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深圳、珠海、浦东城市化进程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珠海论文,深圳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原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既指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单元，这个单元具有特定的位置和共同特色，同时又是一种主观的建构。将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不仅可将城市化置于其实际运行依存的区域发展视野中，而且也将区域社会发展所思考的重点放在城市化方面。
从空间上看，区域视野把城市与其腹地以及其他相关的城市、乡村都视作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不是就城市化而论城市化，而是以大区域范围来认识城市化，这必将改变传统研究城市化只以城市和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使城市化发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区域社会发展的高度。这是将城市化与宏观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必要环节，也是提升城市化的整体效益，推动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时间上看，从区域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趋势的角度考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过程，以动态的中观社会发展的现实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城市化，这就将城市化直接落实到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序列中。
概而言之，将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既着眼于空间区域各城市、乡村和单位、组织的相互联系，拓展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范围，又联系历史和区域未来发展，通过区域这一现实坐标来探索我国区域社会的现实模式，是一种科学的现实的着眼于未来的一个新视角。
一、国外区域发展与城市化相融合的实践与理论探讨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使它们的社会空间流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紧密起来，出现“城市圈”、“大都市连绵区”、“逆城市化”、“城乡混杂区”等群落空间发展形态。美国波士顿到巴尔的摩的包括纽约、费城、华盛顿在内的东北海岸城市群落，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圈等，使城市化本身就成为区域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出现城市分散化和乡村城市化趋势，城市人口增长趋缓，出现向郊区迁移和郊区化现象。1920年美国大都市人口有1／3住在郊区，到1980年上升到80%。伦敦附近的8个卫星城，吸收了42万居民。以巴黎北部200公里的小城市里尔处于伦敦、 巴黎和欧盟首都布鲁塞尔三角地区的中心，长期以来受三大都市影响，工作人口大量外迁，就业岗位下降，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反而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近来通过高新技术改进交通、通讯工具，1994年建成高速列车，并组建信息网络中心，使里尔市成为集国际会议、公司办公、旅馆饭店和大型超市等功能为一体的区域性城市，逐渐与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融为一体。随着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日益推进，英、法、德等国家对经济和城市发展作出了战略性调整，都在制订未来城市发展新模式，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1995年，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制订新的“区域规划法”，即增长战略法（Growth Strategies Act），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居住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能持续地保持健康，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城市协调模式，强调区域内城市间的平等合作、共同参与关系，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区域内共同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的大多伦多和大温哥华地区设立了“区域政府”的管理机构，对区域发展主要道路、大容量交通、给水排水管道、大型绿地、文化场所等进行协调，由区域政府负责规划。但区域政府机构性质和设置方法在各省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差别表现在区域政府是由民间直接选举产生还是由各个城市市政理事会选派代表组成。覆盖范围往往包括几个地方政府和众多城市，制定跨地区、跨城市的发展协调问题，属于政策性规划。
在理论探讨方面，英国学者霍华德（E·Noward,1898）提出“田园城市模式”，最早表达了将城市与区域相联系进行研究的思想。盖迪斯（P·Geddes,1915）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方法，提出将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形成新区域发展形态。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勤（
W ·Christaller， 1933）提出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市系统化论述。戈特曼（Gottmann,1961）60 年代的代表作《特大都市区：城市化了的美国东北海岸》中，首先指出了沿美国东海岸从新罕布什尔到北卡罗来纳这个城市化的都市区内的农村与城市共生、土地综合利用的空间现象，并预言这种情形在世界许多地区将会重复出现。
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J·G·MeMee ）对东南亚城市化作了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道路，对于我国区域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麦吉考察的对象是农村与城市行为的空间高度密集的区域，包括大都市外围区、城市间靠近主干道的走廊区。显然这种区域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区域范围，欧美重点研究的区域是由“中心城市支持起来的系统”，主要是由城市居民外迁引起的，而东南亚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支持系统是城市、乡村相混合的复杂体系，主要是由工业化、城市扩张引起的。在麦吉与金斯伯格（Ginsbarg）主编的《扩散的大都市：亚洲的居落转换》（1991）一书中，他们认为传统的城乡结构在亚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即在城乡紧密联系的前提下，建立在区域整体混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本不同于西方传统城市化发展道路。这种模式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二、我国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融合的实践
严格说来，我国城市化与区域化的融合始于20年世纪50年代末，这种实践被称为“上山下乡”运动，采用平衡发展战略，以中西部内地工业化、城市化为建设重点。但是，由于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的融合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用发展极和增长中心理论，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深圳、珠海等原都是边陲小镇，皆以农业为主，人口稀少。深圳1980年仅33万人，到1999年即增加到400万，面积由2.7 平方公里的蛇口小区扩大到1999年的320多平方公里，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浦东开发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浦东发展的空间格局是要体现东西联动、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战略原则，总体上按三个扇面展开布局，沿三条轴线重点开发，形成六大特色分明的功能组团，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建设了一大批新型的居住区和现代化城镇。
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设与浦东的开发开放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社会发展，这种区域社会发展又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除了公认的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外，深圳、佛山、江门、珠海等都是其发展的次中心。珠江三角洲以众多的城市为中心，展开多角度区域交往和发展模式。区内水、陆、空交通运输网络已基本形成，能通航二三千吨以上的河道有30多条，总长170多公里；公路纵横交错，广深、 广珠、广海、广汕、广佛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三茂、广惠、京广、京九、广深铁路复线和广梅汕铁路纵横贯通；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和珠海机场更加速了珠江三角洲与国内外的交往和联系。区内居民存款总额4500亿元，外资银行分行或代表处逾百家，GDP和国内外贸易额占广东省的 70%左右。在区域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珠江三角洲还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带。区域内9个城市全部实现了市带市、市带区的城乡一体化格局， 从广州经东莞到深圳、惠州，自广州经佛山至中山、珠海、江门，除地级市、县级市紧密相联外，其余皆为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所覆盖。目前，这一区域中的城市化重要指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达45%，各类城镇405个，每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镇。其中广州市区常住非农人口超过300万， 深圳达80万，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江门、惠州、肇庆为20—50万不等的中等城市，形成了国内密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带。
浦东的开发开放，一方面对周围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作用，从而带动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了促进我国、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了该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浦东重点发展金融、贸易、商业、信息和高科技产业，加快了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同时长江三角洲又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以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所组成的三角洲核心区最为突出，在经济、技术和社会整体发展等方面都领先一步。长江三角洲区域14个城市下属县级市22个、建制镇988个，已初步形成特大城市、 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镇和乡镇六级比较完善的城市化体系，从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空间依托。此外，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枢纽，南京、杭州为次级枢纽，以江海运输和铁路运输为主的区际联系干线通道。随着上海信息港建设目标的逐步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信息交流网络也具相当规模。
在我国内地把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直接相联起来的是乡镇企业，许多乡镇企业的发展其本身就是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推动了区域范围内多类生产要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行的是“乡镇企业——小城镇——经济区”的空间发展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兴起，从而把原来与城市相隔绝的农村纳入到“城市——区域”发展的整体体系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融合的模式，除了上文所述的珠江、长江三角洲以经济特区产业发展辐射而形成的中心城市外围和城市间区域融合模式外，以浙江温州、安徽阜阳等为中心，也逐步形成了以小城镇、乡镇企业为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主要内容的巨大融合系统。
三、我国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融合的理论评析
将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在我国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是遵循西方城市圈层、等级结构的分析模式，对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相融合的把握往往从城镇体系出发，将城镇发展视作点状要素进行考察，未能以广阔的视野把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忽视了区域现实因素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而事实上，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融合是涉及到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发展的多维度互动模式。
1.目前研究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展相融合的理论还不深入，一般借用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记述我国的二元化结构，以发展极和梯度理论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理论分析比较深入的是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探讨模式，强调乡镇企业对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从市场方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联接，努力做到乡镇企业、小城镇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相配合，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网络。
2.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方式应是开放的、多元化的，而以往的一些研究将区域视为一个相对闭合、自我运行的系统，难以突破行政区划的视野。实质上行政区划只是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行政系统而已，许多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融合的问题在实践中已经超出行政区划限定的体系之外。
3.从实践发展要求看，将城市化与社会发展、现代化相联系是顺理成章的，而现在将城市化与区域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侧重点是更强调其操作性，将抽象的城市化进程与抽象的区域百分比发展还原到具体的层面，城市化的发展是区域性的，区域化发展的核心又是城市化。这就使点状的乡村、城镇、城市发展与网状的区域整体发展具体联系起来，解释的视角更加现实和具体，可以现实地把握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真正脉络，分析不同地域城市化与区域发展融合的关联性，进行现实的分类、对比和参照，研究区域发展空间变化格局，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社会和城市化的共同发展。
4.在这种融合模式中，研究城市化的立足点不是整体宏观的社会，而是整体中观的区域。因为区域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现实土壤。利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将城市化理论与区域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而目前立足区域讨论城市化的主要学术领域还只是经济学与地理学，缺少多学科的联动，直接影响将城市化与区域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深度与广度。
5.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由分散走向整合，因而采用区域甚至超区域的视野是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对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整合，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将自然，环境和社会合理的价值观整合进城市化发展理念中去，将会有力推动城市功能开发和综合质量的提高。
6.区域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无疑是城市，离开城市化发展探讨区域社会协调运行是行不通的。有的学者认为区域社会发展的核心应该是产业经济系统，基础是经济区域的发展，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认为，区域社会发展的趋势应是综合的、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尽管理论上可划分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等等层次，但在现实发展策略和布局中，是综合配套的。城市化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结合，不只是通过城市化带动区域社会发展，而且还注意城市形态对区域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与区域发展速度，城市阶层与区域居住结构，城市生活消费和价值观念对区域社会发展等方面，往往是产生许多区域性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如中国民工潮问题就直接与此息息相关。
把区域社会与城市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城市病、城市矛盾、城市环境、城市保障与整个区域社会相协调加以解决的方法等，目前还都未能深入研究。
四、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融合的对策
在我国区域社会发展与市场化融合的实践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建设和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城市范围的急剧膨胀，出现“城市里的乡村”现象。我们通过对深圳市罗湘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调查分析，认为“城市里的乡村”是未来我国区域社会与城市化融合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深圳市罗湘区村庄已划归不同的股份公司，公司拥有的最小田地为0.6公顷，最大超过23公顷，户籍人口数超过1800人，吸呐常住人口4.5万人，远远超过相当土地规模城市住宅小区所能容纳的范围，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高。各公司主要以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为主，此类收入占各公司总收入的50—90%，其次以自办或合办企业进行来料加工为主。目前村庄建筑以7层居多，建筑密度为60%，除几个村庄外， 各村城市建筑无章可循，缺少起码日照、消防间距要求，新旧住宅错落无序，市政工程无法开展工作，电力、通讯、煤气管道无法畅通。这样，随着深圳特区参与区域发展力度的加大，罗湘各村已成为典型的“城中村”。
象深圳罗湘区类型的现象在许多城市的郊区大量出现，在一些功能发达的城镇也存在此类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化过程中，村民已充分意识到土地的商业价值，不愿出让土地，并且兴建大量的违章建筑，做小本生意，或者出租，加上管理的滞后，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针对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融合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在坚持二者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第一，应充分认识到二者融合的复杂性、艰巨性。城市化与区域社会发展是两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学、经济学课题，将二者相结合进行思考，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难度，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在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二者结合、运作的模式将多种多样。
第二，二者结合的最重要指标，是将城市化目标与区域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城市化发展指标应体现区域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而区域社会发展又要以一定的城市化指标为内容，实现二者发展的一体化，避免发展目标的冲突。既要发展大都市圈、城市群落，又要注重与乡村城市化的结合，使整体社会资源，至少在行政规划区域范围内达到总体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区域内及区域间各组织全方位联动战略，将城市化进程纳入大区域规划体系中，形成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规划、目标发展的协调机制，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城市化发展要以区域空间作为自己发展的实现视野。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融合的主要关节点在三个方面：经济目标协调、基础设施的协同和公共服务的配套。根据我国近20年的发展实践，这三方面的内容既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又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例如有的地方农民拒绝变成市民，除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原因外，经济发展程度和目标与个人要求的偏离、基础设施的运行质量不高、公式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能力不理想是其主要因素，城市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失业的威胁，都使得二者融合步履维艰。
这里我们只是从宏观规划和运行机制方面提出几点意见，着重探讨如何完善区域发展与城市化融合的社会环境，在区域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上，进行宏观的协调、论证和控制，通过合理的运行机制，降低区域发展成本，保障各种社会经济和公益项目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诸因素综合、持续、协调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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