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文化心理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心理因素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无论是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还是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乃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都要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自然、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普遍市场发育程度低，传统经营粗放程度高，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与传统生产模式发生磨擦；而且还将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与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度发生碰撞，这些磨擦和碰撞导致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和经济效益的消溶。本文试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
贫困是困扰民族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基本道路。
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90%以上分布在贫困地区，涉及五大民族自治区，24个自治州，并包括44个自治县的全部。（注：朱凤歧、高天虹、丘天朝、杨青：《中国反贫困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在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 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有257个，占43%；全国贫困县中最困难的人口也有近80%在民族地区；1993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仅60元左右。（注：参见陈乐齐：《国家民委派团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慰问》，《人民日报》1996年4 月14日。）抽象的数字后面所标志的贫困现实，令人触目惊心。以云南为例：云南是民族自治州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截止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超过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云南的贫困县个数居全国第一，占全国贫困县的12.3%，占云南所有128 个县（市、区）的57%；贫困人口也居全国第一，1993年达769.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0.5%。（注：陈琳、廖鸿志：《云南可持续发展》，1997年版，第99页。）可见，贫困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很多，就生产本身而言，主要来自传统粗放型生产的限制。我国的部分民族地区处于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之中，甚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和逐水草而居的阶段。据有关资料显示，迟至90年代，还有许多民族地区“90%以上的人口仍在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搞饭吃，如云南尚有十分之一的地区残存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注：参见张骏逸（台湾）：《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及脱贫致富政策》，《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二期。）由于耕作方式的原始落后，生产上浅耕粗作，高投入、低产出，不管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很差。“种一葫芦收一瓢”，“种一坡坡，收一箩箩”，终日辛苦耕耘仍可能不足温饱，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有将生产经营引向集约型方向，精耕细作，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引导民族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产业化程度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1992年以来，8 个民族省区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仍以盲目扩大规模的外延式发展为主，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出现所谓“高速低效”的状态而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在加大。民族地区工业发展较晚，传统经济结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在总体上还是属于单家独户的低层次经济，产业化程度低，单位经济效益不高。随着生产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产业化问题日显严峻，并由此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分散经营和规模效应、有效供给高比较效益低等矛盾，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只有将粗放经营的传统模式向现代生产的集约化方向转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改变高能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状，克服低水平重复建设带来的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提高经营方式的科学化，加强分工和协作，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促进传统经济向社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转变。
建设性破坏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 居住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4%，各种资源十分丰富，集中了70%的矿产资源、82.5%的水能资源、89%的煤炭、78.8%的天然气。丰富的资源本来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优势，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却造成了对这些资源的破坏，使其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或在取得短暂、微薄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埋下阻碍发展的隐患，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表现为资源浪费、能耗惊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后续资源日益枯竭等，严重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大陆唯一还有大片热带雨林的地区，但从建国到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因刀耕火种，毁林240万亩，因工业烧柴毁林54万亩，使森林覆盖面积由1950 年的50%到60%下降到1983年的24%，现仍以每年250公顷的速度在消失。 （注：陈琳、廖鸿志：《云南可持续发展》，1997年版，第84、90页。）由此造成了气候变异、水旱灾害频繁、生物物种减少等恶果。再如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达2.79亿亩，居全国之首；沙化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展，至使粮食总产量始终在原有水平上徘徊，难以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注：参见韦剑峰：《民族地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二期。）不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必将弱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它首先要受到来自传统文化心理的制约，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群体本位文化下产生的依赖心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应为对政府的依赖，产生依赖型发展观，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粗放经营模式下形成的传统观念抑制着现代经济观念的产生，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因素。
3.盛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平均思想抑制了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导致大锅饭盛行，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畸形的消费心理严重影响社会财富的积累，制约了社会扩大再生产，使经济增长方式久久在粗放的水平上徘徊。
5.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生活产生种种磨擦、冲突和碰撞，制约经济的发展。
6.传统封闭的生活方式将人们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自卑心理和乡土意识使人们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知所措。
二
在短时期内要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产生很大的变化是不容易的，但文化传统不是不能改变，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入手，改造旧传统，优化民族传统文化。
通过硬性的物质设施的建设，提供人们接近现代生活，接受现代观念的基础。
——交通是接近现代生活，萌发现代价值观的基础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有重大影响。民族地区多数地处偏远，交通不畅，与外界沟通困难重重。西部民族地区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西藏至今没有铁路，云南每平方公里只有铁路4.5米、公路170米。（注：朱凤歧、高天虹、丘天朝、杨青：《中国反贫困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传统的心态是以封闭的生活为基础的， 这种封闭一旦被打破，传统心态的改变就是必然的了。
——通讯是传播信息，将边远落后民族地区纳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渠道，通讯条件的改善能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转变。民族地区大都通讯条件落后，由于电力的有限，电台、电视、电话等现代通讯手段难以发挥作用。到1992年底，全国有28个无电县和1.2亿无电人口， 28个无电县全部分布在民族地区（西藏21个，新疆1个、青海1个），1.2亿无电人口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注：朱凤歧、高天虹、丘天朝、杨青：《中国反贫困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通讯不畅，信息传播困难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政府行为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引导人们趋同现代价值目标，改变传统心态。
——扶贫是我国政府在贫困地区的重要战略目标，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停留在“输血型扶贫”的层次。由于扶贫对象的传统思想没有改变，主体意识没有确立，不但扶贫效果有限，而且返贫率较高。应该通过政府行为，转变扶贫思路，将“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扶贫”，根本革除依赖思想，实现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开放式扶贫的转变，改变陈旧的文化观念赖以产生和延续的社会基础，引导人们趋同现代价值目标。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和起动器，但资金仅仅是生产中一个单一的要素，没有其他要素的共同作用，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在民族地区，由于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是国家财政拨款和各种低息或贴息贷款，导致决策者和投资主体只关心怎样从国家投资、信贷中拿到更多的钱而很少考虑资金的回报率，致使投资效益普遍偏低，资金浪费严重。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减少政策性投资，强化市场意识，才能克服依赖心理，增强效益意识和责任意识，塑造合格的市场主体。
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宣传工作，直接从思想观念入手，传播、灌输新思想新观念。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直接途径，强化教育观念，加大教育投入，能切实有效地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优化。民族地区的教育，从扫盲到基础教育，从一般教育到高层培训，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加大教育投入，不仅资金投入要到位，而且政策的制定要有力，将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激励机制强化教育意识。通过发展教育，不仅可以使基础教育的水平提高，普遍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还可以通过领导干部的高层培训，使领导干部成为首先具备现代思想意识的人，从而引导群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使旧的思想观念得以革除。
——宣传工作也是一种改变人们思想行为的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要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通过各种报刊杂志、文艺演出等方式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由于宣传工作直接针对人们的思想问题，而且往往是某一时期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且又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生动活泼的形象感染、影响群众，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使人们长期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在丰富多彩的形式和轻轻松松的笑声中不知不觉地得到改变。
发挥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正、负强化，扭转传统的心理定式。
——执法是调节社会生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之一。通过执法，对一些偏激的传统和违法的行为给予负强化，制止其发生和蔓延。如民族地区不鲜见的毁林、毁矿等行为，不管它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只要它同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就应该给予坚决制止和惩处。法律的威慑力不仅在于能够制止其行为，更在于能够通过行为的改变最终使传统的心理定式得到扭转。这种扭转也许是强制的，但却是有效的。而且只要它合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最终也是会被接受的，解放初云南傣族地区成功地革除了“赶琵琶鬼”的陋习和行为就是明证。
——示范是通过政府行为，在民族地区树立一些敢为天下先的先进典型，并制造社会舆论，刺激人们追求，引导人们模仿，从而改变人们的传统思想的方法，是一种正强化。曾有一对拉祜族兄妹在自己的小饭馆里改变了以往对本地人免费的做法，一视同仁，亲戚、朋友和乡亲吃饭也要付钱，引起了不小的非议和打击。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报刊报道，广播宣传，乡亲们不仅慢慢习惯了，而且觉得挺有面子，甚至还开始模仿他们做起生意来。可见，作为社会示范作用对改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作用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