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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文坛上有一个名人，名叫王蒙。他名为作家，但真正值得好评的小说并不多。这些年他的大出风头，主要是靠他的一些政论、杂文和访谈录之类的文章。全国不少报刊，经常可以见到王蒙这个名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面开花”。从这些文字来看，王蒙谈了不少书，有知识，也不乏幽默与机智。当然更不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据有的论者说，王蒙现在享受着正部级待遇，有宽敞的住房，有专用汽车，有秘书。当然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不薄的收入。从这些来看，王蒙是不缺少什么了。但在我读了王蒙的若干文章与访谈录以后，总是觉得他还缺少一个东西，即我们共产党人常说的德才兼备的德。为了证实这个论点，我举三例。
做为共产党员，缺少党性
据我所知，王蒙在恢复党籍以后，并没有声明退党。这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是共产党员，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就是起码的条件。但我们看到的王蒙的表现，却并不如此。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更由于顽固坚持自由化的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策动了动乱与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人民共和国处在危急之中。当时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长的王蒙，当请他去慰问戒严部队时，据他自己说是请了病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因生病而不能去慰问戒严部队自然是情有可原的。
但奇怪的是，当这场风波过去了三年，即1992年7月4日，王蒙在会见日本共同社记者时，却对这场风波始终闪烁其词。为了使读者了解真情，不妨抄一段对话：
“森（按即共同社读者森保裕）：你当时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王（按即王蒙）：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
“松（按即共同社读者松尾康完）：如果没有病的话你是否考虑……
“王：没有病的话就按没有病的情况来考虑，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而且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现在，放在未来，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势头，而且带来新的希望的时候。
“森：你如何评价三年前的事？
“王：三年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三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曾经担心：一是我不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一个时期；第二我不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不希望中国发生无政府状态。谢天谢地，我所不希望的两种状况没有发生，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开放的方向经受住了这样一次考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保持稳定，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讲话增加了实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们还是讨论现在和未来吧。”
我所以一字不漏地抄下上述这段对话，是因为我深佩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记者的政治敏锐性，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穷追不舍，把王蒙逼到了墙角里。但同时我也深佩王蒙的政治坚定性，为了坚持他的政治立场，不管如何追问，始终不表示赞同中央对“六·四”事件的结论。
对某一事件，如果说在当时有看不清楚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还可原谅的话，那么在中央作出结论以后，仍然不表赞同，这是什么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1989年6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说：“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以王蒙的聪敏，这段文字的含义肯定是明了的。尤其是1992年7月，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问题都一目了然。苏东事变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党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的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不采取那样的措施，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方向，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关系到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王蒙如果是一个党性强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别有用心地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王蒙不是，被人家追得没有办法了，翻来覆去地说什么“还是多讨论现在和未来吧”！请问：如果没有当年的坚决措施挽救了党和人民共和国，而是“动乱精英”们得逞，还谈什么现在和未来！
《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义务中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事业成败关头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能说是有党性么？
做为作家，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
作家是一个深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的好作品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启示，给人以娱乐和美的享受，帮人增长知识，也给人指出明天。这就要求作家是一个品格高尚，起码也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假若作家自己品格低下，混混沌沌，是非不分，甚至是非颠倒，就写不出好作品，当然也就达不到上述目的。王蒙是个聪明人，看问题很尖锐，很敏感，理应有正确的是非观。但由于某种原因，却常常把是非弄颠倒。这大概就叫做“聪明误”吧！有一位记者张德祥在一篇题为《王蒙的误区》的文章中说：“近年来王蒙的文字读来颇感异样。”这真是一语中的。王蒙的很多见解都与常人不同。比如：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王蒙说：“把作家捧得愈高作家的日子就愈难过”；人们说“痞子文学”不可提倡，王蒙说“痞子文学”“躲避崇高”“敢砍敢抡”“令人耳目一新”；人们说现在“人文精神失落”，王蒙说：“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蒙极为反对人们提倡文艺作品要注重社会效果，谁提社会效果就是“过于执”，关于这个问题他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代表著是1992年8月25日发表在某报上的题为《漫谈文艺效果》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电影中不乏恐怖片与揭露社会黑暗的片子，依我们的观点放映这些电影莫非是号召观众起来造反砸烂闹事么？但我在美国旅行时听到过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匪夷所思的解释：观看了这样的影片，走出电影院，只见华灯初上，并无暴力强奸私刑鬼怪白鲨……”“观众会长出一口气，会更加庆幸和热爱自己的生活。”
王蒙的这段话，其一，完全否定不好的文艺作品会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其二，美化美国的现实生活；而美化美国的现实生活，是进一步否定不好的文艺作品会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在这一点上，王蒙是地地道道地走入了误区。对于美国堕落的文艺作品带来的消极社会效果，这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的。美国《纽约时报》，曾就电视、电影和流行歌曲对美国人的影响进行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1209位成年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少年的父母，结果表明十有九成最为不满的是节目中充斥色情、暴力和低级下流的语言，其中52%的人认为色情内容对导致青少年性放纵影响极大，56%的人认为暴力内容是青少年趋向使用暴力的导因。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过一份报告，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暴力犯罪及自我毁灭最严重的国家”，“在美国，凶杀、强奸、抢劫的犯罪案在极快地上升，超过了有犯罪统计的任何其他西方国家”，“据统计，1990年，美国被谋杀、遭强奸、抢劫或受到暴力攻击的人数达1800万，其中被谋杀的人至少达23300人”。最近一个统计，美国平均每24分钟就有一人被杀，每37分钟就发生一起暴力事件。美国人说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对《TV指南》杂志记者的谈话时说：“美国是世界上暴力活动甚多的国家，坐牢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比例最高”，因此他要求好莱坞的艺人“不能仅追求娱乐”，“要给人民值得尊敬的东西”。不久前，美国华盛顿有一个枪手，冲进一家诊所，用冲锋枪扫射，4人被杀，19人受伤。这种例子并不是个别。这就是王蒙所说的“走出影院，只见华灯初上，满目琳琅，并无暴力强奸私刑鬼怪白鲨”的好美国。王蒙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自己没见到的东西就等于没有，因而就不承认堕落文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与王蒙先生的年龄很不相称。
作为人，缺乏对别人超码的厚道
1994年和1995年，文坛冒出了个“二王之争”，颇为热闹了一阵子。所谓“二王之争”，即王蒙与王彬彬。王彬彬在1994年第6期的《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下简称《聪明》）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鄙人不敢恭维，把中国文人通通赶到“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一边，并推论“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很难说立论准确。但王彬彬“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问题，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通观全文，王彬彬并不是王蒙所深恶而痛绝之的左派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曾经大言“我最讨厌与轻视气急败坏”的王蒙先生的气急败坏，很快发表了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予以反击。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反批评本属正常的事情，但王蒙在文章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忮刻”的特长，讽刺挖苦，百般揶揄，说什么“他（按指王彬彬）苦读寒窗多少载，好不容易获得了高级学位，辛辛苦苦做学问，做文章，只是难投编辑大人们之心意，一篇也发表不出来。这样就积蓄了太多的‘力比都’，愤世而又嫉俗，寂寞实在难熬。最近该青年乃改弦更张，改写‘骂派’文字，专骂名家大家，……三骂两骂，‘该同志’立即看好起来，‘有噱头’哉！……于是约稿的也来了，姓名的出镜率也高了，稿费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时来运转，行市看涨，过去羡煞妒熬的频频有新作发表的作家名流，过去是够也够不着拉又拉不下来只能恨得牙痒的文坛骄子骄女，却原来根本不在话下！……骂而忧则文，骂而狠则名，驾吐沫而升九天，乘恶言而游四野，各种效益丰收，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并盛气凌人地问道：“您到底拿出什么来给读者，您能取代那些被您任意‘粪土’的名家吗？”
我又不厌其烦地大段地抄摘王蒙的文章内容，实在是觉得这些文字是太可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了。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文学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很可能会走弯路，《聪明》一文，不管是从立论与行文，都有失当之处。王蒙既为“名家大家”，文坛的“骄子骄女”，从年岁上讲又是师长，若是心存厚道，与人为善，对后起者理应心平气和地分析文章的不足，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写文学评论应该遵循的原则与方法。人们一定会感到王蒙不愧为“名家大家”，大概王彬彬也会感激涕零，用不着再来一篇《再谈过于聪明的作家及其他》，也把尊贵的“名家大家”王蒙先生奚落一番。有一句名言：对着圣牛发笑，就把圣牛降为了凡牛。王蒙自以为很聪明，很俏皮；但没有想到世上还有比他更俏皮的人。在聪明的俏皮这一点上，我看王彬彬与王“大家”不相上下。再奚落下去，很难说谁赢得了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一对骂，就把王“大家”与王“文学青年”的水平拉平了。
王蒙是“提倡费厄泼赖”的（见《我的处世哲学》），这是非常好的。但要听其言观其行。“费厄泼赖”精神的要点是光明正大，是绅士风度。王蒙为了一个“文学青年”的一篇文章而骂大街，似乎不太符合“费厄泼赖”精神，有失“大家”的风度，也欠厚道。从这里使我们看到了王蒙的骄气与霸气，他这个“骄子”只能到处教训人，而自己是谁也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文章中不是以捧场的调门提到他的名字，就如批逆鳞，火冒三丈，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大家”身上也有“左”的影子。这与被有些人吹捧的“从容”、“大度”实在是相去甚远。
尾声
王蒙很有点讨厌老年人多管闲事。在他看来“人老了就是老了，退下来就是退下来了，太执著、太投入、火气太大，于国家不利，于个人也不利。”因此主张老年人都“保持适度的超脱、潇洒，不轻易生气”（见《保持适度的超脱》）。这里王蒙再一次地表现了他的机智，但并不幽默。在他的内心，对老年人们说三道四是很反感的（但对某些老年人并不反感），但在文学表达上，还要人们相信他是在关心老年人。从这点上来看，王蒙是很虚伪的。老汉今年七十有三，也该算在老年人之列，今天来写评论王蒙的文章，不知算不算“太执着、太投入”？如果算，那就只好请王蒙先生原谅。不过有一点我是放心的，以我的年纪，可能被骂为“老不死的”，但决不会被谥之为“黑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