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侠[1]2000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论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问题，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完善，探讨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资本市场是一年期以上资金交易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证券市场，也包括中长期银行信贷市场。这样在概念上区别于把资本市场等同于证券市场的说法。本论文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和完善与国有企业改革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资本市场具有本身独特的功能，即产权流动、资源配置、信息反馈等功能，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改组以及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必须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同其他所有制成份的企业一样，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的微观主体，是资本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只有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才能不受约束地参与资本市场的运行，通过各种融资活动、改制上市、完善治理结构、以及资产的调整和改组，都将不可避免地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二者之间必须相互结合，协调进行。论文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分别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文首先在探讨资本市场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与企业制度方面的关系，阐明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与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股份制公司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资本市场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而也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论文介绍了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与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情况。西方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及历史传统的不同，主要存在着两种企业融资及治理结构模式：即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及企业治理结构，以美、英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融资为主的融资及企业治理模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上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本文对这两种模式的优劣分别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对我国企业融资和治理结构方面的借鉴意义，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应该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则应当既发挥证券市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增加银行的监控和企业法人之间的相互持股，以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企业的融资过分依赖银行融资，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市场化，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不规范等。因此，我们在选择和构造我国的融资方式及企业治理结构时，应当既要改革现有的银行融资为主的方式，实现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又要借鉴英、美证券融资模式，进一步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大力发展证券融资，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构建与资本市场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在上文基础上，论文从规范化的角度分析资本市场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够健全和完善；二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重复建设严重等。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改革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公有制经济，对整个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刘学侠[2]2000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研究——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论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问题，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完善，探讨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资本市场是一年期以上资金交易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证券市场，也包括中长期银行信贷市场。这样在概念上区别于把资本市场等同于证券市场的说法。本论文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和完善与国有企业改革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资本市场具有本身独特的功能，即产权流动、资源配置、信息反馈等功能，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改组以及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必须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同其他所有制成份的企业一样，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的微观主体，是资本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只有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才能不受约束地参与资本市场的运行，通过各种融资活动、改制上市、完善治理结构、以及资产的调整和改组，都将不可避免地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二者之间必须相互结合，协调进行。论文从规范和实证的角度分别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文首先在探讨资本市场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与企业制度方面的关系，阐明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与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股份制公司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资本市场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而也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论文介绍了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与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情况。西方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及历史传统的不同，主要存在着两种企业融资及治理结构模式：即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及企业治理结构，以美、英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融资为主的融资及企业治理模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上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本文对这两种模式的优劣分别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对我国企业融资和治理结构方面的借鉴意义，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应该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则应当既发挥证券市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增加银行的监控和企业法人之间的相互持股，以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企业的融资过分依赖银行融资，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市场化，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不规范等。因此，我们在选择和构造我国的融资方式及企业治理结构时，应当既要改革现有的银行融资为主的方式，实现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又要借鉴英、美证券融资模式，进一步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大力发展证券融资，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构建与资本市场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在上文基础上，论文从规范化的角度分析资本市场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够健全和完善；二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战线过长，重复建设严重等。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改革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公有制经济，对整个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切实抓大放小，进行企业重组。而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将发挥强大的作用，特别是将为国有企业的调整和改组提供一种机制。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充足的融资渠道，解诀企业资金尤其是资本金不足的困难；增强对企业经营的监督，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提供有效的资本流动机制；推动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变；通过股权问题的解决进而解决债权问题。 第四，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种种问题，其现状使其难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不足，而且间接融资市场又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国有银行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机制不活，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而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则更多，更严重，主要是证券市场上制度不健全，发育不规范，违规和投机过度，存在严重的泡沫现象。吕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以及我国面临加入WTO的形势，论文探讨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
杨志远[3]2010年在《我国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3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就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的渐进过程。当前,在历年利润增加和规模扩张效应的累积影响下,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在行业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方面,都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随着不断重组和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由内部结构调整、外部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强,经营风险凸显。构建一个规范、稳定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至关重要。第一,如何在企业层面进一步推进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如何在国有资产监管层面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实现以企业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前无论是涉及企业个体的微观层面制度改革,还是涉及企业群体的宏观层面体制调整,如何应对与控制风险都是共同的话题。基于以上的认识,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在治理结构的设计和调整中充分考虑风险评价和控制,既是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的应时之举,又是巩固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率的解局之措。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风险控制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有关企业风险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都尚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目前,在理论中,当前的国有企业的风险评价与控制问题被视为一个管理技术问题,在国有资产管理实践层面上则被视为一个有关规范和标准的制度问题,在企业实际操作层面上被视为一个借鉴、试错和调整的演进过程。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实践,明显地具有行业特殊性、个体差异性和措施相机性等特点。在金融领域内得到强调和推广的风险管理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应用客观上存在着理论、实践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正是出于对风险问题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重要性以及当前理论研究存在问题的认识,本文从交易的风险溢价理论研究出发,分别从微观的企业制度层面和宏观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层面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风险评价与控制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①如何认识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特殊性?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机制的一般框架来保障国有资产经营的安全性?③如何通过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本文对国有企业风险问题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式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并非面面俱到,也并没有非常具体地深入到国有企业风险管理机制设计和运行的具体问题分析中,而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风险治理层次,从个体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与整体的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与传导阻断两个层次展开。本文研究的目的,①以新的视角看待国有企业改革,围绕风险控制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②为国有企业风险控制实践的展开提供新思路,如果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可以为风险控制理论在企业的应用提供参考和案例。论文分为六个部分：①导言,主要内容为论述展开之前的必要说明和词汇准备。②第二个部分为“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从三个方面,即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践、企业风险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等三个方面对本文所涉及的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③第三个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与“企业风险控制：一个基于交易的观点”。提出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研究的主要问题,论述目的在于阐明本文的研讨问题；对交易的风险溢价模型进行分析与阐述,为论述的展开进行理论准备。④第四个部分是“国有企业风险控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国有制下企业的交易属性进行政治经济学探讨。⑤第五个部分是“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风险治理”和“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风险类别与传导机制”。从理论与案例两个角度,对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主要内容进行研究；对国有企业群体风险传导与阻断机制的分析与研究。⑥第六个部分为“结语”。对论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进行进行总结。导言。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论文结构、研究工具、主要观点、核心词汇等内容。主要观点包括：①指出围绕风险控制展开的国有企业研究,是在新的问题环境下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再次探讨；②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认识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特殊性?如何构造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机制的一般框架来保障国有资产经营的安全性?如何通过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③对论文的核心词汇“国有企业”和“风险”进行了概述和界定。(1)研究基础与文献综述。本部分以文献述评的方式,从风险理论出发,分别对本论文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即国有企业改革、风险理论及其发展、治理结构以及风险控制等四个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①在“国有企业改革与风险控制”方面,对国有企业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争论进行了探讨。对“基于一般企业组织模型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和“基于国有企业发展路径的管理变革”等两种观点分别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不仅有个体的风险管理问题,更为重要地,还要处理整体风险识别和评价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通过管理和技术的方式来解决风险控制问题,显然是对风险控制的一种误读。因此,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的框架和限制,在更为广大的、包容性更强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讨论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问题。②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及其发展”方面,对奈特的风险和企业组织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评述,全面回顾了不确定性与风险理论的发展,探讨了基于奈特的风险理论,发展一个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理论应该要探讨的问题。③在“企业治理结构与风险”方面,对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下探讨风险治理问题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发展基于风险治理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可能性。④在“风险控制”方面,对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形成及其构成、风险管理工具及其发展等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综述,并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2)问题的提出：国有企业风险识别。本部分从企业风险识别的一般原则出发,结合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指出,①风险管理在一般企业中集中体现在管理层面,而国有企业中则集中体现在治理层面。②探讨国有企业风险识别的特殊点,即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主体的外在决定性、风险控制目标识别的矛盾性、风险传导机制的无边界性和风险集成性。③描述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研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出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可以分为单个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两个层次,研究的重点在于风险传导机制、单个国有企业的风险治理与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3)企业风险控制：一个基于交易的观点。本部分通过以交易博弈模型为基础的交易风险溢价研究,阐述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与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交易博弈模型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①任何一个交易都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对具体交易标的物的交换,例如商品和劳务。二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即“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②交易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即交易2方对通过交易方式希望分散出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定价。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和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的主要观点包括：①企业是一系列相关交易的叠加,而这一系列交易之所以被叠加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减小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获得交易的风险溢价收益。②企业治理结构之所以重要,在于治理结构是管理叠加起来的交易组合的基础性机制。③企业组织的存在,使得风险控制存在两种基本的手段,一是在企业组织内部通过交易的方式来配置风险,二是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进行风险的配置。④风险传导的过程究竟是一个风险化解的过程,还是一个风险逐渐累积的过程,取决于交易风险溢价收益的大小以及收益在交易双方之间的配置结构。⑤影响风险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一是市场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知识因素。(4)国有企业风险控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本部分是对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对企业风险控制的含义的分析。主要观点包括：①资产的庞大规模决定了国有企业内部进行交易以配置风险的空间巨大。②国有企业外在的制度支撑体系决定了国有企业通过外在的交易手段将风险转移出去的空间同样巨大。③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潜力能否发挥,取决于国有企业基本制度构成的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企业内部交易风险配置功能发挥的基本制度平台,二是由于监管体系的作用。④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并非一个完全的管理过程,而是一个如何在企业层面实现风险共同治理的问题⑤必须严格控制国有企业自身的风险等同于国家风险。(5)单个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风险治理。本部分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的现状进行描述,对当前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主要关注点进行分析,并以案例的形式对当前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成效进行评价。主要观点包括：①尽管股份制改革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设定了基本路线,但传统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存在着明显的、且相互联系的强势利益群体,其自身的诉求足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②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缺乏一个恰当的向外分散风险和内部配置风险的治理结构平台。③企业的风险分散配置要求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与分担企业风险相匹配的能力。而从现实的情况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管理层、还是外在的投资者(内资或者外资),均无法担当起国有企业风险分担者的角色。④当前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承担风险的主体过少,承担风险能力与参与风险治理能力不匹配是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最大问题。⑤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分析中,主要风险类别包括：主体缺失风险、内部交易定价机制行政化风险、内部风险错配风险、风险控制封闭化风险。(6)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风险类别与传导机制。本部分对国有企业群体所面对的宏观风险及其类别、国有企业微观风险向宏观风险传导的机制进行研究。主要观点包括：①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产业风险是当前国有企业群体风险控制所需要关注的三个重要方面。②国有企业风险传导机制三个可能的阻断机制包括：微观企业制度、监管体制、政策约束与社会关注。③当前国有企业风险防范的三个重要方面是：防范国有企业个体的局部政治风险演变为整体性政治风险、防范个体的财务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的金融风险、防范个体的行业风险演变为整体性经济结构失调。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选题与体系创新。选题创新方面,将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的实践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领域内进行探讨,并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体系创新。尽管论文的研究尚且粗浅,但基于交易博弈模型为基础的交易风险溢价研究,以及基于风险分散的企业组织与风险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在分析所采用的基本概念(例如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交易的风险溢价)、方法(期权理论在交易风险定价方面的运用)以及切入点(基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是奈特风险和组织理论的重新表述和发展,在上述方面,与基于交易费用的企业理论等现有理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②视角创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对于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分析与探讨,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认识；第二,本文对国有企业风险控制的研究,更多地是从经济理论对企业风险控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管理研究层面,对风险管理技术的工具性探讨。第三,本文对风险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停留在现有的风险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在运用新的风险分析工具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③观点创新(理论部分)：任何一个交易都必然地包括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对具体交易标的物的交换,例如商品和劳务,二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交易,即“交易的风险配置功能”；交易的风险溢价,即交易各方对通过交易方式希望分散出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定价；企业是一系列相关交易的叠加,而这一系列交易之所以被叠加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减小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获得交易的风险溢价收益。④观点创新(应用部分)：国有企业风险识别的特殊点包括：国有企业风险识别主体的外在决定性、风险控制目标识别的矛盾性、风险传导机制的无边界性和风险集成性。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可以分为单个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两个层次,研究的重点在于风险传导机制、单个国有企业的风险治理与国有企业群体的风险控制。当前的国有企业风险治理,承担风险的主体过少,承担风险能力与参与风险治理能力不匹配是国有企业风险治理的最大问题。国有企业风险控制潜力能否发挥,取决于国有企业基本制度构成的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企业内部交易风险配置功能发挥的基本制度平台,二是基于监管体系的作用。
刘明越[4]2013年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黄萌[5]2012年在《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研究》文中指出自国务院于2010年9月6日出台了《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以来，如何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关注重点。研究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相关问题，理论上有助于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体系建设，加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指导；实践上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机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强做大优势企业，深化企业改革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推动企业并购重组的作用。因此，研究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综合分析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与市场化改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相关理论，阐述了市场化改革与资本市场企业之间的作用机理；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基本现状，总结了市场化改革对于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功能以及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相关经验进行系统性阐述，得出我国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等相关启示，并且针对市场化改革中我国政府与企业、并购重组企业之间的关系分别建立博弈模型进行博弈分析与总结；最后从政府的宏观角度与资本市场企业的角度，提出我国资本市场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思路。
闵乐[6]2016年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发展现代企业和现代产权制度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深化。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文在研究时采用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律特点,寻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并从国际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在提出研究问题并论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后,对国内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文献进行了整理、评论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梳理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国有资产管理理论,构建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型并设置了国有资产管理指标体系。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能、国有资产规模数量和国有资本行业布局等角度分析和评述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提出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国有资产管理指标体系为依据,在资本收益、资本安全、资本布局和资本运作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并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为案例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情况进行了的研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国有产权与资产收益的关系,同时发现了资本成本是影响资产收益的重要因素,利用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国有产权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利用174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分析模型,检验了国有产权、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新加坡、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和经验,从制度建设、国有资本优势和国有资本布局三个角度讨论外国经验对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提出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和建议。首先提出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需要遵循的原则,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并提出着重放大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国民装备、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建议根据国有资本的特点来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并注意克服国有资本的弱势,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国有资本的动态运营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协调发展构想。
卢永真[7]2011年在《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作用日益重要,西方学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从一般性金融工具的分析转到金融制度创新层面的研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近年来快速成长壮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私募股权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主要投资于未上市企业,只占有少数股权,并不谋求控股地位,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市或并购退出来获利。私募股权基金的盈利模式恰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对机构投资者的需求相吻合。私募股权基金不仅给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迪。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大型企业改革为重点的新阶段后,以往针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出售为主的指导思想,以及行政指令等传统手段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了,需要向市场化方向转化。在缺乏新思路、新手段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布局调整和股权多元化改革进程迟缓,亟待取得新的突破。作为新生金融资本的私募股权基金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纵观历史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介绍分析私募股权基金基本理论与运作实践的著述较多,而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的文章、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是从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这个视角来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在这个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很强现实意义,又在理论研究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领域,留有很大的研究空白。因此,本文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大视野着眼,以借助私募股权基金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为中心,着重研究如下四个问题：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剖析私募股权基金功能和运行机理的独特优势；其次,阐述国有企业的理论定位和普遍发展趋势,着重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三,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尽论述私募股权基金对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企业并购重组与产业整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技术创新、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优化效应。最后,在总结全文基础上,提出实现私募股权基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各章节的内容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说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与不足。首先,结合学术研究和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提出借助私募股权基金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这个本文的中心议题。其次,对私募股权基金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目的在于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明晰本文与传统研究的不同。第三,对研究思路和逻辑结构进行梳理。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第二章对私募股权基金改善企业经营的机理进行分析。首先,围绕私募股权基金的价值创造功能、资本市场实现功能以及弥补信息不对称的机理三个方面,着重在理论上分析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特征。从分析中可以看到,私募股权基金除具有传统的金融中介功能外,还可以作为投资者促进企业成长实现增值,成为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私募股权基金是实现积聚资本、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控制风险、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交易等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工具。私募股权基金通过筛选机制、信号机制及合约安排,有效控制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功能及运行机理是私募股权基金在资本市场中作用日益突出的缘由和独特优势所在。其次,阐述国外私募股权基金在实践中对企业成长的促进,对自身功能的完善,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发挥效用的约束条件。分析指出,有限合伙制是私募股权基金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与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组成投资基金,充分发挥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各自优势。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机制,向投资者释放基金管理人能力和从业态度的明确信号,并对基金管理人的不良行为形成强力制约。有限合伙制很好地解决了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与管理人角色定位和管理人激励约束这三个私募股权投资的核心问题,符合私募股权基金的内在要求,相对于公司制和信托制基金具有比较优势。再次,分析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特点及发展机遇。本节着重阐释了国有机构居于主导地位的鲜明中国特色,并强调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本土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三章展开对私募股权基金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耦合关系的研究。首先,从提供公共品、管制理论、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三个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进行理论探讨,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普遍趋势。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以及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看,走向市场化,或对承担公共职能的国有企业加重市场化色彩,是一个普遍趋势。只有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以市场化为取向,作为市场化金融工具的私募股权基金才有发挥效用的必要条件,认清这个前提十分重要。其次,通过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演变和实践,剖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得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缺乏市场化的有效工具、股权多元化改革难以找到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技术创新内在动力不足、海外并购渠道狭窄和经验欠缺,是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第三,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在解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症结方面的独特优势。分析表明,私募股权基金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具有强烈的耦合关系。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需求,近十万家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企业并购重组、资产注入与整体上市等方面金融服务的需求缺口巨大,这不仅为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将促生出私募股权基金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从功能特性和运行机理看,私募股权基金是资本投入与金融服务的有机结合,不仅为国有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还为有效突破制约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极大帮助,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具有其他金融机构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拥有比较优势。第四章是全文的重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详尽论述私募股权基金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优化效应。首先,明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私募股权基金发挥功能优势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三大任务是：优化布局、加快建成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技术创新。在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有企业的分布范围要合理收缩,应主要布局在核心资源领域和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服务等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或当前还需要国家重点控制的行业,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开放国有企业的股权。同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战略出发,要集中国有资本不断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尽早形成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和引领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和骨干企业。股权多元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切入点,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必须以股权多元化为前提。只有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才能形成基于利益多元化的决策、运行和制衡机制,才能产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持续动力。应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目前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主要对企业当期的盈利状况进行考核,技术创新因素在考核标准中的权重过低,巨额研发投资难以在当期带来经济效益,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而削弱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应尽快改变不利于技术创新的考核导向。其次,在运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案例和数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企业并购重组与产业整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技术创新、企业融资结构五个主要方面的优化效应。分析显示,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消除国有企业分布领域过宽、行业错配、国际化程度低、并购整合不力、股权多元化改革迟缓、国有股权比重过高、治理机制不完善、缺乏技术创新内在动力、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等痼疾,改善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运用私募股权基金将极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第五章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私募股权基金效用最大化需要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从抓住产融结合契机、有效监管、建立和完善机制、运用灵活投资工具、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减轻不合理税负和解除上市限制六个方面,阐述如何促进私募股权基金发展,使其更好地发挥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在研究的角度和结论观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大视野着眼,系统分析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着手研究,突破了以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视角不够开阔,忽视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局限,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研究方向上独辟蹊径。研究结论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大致概括为：第一,强调私募股权基金是突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瓶颈的有效工具。作为资本投入与金融服务的有机结合,私募股权基金不仅为国有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还为有效突破制约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极大帮助,在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企业并购重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技术创新内在动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诸多方面,提供高水准的金融服务和管理咨询指导,这既是其专业特长所在,也是其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的必然选择,内在特性决定了私募股权基金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有力推手。这一鲜明观点有力地回应了对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功能有效性的怀疑。第二,认为私募股权基金是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合格投资者。对照大型国有企业对机构投资者的诉求,私募股权基金具有独特优势：作为公众集合资产,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私有化的质疑；不谋求控股地位的投资策略,使其容易被国有企业所接受；筹集资金能力强,有资金实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拥有庞大业务网络,能为企业带来协同效应。这一判断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引入私募股权基金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引发私有化浪潮的担心和质疑,给予明确的回应。第三,指出私募股权基金是产融结合的重要模式和便捷途径。私募股权基金可以较好地弥补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各自的不足,突破以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仅仅在个别产品和项目上合作的局限性,谋求建立产融结合的一种制度性基础。从这个视角展开研究,将对产融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本文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直接介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案例并不太多,同时法律规章并不强制私募股权基金向公众披露其财务数据和运行状况,因此,缺乏私募股权基金具体案例详实而全面的数据,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也多以宏观统计为主。数据规模有限,影响了选取样本的广泛性,致使定量分析受到很多限制,研究难免有所疏漏。今后将进一步收集私募股权基金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案例及相关数据,以求更详尽地分析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功能。
孙琦[8]2005年在《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的研究》文中认为国际上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关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国家产业创新升级的关键，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高新技术企业追求成长，是其内在企业性质与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及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主要的研究领域有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动力理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方式与过程理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行业与地域选择理论等。 本文结合中国高新技术成长的实际，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的有关理论、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方法、模式和对策建议。 首先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等三个方面，简要地阐述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的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概念、资本市场战略选择概念，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说明了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并且给出了本文的研究结构。 然后本论文主要研究完成了以下7个方面的工作： (1)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理论及其研究的文献综述。分别就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理论，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有关的资本市场理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2)阐述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的研究的具体研究框架和方法。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方式与过程是密不可分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生命周期是紧密结合的过程。 (3)探讨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对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在综述了国际与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针对企业所处的事业发展阶段，应规划不同的资本市场策略。 (4)在介绍中国企业孵化器的政策法规演化基础上，分析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概念、类型、目标群体、职能，建立了一套选择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带有模糊信息的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战略选择的方法。 (5)在介绍创业投资与创业投资机构的概念、类型、目标选择、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选择创业投资机构的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带有模糊信息的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对创业投资机构的战略选择的方法。 (6)医药生物产业是近年来国际上发展最快速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本文选取这两个行业的中国国内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象，并针对中国医药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研究，中国信息技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针对中国医药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中国信息技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与企业绩效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最后对本文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了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余卫平[9]2004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文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这种以改变无效率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出发点,以实现政府和企业职能合理定位为中心环节的改革,不仅直接摧毁了“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面貌。从宏观整体角度来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笔者发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分析涉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现实判断和理论分析,而且,具体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历史选择还有很多偶然事件爆发和随机心理变动的影响。鉴于此,本课题研究从国有企业改革价值的逻辑审视和综合判断开始,以改革政策后果的现实表现与改革主体博弈的策略均衡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借助于制度变迁博弈的演进均衡和认知均衡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面向宏观整体环境且具有连贯一致性逻辑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分析框架。 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革主体及相关利益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是围绕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博弈及其均衡特征来展开的。在分别探讨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规范效应、社会稳定效应和经济安全效应之后,针对云南铜业集团公司的改革实践,探讨了三种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的现实表现。同时,还指出了资源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特殊价值。本课题研究的落脚点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博弈机制与效应评价。通过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分析置于制度变迁博弈的理论框架中,改革
余红涛[10]2004年在《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并购》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经济转型为切入点，将企业并购与转型过程中的产权基础、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环境转型等重要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作者认为，将转型问题与企业并购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将会把理论界对中国企业并购的演进、特性、问题、发展思路等问题的研究引入更为深刻的阶段。 本文主要针对四个问题进行研究：1．企业为什么要进行并购。2．企业怎样进行并购。3．为达到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哪些企业，哪些行业应该成为中国并购发展的主流，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4。什么是中国企业并购发展的最优化模式，是照搬国外经验还是建立适应现阶段经济转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并购模式。 本文在具体的内容上，按研究专题设置，全文分为三篇十章。 第一篇，企业并购的理论和历史演变，作者从三方面分三章进行了阐述。 第一章：首先说明了企业并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含义，并对企业并购的不同类型进行了辨析，回顾了中外企业并购的历史演进。 第二章：用经济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集中、分工、股份制、垄断等与企业并购极为相关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作为构建全文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较好的解释企业并购的实质，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章：进一步对企业并购动因的分析进行了总结，将之归纳为企业并购的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以说明企业并购的现实动力。通过研究，作者认为，真正驱动企业并购的是企业内在利益驱动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企业并购的外在动力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第二篇，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并购的关系。这一篇作者将转型分为两个层面，即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市场环境的转型，以六章阐述了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并购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第四章：首先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产权改革与企业并购的关系。将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展开，结合中国企业产权改革发展演进的过程，作者发现中国的企业并购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紧密联系的一对矛盾。企业并购作为一种方法和工具成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之一，随着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股份制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并购的动力，这种螺旋式的发展模式有助于中国企业的改革和经济发展。 第五章：企业并购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实现国有经济战摘要略调整两个目标的过程中，企业并购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式，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鼓励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中，企业并购这种方式的推行仍然存在许多障碍。 第六章:企业并购与市场结构调整的关系。作者分析了中国市场结构的特征和问题，并在比较和分析了美国企业并购对市场结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非国家垄断的行业，有必要形成寡头垄断、垄断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而企业并购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开放型经济转型与企业并购的关系。作者在对国内外跨国公司并购的主要模式和案例评价和分析后认为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开放是必然选择，有利于满足我国对技术、资本、管理、人力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需求，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并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并购，可以吸引外商投资，取得对国外企业的控制权，迅速、直接的获得经营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提高国外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第八章:资本市场深化与企业并购的关系。本章研究了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与企业并购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是未来中国企业并购的主要平台，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并购中介，我国应构建以国有大型证券公司和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为主的全能型的投资银行业务体系。既可为企业并购提供战略、财务等咨询服务，也能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服务。 第九章:政府行为与企业并购的关系。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了我国政府、国外政府对企业并购的相关法律和监管制度，分析了我国在并购立法和规范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政府强化对企业并购的制度供给，政府的角色应从企业并购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企业并购的有效监督者，提高干预企业并购的效率。 第三篇，企业并购的前景与中国企业并购体系的构建，即本文第十章。 作为全文的总结，在分析了中外企业并购的趋势后，对构建符合中国当前经济转型要求的企业并购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并购体系的构建，要突出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充分发挥企业并购的功能为原则;深化产权改革是基础，继续强化资本市场的作用，尽快恢复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民营、外资为重要组成的多元化并购主体:加快中国并购市场体系建设步伐，政府由参与者转变为监督者，尽快制定企业并购的专有法律，建立国有控股的大型全能型投资银行。
参考文献：
[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研究[D]. 刘学侠.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研究——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探讨[D]. 刘学侠.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3]. 我国国有企业风险控制问题研究[D]. 杨志远.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4].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
[5]. 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研究[D]. 黄萌. 合肥工业大学. 2012
[6].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闵乐. 辽宁大学. 2016
[7]. 私募股权基金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功能研究[D]. 卢永真.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8]. 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的研究[D]. 孙琦. 东北大学. 2005
[9].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D]. 余卫平. 中南大学. 2004
[10]. 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并购[D]. 余红涛.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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