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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6)02-0137-06 任访秋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或“学术专家”的形象，是由其生前完成的大量学术论著塑造而成的。在任访秋学者身份建构过程中，13卷《任访秋文集》于2013年的出版无疑起到巨大作用。随着文集出版，任访秋“学者形象”得到最终定格。由于文集塑造的任访秋形象，是一个孜孜不倦、知识渊博、古今贯通的文学研究专家，随之对任先生的讨论，也就在“文学研究”的学术维度和问题视域内展开[1]。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论说角度，又进一步巩固和丰富了任访秋“学者”或“学术专家”的形象建构。从学术角度对任访秋先生进行研究，总结其学术得失，研讨其学术贡献，并由此而上升至对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现代文学学人的整体研究，这样做非常必要，也是学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这里仍存在一个问题，即学人研究的纯学术维度的有效性，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无法用一般意义上的“学人”、“学者”或“学术专家”的概念来涵盖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具体到任访秋来说，作为知识分子，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发展并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后任访秋身处大学之中，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确实构成其生命中的两项主要内容，称此一时期中的任访秋为纯粹学者(专家、教授)，应毫无疑义。但新中国成立前任先生则并非是一个纯粹专家、学者，只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作为立身之本。当然，表面看，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后，任先生职业、身份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志趣似没有任何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受聘于洛阳师范，后为河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则为新成立河南大学教授，此教授身份始终没变。此其一。新中国成立前洛阳师范和河南大学时期，是任访秋一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他的第一本现代文学研究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及古典学术研究专著《子产评传》、《中国文学史散论》完成出版，其他如《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中国文学史讲义》等论著虽没有出版，但也部分或接近完成。也就是说，作为教授从事于专门学术研究，并把学术研究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任访秋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延续一致的，此其二。笔者之所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任访秋无法用“学者”一词来加以完全概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任访秋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纯粹“学者”的任访秋，是因为从一些原始的报章杂志之中，发现了任访秋作为专业学者之外的另一面相。 一、任访秋佚文一：学术散论、文学批评与散文创作 笔者在阅读民国时期河南报纸时，发现任访秋以“访秋”、“任访秋”、“霜枫”、“昉秋”为名发表的文章共计69篇，其中有11篇已收入《任访秋文集》中①，没有收入文集的佚文共计58篇。笔者之所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任访秋无法用“教授”或“学者”来概括，是因为还存在另一任访秋，或任访秋的另一面相，就是基于这58篇集外佚文的发现。 当然，这58篇佚文性质也并非完全一致。其中，有7篇即《渊明与菊——读书随笔之二》、《任公与定庵——读书随笔》、《贾谊——读书随笔之五》、《〈船山遗书〉——读书随笔之六》、《张之洞〈劝学篇〉——读书随笔之七》、《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读书随笔之九》、《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之论为道家学说》，是有关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前六篇副题皆冠以“读书随笔”，与任访秋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散论》中所收文章性质相同，皆为与学术史或文学史有关的散论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正如作者所说，是为文学通史写作所作的准备与预演，属于“窄而深的研究”、“专家的研究”[2]1288。任访秋从事学术研究，开始为自己所定目标就很高，即要发奋写出一部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2]1289。但他很快发现，写一部像样的文学通史并非那么容易，要想对这门学科真正有点贡献，当先着手于窄而深的专家之学，《中国文学史散论》一类性质的文字，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当然，对于任先生来说，窄而深的研究是为写出一部博通的文学通史服务的，后者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不管追求“窄而深”也好，还是追求“广而博”也好，都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从这样意义上说，上面提到的七篇佚文，只不过构成了对现有任访秋“学人”形象的再一次肯认②。 58篇佚文中，有9篇属于文学批评，它们是《论文人无行》、《美人迟暮》、《文人之自轻与被轻》、《鲁迅先生——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今后的中国文艺界》、《批评与创作》、《创作与年龄》、《论传记文学》、《我们需要一部鲁迅传》，皆发表于民国河南报纸的各种副刊上面。其中，《论文人无行》、《美人迟暮》、《文人之自轻与被轻》三篇，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有感而发，而论及当代文坛。后面几篇则是就当今文坛的创作与批评发表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任访秋集外佚文中还有3篇散文，即《秋夜》、《访人》与《我和文学的姻缘》，前两篇为笔调优美的文学创作，后一篇是对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回忆。这些文学批评与散文的文献价值，明显不同于上面提到的7篇学术研究文章。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发现说明，任访秋并不只是一个完全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虽然就现有发现来说，任访秋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不多，创作更少，但它们的存在足以说明，任先生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事学术研究，在从事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之外，他还想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文坛活动之中，保持与当时文坛的互动和联系。这样的努力无疑是非常可贵和值得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前任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为《作品的质与量》，刊于《教育函授杂志》1948年第1卷第4期。这说明任访秋文学批评活动一直延续至1948年。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活动中断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二、任访秋佚文二：36篇社论 有关任访秋的文学批评文章与散文创作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他的认识。但这样的发现，对他作为学者的整体形象并不构成实质性挑战。对任访秋作为“专业学者”的书斋式文人形象真正构成挑战，对其形象内涵构成“新的添加”的，则是其余39篇文章。如果说，《任访秋文集》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人”形象的话，那么，这39篇文章，则呈现了一个胸怀家国、纵论时政的知识分子形象。为了更清楚说明笔者的意思，笔者提出“专业学术人”与“公共知识人”概念。 所谓“公共知识人”，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西方通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具有两要件：第一为拥有专业知识或技能，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第二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和宗教承担精神，“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3]为简明起见，也为更方便引入对本论题论述，笔者把专注于学术研究、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内的脑力劳动者称为“专业学术人”(以下简称“学术人”)，把以学术立身同时又关注国家、社会、世界公共利害问题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人”(以下简称“知识人”)。两者的关系是“学术人”不一定是“知识人”，但“知识人”则必然是“学术人”。笔者强调的是，这里所提出的“学术人”与“知识人”只是一对描述性概念，并不包含价值评判。在认定知识人关注家国的同时，也并不否定“学术人”也有可能通过学术或其他途径关怀国家与社会，但学术人人生的主要价值取向为学术而非家国天下，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 如果用“学术人”与“知识人”的标准来衡量，13卷本的《任访秋文集》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学术人”形象，而39篇集外佚文则集中呈现了任访秋作为“知识人”的另一面相。 这39篇佚文，按发表时间，最早为《怎样澄清下级吏治》，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4月8日第1版“时评”栏，署名“访秋”，最晚为《谈“从吾所好”》，刊开封《正义报》1947年11月28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霜枫”。从1942年4月8日至1947年11月28日，历时6年7个月。按发表刊物，全部发表于河南的报纸，其中36篇刊发于报纸第1版的“社论”位置，该栏目具体名称有“时论”、“专论”、“专载”、“星期五论文”等。只有3篇发表于报纸的副刊或特刊。发表于南阳《前锋报》最多，有23篇，持续时间也最长，从1942年4月8日至1944年10月9日，皆在第1版“社论”栏。这23篇中有4篇又重发于开封《正义报》第1版的“星期五论文”栏。发表于《正义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的有12篇，时间从1946年12月27日至1947年11月28日，包括在《前锋报》发表的4篇。其他8篇，有4篇刊发于开封《青年日报》的“社论”栏，2篇刊发于开封《中国时报》的“社论”栏和副刊，1篇刊发于开封《民权新闻》第2版的“新生活运动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篇刊发于《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第4版“庆祝民国三十六年元旦”特刊。 这39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位置，39篇中有36篇皆发表于报纸第1版的“社论”位置。虽然这个栏目没有被明确命名为“社论”，而是被命为“专论”、“专载”、“时论”或“星期五论文”，但从性质上讲，它们其实就是“社论”。这一点也可由任访秋自己的回忆得到证明。他在回忆自己抗战期间在南阳那一段生活时，曾明确提到“当时除为副刊撰文外，间或也替李静之写些社论一类的文章。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发表的文章涉及的范围相当地广。除一部分学术论文外，还有论道德修养以及评论社会风气的。”[4]421《我的朋友》也有类似回忆：“起初，我只给‘副刊’写些短文。后来，一到假期，尤其是暑假，我回到南召家中时，他(指李静之)便邀我去报社，为他撰稿。这样的，除了写些学术文章外，还时常写些‘社论’一类的稿子。”[4]416报纸“社论”一般在该报第一版最显著位置，是报纸的“言论窗口”，被称为一份报纸里面“最重要的政论”[5]357，代表了报纸的政治立场与思想立场。正如邓拓所说：“一个报纸有没有社论，是不是经常有社论，广大读者对社论阅读的情况怎样，这些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5]356官方报纸与党报社论代表的是官方和政党的政治立场，而民营报纸的社论一般则代表官方与党派之外的民间第三方的自由立场。与建国后党报社论主要由官方重要人物或党报编辑部领导人物撰写不同，建国前民营报纸的社论除由报社主笔或编辑撰写外，还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撰写。南阳《前锋报》、开封《中国时报》、开封《正义报》等报纸系民国时期河南比较进步的民营报纸，“说话比较自由，所以能客观地报道国内外消息，批评时政，申诉人民的疾苦。”[4]416这些报纸的社论一大部分就是由报社邀请河南省内有学养、有声望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前锋报》报社社长李静之与任访秋既是南阳同乡，又有同学之谊，任访秋受邀为《前锋报》写社论，与此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的，则是民营报纸的自由独立立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以向社会自由发声的言论空间。没有报纸这种现代传播媒介，没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知识分子与报纸就不可能发生关联，任访秋这些社论也就不可能产生。 “社论”作为报纸第一版重要言论窗口性质，决定任访秋撰写的这些“评论文章”与他在报纸副刊发表的“学术文”，在所发挥功能、读者定位、论述对象、写作规范、言说姿态等方面，皆有显著不同。与学术文不同，任访秋这些“社论”则代表民营报纸，站在与官方、政党相对等的民间自由立场，进行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批评，着眼于向民族国家建言献策，向民众进行思想道德文化启蒙，既面向当政者，又面向一般民众，因此，其接受对象比学术文章要广泛得多。 由于功能定位与话语指向、接受对象不同，任访秋学术文章与评论文章的内容，当然也大为不同。与学术文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与学术思想不同，36篇社论所讨论问题相当多样，涉及政治、经济、卫生、文化、教育、道德修养等方面。政治方面，如《怎样澄清下级吏治》③讨论中国底层官吏的待遇问题，认为下级吏治之腐败与下层官吏待遇过低有关。《县区调整刍议》④讨论中国政治区域的合理规划，主张县区应重新调整。《谈计划》⑤讨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制定与计划的实施。《纵横与法》⑥认为中国政治要想迅速上轨道，“就非得向法治这方面迈进不可。”由儒家的非功利主义思想倾向而论及治国方略。《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与当代士风》⑦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古为今用。《育才与用才》⑧讨论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诸葛武侯的学术》⑨认为为政者，要想“在事功上有一番伟大的建树，当然要有他所以能够成功的一套学术在。”《“学”与“术”》⑩所讨论话题与《诸葛武侯的学术》有相关之处，认为社会要进步，政治要清明，必须从提倡学术风气入手。经济方面，如《中国经济的前途》(11)讨论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前途。卫生方面，如《关于抗战时期的国民健康问题》(12)讨论抗战时期国民卫生问题与健康问题的关系。文化、教育方面，如《现代教育中的训导问题》(13)讨论现代教育重知识传授而轻人格陶冶的弊端。《谈师生》(14)与《再谈师生》(15)讨论现代教育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学校行政与民主》(16)提倡大学要教授治校，中学要教员治校，这样的学校行政才算民主。《由今年的大学国文试卷说到中小学的国文教学》(17)讨论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如何改进。任访秋谈及道德修养方面的文章最多，如《谈交友》(18)认为人生每一阶段皆离不开朋友，提倡“交友，应该以道义为起始，以相悦以解为终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19)认为“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一语，一方面是我们治学应世应持的态度，同时也是我们一生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惩忿窒欲》(20)认为“惩忿”与“窒欲”二者，其初步虽仅限于修己，扩而充之，可以治人。《谈名教》(21)中“名教”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名誉的教育，认为现代社会要想转移世风，仍需提倡名教，使人人知名誉可贵。《庄敬日强安肆日偷》(22)认为一个人平日修养，决定其人格高下与事业成败。《谈父母》(23)认为父母应放弃传统干涉主义和包办主义，而代以监护主义或自由主义。《胜人与自胜》(24)认为只有能自胜，才能有力，才能胜人。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青年成功之路》(25)认为青年要想事业有成，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努力。《学风与世风》(26)认为学风关乎世风，学风日趋淳朴，世风自然会日臻优美。《行己有耻》(27)认为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行己有耻”，则国家民族前途，会渐趋光明。《一言行与重然诺》(28)提倡言行一致和重诺守信，《人之异于禽兽者》(29)认为为人之道在“克己复礼”，《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30)谈人格修养的两阶段。 三、任访秋社论中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任访秋“学术文”写作，是以书斋中“学术人”身份和姿态来进行的话，那么，当他从事“社论”写作时，他的身份和姿态已发生了变化。“学术文”写作，面对的是狭窄的学术圈，目的为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社论”写作，面对的则是广大民众与当政者，这时作者身份，已转换为胸怀家国、为社会建言的“知识人”即知识分子，写作目的为救国济世。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应“士”这一阶层。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忧而忧的精神传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任访秋在写作这些文章之时，他对自身身份认知与定位很清楚，这由他一篇题为《记者·史官·谏官》的文章可得到证明。该文为纪念记者节而写，刊于南阳《前锋报》1942年9月1日第2版《前锋副镌》第23期“九一记者节纪念专刊”。他在文中明确提出现代记者担当的应是中国传统“史官”兼“谏官”的职责。史官责任，在不虚美，不溢恶，以平允之心，据实直书。谏官责任，在拾遗补缺，对于政治得失利弊，官吏之贤奸能懦，敢于直陈己见；朝堂之上，面对皇帝，敢于面廷折争，而不顾忌自己地位与身家性命。现代记者身负史官与谏官双重使命，如实记录历史，如史官，敢于进行独立自由的政治批评，似谏官。“现在的记者呢，在社论方面，虽与谏官有在朝在野之不同，而其精神，则实无二致。”任访秋对于记者的定位，其实也是对其自身的定位。他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社论写作，就是以在野的“谏官”身份，对民族国家和当政者进行建言献策，对一般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与精神交流。与“谏官”只负责向皇帝进谏不同，现代的记者一方面要向当政者建言，进行社会政治批评。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一般民众，向民众进行文化宣传与思想启蒙。任访秋写作的36则社论，关乎政治、经济、教育与卫生方面的，属于前者，而关乎道德修养方面的，则属于后者。 任访秋这些社论，涉及问题之多，社会关注面之广，议论之纵横捭阖，观点之中正妥帖，语言之清通雅洁，莫不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利用，以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管是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任访秋都能着眼历史，一方面从当今社会危机中追溯其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分析出优良成分，而为今所用。社会政治批评方面，如《纵横与法》认为现今政治紊乱，奔竞之风盛行，与纵横家流毒不无关系，而要遏抑纵横之风，则应继承法家合理成分，提倡法治精神。其他文章，如《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与当代士风》、《儒家的乐观主义》、《“学”与“术”》、《诸葛武侯的学术》、《儒家的非功利主义》等文章，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有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其优良部分应为当今时代所吸收承继。文化教育与道德修养方面，任访秋更是倚重于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之利用，特别是对儒家思想，任访秋给予足够重视，认为儒家思想的某些部分，对于解决当今的教育问题和道德问题，仍然有效。众所周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存在合法性与价值有效性。一时间，“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西化被简单等同于现代化，批判传统、皈依西方，成为民国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在这种激烈反传统思想氛围中，任访秋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主流思想界的纷扰所动，能从容理性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与优长，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在进行合理转化后，在现代依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价值有效性，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生活世界，依然能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这种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执着与爱护，令人感动。当今社会，一方面，因文化传统断裂而造成的意义危机和价值失范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价值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等，在被抽象继承后，依然在中国人生活世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我们回过头来细细品味任访秋这些社论，不能不感觉到他的一些看法具有先见之明。 任访秋这些社论写于1942年至1947年之间，处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正值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艰难最为动荡之时，所以，这些社论之写作，明显是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为了尽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责任。当然，在那样一个危难时代，他的一些建言献策，可能会遭到讥讽，被认为过于迂腐且不切实用。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挂着功利主义的招牌，口口声声在讲功利，其结果往往不免于只问目前，不管将来；只为局部，不顾全体；只求暂时，不图永久。”(31)儒家并非完全摆脱功利主义，但他们不持功利主义招牌，看得宏阔、远大。因此，为国者宜本儒家之见，一切政治方策，均应高瞻远瞩，作将来打算，做永久打算。任访秋这些评论儒家非功利主义的话，同样也可用到他身上。现在看来，他的一些建言并非“迂腐可笑、不切实用”，如他提倡一切人才任用选拔必由考试，当今人才选用中考试制度的大力推行，证明他这个提议的远见和切实，而他依法治国的倡议，更是我们当今的“国策”。从任先生社论对儒家经典的频繁引用，特别是对孔子饱含感情的评断，可看出，他在感情理智上皆非常认同儒家。(当然，他对于儒家的弊端也有非常清醒认识和深入分析)因此，说他是一个“现代的儒者”，应该没错。从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肯认，特别是对于儒家某些观点的认同中，我们更可进一步体会任访秋社论写作背后的家国情怀。任访秋所写社论中，最后一篇为《谈“从吾所好”》(32)，可看作是任先生思想的自我表白。他引用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话，认为哲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在于摆脱物质欲望，而专力于求得精神升华的满足即寻求对宇宙人生之觉解，获到个人意志之自由。获得个人意志自由可分积极与消极两派。积极如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消极如陶渊明，隐逸遁世，为实现意志自由而快慰。在寻求个人意志自由方面，任先生属于积极派还是消极派呢?无疑应属于孔子那样的积极派，他的36篇社论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的是，《谈“从吾所好”》是他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建国后随着言论空间的收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向社会自由发声的渠道消失，任访秋“知识人”的道路也就此戛然中止。伴随任访秋“知识人”道路中断的，则是那36篇社论，逐渐被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与知识分子的辉煌过往一道，被遗忘，被封存。 36篇社论确证任访秋“学者”身份外，还存在兼传统“史官”与“谏官”于一身的“记者”身份，两种身份构成富有意味的矛盾、冲突与统一的张力关系。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存在这种张力关系的，当然不止任访秋一人，但随着时代政治的更替和言论空间的变化，此种张力关系被成功解除，无数如任访秋一样的“知识人”也被成功改造为比较单纯的“学术人”。从此种意义上说，任访秋作为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身份与形象的变化，在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从任访秋这个典型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窥测到20世纪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打捞和重新关注任访秋这些佚文的意义所在吧。 注释： ①11篇中，有10篇收入《中国文学史散论》(《任访秋文集》第3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下)”，1篇收入《任访秋文集》第10卷“集外集”。 ②这七篇文章因为属于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与其他文学史论文性质不太一样，而其余笔者发现的十篇“读书随笔”则皆被作者收入《中国文学史散论》中，这说明作者不收这七篇论文，显然是出于体例方面的考虑。因为该书名为“中国文学史散论”，所收论文当然应着眼于“文学”而非狭义的“学术”。但这样的提纯同时也会带来遮蔽，因为把文学史问题与学术史、思想史问题结合起来谈，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来加深对文学史的认知，正是任访秋治学的根本特点。从此角度讲，《中国文学史散论》结集，同样也存在着对历史张力结构的消除，对历史原生态的遮蔽。 ③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4月8日第1版“时评”栏，署名“访秋”。 ④刊开封《正义报》1946年10月4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任访秋”。 ⑤刊南阳《前锋报》1944年6月23日第2版“专载”栏，署名“访秋”；又刊《正义报》1946年11月1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任访秋”。 ⑥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5月24日第1版“专载”栏，署名“访秋”。 ⑦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6月11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又刊《正义报》1946年12月27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霜枫”。 ⑧刊南阳《前锋报》第1版1942年12月30日“时论”栏，署名“访秋”。 ⑨刊南阳《前锋报》1944年2月18日、19日、22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访秋”。 ⑩刊开封《正义报》1947年7月4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霜枫”。 (11)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6月2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昉秋”。 (12)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5月12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昉秋”。 (13)刊南阳《前锋报》1942年11月3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 (14)刊南阳《前锋报》1944年2月2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 (15)刊南阳《前锋报》1944年2月9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 (16)刊开封《青年日报》1946年4月15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霜枫”。 (17)刊开封《正义报》1947年9月12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霜枫”。 (18)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4月28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 (19)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5月17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访秋”。 (20)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8月20日第1版“专载”栏，署名“访秋”。 (21)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10月15日第1版“专载”栏，署名“访秋”。 (22)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12月8日第1版“专载”栏，署名“访秋”。 (23)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12月13日、14日第1版“时论”栏，署名“访秋”。 (24)刊南阳《前锋报》1944年10月9日第1版，署名“访秋”；又刊《正义报》1947年1月10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任访秋”。 (25)刊开封《青年日报》1946年1月14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任访秋”。 (26)刊开封《中国时报》1946年1月20日第2版、第3版“专论”栏，署名“访秋”。 (27)刊开封《民权新闻》1946年2月19日第2版“新生活运动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署名“任访秋”。 (28)刊开封《青年日报》1946年4月1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访秋”。 (29)刊开封《青年日报》1946年5月27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霜枫”。 (30)刊开封《正义报》1947年2月21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访秋”。 (31)《儒家的非功利主义》，刊南阳《前锋报》1943年12月28日第1版“专论”栏，署名“访秋”。 (32)刊开封《正义报》1947年11月28日第1版“星期五论文”栏，署名“霜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