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缺少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文坛上有一个名人,名叫王蒙。他名为作家,但真正值得好评的小说并不多。这些年他的大出风头,主要是靠他的一些政论、杂文和访谈录之类的文章。全国不少报刊,经常可以见到王蒙这个名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面开花”。从这些文字来看,王蒙谈了不少书,有知识,也不乏幽默与机智。当然更不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据有的论者说,王蒙现在享受着正部级待遇,有宽敞的住房,有专用汽车,有秘书。当然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不薄的收入。从这些来看,王蒙是不缺少什么了。但在我读了王蒙的若干文章与访谈录以后,总是觉得他还缺少一个东西,即我们共产党人常说的德才兼备的德。为了证实这个论点,我举三例。
做为共产党员,缺少党性
据我所知,王蒙在恢复党籍以后,并没有声明退党。这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是共产党员,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就是起码的条件。但我们看到的王蒙的表现,却并不如此。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更由于顽固坚持自由化的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策动了动乱与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人民共和国处在危急之中。当时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长的王蒙,当请他去慰问戒严部队时,据他自己说是请了病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因生病而不能去慰问戒严部队自然是情有可原的。
但奇怪的是,当这场风波过去了三年,即1992年7月4日,王蒙在会见日本共同社记者时,却对这场风波始终闪烁其词。为了使读者了解真情,不妨抄一段对话:
“森(按即共同社读者森保裕):你当时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王(按即王蒙):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
“松(按即共同社读者松尾康完):如果没有病的话你是否考虑……
“王:没有病的话就按没有病的情况来考虑,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而且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现在,放在未来,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势头,而且带来新的希望的时候。
“森:你如何评价三年前的事?
“王:三年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三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曾经担心:一是我不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一个时期;第二我不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不希望中国发生无政府状态。谢天谢地,我所不希望的两种状况没有发生,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开放的方向经受住了这样一次考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保持稳定,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讲话增加了实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们还是讨论现在和未来吧。”
我所以一字不漏地抄下上述这段对话,是因为我深佩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记者的政治敏锐性,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穷追不舍,把王蒙逼到了墙角里。但同时我也深佩王蒙的政治坚定性,为了坚持他的政治立场,不管如何追问,始终不表示赞同中央对“六·四”事件的结论。
对某一事件,如果说在当时有看不清楚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还可原谅的话,那么在中央作出结论以后,仍然不表赞同,这是什么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1989年6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说:“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以王蒙的聪敏,这段文字的含义肯定是明了的。尤其是1992年7月,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问题都一目了然。苏东事变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党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的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不采取那样的措施,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方向,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关系到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王蒙如果是一个党性强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别有用心地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王蒙不是,被人家追得没有办法了,翻来覆去地说什么“还是多讨论现在和未来吧”!请问:如果没有当年的坚决措施挽救了党和人民共和国,而是“动乱精英”们得逞,还谈什么现在和未来!
《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义务中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事业成败关头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能说是有党性么?
做为作家,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
作家是一个深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好作品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启示,给人以娱乐和美的享受,帮人增长知识,也给人指出明天。这就要求作家是一个品格高尚,起码也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假若作家自己品格低下,混混沌沌,是非不分,甚至是非颠倒,就写不出好作品,当然也就达不到上述目的。王蒙是个聪明人,看问题很尖锐,很敏感,理应有正确的是非观。但由于某种原因,却常常把是非弄颠倒。这大概就叫做“聪明误”吧!有一位记者张德祥在一篇题为《王蒙的误区》的文章中说:“近年来王蒙的文字读来颇感异样。”这真是一语中的。王蒙的很多见解都与常人不同。比如: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王蒙说:“把作家捧得愈高作家的日子就愈难过”;人们说“痞子文学”不可提倡,王蒙说“痞子文学”“躲避崇高”“敢砍敢抡”“令人耳目一新”;人们说现在“人文精神失落”,王蒙说:“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蒙极为反对人们提倡文艺作品要注重社会效果,谁提社会效果就是“过于执”,关于这个问题他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代表著是1992年8月25日发表在某报上的题为《漫谈文艺效果》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电影中不乏恐怖片与揭露社会黑暗的片子,依我们的观点放映这些电影莫非是号召观众起来造反砸烂闹事么?但我在美国旅行时听到过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匪夷所思的解释:观看了这样的影片,走出电影院,只见华灯初上,并无暴力强奸私刑鬼怪白鲨……”“观众会长出一口气,会更加庆幸和热爱自己的生活。”
王蒙的这段话,其一,完全否定不好的文艺作品会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其二,美化美国的现实生活;而美化美国的现实生活,是进一步否定不好的文艺作品会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在这一点上,王蒙是地地道道地走入了误区。对于美国堕落的文艺作品带来的消极社会效果,这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的。美国《纽约时报》,曾就电视、电影和流行歌曲对美国人的影响进行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1209位成年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少年的父母,结果表明十有九成最为不满的是节目中充斥色情、暴力和低级下流的语言,其中52%的人认为色情内容对导致青少年性放纵影响极大,56%的人认为暴力内容是青少年趋向使用暴力的导因。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过一份报告,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暴力犯罪及自我毁灭最严重的国家”,“在美国,凶杀、强奸、抢劫的犯罪案在极快地上升,超过了有犯罪统计的任何其他西方国家”,“据统计,1990年,美国被谋杀、遭强奸、抢劫或受到暴力攻击的人数达1800万,其中被谋杀的人至少达23300人”。最近一个统计,美国平均每24分钟就有一人被杀,每37分钟就发生一起暴力事件。美国人说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对《TV指南》杂志记者的谈话时说:“美国是世界上暴力活动甚多的国家,坐牢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比例最高”,因此他要求好莱坞的艺人“不能仅追求娱乐”,“要给人民值得尊敬的东西”。不久前,美国华盛顿有一个枪手,冲进一家诊所,用冲锋枪扫射,4人被杀,19人受伤。这种例子并不是个别。这就是王蒙所说的“走出影院,只见华灯初上,满目琳琅,并无暴力强奸私刑鬼怪白鲨”的好美国。王蒙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自己没见到的东西就等于没有,因而就不承认堕落文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与王蒙先生的年龄很不相称。
作为人,缺乏对别人超码的厚道
1994年和1995年,文坛冒出了个“二王之争”,颇为热闹了一阵子。所谓“二王之争”,即王蒙与王彬彬。王彬彬在1994年第6期的《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下简称《聪明》)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鄙人不敢恭维,把中国文人通通赶到“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一边,并推论“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很难说立论准确。但王彬彬“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问题,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通观全文,王彬彬并不是王蒙所深恶而痛绝之的左派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曾经大言“我最讨厌与轻视气急败坏”的王蒙先生的气急败坏,很快发表了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予以反击。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反批评本属正常的事情,但王蒙在文章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忮刻”的特长,讽刺挖苦,百般揶揄,说什么“他(按指王彬彬)苦读寒窗多少载,好不容易获得了高级学位,辛辛苦苦做学问,做文章,只是难投编辑大人们之心意,一篇也发表不出来。这样就积蓄了太多的‘力比都’,愤世而又嫉俗,寂寞实在难熬。最近该青年乃改弦更张,改写‘骂派’文字,专骂名家大家,……三骂两骂,‘该同志’立即看好起来,‘有噱头’哉!……于是约稿的也来了,姓名的出镜率也高了,稿费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时来运转,行市看涨,过去羡煞妒熬的频频有新作发表的作家名流,过去是够也够不着拉又拉不下来只能恨得牙痒的文坛骄子骄女,却原来根本不在话下!……骂而忧则文,骂而狠则名,驾吐沫而升九天,乘恶言而游四野,各种效益丰收,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并盛气凌人地问道:“您到底拿出什么来给读者,您能取代那些被您任意‘粪土’的名家吗?”
我又不厌其烦地大段地抄摘王蒙的文章内容,实在是觉得这些文字是太可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了。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文学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很可能会走弯路,《聪明》一文,不管是从立论与行文,都有失当之处。王蒙既为“名家大家”,文坛的“骄子骄女”,从年岁上讲又是师长,若是心存厚道,与人为善,对后起者理应心平气和地分析文章的不足,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写文学评论应该遵循的原则与方法。人们一定会感到王蒙不愧为“名家大家”,大概王彬彬也会感激涕零,用不着再来一篇《再谈过于聪明的作家及其他》,也把尊贵的“名家大家”王蒙先生奚落一番。有一句名言:对着圣牛发笑,就把圣牛降为了凡牛。王蒙自以为很聪明,很俏皮;但没有想到世上还有比他更俏皮的人。在聪明的俏皮这一点上,我看王彬彬与王“大家”不相上下。再奚落下去,很难说谁赢得了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一对骂,就把王“大家”与王“文学青年”的水平拉平了。
王蒙是“提倡费厄泼赖”的(见《我的处世哲学》),这是非常好的。但要听其言观其行。“费厄泼赖”精神的要点是光明正大,是绅士风度。王蒙为了一个“文学青年”的一篇文章而骂大街,似乎不太符合“费厄泼赖”精神,有失“大家”的风度,也欠厚道。从这里使我们看到了王蒙的骄气与霸气,他这个“骄子”只能到处教训人,而自己是谁也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文章中不是以捧场的调门提到他的名字,就如批逆鳞,火冒三丈,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大家”身上也有“左”的影子。这与被有些人吹捧的“从容”、“大度”实在是相去甚远。
尾声
王蒙很有点讨厌老年人多管闲事。在他看来“人老了就是老了,退下来就是退下来了,太执著、太投入、火气太大,于国家不利,于个人也不利。”因此主张老年人都“保持适度的超脱、潇洒,不轻易生气”(见《保持适度的超脱》)。这里王蒙再一次地表现了他的机智,但并不幽默。在他的内心,对老年人们说三道四是很反感的(但对某些老年人并不反感),但在文学表达上,还要人们相信他是在关心老年人。从这点上来看,王蒙是很虚伪的。老汉今年七十有三,也该算在老年人之列,今天来写评论王蒙的文章,不知算不算“太执着、太投入”?如果算,那就只好请王蒙先生原谅。不过有一点我是放心的,以我的年纪,可能被骂为“老不死的”,但决不会被谥之为“黑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