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理论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流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4-0054-08
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根植于西欧大陆、以革命的文化批判(40年代之前)和文化的现代性批判(40年代之后)为基本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中，美国马克思主义虽然也通过融合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而进行自己的理论传统的创造，但其产生的思想影响根本不可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卡尔沃顿(V.F.Calverton)、悉尼·胡克(Sidney Hook)等早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根本不可能像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名扬天下。然而，70年代之后，随着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相继退出思想舞台，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衰落(但并非终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西欧大陆，虽然有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著名思想家通过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接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进行着理论的创构，但他们的理论主旨却不在于从根本的意义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西欧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门派迭出、百家争鸣，其势衰的趋势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相反，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却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大批以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重新解读当代社会为基本指向的理论家和学术流派开始纷纷登上思想的舞台，在各自所属的知识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派别，相互之间的分野也变得清晰、明朗。总的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等派别，代表了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其观点反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风貌。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只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水平，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柯亨(G.A.Cohen)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开创者之一。不过，从队伍的阵容上来说，美国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显得更为强大，约翰·罗默(John Roemer)、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以及波兰裔美国学者亚当·普雷泽沃斯克(Adam Przeworski)都是当今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目标，现任耶鲁大学教授的约翰·罗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存在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观点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说明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定有需要澄清和进一步阐明的合理内核。我们不会因为一件好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突然失灵就将之遗弃，特别是在没有发现有更好的工具用以替代时更应如此。”①这段论述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并没有不假反思地去接受业已形成的理论结构和话语逻辑，而是强调在确认现代科学即英美分析哲学标准之合法性的前提下，运用这样的标准度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一种具有思想创新意义的重建。这样的重建，由于根据的是分析哲学，特别是风行于美国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方法，所以其任务大致在于：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含糊不清的地方表述得更为准确、论证得更为严密；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过于注重宏大叙事而忽略的微观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经验上不能成立的论题加以修正。
毋庸置疑，这样的理论目标，虽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那样的改正，并在实质上将之引向“技术决定论”，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指向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的方法使之成为一门精细、丰满的科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的问题求证方式和理论布展视域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语言和逻辑上的分析，转变到注重对当代社会政治哲学问题进行追问与考量。其后果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向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缘何会转向对先前并不涉足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约翰·罗默等人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所凸显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趋于消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认的通达社会主义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道路已被封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要使人们从根本上树立起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不可能通过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完成的，毋宁说，只有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正义，进而从这样的角度说明社会主义的正当与合意，此一目标才有可能真正达及。马克思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虽然为许多理论家提供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不合道德与正义规范的依据，但马克思通过预制劳动价值论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指证与批判，主要是在技术和事实层面而不是在道德和价值层面展开的。就此而论，马克思哲学本身并不包含一种强劲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长期以来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并由此而打压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被逐渐边缘化的时候，将之引向政治哲学的路向，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精细的理论重构，不仅会直接导向对当代问题的具有穿透力的洞察与破解，而且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的政治哲学旨在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要发展的政治哲学基本上不涉及国家、政党、法治这样一些宏观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论题，它所讨论的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逐渐引出的一些问题如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公民资格等等。他们认为，只有将这样一些问题开掘出来并加以具体的论证，才能在根基上为社会主义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提供合法性的说明。在他们的研究中，约翰·罗默关于“机会平等”的理论考辨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在《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一书中，约翰·罗默指出，今天关于机会平等的观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非歧视原则”的机会平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在社会职位的竞争中，唯有那些与个体在职位中的表现一定有关的因素，如教育、禀赋等等，才能成为判断某个个体能否获得一个职位的标准，而那些与个体在职位中的表现一定无关的因素如种族、性别等等，则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标准。第二种是“无差别原则”的机会平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消除人们在社会竞争中由于财富、教育、禀赋等因素的差别而带来的种种差别，对于那些事业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个体来说，这样的原则是尤为重要的。罗默认为，考量机会平等的观念时，理当将“之前”(before)和“之后”(after)界分开来：竞争开始之前，机会必须是平等的，为了达到这种平等，一定的社会介入也是必要的；但是，竞争开始之后，个体则应当完全依托自己本身的所有可能性因素去获取己所欲求的社会职位，在这个时候，社会的介入就完全是多余的，甚至是错误的。既然如此，在罗默看来，在评判上述两种机会平等的观念孰优孰劣时，首先应当分清每一种观念是否设置了区分“之前”和“之后”的界标，以及在什么地方设置了这种界标。②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罗默围绕已经确立起来的关于机会平等的观念，进行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并由此将之延伸到了更为开阔的论域当中。例如，在其新著《民主、教育和平等》中，罗默就将机会平等的观念延伸到了民主问题的论域当中，并指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机制，实质上并不能保证个人在社会竞争中一定不会受到父母教育和财产状况的影响，所以，民主理论不足以构成对正义之机会平等理念的补充。③
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将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作为本己的使命，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却是将自己阐发的政治哲学接入到了当代英美主流政治哲学即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逻辑之中，从而实现了与后者的某种合流：无论是罗默还是埃尔斯特，在对社会正义理念加以证立时，其实并没有将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当作是既定的起点，因而他们也就像罗默本人所说的那样，其实“没有诉求要否认自我所有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前提”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一定范围内享用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对于这一点，罗默本人也曾隐含地予以指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谴责，并没有迥然不同于表现得不那么激进的当代政治哲学理论所得到的结论——尽管，这些理论的辞藻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辞藻那般华丽。”⑤这样的情况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之后，其实并没有像原初设计的那样发展出一种完全异质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无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去彰显道德论证的意义和必要性，这总是与马克思的理论主旨相去甚远的。一个直截了当的根由在于，马克思曾经将“从意识开始而以道德终结”的思想结构批判为应当由历史唯物主义取而代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靠近了自由主义，就成了不容讳言的事实。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北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有理论形态，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和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中，美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显然更为引人注目，其理论成果也在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主要存在两种矛盾：其一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是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由之而来的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如果说马克思时代主要凸显出的是第一种矛盾，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则主要凸显出的是第二种矛盾。这是因为，资本自我扩张的本性在现代性逻辑的助推下，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能够为资本的生产提供条件的自然界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是无法与资本扩张速度保持一致的。这样一来，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有限的自然界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就在所难免了，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可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将第一种矛盾作为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逻辑起点，从而忽视了对第二种矛盾的把握。“马克思本人在他的理论阐述中的确较少地涉及资本由于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的损害，因而导致资本的成本及花销的增大，从而威胁到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也就是说，带来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威胁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由于上述原因而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发展所构成的限制的程度问题谈得较少。同样，马克思对围绕着生产条件的供应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对资本的成本、花费及变化性(灵活性)的影响问题也谈得很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涉及。”⑥既然如此，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应当突破原来的框架，“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⑦。这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奥康纳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将上述第二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作为研究的起点，阐释的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的自我扩张的过程、国家对生产条件的供应的管理、围绕着资本对生产条件的利用与滥用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等问题”⑧。一言以蔽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重的不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而是对生产条件的重构。
现为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福斯特，是近年来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人物。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 s E 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中提出了一个与奥康纳以及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即“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⑨。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阐述过“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是一种以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在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以及生态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福斯特认为，类似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理论话语在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那里比比皆是，这足以证明“整个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显”⑩，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导向的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自然哲学的传统(11)，这种自然哲学的传统将人类与物种的关系置放于理论讨论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12)，为在今天研究生态学的若干具体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
不过，在福斯特看来，在今天仍然有许多批评者随意地从下述方面指责马克思以及他的生态学思想：其一，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旁白”而抛弃；其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的著述中则较少出现；其三，我们被告知，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是发展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即支持技术的、反对生态的观点；其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所以，无需再提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其五，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马克思并不具备研究生态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其六，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把人和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是优于后者的。(13)福斯特指出，这些批评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误读了马克思，因为它们既没有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开掘出来，也常常将马克思的理论与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混为一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通过精心地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将蕴涵于其中的生态学思想开发出来，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极为根本的学术使命。当然，这也是福斯特在最近十多年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一个向度。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论域，即生态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以及福斯特的讨论。柏克特在其新著《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通向一种红绿的政治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指认了劳动、生产和商品的二重性，由于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作为物质和能量变化的结果，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关系，而抽象劳动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体现的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由此马克思实质上是将社会与自然、社会实践与自然规律内在地连接在了一起。由此可以推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构建起来的，毋宁说，它在将社会问题纳入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将自然和生态问题一并纳入其中，从而阐发了一种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柏克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生态经济学的最突出特点，正是强调从阶级分析的视角理解种种生态问题，这对于今天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启发。特别是，当人们普遍地将积累、增长、危机(包括经济和生态危机)与阶级割裂开来思考生态经济学的问题时，深度地解读、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无疑是尤为重要的。(14)柏克特与福斯特又撰文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脱离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实际上，他们是高度关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并积极地将其中的重要成果纳入他们的理论建构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热力学理论整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从而创造出一套在19世纪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而也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15)
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分析哲学、生态哲学相嫁接而创造的理论形态，那么，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社会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而创造出来的理论形态。美国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红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注重将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文化上层建筑的研究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对后现代社会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就此而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他们又将理论的视野由纯粹对后现代问题的分析推进到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变的多角度考量中，由此凸显了全球化下的总体性与辩证法、资本的空间及城市化、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主题。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总体性与辩证法
在詹姆逊、哈维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不断膨胀，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逐渐地展开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现象。然而，历史并不像法国后现代主义者指认的那样进入了一个完全碎片化的时代，现代性并没有因为后现代文化的出场而被消解，相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运动正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隐性的逻辑，通过对标准化景观的不断复制来冲击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并由此制造资本主义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同质性与各民族、各区域本土文化的异质性冲突与整合交错并置的格局。正因为如此，与反对宏大叙事、仅仅强调差异性研究的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后现代进行总体的、辩证的研究，由此在卢卡奇、萨特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一次彰显出总体性和辩证法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考察后现代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现象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它们预设为偶然的、孤立的元素，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各个部分进行说明，毋宁说，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总是将后现代文化、政治及跨国资本的经济力量的关系看做一种辩证的总体性的运动，因而在说明每一部分的内容时，总是竭尽全力地通过对其他部分的说明来完成。例如，哈维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说明来说明后现代文化产生的根源，指出后现代文化的产生，从根本上看，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大规模资本积累的“福特主义”向灵活资本积累的“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一个结果；詹姆逊则是通过对文化以及经济的说明来阐明后现代的政治现象，认为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组织形式之上的优秀的文化文本如流行的电影、绘画、建筑等等，为人们提供了评价政治的样本和认识自身政治立场的可能手段。
其次，在说明地方性、特殊性的事物与主导性的事物在全球和普遍结构中的相互作用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总是依托作为理论结构和方法论前提的辩证法来展示结构与变化之间的共存关系，进而又将辩证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加以阐述：詹姆逊在其新著《辩证法的价值》(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中，从文化批评理论的历史出发，全面分析了之前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回应了齐泽克、德勒兹等人对辩证法的种种非难，并对当代辩证法理论争议的中心问题(例如，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可能的吗？等等)作出了回答，从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宏大叙事是时代的必然(16)；哈维自撰写《正义、自然和差异性地理学》(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从而提出辩证法的十一个命题以来，一直注重通过辩证法的思想结构来分析和把握新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以及资本的时空转换等后现代和全球化的问题。
再次，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欧洲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有意地对它进行挑衅或者打压，而是在总体性和辩证法思想价值指认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被超越、也不可被超越”的观点。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今天唯一现存的这样一种哲学，即具有知识整体论的思想以及学科领域的总体性”(17)，所以，作为一门分析资本主义的科学，它迄今仍是洞穿和破解资本逻辑、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表象背后深层本质的最佳模式；哈维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因为时过境迁的原因需要这样那样的理论补入或者理论重建，但马克思以及他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巨大的辩证法的思想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今天辩证法理论得以建构的“原点”，那些冰封、删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进而宣称“马克思主义死亡”的种种论调，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辩词的。
(二)资本的空间及城市化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在汲取晚期列菲伏尔“空间是生产出来的”之观点基础上，将“空间”范畴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当中，由此而对与空间地理直接勾连在一起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释。这样的研究，由于不是在一般的地理学意义上，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地理学意义上展开的，所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空间关系在总体上指认为一种采取特定地理形式的社会关系，认为空间逻辑最终指涉的是历史、当下以及未来的时间坐标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正因为如此，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理论中重点突出了空间与意识形态、空间与资本积累、空间与城市化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其一，空间与意识形态。在2008年出版的《时空中的资本》(Capital in its Time and Space)一书中，詹姆逊从后现代视像文化的空间性向度讨论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詹姆逊指出，后现代的视像文化营造了一种无距离的“虚拟空间”，还往往通过“古今同戏”的手法产生一种时空倒流的荒诞感，把历史和现实置于同一平面。视像文化向我们展示的，正是文化意识中的权力、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这种文化提供的视觉消费给人一种新的知觉过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体现了消费主义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掩盖，最终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就此而论，社会空间重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18)与此同时，詹姆逊还从后现代建筑理论入手，论证了空间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性。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往往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所拥有的空间感是不完全一样的，对于直接以空间的形式而存在的建筑艺术来说，这种分殊和差异是尤为明显的，随着社会空间的巨大变化，建筑的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历史的演变归根结底都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不同意识形态此消彼长之运动的外在结果。
其二，空间与资本积累。哈维自提出并论证“新帝国主义”理论以来，一直注重对资本主义领土逻辑的权力和资本逻辑的权力及其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探讨。哈维指出，领土逻辑作为“国家和帝国政治”，自始至终都存在确定的边界，而政治权力只能在其界划的范围内运作；资本逻辑作为“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过程”，却是没有任何边界的，它指向的是一个无限放大的利润空间，因为资本需要不断地循环利用，它不仅仅局限在特定的国度内，而是必然流向世界其他地方，以此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根本上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实践，既不是在纯粹的领土逻辑也不是在纯粹的资本逻辑的助推下发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体系正是在将这两种完全异质的权力结构内在地整合起来进而使它们相互发生作用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直接的结果，便是“剥夺性积累”这一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与风行。如果说，“剥夺性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和解决了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种种危机，那么，它同时也通过压缩资本周转时间而压缩了社会空间，从而引起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
其三，空间与城市化。在哈维看来，空间的重置与城市化的展开从来就不是分开推进的两个过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造就了社会空间生生息息、不断转换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问题是可以通过城市化的问题来进行说明的。在2008年发表的《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哈维深入地阐述了“城市化总是一种阶级现象”(19)的思想，从而在一种新的理论制高点上将空间理论与城市理论内在地会通在一起。哈维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于剩余产品的运动，它折射出的正是有产者如何通过压缩资本周转的时间与空间而不断吸收资本的镜像。城市居民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权利的不均衡分配(城市权利不断地掌握在少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手中，城市的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他们个人欲望的驱使)，正是资本主义城市化之本质的有力佐证。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因而需要不断开辟新的空间为其资本运转鸣锣开道的今天，蔓延全球的城市化也被逐渐纳入到新自由主义的体系之中，通过世界房地产业这样的经济介质强烈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总体结构，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城市化之阶级归属的内在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都会在城市阶级分化之锁链上暴露无遗。这说明，空间的变换、城市化的演进以及阶级利益的分界等等，都在现代城市景观的不断复制中粘连起来，并由此走上了后现代逻辑推进的最前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出版的《全球政治主义和自由的地理》(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一书中，哈维对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如位置、环境特别是空间进行了一种本体论上的研究，从而把地理学知识构建为社会理论和政治行动的基础。他深入地批判了布什政府对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工具性的使用，并指出全球政治主义秩序是一种全球政治的解放形式。他强调复杂的地理格局要求把地理与社会和政治政策结合起来，这是真正的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毋庸置疑，这种研究将空间地理问题直接释放到政治行动主义之中，由此在更为激进的政治层面上推进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三)全球化世界中的地域发展不平衡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关注世界结构性的转变，因而重视全球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哈维最近的著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和方法论，对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进行了批判，由此直接指涉到全球化世界中的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解决全球低积累率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策略是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上层阶级借助新自由主义恢复了其阶级力量，导致社会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并使得全球精英阶级结成了松散的同盟，对全球经济区域进行了重构。无论是社会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还是全球经济区域的重构，都在实质上助推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事实。
在2009年发表的《为什么美国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注定会失败》一文中，哈维进一步指出，当前仍在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借用了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阐述的经济霸权转移理论(即每一次的霸权重构都发生在经济金融化的最高峰阶段)，分析了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世界霸权的“衰退”现象。在哈维看来，作为资本内在矛盾运动的一种结果，2007年底开始的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推向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风口浪尖。这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主要的一个状况在于，美国和中国解决经济危机的可能方案，蕴涵了经济霸权转移的出路。(20)
哈维认为，中美两国实行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的条件是不同的。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注定难以成功，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需要大量的和长期的赤字融资”，而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地缘政治的限制”、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长期政治教化所带来的政治障碍决定了美国无法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实现的条件。而在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条件，都存在实现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21)特别是广泛存在而又困扰工业和制造业基地的空间合理化问题，将使中国努力从事生产性支出。
中美两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会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平衡的走势。中国增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摆脱依赖美国市场，并以国内市场为取代，这是中国工业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有效需求的源泉，但这将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国内需求所带来的活力，将驱使越来越多的全球原材料供应商到中国贸易，从而减少美国在国际贸易的相对重要性。这种总体影响将加速全球经济财富从西方流向东方，从而迅速改变霸权经济实力的平衡。全球经济政治的不均衡及美国霸权衰落很可能将成为打破全球经济现状而进入区域霸权结构的先声，区域霸权使得彼此之间既易于激烈地竞争又会在长期经济萧条的不幸问题上合作。(22)
上述种种分析表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期主要是注重开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意义，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破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运动和后现代转向中的内在矛盾和可能趋势。这样的理论定位，实质上是通过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相关性价值而对这一理论的传统、现代以及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精当的处理。
四、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英美一些以黑格尔哲学为支点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者的总体称谓，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以及英国的克里斯多佛·亚瑟(Christopher Arthur)、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等。虽然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内存差异，但在基本的学术方向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将黑格尔或者黑格尔主义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场域当中”(23)，进而以此为基础去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实质与特征等。与前述流派不同的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将一些美国(包括英国)的本土文化因素以及当代社会问题划定在自己的讨论圈中，但其根本的指向则是以接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起点，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种学理性的考证。目前，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理论人物当推诺曼·莱文，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欧洲、在中国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学术界近些年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种种考量以及论辩，与莱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影响与刺激不无关系。因此，这里选取诺曼·莱文作为参照，通过对其近期观点的梳理，呈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面貌。
近年来，莱文除了继续坚持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之外，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2006年，他这方面的初始研究成果《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出版。与此同时，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学术讲座，也都直接涉及这一论题。在其著述与学术讲座中，莱文提出了如下见解：马克思不是以隔离或者悬置黑格尔哲学为前提来推进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相反，他正是以投身于黑格尔哲学传统并试图变革这一传统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因此，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应当成为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相的最根本性路径。基于这一见解，莱文一方面考证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另一方面又考证了恩格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黑格尔及其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通过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的双重学术趋向，诠释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起源，并由此锁定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读模式。
首先，莱文指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思想逻辑的递进，是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张力关系中实现的。这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主要存在于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生产模式和方法等重要的思想介质之中，马克思正是依托这些思想介质来接续和超越黑格尔所开出的理论传统，并由此而进行哲学的不同层面的创造的。
关于自我意识。莱文指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用以解决伊壁鸠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取自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并经过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指鲍威尔)洗刷和放大过后的“自我意识”，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由于自我意识通过把主体意志整合到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而承载起人对自身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不断认识、批判与改造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将“定在中的自由”与超越性价值预设为哲学的重要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实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确证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张扬。正是因为如此，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极为看重意志、主体、偶然性、自由、实践等思想霉素在哲学创构中的作用。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主要是倚重黑格尔的理论传统来进行哲学思考的，体现了他与黑格尔之间的“连续性”。质性地考量，这种“连续性”牵引出的，是马克思以“历史性”和“主体性”为基调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不是“自然”唯物主义哲学。
关于市民社会。莱文认为，马克思在解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因为批判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的虚妄而表现出与黑格尔的“非连续性”。然而，马克思与此同时因为分解出了这一概念中的政治哲学意义而又表现出与黑格尔的“连续性”：黑格尔曾经指出，市民社会包含了带有权力性质的同业公会，所以，它(市民社会)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可以依托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的权力机构。马克思基于这样一种解读，将权力界分为两种类型：一为与政治国家对应的政治权力，二为与市民社会对应的社会权力。马克思从未反对过权力的存在，而是反对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权力；他指认过国家将会被废除，实质上是说政治权力将会向社会权力回归，即市民社会将会取代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讲的国家的废除只是在“state”意义上而不是在“government”的意义上来说的。进一步说，国家的废除对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而是意味着如何在市民社会中创造通过民主的或者法律的方式来行使管理职能的权力体系。
关于生产模式。在莱文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研读、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获得的主要不是用于分析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一般辩证法，而主要是用于透视和剖析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即以劳动概念为中心的“生产模式”。具体而论，黑格尔将生产模式指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法则，并将之概括为占有、对象化、异化、再占有这四个阶段。马克思沿取了这样的生产范式，进而又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进路上把它内化到“劳动”和“实践”的哲学提升中。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来界定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以此来界定对劳动之本质再占有的共产主义，就是这一状况的一个显证。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模式的理解和阐述，是在对历史结构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深层把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的哲学路数，与黑格尔从意识层面解释生产模式的思维结构是殊为不同的。马克思就是在这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逻辑推进中，开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
关于方法。莱文指出，马克思在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大量地套用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述逻辑和作为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具体论之，黑格尔《逻辑学》中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内容、本质与实体、矛盾、否定等诸如此类的辩证法的范畴，以及将社会形态解释为一个有机体的总体性范式，无一不被马克思自觉地继承并内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方法，所以，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等辩证方法与逻辑范畴鲜活地呈现在《资本论》的叙述结构之中。不过，马克思主要是借用了黑格尔方法论的形式，至于上述方法论的内容，马克思则进行了根本性的颠倒，即将辩证方法从黑格尔的理念领域移转到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领域。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为马克思创立历史而非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其次，以莱文之见，恩格斯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都曾经讨论过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但这些讨论往往都不能够真实地还原思想史的真相，它们常常引导人们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元素，进而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问题：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读。莱文认为，阿多诺、阿尔都塞、卢卡奇、施密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时，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依托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掺入了不利于廓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真实关系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因素。例如，“阿多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重新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因为他想表明：既然黑格尔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注定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了所有试图揭示历史之终极目标的努力，而且批判了所有集体主义的组织，如群体、政党以及工会等等。阿多诺是一位个体、特殊性和非系统性的鼓吹者，他把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传统作为旗帜来反对那个时代日益生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了同一性逻辑对人类的威胁，并且指证守护特殊、碎片的最强有力方式就是反对同一性逻辑”(24)。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将理论的出发点寄生于黑格尔哲学之中，是因为他“将黑格尔认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先驱，同时也将之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25)也就是说，青年卢卡奇借助黑格尔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实质上是为了释放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从而最终为无产阶级的意志革命张目。阿尔都塞之所以也要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接，是因为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融合(26)并因此反对斯大林的影响。
关于恩格斯的误读。莱文认为，对于黑格尔来说，客观现实和个体意识都是绝对精神的组成部分，因而，辩证法的原本意义在于说明存在与思维分离与重新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转化为一种自然哲学”(27)，进而又以自然哲学的方式将辩证法具体界定为客观事物的关系、规律与法则。例如，将“否定”界定为两个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异、对立或者冲突，等等。所以，恩格斯实质上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分解并扭曲了黑格尔的思想”(28)。恩格斯扭曲黑格尔的逻辑后果，便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当恩格斯声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解释自然，也适用于解释社会时，他无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了歧途。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之后却排除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以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29)这样说来，马克思倒是离黑格尔更近而离恩格斯更远，如果说马克思是将自己的哲学置放于黑格尔开创的哲学传统之中，那么恩格斯无疑是曲解并歧出了这一哲学传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莱文是依据“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来判断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进而又借助这种判断强化了“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学术言论。
如果说，莱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关系的考证主要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诠释逻辑，那么，他对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检省则主要是假以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学术名义进行的。不过，“去黑格尔化”对于莱文来说并不是没有由头地打压或者删除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的黑格尔因素，而是有针对性地驱逐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进行曲解的叙事，进而在全新的理论和历史语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再黑格尔化”。这意味着，莱文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状告卢卡奇、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根本的意义上，他却继承了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传统，这也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有的一个学术定向。
从近年来的学术发展看，以莱文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证的学术倾向与学术方法在英美学术界产生了明显的理论效应，戴维·麦格雷格(David Mac Gregor)、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伊恩·弗雷泽(Ian Fraser)、托尼·伯恩(Tony Burns)等知名学者近些年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集中讨论，就是这种效应的一个直接体现。然而，与这些学者不同的是，莱文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近期的研究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滞留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一般性学理考证之中，而是竭尽全力地通过重新阐释这种关系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最终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政治潜能。所以，如果说卡弗、弗雷泽等人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马克思学”研究，那么，不论莱文等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他们实质上是将强烈的价值指涉融入自身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以一种超越“马克思学”的姿态影响着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此而论，笔者不同意将莱文简单界定为“马克思学家”)。
五、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目前有许多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将辩证法的研究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学理问题(例如，詹姆逊和哈维就重视对辩证法的研究)，但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却主要指的是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研究。这位被著名经济学家、《每月评论》创立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誉为“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领军人物”的理论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并相继出版了《辩证法探究》(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辩证法：新的前沿领域》(Dialectics:the New Frontier)、《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Dance of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等辩证法研究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奥尔曼集中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在为什么需要研究辩证法？在奥尔曼看来，这是因为：其一，辩证法是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尤其是理解巨大而又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有效方法；其二，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其变化和相互作用比过去更为迅速，辩证的认识也就变得更为重要；其三，之所以是马克思而不是别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存和演进的内在规律，进而又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现了共产主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拥有了辩证法的理论武器，“正是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他将多数人孤立看待的东西结合起来”。(30)基于这样的理解，奥尔曼强调，在苏东剧变，使得共产主义的信念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由此在新的历史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更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奥尔曼指出，虽然一些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萨特、列菲伏尔、科西克、戈德曼以及马尔库塞等，都曾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在根本的意义上将这一问题解释清楚。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内在关系”的理论。这种“内在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在研习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继承下来的(当然也经过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一理论强调，在理解现实世界时，不应当以事物而应当以关系为基本的构件。具体地说，它把任何一种事物处于其中的关系看作是构成这件事物的基本的部分，以至于在理解事物的变化时，不是以事物本身而是以事物处于其中的关系作为最根本的标准。奥尔曼指出，从“内在关系”的角度界定马克思的辩证法，虽然在哲学史上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若是周详地考量，则至少看到如下的依据：其一，马克思发表过使他站在那些把事物当成关系的人的一边的论述；其二，即使马克思把事物主体当作关系的直接论述是不明确的，他把人和自然当作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关系的论述也是清晰明了的；其三，如果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事物和社会关系之间划了一条不可抹去的界线，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解释他在物质世界里看到的是哪种相互作用，以及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世界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其四，如果不从“内在关系”的理解出发去理解马克思，那么，将会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在理论视野中删除掉。奥尔曼进而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理解马克思的时候，总是从各不相同的路径出发，将之解读为科学主义者、批判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是在“内在关系”的理论坐标中展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的批判的。(31)
奥尔曼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内在关系”的理论，由于“涉及的是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尚未实现的潜在趋势如何演化，以及这种演化从早期阶段一直延伸到依然遥远的未来的历史”(32)，因而在新的时代延伸它的意义，就应当指认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代资本主义。本着这样的见解，奥尔曼指出，在理解资本主义时，首先应当将之理解为一个关系的系统，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一个静止的事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由于构成其关系的部分的变化而变得不稳定，尤其是当那些潜藏于资本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工人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公共教育、市立医院、政治民主、国有企业等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条件，都在日益彰显出它们的作用与价值；发达的工业、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水平的科学、职业技术、有组织的结构、教育和文化等与共产主义没有直接关联的条件，也在逐渐地转化为共产主义可能性的根据；失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各种形式不平等的增多，更是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难以为继。(33)根据辩证法，现在与过去和未来一样，都是一个暂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且与这一过程的其余阶段有着必然的和明显的联系。所以，资本主义的今天，并不会像福山所宣告的那样，是历史发展的终点。人们之所以不能普遍地接受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领悟到辩证法所昭示的这一事实。这些论述表明，奥尔曼并没有将辩证法理解为平面意义上的法则、规律等，而是将之提升到社会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行阐释。
奥尔曼的理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乃至欧洲、亚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使讨论辩证法成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一个直接的例证在于，在由奥尔曼和托尼·史密斯合编的《辩证法：新的前沿领域》以及这一著作的扩充版《新世纪的辩证法》(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中，福斯特、哈维、詹姆逊、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s)、亚瑟、比尔·利文特(Bill Livant)等多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从自然、后现代、资本批判、女权主义、系统论、教育学等多种多样的论域和视角考察了什么是辩证法以及如何运用辩证法等问题，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助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由此凸显了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勾连在一起的人道主义、乌托邦精神以及革命在当代的意义。
六、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总体特点
由于美国马克思主义流派是在各不相同的传统和视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以相互之间存在相对清晰的理论边界，各自讨论的问题和关注的重点也大为殊异，有些流派彼此之间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例如，在对待辩证法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重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时候，实质上是用分析的方法取代了辩证的方法，把需要用辩证法说明的问题化解成了分析方法能够接受的问题；然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却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置放于辩证的思维结构中，强烈吁求用辩证法来说明这样的范畴所指涉的种种问题。同样还是在辩证法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福斯特)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以承认并强调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为基本前提的；然而，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以黑格尔为支点理解马克思的时候，却在对历史辩证法的张扬中删除了自然辩证法。
不过，美国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并没有完全锁定在各自所在的理论范式和思想传统之中，有些流派其实是在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过程中推进自己的学理观点的，因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非常相似的特征。例如，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方面，即这三个流派基本上都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去研究各种现实问题，并由此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近几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是表明，不同流派总是试图打破原本彼此隔离的状态，进而通过对话、交流甚至是合作来实现观念的不断创新和思想的不断创造。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有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往往不是由哪一个流派单独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毋宁说，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往往是通过不同理论流派“大合唱”的方式实现的。例如，近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阶级问题的集中研究，就是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发起和推进的，这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赖特、福斯特、奥尔曼都是这一过程的主角：赖特撰著《阶级》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需要修正，因为他只是将社会阶级划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概念无法容纳和解释大量存在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间阶级”；福斯特撰文《美国的阶级问题：情况介绍》指出，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列宁的阶级定义当作既定的出发点，然而，这一定义没有考虑到阶级关系的动力性质，也无法回答阶级是怎样在斗争中形成的、阶级意识的性质和程度若何以及阶级如何实现再生产和自我保存等问题；奥尔曼则撰文《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使用》指出，许多人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非常粗糙，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马克思在使用“阶级”术语的时候，是做了非常严谨的考证的。
如果说，上述状况揭示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发展趋势，那么，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发展趋势也是极其显著的。这就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越来越普遍地重视将政治经济学和广义的政治哲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方向纳入到思想创构的框架之中，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回应和破解美国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世界不断呈现、暴露出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例如，在主题分别为“构造一个激进的政治未来”(Forging a Radical Political Future)和“帝国大厦的裂痕”(Cracks in the Edifice)的“左派论坛”(Left Forum)(34)。2007年、2008年年会上，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左派，就集中地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深刻检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及其这些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经济衰竭、民主歧变、人权退化等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在主题为“转折点”(Turning Points)的2009年年会上，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左派，又以2007年底以来的世界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为主要背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深层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层层危机，如人民的基本需求难以满足、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难以持续以及意识形态的霸权难以维系等等。“左派论坛”将2010年年会的主题设为“中心不能持存：重新燃起激进的想象”(The Center Cannot Hold:Rekindling the Radical Imagina tion)，旨在继续检思战争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包括失业比例的增高、工资收入的减少以及不安全因素的增长)，并将声讨的矛头特别指向奥巴马政府，尤其是其向商业资本家和政治保守主义者妥协的政策。如此这般的情况说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在一种封闭的而是在一种开放的体系中开展理论研究的，他们实际上越来越不满足于对一般性抽象学理公式的建构，而是越来越注重将理论的建构与突出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由此开辟更为开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空间。这实质上就是资本的权力、民主的模式、政府的职责、公共领域的标准以及阶级、政党、革命等政治哲学的问题在近些年逐渐升格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的最根本性内驱力，也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趋同与融合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也表征着其理论的重要特点。然而，若要通盘地审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我们需要将其安放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中，通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比来进行。总体论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代表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和逻辑阶段，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殊为不同的特点：其一，在发展的路向上，如果说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依托党派、革命和政治运动发展起来的，那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走进院校，通过学院式的研究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越来越希望将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政治运动甚至是革命连接起来)。进而论之，如果说党派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的领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那么，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则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开创者。其二，在理论的主题上，如果说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历史思考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那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和美国新社会运动的考量，将生态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阶级问题、全球化问题、新帝国主义问题以及后现代主义问题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同时也开展了对现代制度之政治哲学的而非现代性的批判。其三，在对待苏联理论模式上，如果说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将理论的矛头指向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并对其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那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则由于苏联的垮台而基本上没有把批判苏联的理论模式作为一种明确的口号提出来(虽然在形态上并不等同于苏联的理论模式)，甚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近年的研究中还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回到列宁”(Return to Lenin)的口号，主张通过重新开掘列宁思想的当代意义而认识和应对美国层出不穷的政治危机。《重新上膛的列宁：通向一种真理的政治学》(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重新发现的列宁》(Lenin Rediscovered)以及《马克思、列宁和革命的实践》(Marx，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等列宁研究的新著的出版，就是这一口号和主张的有力佐证。其四，在学理的传统上，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西欧大陆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想滋养下得以创生的，那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则表现出远为复杂的情形。美国马克思主义诸流派虽然在新近的发展中表现出强劲的融合趋势，但从最为根本和最为始源的意义上审视，则大致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效应延续到美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中，由此催生出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血统的理论流派和学术研究倾向(35)。例如，诺曼·莱文在承接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进行的系统的考辨，法兰克福学派之美国传人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以及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 Bronner)等对批判理论史进行的深入的研究(36)，都属于这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逐渐丧失生命力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根据美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即分析哲学的传统、生态哲学的传统以及实用主义的传统创造起来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形态显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还有一种情形是，一部分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创造，既不是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也不是在吸收美国本土文化传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毋乃说，这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中意于将自己安放在这种或者那种学理传统之中，而是注重对当下美国社会以及世界政治转变过程所不断凸显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与解答，詹姆逊与哈维的理论定位，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奥尔曼对辩证法的系统而深入研究，虽然也关涉到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但更为根本地看，则同样属于这种类型。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特点上的种种不同表明，美国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的简单延伸，将它置放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中进行概括，就难免导致概念上的错位和研究中的视线混乱。所以，我们只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抽脱出来，依据美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架构和逻辑论式对其进行梳理、界划、定位、指认，方能真正通透地洞略它的思想实质与理论“技艺”。
注释：
①John Roemer edited,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
②John Roemer,Equality of Opportu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③John Roemer,Democracy,Education and Equ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④⑤ John Roemer,Free to Lose: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68,p.5.
⑥⑦⑧[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55—256、9、265页，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⑨⑩(12)(13)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Viii,p.13,p.142,pp.9—10.
(11)John Bellamy Foster and Paul Burkett,"Classical Marxism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Vol.21(Mar.2008.
(14)Paul Burkett,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6.
(15)John Bellamy Foster and Paul Burkett,"Classical Marxism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Vol.21(Mar.2008).
(16)Fredric Jameson,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Verso,2009.
(17)Buchanan edited,Jameson on Jameson:Conversations on Cultural Marxis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40.
(18)Fredric Jameson,Capital in Its Time and Space.Verso,2008.
(19)David Harvey,"The Right To the City",New Left Review,Vol.53(Oct.2008).
(20)(21)(22)David Harvey,"Why the U.S.Stimulus Package is Bound to Fail",Socialist Project · E-Bulletin,No.184(Feb.2009).
(23)Norman Levine,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Lexington,2006,p.18.
(24)(25)(26)(27)(28)(29)Norman Levine,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Lexington,2006,p.22,p.12,p.27,p.6,p.6,p.6.
(30)Bertell Ollman,Dance of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p.2.
(31)(32)Bertell Ollman,Dance of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pp.37—39,p.2.
(33)See Bertell Ollman,Dance of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p.159.
(34)“左派论坛”是美国影响最大的左派和进步学者学术会议，其前身是“社会主义学者大会”(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每年的3月或者4月份，“左派论坛”都要在纽约举办大规模学术年会；每一年的其他时间，“左派论坛”也会召开一些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左派论坛”的宗旨，就是通过反思和探讨“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在眉睫、最亟待解决的问题”(burning issues of our times)，来助推一个更加健全、更为正义的社会的形成。实质上，由于“左派论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性基调，因而它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前沿状况。
(35)这一状况的形成实际上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主要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支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前往美国，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更是主要在美国进行理论创造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背后，有着深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传统。然而，在此需要澄明的一点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在美国的理论创造，并不代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由此而一开始就直接接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中来，因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理论话语，在更为真实的意义上阐发的是一种西欧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的很多命题都是直接针对具有资本主义普遍意义的西欧社会的制度和问题。
(36)Richard 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Stephen Bronner,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New York:Routledge,2002.
标签：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