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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文化土壤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民族性 时代性 起源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很复杂而庞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研究得还很少，我们更多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既成的精神财富来看待而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只是着力于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方面，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思想对于本人的改造中国的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是本文索要探讨的问题。
每一个人认知的形成，必然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毛泽东作为特定时代成站起来的巨人，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处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积淀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因此我们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质。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两个显著特征，时代性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社会性质，民族性规定了该文化的基本特征，两者是一个统一体。他脱胎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近代中国新思潮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起源时必须首先深入到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文化的层面。
民族性——王阳明对毛泽东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思潮对于毛泽东的影响往往是古代书籍和文献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经书，毛泽东在8岁到到十三岁就读于韶山小学时曾经死记硬背的东西；稍后，他也学习道家哲学著作，而且偶尔利用过其中某些相当惊人的古语。第二类是白话小说和武侠小说，主要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在这些故事中毛泽东可以得到的东西包括：军事思想、王朝更迭思想，尤其是这些著作里面的反抗斗争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毛泽东。第三类的主要是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统编年史。
从这些书中毛泽东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1他对于这个问题曾感到迷惑。于是毛泽东分析了这些书的内容，发现这些书歌颂的都是田地的所有者。虽然这些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才意识到的，显然早年他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感到不满。这种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要被推翻。中国几千年来所倡导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对中国民族文化中这种不平等性的改变成为了毛泽东毕生的任务。这样的思想也为毛泽东未来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农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埋下了伏笔。当我们谈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问题时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实践论》，而当我们读完《实践论》的，又会立刻想起王阳明的思想。毛泽东的“知行统一”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出一辙，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受到王阳明实践思想的深刻影响。
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王守仁所讲的“知”是对伦理道德原则的认识，所讲的“行”是对伦理道德原则的实践。他认为，这两者即都在主体自身，因而是相互依存，不分先后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在王守仁看来，“知行合一”可以促进“知”与“行”各自的深化。如果将“知”与“行”割裂开来，必然会导致无“知”的“冥行”（盲动）和无“行”的“妄想”（空想），使“知”与“行”都陷入困境。
王守仁从“知行合一”的思想出发，又把“行”意念化，即不把“行”看成是主体的外化、客观化，而仅看成是主体的内在发动。因而，他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什么是“一念发动处”？王守仁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看见东西，闻到气味，这些是“知”；对好看的东西表示好感，对难闻的气味表示恶感，这些就是“一念发动处”，就是“行”。这里的“一念发动处”，仍然是主观的东西。这样一来，王守仁实际上是把“行”也变成了主观性的东西，与“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
这种强调人的主体实践的能动性的陆王心学对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吸引力。毛泽东曾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个具于人人之心中”2，“人类者与本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3这些观点与王阳明强调心即理的哲学是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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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从地域上看，毛泽东是湖南长沙人，从小就沐浴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下；从学风上看，毛泽东早年主要受到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湖南诸学者中以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是汉宋并治，容内圣外王之道于一体。早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他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之今人易其位。岂能如彼之完满乎？”4但是毛氏推崇曾氏并不是赏识他的政治态度，毛泽东对反抗的农民是很有同情心的；而是赏识其既重穷理，又重视事功，这反映了毛泽东学风的一个方面。
近代史上对毛泽东影响同样深刻的另一个人是梁启超。梁启超是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变法失败前，梁启超层奋笔疾书，对于国人进行思想启蒙，意图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救亡意识。变法失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哲学上，变法前的梁启超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表现在史观上是英雄史观。但是变法失败后他把注重英雄的道德，转向与重视群众的道德。1902年他开始主办《新民从报》将启蒙工作放在首位，毛泽东对于这份报纸爱不释手，可见其影响之深。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青年是社会未来的希望。认为当代青年的责任在于
“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并且毛泽东愿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追求就过救民的真理，“世世不辍，贡献身心”。这方面主要是受他青年的偶像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毛泽东烂熟于心。此少年观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也影响了未来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思想受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寻求大本大源；第二，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前者是宋学内生之路的延伸，后者是近世实学的真滴。
第一，寻求大本大源。毛泽东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出发，认为“夫知者，信之先也，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动。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步骤。”他强调了探讨根本性真理的重要性。第二，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知——信——行”的观念，并不否定知识与经验的联系。进入湖南一师时，在《讲堂录》中所做的笔记表达了对顾炎武“尤留心当时之故”、“足迹半天下”的治学态度衷心钦佩。那么怎样才能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呢？毛泽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二、注重亲身的体验和考察。三、注重集体研究讨论。
除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外，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想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联系起来才能在中国实现。我们不能撇开中国文化的的民族性来谈时代性，否则时代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能别开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来谈民族性，否则民族性就只能是抽象的空中楼阁，缺乏现实的内容。比如在谈到实践问题时，我们就不能孤立地来看。
毛泽东、王阳明、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毛泽东的理解显然是把王阳明和马克思两个传统综合在了一起。王阳明的实践形式不是作为解决真理问题的逻辑方法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善的追求者由于过分迷恋抽象的存在之理而忽视了从事世俗活动的必要性，人们之所以曾经失去过“道”，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们只满足于认识抽象。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直接反对的是忽视人的意识的那种赤裸裸的庸俗性。王阳明的知行统一说则是反对那种主张不用实践就能从从主观上获得道德知识的妄想。毛泽东是用一种能使他完全忽视意识错误意识问题的方式把两种思想统一的，这样他就能把个人的意志与历史普遍性规律联系起来。
结语
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地吸收外还自觉地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主张消灭中国传统中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东西；在吸收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又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有人说毛泽东本人与中国近代史本身一致，这种一致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起源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弗里德里希﹒韦克曼：《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丁晓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
②毛泽东1916年给黎锦熙的信
③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
④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李锦熙信
论文作者:高光玉1,熊梦吟2,张体强3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2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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