今文人画的缺失，主要症结就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不见了。
董：是啊，没有了文人，怎么能有文人画？在台湾，溥心畲一过世，文人画就式微了，后来江兆申也过世了，就更没有文人画了。没有那种文人的气息，他又怎么能画出文人画？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我们需要一种制度来保证中国这种文化的传承。现在满街跑的都是博士，又有几个是真正读书的？拿个学位并不难，哪儿都可以拿，但是学位并不等于学问，要紧的是学问，是修养，而修养是全面的。不然文化怎么去解释呢？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全看他的修养。修养怎么来的？就是靠言传身教，靠耳濡目染，靠日积月累的熏陶，慢慢的他就知道了，就有文化了。而这些东西大学里边往往学不来。所以我常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了这种文化熏陶，没有了这种散文式的教育。我看这跟整个文学趋势很有关系，就是说，如果大学总是这样子办下去的话，中国的文学创作就怕会被那些大学里出来的批评家破坏了。
四
侯：董桥先生，让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散文上来吧。许多评论家都把您的散文风格，归入细腻、精致一路。可是，我刚才注意到您所讲的一个散文观点，那就是求拙、求淡。这同评论家的看法显然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的散文（包括香港和台湾）似乎正在出现一种“软性化”的趋势，作家们总是习惯于围绕着自己身边的日常琐事、一时感触，发发议论和感慨，文字也是越来越轻盈，缺乏分量。比较典型的，如大陆流行的“小女人散文”乃至“小男人散文”。现在，已经有些论者对这种趋势提出了批评，不知您对这问题有何见解？
董：我并没有特别留意你所说的那一类散文。但是我可以想像到那是一种什么文风。因为，在香港最流行的也是这一种东西。
我写文章确实一向认真，字斟句酌，不敢粗率。这是因为我一直是在作大众传媒工作。我一直希望以自己平生对语言文字的一片珍爱之心，来诱导年轻一代传媒工作者写好文章。我宁愿以身作则，点点滴滴在传媒机构内营造文化气息，提高专业意识，使之形成一种珍惜中国语言文字的风气。毕竟香港是一个文化传统薄弱的地方，报纸上文字往往很粗糙，很不规范。我的《英华沉浮录》这个专栏，其实就是为了纠正各种语言错误而开设的。所以，写起来就更加精心了。一些读者觉得我的文章比较细腻，比较精致，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细腻和精致，并不是我所追求的散文的高境界，那只是语言表达的起码要求。我常常很警惕，不要让自己的文字太漂亮、太华丽。我希望我的文字准确、简洁、朴素。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文章变成俊田美女，那就很糟糕了。
我刚才讲过，学习写文章，光靠从明清小品取法不行。那还是太阴柔，还是女人的东西。你还是要把它脱胎换骨。我所说的文章最高境界，也就是求拙求淡，其实和明清小品完全不同。明清小品完全是精致的路子，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当然，用它打一个底子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再向上升华。升华到哪里去呢？那就是古人所讲的“阅尽繁华归于平淡”。平淡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然后，再由平淡走向沉郁。文章要写得沉郁那真是太难了。而我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
1998.4.22 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