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新进展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既要立足于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新思想。为此，本文对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希望为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仁提供一些线索。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理论研究热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年，以英文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就有近百篇，主题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问题，如收入分配、经济危机、金融化、环境与气候、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介绍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本理论创新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两方面研究的新进展。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方面的进展，内容比较丰富。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文献，我们选取资本循环理论模型、资本周转和金融化模型、非生产性劳动与再生产模型这几个方面，其内容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关注的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 1.经理人阶级与资本循环模型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经理人阶级的崛起，金融部门的扩张以及持续的低增长，这些新变化造成了日益加剧的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但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缺少把这些新变化综合起来分析的理论模型。瓦苏德万在资本循环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金融化及经理人阶级控制对积累—分配动态关系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动态体制。①在第一种机制下，增长由利润驱动，平稳状态下增长率与成本加成定价的加成比率、剥削率和生产性劳动在预付总资本中的比重正相关。而消费信贷是内生的，信贷的调整使总需求满足平稳增长的条件。在第二种机制下，消费信贷是外生的，增长由金融驱动，平稳状态下的增长率决定于外生的信贷水平，与成本加成定价的加成比率、剥削率和生产性劳动在预付总资本中的比重负相关。在这两种经济动态下，利润再投资的比例都会提高增长率，而经理人阶级收入的提高则会降低增长率。另外，加成比率、剥削率和监管经理人的比例的提高都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因此在第二种动态体制下，不平等表现为对积累的限制。而在第一种动态体制中，积累的限制则来自利润率的下限。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作者的模型。
图1 资本循环示意图 首先，作者采用弗利的资本循环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假定t期的预付总资本为
，从生产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所需的时间为
，则t时刻的商品资本流量为
。同理，若商品资本转变为货币资本所需时间为
，则t时刻实现的成本价格为
。假设利润率为q，则货币资本的流量为
。若资本积累占其所得利润的比重为p，则t期的预付总资本为
。由此可以得到当前的预付总资本流量与一个生产周期(包括价值生产、实现以及再投资所需的时间)以前的预付总资本流量之间的关系。假如在平稳状态下，增长率恒定，则可以得到各流量的增长率。②作者的创新之处在于加入了经理人阶级，并假定执行经理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价值实现以后的利润分红。假如经理人分得利润的比重为d，那么资本家所得的利润为
，若资本积累占其所得利润的比重仍为p，则t期的预付总资本变为
假定平稳状态下各流量的增长率恒定，由上式易得各流量的增长率
可以看出，生产周期变长，或经理人分红比重d上升，都会使增长率下降。 其次，在上述模型中引入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即为新增资本中不变资本部分，工人的消费需求，经理人的消费需求以及资本家的消费需求。这些都可以用上述流量预付总资本和货币资本表达。而总供给则为总的货币资本
。可以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存在需求不足或价值实现问题。因此，需要一笔新增货币或消费借贷来平衡，由此可以推导出宏观均衡条件，即消费信贷规模与增长率之间要满足的关系式。 由上述宏观均衡条件和增长率(1)式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的动态体制。如果消费信贷是外生的，则增长率由信贷规模及上述均衡条件决定，并通过调整(1)式中价值实现的时滞
来平衡。如果消费信贷是内生的，则信贷规模由增长率及宏观均衡条件决定，而增长率则由(1)式决定。相应的，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考察两种动态机制下各参数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 该模型结合当前资本主义出现的金融化及经理人阶级崛起等新变化，对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模型进行拓展，揭示了不同情况下积累和分配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向我们展示了资本循环模型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的理论创新方向，值得我们借鉴。 2.资本周转率与金融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花了不小的篇幅分析了资本周转，但是这一范畴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例如尽管资本周转率的变化会影响利润率，但大部分经验研究并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另外，资本周转率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帕萨雷拉等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的新材料，指出资本周转率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作者认为在马克思对金融化及非生产性部门如何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的分析中，资本周转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并着重强调金融与资本周转之间的关联。③ 这篇文章有两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作者运用历史考证版及《资本论》研究的文献，说明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时不但对结构也对部分主题进行调整，有的内容甚至是恩格斯首创的，如“流通资本”一词；④二是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的时间构成”这一概念，即一部门的流通时间与生产时间之比，并证明一部门的年剩余价值率和年一般利润率随资本的平均时间构成下降而增加。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吸收了《资本论》研究的新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的基础经济理论，生动地说明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3.非生产性劳动与再生产模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流通领域等非生产性部门的扩大以及生产性部门中非生产性劳动比重的上升。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测算，如谢克和汤耐克、莫斯利、莫恩等的分析。⑤虽然不同的研究测算标准不尽相同，因而对非生性劳动占比的估计也有差异，但所发现的非生产性劳动占比的上升趋势则是一致的。根据谢克等的测算，1948年至1989年美国就业的增长有85%是来自非生产性劳动，并且非生产性劳动占总劳动的比重也从43%上升到了64%。 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尚没有足够的理论分析。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但并没有将之与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等理论结合起来。后续的其他相关理论研究(如Wolff-Dutt模型等)强调了非生产性劳动对积累和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严格讲并不是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其分析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奥尔森根据美国战后的经验，将非生产性劳动整合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从而将劳动榨取与技术变化内生化，来分析非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⑥作者认为，一方面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会挤压利润，从而影响积累；另一方面，非生产性劳动可能提高生产性工人的劳动强度，并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利润，促进积累。非生产性劳动挤压利润从而阻碍积累是显然的，而非生产性劳动对利润和积累的正向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说明。 作者首先沿用莫斯利的划分，将非生产性劳动分为执行流通职能的和执行监管职能的两类。其中管理劳动主要是生产性部门中的非生产性劳动，在美国大致占全部非生产性劳动的三分之一。作者坚持马克思关于管理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以鲍尔斯等人关于管理劳动的分析框架为微观基础，阐明管理劳动可以提高劳动强度，从而相对地增加对剩余价值的榨取；⑦另一方面以布雷弗曼和马格林的分析为基础，分析了管理劳动对生产过程中劳资关系、生产技术和企业阶级结构演变的影响。⑧作者认为，产业资本家将获取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支付给研发人员、工业工程师和人力资源管理者等非生产性劳动者，通过管理层和技术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此类非生产性劳动可能会使技术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变化，强化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支配，从而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积累。因此，如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所言，非生产性劳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影响是复杂而矛盾的。⑨ 作者将此进行模型化，以哈里斯和森岛通夫的模型为基础，⑩将非生产劳动及所对应的管理者阶层引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中，来说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辩证关系，并试图识别出在何种条件下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会促进增长或导致停滞，由此也反映出阶级结构在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对模型进行简要介绍。 首先，依照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假定，将经济体划分为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将总产出W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S三部分，并假定两个部门的剩余价值率
相同。定义
，则技术可由
代表。假定两个部类之间的技术不同，即资本有机构成
或
不同。 假定积累只来源于剩余价值，且储蓄率为
∈(0，1)，即第t期新增资本为
。若第Ⅰ部类的储蓄率
给定，则第Ⅱ部类的储蓄率
必须根据供需关系进行调整以确保再生产顺利进行。可以证明第Ⅰ部类的增长率由资本有机构成、剥削率及该部类的储蓄率共同决定，
。而第Ⅱ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应为第Ⅰ部类的总产出扣除全部的不变资本及第Ⅰ部类新增不变资本，因而第Ⅱ部类的增长率可以通过其不变资本的增长率求得，并且可以证明它趋于第Ⅰ部类的增长率
，即为平稳状态下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率。 接下来考虑两大部类内的非生产性劳动，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与非生产性劳动者之间分配。若资本家所得比重为γ，并假定非生产性劳动者储蓄率为0，则第Ⅰ部类第t期新增资本变为
，故而增长率变为
。由此可见，非生产性劳动占比的增加，即γ的减少，会造成对利润的挤压，使增长率下降。这反映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垄断资本阶段剩余向诸如广告、营销、研发等非生产性劳动支出倾斜，即“垄断资本效应”；(11)二是资本积累使得对管理劳动的需求增加，造成管理层议价能力增强，从而使得非生产性劳动支出占比上升，作者称其为“劳动力市场效应”；三是“内部人效应”，即剩余向管理者倾斜(如管理层持股等)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最后，作者引入技术变化，假定劳动投入系数
的变化率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占比有关，即非生产性劳动占比越大，劳动投入系数下降得越快。并且设定资本的投入系数
的变化率与劳动投入系数相同。因此当存在非生产性劳动时，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系数会以相同的速度下降，使剥削率e上升，而有机构成不变，从而提高增长率
。作者采用经验数据估值，假定投入系数以3%的速度下降，得到模拟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虽然在模拟时将非生产性劳动的二重作用分离开，但作者强调，在现实中二者并不是孤立起作用的，并认为美国的经验表明了这两种效果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非生产性劳动增加对利润的挤压使得利润在剩余中的占比下降。 我们认为，奥尔森的模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扩展和创新，代表了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种发展思路，同时也为后续相关经验研究提供了方向，如非生产性劳动的构成问题、剩余在利润收入与非生产性成本之间的分配问题、技术变化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问题等。当然，该模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对非生产性劳动影响技术变化的处理过于粗糙，技术变化应反映在有机构成上而不是反映在剥削率上等。 2015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除了上述介绍的若干理论模型外，还有一些研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复杂理论等的方法。如委内吉安尼和吉原直毅用公理化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了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剥削理论。作者将剥削定义为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强调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会带来劳动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2)赞帕瑞利(Zamparelli)在古典增长模型中加入劳动力约束，并把技术创新内生化，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设定下得到类似古德温(Goodwin)模型的结果。(13)还有学者把哈罗德式的投资行为假定加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模型中，并在企业层面进行模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与异质性企业能产生内生性的混沌周期。(14)
图2 存在非生产性劳动和技术变化的产出变化
图3 存在非生产性劳动和技术变化的资本积累率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研究 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在经验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一般以利润率为落脚点，比如利润率的变动趋势，金融化对积累的影响，危机与利润率的关系等；二是阶级关系，侧重分析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收入分配和不平等为落脚点，如阶级收入不平等演变情况，金融化对劳资关系的影响等。应当说，资本积累与阶级关系问题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同一资本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也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如利润率与不平等的关系等。 就方法论而言，2015年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多元范式，既有定量分析也有定性研究。具体来说，定量研究既有以描述统计分析为主的分析，也不乏经济计量模型，而定性研究则包括制度历史研究、案例分析和调查访谈等。量化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关键在于寻找马克思理论的概念范畴的可操作定义，从而与现实的统计数据对接。例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问题，就涉及转型问题等一系列争论。利润率的测算也有较多争议，如对资本价值的计算要采用历史价格还是重置价格，对公司所得以及折旧的处理方式等问题。在作历史和跨国比较时，不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应该如何解读也值得注意，有学者就在转型国家的核算问题上做文章，反驳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停滞的观点。(15) (一)资本积累和利润率 有关资本积累和利润率方面的经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事实呈现，或侧重历史制度的分析，如具体分析某一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影响积累的社会结构，或侧重数据处理和描述，如对利润率的计算等；二是统计推断，如考察某一变量对利润率的影响等。 1.危机与利润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曾经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其中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是争论的一大焦点，相关争论国内已有不少介绍，此处不再赘述。(16)2015年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已有解释或争论进行延伸和总结，如科兹进一步总结了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危机的解释，(17)巴克尔等虽然认同科兹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动角度对危机的解释，但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过度投资导致危机的观点。(18) 在另一篇文章中，巴克尔对利润率进行分解，从周期性波动和长期走势两个方面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认为这些结构性变化与金融化一起使资本主义一步步走向危机。关于利润率是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巴克尔根据自己的测算认为，标准的利润率确实是上升的，但如果考虑到金融化的影响，广义上的利润率实际上是下降的。(19)克莱曼2015年分别在《资本与阶级》和《剑桥经济学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总结论证利润率下降的观点。(20)一方面，他说明了自1970年以来美国公司利润率下降、工人收入占比稳定这一事实与收入不平等不断提高之间并不矛盾，为他原有的观点做了辩护；另一方面，克里曼用利润率下降去解释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并说明金融化并没有使生产性投资下降。作者认为如果企业只从当期利润中进行积累，那么金融支出的增加就会抑制生产性投资，但是如果企业有其他资金来源，那么这种抑制就不会发生。 2.军事支出与利润率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军事开支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是一个传统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强调军事力量最终取决于经济力量，后来卢森堡、曼德尔、巴兰和斯威齐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均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军事开支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就军事开支对利润率的影响而言，大致可以从需求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需求的角度看，军事扩张开拓了国外市场，同时军事开支本身也是解决剩余实现问题的一条途径；从技术角度看，军事制造业可能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给非军事生产部门带来积极影响。但这一观点存在很大争议，相关的经验研究还很少。对此，艾弗瑞恩(Elveren)等从实证角度做了深入研究，他们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24个OECD国家1963年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计量估计结果显示，从全部时期看军事开支对利润率有正向作用，但就1980年代以后的这段时间看，军事开支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同时作者还进一步将这些国家按其在军火贸易中的地位进行划分比较，提出军事开支对军火出口国利润率影响为正向、对进口国利润率影响为负向的假说，但分析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该假说。作者认为还需要对背后的传导机制作进一步的研究。(21)下面简要介绍作者的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首先要解决的是利润率测量问题，作者使用由弗利(Foley)等在佩恩表(PWT)和其他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的数据集(EPWT)，通过下列公式计算利润： 利润率=(1-工资份额)×(产出-资本比) 资本存量则使用永续盘存法(PIM)进行计算，由此可得各个国家不同年份的利润率。另外是军事开支的统计资料的使用。作者用“战争相关计划”(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集进行构造。 考虑到标准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没有办法估计军事开支与利润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设定如下：
其中y是利润率，X代表解释变量，包括军事开支、实际GDP、全球一般利润率和失业率，p和q分别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滞后期数，γ和δ则分别为利润率和其他解释变量的短期效用系数，而
是向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为随时间变化的随机扰动项，i和t分别指国家和时间。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可以说是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量化研究的代表。文章采用现代经济计量手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3.经济结构和制度分析 海诺运用巴黎学派的分析框架，以劳动法的演变为线索，分析了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者认为自1945年到197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的福特主义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劳动立法中的强制仲裁、对工会的温和态度等等，作者称其为“澳新福特主义”(Antipodean Fordism)时期。(22)澳大利亚的案例丰富了调节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法律分析的思路。 艾克诺马卡斯等在阿明对“外向型经济”与“自主中心式”经济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比较了希腊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表明希腊具有“外向型”经济的结构特点，即国内产业部门关联弱、专业化程度高、产业和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等，并以此解释希腊竞争力不足等现象。(23)作者使用2005年希腊、德国和比利时58个部门的数据，测算各部门的国内关系乘数(即第j部门的最终需求为一个单位时其他各部门所必须提供的全部产品和总和，或者说是对所有部门的总影响效果)，并进行跨国比较。 另外，《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2015年推出了两版专题讨论欧元区危机问题，相关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作了分析，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货币与国家分离导致政府无法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冲击，并就具体的机制展开了辩论。(24) (二)阶级关系与收入分配 2015年有不少经验研究是围绕收入分配这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话题展开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于2014年出版后，引发了学界对不平等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广泛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也对此作了一些回应，使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研究的新热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收入分配和不平等不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观点，对皮凯蒂的方法和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同时也从阶级结构和制度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 1.对皮凯蒂方法和观点的批判 莫斯利认为皮凯蒂在经验研究上的确是有贡献的，同时也使主流经济学重新关注收入分配这个主题，但是皮凯蒂的理论解释却是混乱的。作者主要批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第六章对资本收入上升的解释，认为这是“对谬论的错误套用”(25)。按照皮凯蒂的解释，资本收入占比π/Y=(π/K)(K/Y)的提高是因为资本—产出比(K/Y)的上升，边际递减规律，以及大于1的边际替代弹性三者的共同作用，是由技术变化决定的。其中边际替代弹性大于1保证了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大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因而总的资本收入会上升。 莫斯利的批判包括两方面。首先，皮凯蒂的解释采用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分析框架，而该理论本身就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比如关于生产函数的“加总问题”，在技术关系上边际产出不存在问题，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下的“技术再转辙”问题，(26)边际递减规律需要假定技术不变，因而不能用来解释长期变化问题等。其次，皮凯蒂的解释也没有“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尤其是在使用边际替代率来解释资本收入占比上升时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本来应该是资本相对劳动价格的下降会使厂商多使用资本少雇用劳动，皮凯蒂替换为资本回报率(π/K)的下降会使资本产出比(K/Y)下降，即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不赚钱导致厂商设法使用更少的资本，所以是错上加错。莫斯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与政治权力变化的角度，对资本收入上升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蒙格欧威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也发表了类似的批评，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的解释是无效的，是建立在同义反复和对储蓄率、增长率与资本收入比之间关系的错误假设上的。(27)巴金则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提出了批评，认为富裕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持续贫困与两极分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皮凯蒂只关注中心国家的状况，忽视了不同经济体的结构和阶级特点，无助于理解诸如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28) 2.阶级间不平等的演变 杜梅内尔和列维对皮凯蒂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收入分配的演变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作者认为目前的经理人阶级将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上层阶级，这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称为“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管理主义的过渡阶段，作者称之为管理资本主义。作者对一战后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不平等经历了大危机以后的缓和时期，70年代的“滞胀”时期，以及80年代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迅速加剧的时期。通过考察前1%收入者的成份在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作者验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管理主义成分不断上升这一事实。(29)对此，拉佐尼克补充强调了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最大化股东价值”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30) 针对皮凯蒂的研究，莫恩认为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只依据数值(如前10%，前1%或前0.1%)进行划分，但实际上个人收入数据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的状况。基于此，作者使用与皮凯蒂相同的数据，(31)通过识别重构了阶级结构，以分析阶级间不平等的演变，发现美国2012年的收入不平等远高于自191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32)莫恩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做经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有必要对他的论文做更详细的介绍。 作者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的划分方法，为了适应现代股份制下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使阶级的划分更具可操作性，作者提出了下述修正：将资本家阶级界定为非劳动收入足够高可以不用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群体，当然他们可以受雇也可以不受雇；工人阶级则是被迫出卖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支配他人只能受他人支配的群体；经理人没有足够的非劳动收入，但他们在权力关系中又处于支配他人的地位，因而他们既不被界定为资本家阶级也不属于工人阶级。 根据上述阶级界定的方法，作者借鉴沃尔夫和扎卡赖亚斯的研究，通过选取一定的阈值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对阶级结构进行重构。(33)因此进行阶级重构的关键在于估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若非劳动收入高于该水平，则不必进入劳动力市场，可划为资本家阶级。为此，作者使用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就业收入的调查数据进行估值，选取了若干阈值进行比较，然后与1918年-2012年的美国收入数据进行匹配，划分出三个阶级，得到如下结果(见图4)。
图4 美国1918至2012年资本家、经理人的占比(按报税主体计) 完成阶级重构后，作者进而考察阶级间的不平等情况。图5为三个不同阶级的平均收入比值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从大危机到1973年，资本家与经理人、经理人与工人的平均收入比例很接近，并且在所谓的“黄金时代”，这个比例是很稳定的，基本维持在3.2左右。到了1980年代美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后，这个比例开始分化。经理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平均收入比例略有提高，但变化较小。而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平均收入比例则大幅上升，从1973年的12.4倍上升到2007年的23.9倍、2010年的30.9倍，远远高于大危机时期的峰值1933年的18.5倍。因此，作者认为，从阶级间的收入情况看，美国2012年的收入不平等远高于自191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
图5 美国1918至2012年各阶级的平均收入比例(按报税主体计) 我们认为，莫恩的上述研究在数据的处理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呈现的结果也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从收入分布进行阶级重构，从逻辑上就预设了阶级与收入的关系，因而最后的结果只能作为一种事实呈现，而不能用阶级关系来解释收入；二是作者的阶级重构的方式，只能进行阶级间的比较，不能分析阶级内部的不平等；三是采用与皮凯蒂相同的数据集，同样是以报税主体为单位进行分析的，而报税主体与家庭并不一致，会使结果出现偏差。 3.制度、政策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布瓦耶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文章，针对不同国家的特点，对中国、美国、欧洲及拉美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体制”进行剖析，具体说明了不同地区收入分配与积累之间的制度关联。(34)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贫困迅速减少的同时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一矛盾，可以从积累体制的角度进行剖析。一方面是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乡工人分化，工资份额下降；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体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了不平衡的积累体制，这一积累体制导致中国不能实现需求拉动，而必须依赖外部市场，出现大量贸易盈余，从而在国际贸易中面临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同时，国家通过信贷监管影响积累体制，也通过制度变化影响雇佣关系和积累体制。 英国在1997年至2010年工党执政期间推出一系列劳动法规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其中包括限制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一天之内上夜班的工人最多工作8小时，如果工作日超过6小时，工人有权在工作中休息等。菲利普运用马克思关于工作日斗争的理论来分析这一变化，实证说明限制工作日的政策有降低剩余价值率的作用。这一研究的两个技术要点在于：一是如何采用宏观统计资料估算剩余价值率，并涉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问题；二是为考虑工作日变化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我们需要控制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效果分离出来。对前一问题，作者采用“新解释”的处理方式，以弗利和莫恩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定义货币的价值连接价值范畴与以价格为基础的统计资料。(3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的一个主要流派。对后一问题，作者则采用古弗尼尔(Gouverneur)的方法，(36)固定住基准年的单位工人的必要劳动量，用以后各年的工作日减去这个基准年的必要劳动量，剩下的作为剩余劳动量，进而计算剩余价值率。结果如图6所示，其中虚线为固定必要劳动量校正后的剩余价值率。 于松以法国为例讨论了失业、劳动时间与金融化的关系。作者认为，法国从福特主义时期转向新自由主义时期，最大的变化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这使得利润率的恢复与就业的维持无法同时实现。(37)利润率的恢复一方面排除了增长红利向工人再分配(无论是以增加工资还是缩短工作时间的形式)的可能；另一方面新增的利润并没有带来投资的增长，而是分红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解释为(利润)从工薪阶级向股东的转移。工作时长没有足够地下降造成失业的增加，这是直接与食利阶级收入份额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不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是不可能减少失业的。 现有金融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程度相对不高，但是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消费信贷越来越普遍。例如在土耳其，房贷在过去十年间增长迅猛，家庭债务也迅速增长，2010年的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1%，这个比例是2003年的6倍。并且信用卡、消费信贷的使用人群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高收入家庭扩大到现在的普通工薪家庭。那么这些新变化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什么影响呢？卡莱茨曼以土耳其为例，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了伊斯坦布尔三种不同类型工人的数据资料，考察了工人消费贷款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发现工作和收入越不稳定的工人越倾向于借贷。同时，作者的资料显示，债务的增长会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从而增加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因此，作者认为债务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为劳资关系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38)
宾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通过公共债务和税收对工人阶级的榨取。作者认为财政系统不仅能够进行剩余的重新分配，也可以加剧对未来劳动力的剥削。文章以巴西为例，说明公共债务和利息债务上升所增加的税负最终落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加上政府在工人福利等方面支出的削减，使得总的劳动剥削水平提高，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上层建筑的剥削特点。(39)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苏尔曼对葡萄牙的家政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作者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工资水平与工作稳定性之间存在的替代性关系，并考察了技能的影响。(40)克里斯滕森通过比较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不同性别工人的影响。作者讨论了妇女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并着重分析了危机后财政紧缩对女性的影响。(41)杜兰德等用跨国数据从产业层面分析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42)拉特纳·森等则研究了东亚地区工人社会运动的情况，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作者提出了研究劳资关系更具包容性的方法。(43)卡鲁索分析了意大利工人反对工厂关闭的斗争，认为该案例中冲突的类型更接近波兰尼式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44) 尽管我们在搜集和整理201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的文献方面，尽量做到系统全面，但限于我们的能力，免不了挂一漏万。但我们相信这一整理工作为学界同仁能够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同时，我们还着重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有关问题上的数理化研究以及计量方面的研究，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也关注数学、计量等现代分析工具的应用，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研究，无疑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①Vasudevan,R.,"Financialization,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A Circuit of Capital Model with a Managerial Class",Metroeconomica,vol.66,no.2(2015),pp.187-212. ②Foley,D.,"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28,no.2(1982),pp.300-319. ③Passarella,M V.& Baron,H.,"Capital's Humpback Bridge:'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Rate of Turnover in Marx's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5(2015),pp.1415-1441. ④赵玉兰：《恩格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创造“流通资本”一词？》，《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⑤Shaikh,A.,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Moseley,F.,"The Increase of Un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ostwar U.S.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0,no.2 & 3(1988),pp.100-106; Moseley,F.,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 Mohun,S.,"On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US Economy,1964-2001",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9,no.5(2005),pp.799-815. ⑥Olsen,E.K.,"Unproductive Activity and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Marxian Model of Economic Reproduction and Growth",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1(2015),pp.34-55. ⑦Bowles,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Walrasian,Neo-Hobbesian,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1(1985),pp.16-36. ⑧Braverman,H.,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Marglin,S.,"What Do Bosses Do",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6,no.2(1974),pp.60-112. ⑨Resnick,S.A.,and Wolff,R.D.,Knowledge and Cl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⑩Harris,D.J.,"On Marx's Scheme of Re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0,no.3(1972),pp.505-522; Morishima,M.,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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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思成：《利润率与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危机的阐释与争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7)Kotz,D.M.,"Capitalism and Forms of Capitalism Levels of Abstraction in Economic Crisis Theo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4(2015),pp.541-549.详见其专著《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及张雪琴：《新自由主义与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评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18)Bakir,Erdogan,and Al Campbell,"Is Over-investment the Cause of the Post-2007 US Economic Crisi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4(2015),pp.550-557. (19)Bakir,E.,"Capital Accumulation,Profitability,and Crisis Neolibe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3(2015),pp.389-411. (20)Kliman,A.,"Income Inequality,Managers' Compensation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Reconciling the US Evidence",Capital & Class,vol.39,no.2(2015),pp.287-320; Kliman,A.and Williams,S.D.,"Why‘Financialisation' Hasn't Depressed US Productive Investmen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1(2014),pp.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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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剑桥资本争论，Harcourt,G.C.,"On the Cambridge,England,Critique of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2(2015),pp.243-255；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27)Mongiovi,G.,"Piketty on Capitalism and Inequality:A Radical Economics Perspectiv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4(2015),pp.558-565. (28)Barkin,D.,"Looking Askance at Piketty's Inequality from the Third World",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7,no.4(2015),pp.566-571. (29)Duménil,G.& Lévy,D.,"Neoliberal Manager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4,no.2(2015),pp.71-89. (30)Lazonick,W.,"When Managerial Capitalism Embraced Shareholder-Value Ide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4,no.2(2015),pp.90-99. (31)数据来源：Saez,E.,2015,Tables and Figures Updated to 2014 in Excel Format,available at:http://eml.berkeley.edu/～saez/。 (32)Mohun,S.,"Class Structure and the US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1918-2012",Metroeconomica,online version,2015. (33)Wolff,Edward N.,and Ajit Zacharias,"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no.6(2013),pp.1381-1406. (34)Boyer,R.,"A World of Contrasted but Interdependent Inequality Regimes:China,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7,no.1(2015),pp.1-37; Boyer,R.,"A World of Contrasted but Interdependent Inequality Regimes:The Latin America Paradox",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8,no.1(2016),pp.1-22. (35)Foley,D.,Understanding Capital:Marx's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Mohun,S.,"Are (in) Statement of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8,no.4(1994),pp.39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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