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12)09-0045-07
1 概念解析及研究意义
1.1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概念解析
所谓体育思想，即对体育的认识，它是人们对体育的本质、特征、形式、功能、价值、发展规律、发展方针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的总和。我们将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必须首先对“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和“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的概念的外延进行界定。这是因为，在体育思想史学界，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并不是统一的，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时空内所有的体育思想一律划入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和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的概念外延之中；另一种，则只将中国近代和现代这两个历史时空内的一部分体育思想，即具有近代性质或现代性质、近代意义或现代意义的体育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和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笔者同意后一种界定，理由在于：1)从中国语言逻辑的角度讲，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绝不等同于中国近代的体育思想，一个“的”字，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与“中国近代的体育思想”、“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与“中国现代的体育思想”这两对概念作了重大的区别；我们在此可以用“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二者的区别作以类比：所谓毛泽东思想，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规律、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它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以及全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思想，则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个人从生到死的所有思想，二者在内涵、外延、主体、客体等各层面都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依据这一逻辑，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和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仅指中国近代和中国现代这两个历史时空内具有近代性质和近代价值、现代性质和现代价值的体育思想；2)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进行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和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的研究中，对不具有近代性质、近代价值的体育思想和不具有现代性质、现代价值的体育思想(如传统体育思想)置之不理，我们仍然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研究，但只是辅助性的和参照性的，因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或中国现代体育思想在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吸收传统体育思想的精华，所以，我们的研究必然要涉及传统体育思想。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如下4个方面：1)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主体关于体育特别是关于近代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观念；2)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主体关于中国体育发展方针等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设想；3)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主体关于体育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观念；4)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主体关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发展方针、体育管理体制与制度等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设计。
1.2 “轨迹”与“特色”解析
轨迹在汉语文字中的涵义有3种：1)指一个点在空间移动，它所通过的全部路径叫做这个点的轨迹；2)轨道；3)比喻人生经历的或事物发展的道路[5]。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是指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路径。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是指产生、发展于中国近代(1840—1949年)时段内的具有近代性质和近代价值的体育思想。它必然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产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从宏观上看，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总体轨迹是围绕着近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主题、目标和基本线索而展开的。中国现代体育思想是指产生、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具有现代性质和现代意义的体育思想。就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而言，是围绕着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主题、目标和基本线索展开的，并由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形态所决定。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是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人类体育进入近、现代阶段以后所产生的，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其传承与演变一定会有独具特点的形式。
1.3 探索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和特色的现实意义
体育思想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和特色研究和探寻，不仅可以促进体育思想学科化与科学化，对于构筑体育思想理论体系，弘扬体育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历史预示着未来，通过对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轨迹和特色的深入探索，从先驱们的思想中获得启迪，从中能寻得一些发展规律，丰富中国体育思想的内容，揭示其当代价值，从而为体育思想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2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主题和目标
2.1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主题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其内容如何丰富、复杂，无论其所涉及的问题如何广泛、深刻，它一定有一个自觉的主题，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170年的传承与演变亦不例外。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始终围绕着“健身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亟须解决的主要矛盾。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接受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第一人、开创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民体质的增强是“保种”的关键。维新派认识到体育可以健身卫国，体育能承担复兴种族、解救民族危机的重任。因此，他们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的意义来认识和阐述体育。同时，他们主张将体育纳入学校教育，使得体育成为整个教育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用新式教育培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他们对于体育的提倡主要是出于体育的强身健体作用，其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摆脱国运困厄的时局，充分体现了维新派体育思想鲜明的救亡图存的时代特征，适应了危机中的人们求强求变的迫切愿望，在当时社会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耻文弱”的风气，维新派从“尚武强国”的角度对体育的提倡也为日后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民国成立后，由于革命派提倡，军国民教育继续受到重视，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方针，倡导以民主、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改造国民，培育国民新人格。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五育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并且是一个相互联系、和谐统一的整体。“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3]。其中，包含在军国民主义教育中的体育，首次被蔡元培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提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军国民主义即不是为了培养侵略的士卒和镇压人民的打手，而是为了强健民族体魄，振奋民族精神，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使军国民体育思想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思想。
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成熟期，无论是国粹主义体育思想还是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中，都蕴含着前期军国民体育思想或健体强国思想的要素。在体育功能、价值、目标层面，都主张体育为民族振兴服务，都是在健体强国这一思想主题之下展开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认为，新民主主义体育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并以维护其体育利益为出发点，体育可以锻炼体魄，增强体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主流体育思想中可以明显看到健身强国、为国争光的内容和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内容；虽然在“文革”之中，中国体育思想发生了暂时性的严重偏失；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曾有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的思想倾向，但是，党和国家始终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人民体育”思想始终是中国现代体育思想的主导。这一体育思想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第1代领导集体系统阐发并形成科学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得到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2代、第3代和第4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体育思想，使其成为贯穿新中国60多年体育事业的主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国家先后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全民健身条例》以及一系列关于体育改革的方针对策，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便更加鲜明地树立起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旗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解放思想，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推动了各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体育界特别是体育思想界的广大学者，开始对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目的和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方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主张“真义体育思想”的学者将体育与身体文化娱乐、竞技、健身等概念作了区别，并从体育(狭义)的本原涵义出发，对体育健体强身这一根本任务和目标进行揭示；主张“大体育思想”的学者则认为：“体育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单作为教育范畴的所谓狭义的体育，而是扩大了的包括竞技运动、身体锻炼等在内的一个总的大概念”[1]，从而形成了与真义体育思想观点对立的学术思想流派。大体育观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历史的、系统的方法，对体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目的，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梳理，为人们特别是体育工作领导者深入认识新时期的体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大体育观关于体育系统内部结构的划分，为新时期体育工作的系统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同时，大体育观关于体育功能的系统分析，为新时期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起到了理论和知识层面的支持。“体育属于自然科学”思想的学者率先提出体育的科学属性问题，认为体育属自然科学，属于生产力范畴。上述体育思想的探索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已从近代体育思想的局限性中走了出来，迈入现代体育思想发展阶段。这个变化的突出表征，就是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抓住了体育的现代特征。体育在现代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立体功能、复合价值，人们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以及对体育制度、体育管理的思考和设计也开始融入了人类现代化的大系统中。
纵观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文革”前17年的学校体育思想形成及其演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的30多年里，没有哪一种体育思想能够在中国学校体育领域始终占据唯一的统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体质教育思想和体育技术教育思想并存，强调体质健康教育与体育技能学习并重，以前者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两者被传承着，但又涌现了终身体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整体效益思想、体育健康教育思想等，其中，终身体育思想、整体效益思想取代体质教育思想和体育技术教育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终身体育思想、整体效益思想被传承了下来，体育健康教育思想发展为“健康第一”体育思想。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育思想——体育素质教育思想，而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是“健康第一”体育思想，并逐步呈现出“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对学校体育思想领域各时期、各流派的思想内容及其传承和演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种体育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是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的，主要区别只是视角或出发点的不同。例如，体育素质教育思想的视角和出发点是学生素质的提高，终身体育思想的视角和出发点是强调把学校体育教育放入人一生的体育锻炼、体质增强的大系统中去考虑和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方式、方法、手段。而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思想观点上有许多是相同的：体育功能的综合性、体育终极目的的一致性、学校体育教育应然目标的系统性等。
由此可见，尽管在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体育思想的主题表达有所不同，但其思想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努力，都是把增强民族体质、振奋民族精神、摘掉“东亚病夫”帽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明确的主题。
2.2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目标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目标一直伴随着对体育现代化的追求。“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其含义，已远远超出历史学定义和时间性范畴，而是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阶段的抽象。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历史唯物论角度上讲，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因此，“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便是直接与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进程、特征相对应的。近代社会是以机械化工业大生产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发展阶段，现代社会是以信息化、后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发展阶段。
近代体育的近代特性与价值，在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体育与工业化大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着这一时代的要求：就中国而言，就是通过发展体育运动，强身健体，抗击外族侵略，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目标，则是体育思想定位于健体强国，即通过强身健体，来振奋民族精神，为强国而服务。
现代体育的特性与价值，在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体育与信息化、后工业化等社会发展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体现这一时代的要求：就中国而言，就是通过发展体育运动给人们以健康和快乐，使人们在社会发展中得到自由、解放和发展。中国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目标则是体育思想的主体将体育的价值、目的主要定位于“以人为本”，即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益寿延年，娱乐身心，呈现自由与快乐，解放与发展。这也是中国现代体育思想对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辩证否定，即二者之间的演变。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与现代体育思想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在于：前者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蕴含了对体育“以人为本”的初步认识，后者在其6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健体强国、振奋民族精神的价值追求并没有销声匿迹。“奥运争光计划”与体育的“以人为本”思想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一种“对立统一”。中华民族的强大，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快乐、解放和发展，都是必要的条件保障、精神前提。
3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基本线索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产生发展至今170多年，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有两个，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二是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融合。这两条线索又始终相生相伴，相互依存、相互缠绕地向前发展着。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是指中国传统的体育思想与近、现代体育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即近、现代体育思想对传统体育思想的冲击与吸收，传统体育思想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学习与借鉴。
所谓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融合，是指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与西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即西方体育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冲击，中国体育思想对西方先进体育思想的学习、借鉴、吸收。
在近代中国，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初并没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只是在大、中城市的部分学校或军队中开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广大的城乡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初，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仍然得到很好的发展，被国人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加以提倡。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顽固的封建专制制度面前遭到失败，主张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即必须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变革的思想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思想的舞台，并逐步成为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体育思想领域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革，全面地学习、借鉴、吸收西方先进体育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全面改造，以适应强身健体、振奋民族精神、救国图强的需要，成为中国体育思想领域一个重大的思想主题。伴随着中国近代体育实践的发展和体育思想主体对近代体育的本质、功能、价值、形式、发展方向等有关体育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入，部分提倡传统体育的人开始用西方近代体育原理对传统体育项目整理研究，主要体现在武术教学的改造与静坐原理方面的阐释。武术教学的改造与静坐原理的阐释，都反映出用近代体育原理对传统形式的改造，不过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对西洋近代体育的批判[7]。提倡传统体育的人极力要证明中国传统体育要比近代西方体育优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主张用民族传统体育来取代西方近代体育，迎合了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封建复古思潮，因而受到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人士陈独秀、鲁迅等人的驳斥，引发了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的第1次“土洋体育之争”。碰撞和冲击促进了新旧体育思想的相互融合，提倡西方体育的人，逐渐承认了传统武术的价值，如麦克乐作为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中国体育系统不应直接译自欧美。因各国之民性不同，其遗传及社会之精神又不同”[6]。他主张弘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西方自然体育思想取代军国民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教育中日益处于优胜的地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中国国情的争论，之后又发生了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争论，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在体育上，是加大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力度。“九一八”事变，使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中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的失利，促使国人对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针对中国是否应该接受西方近代体育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体育，政府某些官员，教育界、体育界的知名学者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讨论，出现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第2次“土洋体育之争”。这一时期，由于近代以来体育越来越成为一项专业性的人类实践活动，体育思想便具有很强的学科特点，也便决定了体育思想的发展在主体层面明显呈现为以职业性的体育教育家、体育思想家为主的鲜明的主体特点。由于职业性的体育教育家、体育思想家专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思想的研究和探索，在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更趋向于理性和科学性。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与相互融合中并存，每次的交锋都加深了对于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特点和价值等问题的认识，更有助于土、洋体育在新的基础上的融合。经过两次大的体育思想碰撞，东西方体育思想由以相互排斥为主转化为以和平共处和相互吸收为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不但没有阻碍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是按照西方近代体育的原则对自身组织的建设、竞赛与规则的制定进行改造，从而使根植于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部分传统体育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组成部分。此后，体育界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但何为“民族本位体育”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特别在如何推行民众体育方面又形成了“体育军事化”与“体育教育化”的对立[8]。
在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与现代体育思想的碰撞与冲击中，所蕴涵的是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渗透和吸收，从而实现二者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有机结合；在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与西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中，所蕴涵的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中国)的流入和传播，东方(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研究、借鉴与吸收。“东”——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其内容绝非等同于中国传统体育思想，近、现代以来170多年的中国文化，其内容也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西”——西方体育思想，其内容绝非等同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还会包括非现代的成分)，西方文化，也绝非等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4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特色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的思想发展也是有规律的；人类体育实践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体育思想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人类体育实践相对于其他实践活动具有其相对的特殊性，人类体育的发展规律，也会具有其相对独立性，那么，作为人类体育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体育思想，也一定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的特殊性。
4.1 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1.人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依存于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同时，又有其相对独立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9]。
2.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以至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贯通，而在众多的思想、观念并存中，必有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主导或影响着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对此也曾作过精辟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9]。
3.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人类思想的各方面内容，即人类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由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性所决定，必然形成其各种各样的联系。
4.在阶级社会中，凡是与国家、阶级、政治、利益有关的思想，往往其内容带有阶级性色彩，同时又带有民族性。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的结构的不同，对于人类思想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指导思想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教育也往往会有不同，往往使思想内容表现出阶级性。
从人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看，其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与不同文明的发展状况具有密切联系，因此，人类思想必然带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
4.2 人类体育思想发展的规律
人类体育思想是人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必然蕴含着上述基本规律。从外延上看，体育思想史与思想史是种属关系，体育思想史是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内涵上讲，体育思想史相对于一般思想史具有如下特定之内涵(即种差)：1)思想史的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体育思想史的内容仅仅限于对体育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的认识；2)体育思想之传承与演变，与一般思想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每一时代的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都受着该时代一般思想史的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受到该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及人身观、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体育思想之传承和演变，由于体育作为人类一项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的特定规律，所以，又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3)体育思想之传承与演变在主体成分构成上颇为复杂，既有思想家(包括哲学家)、政治家(主要指政治活动家和政治领袖)，又有军事家、革命家；既有教育家(主要是指体育教育家)，又有体育家。而一般思想史，在主体层面主要局限于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化学者。
1.体育思想与体育实践之间的关系，同其他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作用于后者，而又同时各有其独立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某一时代社会体育实践的水平，决定着同时代体育思想发展的水平，而体育思想的发展，又作用于同时代社会体育实践的发展，即体育思想对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决定与反作用并不是全方位全系统的对应关系，而是各自有其独立性，社会体育实践的独立性是决定性的。体育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并不是第一层次的子系统，而是属于第二层次的相对独立的小的子系统。通常来说，我们把整个社会这一大系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的)、生态五个子系统。我们把经济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称为物质文明建设，把政治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称为政治文明建设，把文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称为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称为社会文明建设，把生态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称为生态文明建设。体育在这五个子系统中，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归入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也不能把它归入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而只能把它归入文化领域，把体育事业的发展归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既然如此，体育作为人类或人们的一种文化活动，它在社会五大子系统中，便是文化这一子系统的组成部分，它在社会整个大系统中，便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一个小的子系统。
2.体育思想之内容，呈现为一种从点到面、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过程：1)所谓从点到面，是指在人类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过程中，体育思想的内容，即体育思想之主体对体育的认识，最初仅是对体育的运动形式及其功能的认识，然后逐步扩展到对体育现象其他多方面的认识，以至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2)所谓从具体到抽象，是指在人类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过程中，最初所研究的是关于体育的外在形式、功能等问题，以后逐步拓深到体育之属性、本质、价值、规律等问题，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前者显然属于具体的层面，后者则属于抽象的层面；3)所谓从现象到本质，是指在人类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最初所研究的关于体育的外在形式、功能等问题，以哲学认识论角度讲，属于体育之现象层面，而此后所扩展、拓深研究的诸如体育属性、本质、价值、规律等问题，则属于体育之本质层面。
3.体育思想是人们对这个“系统”的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实践，都受到这个时空的局限性。时——历史时代。空——社会发展实际空间。某一特定时代的体育思想之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科学性、深刻性如何，最终是由这个时代的体育实践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混乱，还曾发生过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居于社会大系统之第二层次和次要因素的体育，不具有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其形成与规模、广度与深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体育思想，当然也便不会具备获得正常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社会氛围。无论是处于萌芽时期的严复体育思想，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体育思想，都没有条件形成一个系统的、明确的、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体育活动(更谈不到体育事业)的体育思想。尽管也有所繁荣，但那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思想的科学性、深刻性、系统性、丰富性都远远不足，够不上一个思想体系。中国近代的体育思想，无论是其认识的广度、深度，还是其认识的科学性、系统性，都无法与今日中国之体育思想相提并论。
4.体育思想依存于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同时，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体育思想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含义是指：1)体育思想的发展不仅受到体育实践的环境和水平的决定与影响，还受到人的认识规律、认识能力的决定和影响；2)某一时代的体育思想的内容中，不仅有与同时代体育实践发展水平相一致、相匹配的东西，还有超越于这一时代体育实践发展水平的内容以及落后于这一时代体育实践发展水平的内容。
5.体育思想是特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下人们对体育的看法和观念，又对特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条件下的体育实践具有反作用。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与近、现代中国特定的时空条件必然存在联系。所以，研究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离不开对体育思想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生活环境的研究。
6.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的结构不同，对于体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指导思想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教育也往往会有不同。思想主体在进行体育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时，对事物所做的论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往往使得体育思想内容表现出阶级性。例如，五四新文化之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政治上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中国问题，并将体育运动作为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来思考，对体育的性质和任务也就有了新的认识。以毛泽东、朱德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认为新民主主义体育应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要使劳动人民都享有体育的权利，并以维护其体育利益为出发点，充分体现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人民性、革命性的特征。
4.3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特色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是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人类体育进入近、现代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是人类近、现代体育思想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发展，在蕴涵人类思想发展之基本规律以及体育思想发展之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又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特殊性。从历史上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华民族文化不仅博大精深，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源远流长，五千年一脉相承；从现实上讲，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当代文化中亦是独树一帜，无论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还是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等等，都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系统具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国情上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特殊性。无论是历史中的传统体育、近代体育，还是现实中的当代体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有着一定的区别。例如，中国的传统武术在中国近、现代体育中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等，都明显表现出我们的特殊性。如此，作为具有中国特点的体育实践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中国体育思想，无论是古代传统的体育思想还是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和演变，也必然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体育思想和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特色。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特色呈现以下主要内容：
1.体育思想之主体，呈现为一种从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为主，逐步向职业体育教育家、体育思想家为主转变的过程。体育思想之传承与演变在主体成分构成上颇为复杂，既有思想家(包括哲学家)、政治家(主要指政治活动家和政治领袖)，又有军事家、革命家；既有教育家(主要是指体育教育家)，又有体育家。而一般思想史，在主体层面主要局限于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化学者。在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史发展过程的前三分之一时间里，即从1840年至1895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体育思想的阐发者仅限于思想家和政治家两大主体，19世纪末，教育家作为主体开始思考体育问题；清末民初，体育家作为体育思想主体登上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源是：第一，思想家之特质，就在于其对客观事物(核心是对人、对社会、对人类)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高于常人，超然于世俗，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能够对新生事物之本质、价值做出超前性的判断。所以，他们能够最早接受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并努力传播吸收之；第二，当西方先进体育思想、体育形式传入中国之后，作为掌握决策权，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且具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一定会意识到体育之重要的社会价值，特别是政治功能，从而吸收之，为己所用；第三，西方近代体育和近代体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在实践层面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广泛的普及，体育的概念在国人包括从事教育的人的头脑中的形成尚待时日，从而不可能很快形成一个职业的体育教育家、体育思想家阶层。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体育思想的传播，渐渐才形成了职业体育教育家，体育思想家群体专涉于体育事业和体育的思考，越来越深入系统，逐步成为中国体育思想传承演变主要承担者。
2.体育思想的传承和演变与体育实践之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步形成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之局面。早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胚胎时期和萌芽时期，体育思想主体，在刚刚对体育问题予以关注、研究之时，即刚刚开始学习、借鉴、吸收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之时，就试图将自己对西方体育的初步认识付诸实践，如李鸿章的新式练兵法，张之洞、张謇在办学中的体育课程设置等等。此后，更多体育思想主体都努力于用先进的近、现代体育思想来指导自己所办学校(典型代表是陶行知)，以至于指导整个民族教育、国家的体育实践(典型代表者，在近代，如郝更生、马约翰、程登科等；在现代，则是毛泽东、邓小平以及贺龙、李梦华、伍绍祖等党和国家体育工作的决策者、领导者)。
3.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因此，它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发展历史，就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表现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过分紧密。体育具有政治性功能，但体育本身不是政治，这在今天已经取得了共识。但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面临的特殊时空环境，体育被涂上了较浓重的政治色彩，赋予了较多的政治性功能，由此而生发的体育思想也具有较多的政治倾向。个别时期政治干预体育的现象较为严重，使体育具有了严重的政治色彩。近代中国社会无论是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强国强种的工具性价值目标取向赋予了体育很强的政治使命。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即使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为主，西洋体育与传统体育相互排斥与融合，民族体育与自然主义体育竞相发展，新民主主义体育为重要补充的新格局。此时，无论哪一种体育思想，都主张体育为民族振兴服务。
5 小结
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是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人类体育进入近、现代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是人类近、现代思想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这个阶段，体育思想的主体始终围绕“健身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东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的两条基本线索。从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的轨迹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既遵循人类思想和体育思想发展的一般普遍规律，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
收稿日期：2012-05-21；修订日期：201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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