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史学论文,再读论文,胡注表微论文,记里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2-03-08
陈垣一生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论著，他自己最满意的两部史著，一是《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是完成于1945年的《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表微》)。这两部著作是分别代表他前、后期史学研究特点的两座高峰，而他又更强调后者为其“学识的记里碑”① (P411)。年来再读《表微》，又一次为书中精湛的史法和丰富的史论所深深震撼。以往对《表微》的研究，多重于说明书中反映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爱国思想；而尚未全面阐析《表微》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科学总结，也较少注意到《表微》的抗日救国思想外，在民族观、宗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深刻史识。本文拟就此做进一步的发掘和分析，以深化对《表微》重要史学价值的认识。
一、史学风格的转变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和中国史学处于大变革的关头，随着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风起云涌，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也日益高涨。陈垣年轻时在广东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爱国主义早已在他的思想中孕育生根。他虽然到三十多岁才正式转入史学研究领域，但却在青少年时期就酷爱史学，博览群书，并曾深入地整理过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将赵翼之书按言史法、言史事的内容分别归类作考证研究，这种做法对他后来撰写《表微》留下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3年，陈垣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北上京师，然而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和黑暗，使他大失所望，不久，他就逐渐淡出政界，转入学术著述和教学领域。20世纪初，中国史学流派形形色色，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也是异彩纷呈，陈垣的史学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特征的史学，一方面它以总结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本，用以反对那种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一方面它从民族史学的丰富遗产中总结出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并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总结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方面，他自37岁正式转入史学研究起，就选择了中外文化交流这一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以此反映中华文化所表现的巨大魅力。在以宗教史为阵地的中外交流史研究中，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等“古教四考”以及有关基督教、回回教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不仅以丰富的史料、精密的考证解决了宗教史诸多问题，而且善于揭示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开辟了近现代宗教史研究的道路。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更是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阐述在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兴盛的形势下，大批波斯、大食、印度、叙利亚等外国人来到中国，及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从而接触中华文化，深受感染并被同化的事实，达到表彰中华历史文化的目的。
在总结传统的史学方法方面，他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历史考证的躬身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方法加以总结，从而形成多门专学。他撰成《敦煌劫余录》、《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等著作，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面，归纳出各种义例和原则，这些法则为历史考据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至今仍在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研究中发挥着典范的作用。
如上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前，陈垣已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研究等领域做出重大贡献，成为国内外闻名的史学大家。七七事变以后，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为了保存一批读书种子，维持辅仁大学办学的独立性，坚持留在北平，与师生共患难。八年抗战中，他一方面利用辅仁大学为教会大学的特殊性，与日伪抗争，学校不挂日本旗，不用日文教材；一方面以三尺讲台为阵地，讲顾炎武《日知录》的经世之学，讲全祖望《鲒埼亭集》的抗敌思想，以激发师生的爱国斗志。当时敌伪为了利用陈垣的学术声望和影响，曾多次威逼利诱，让他出任所谓“东亚文化协会”、“东洋史地学会”或“大东亚文化同盟会”等敌伪机构的负责人，陈垣一一严词拒绝，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凛然正气和抗日爱国的民族气节。北平沦陷后，目睹人民的苦难和日寇的横行，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将史学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改变了以往专注于历史考证的治史特点，着力提倡开展“有意义之史学”② (P302)。具体而言，就是以考证结合史论，发挥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表达抗日爱国的思想。陈垣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时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② (P216)其中提到的五部作品，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在这五部作品中，陈垣言僧、言道、做考据、表大义，高扬了民族精神和爱国志气，而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的，是被人誉为“最高境界”③ (P66)的《表微》。
二、对胡三省的同情与理解
《表微》开始撰写于1942年9月，写成于1945年7月。书中所表者乃“通鉴胡注”之义，“通鉴胡注”指宋末元初人胡三省为《通鉴》所作的注释。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号梅磵，浙江宁海人。他的生平事迹和重要贡献长期被湮没，《元史》无传，《宋元学案》也仅有百余字的小传。至于胡三省的史学，历来人们也知之甚少，只以为《通鉴》胡注擅于音训、地理，不了解其中丰富的学识和内容。正如陈垣在《表微》中所说：“《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④ (P54)(以下凡出自《表微》者不再注出)直到陈垣做《表微》时，才根据清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中胡三省的墓志及其他材料，将胡三省的生平事迹公诸于世，更通过《表微》揭示了胡氏《通鉴音注》重要的史学价值和丰富的思想。
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所述，他校注《通鉴》的工作始于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约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到临安前，完成了《通鉴广注》九十七卷、《通论》十篇。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了临安，在避难新昌的路途中，凝结多年心血的书稿在战乱中不幸丢失。南宋灭亡后，胡三省决不仕元，他返回故里，隐居乡中。在悲痛之余，再购异本，重新校注《通鉴》。与前次校注不同的是，注文不再独立成书，而是散入相应的正文中，全部工作于元朝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冬完成。由此算来，《通鉴音注》的撰写前后用了30年的时间。书稿虽完成，但胡三省却没有停歇，直到他去世前，仍在修订书稿，“诸子以年高不宜为言，则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⑤。《通鉴音注》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字音、文义、名物、典制、地理、史论等等，他以“音注”为名(故注中有关辨字读音和训释的内容俯拾皆是)，但胡注的价值又不仅仅在音注。陈垣说：“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胡三省校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对《通鉴》正文及有关文献的校勘考证，对《通鉴》史文的注释和补充，还有丰富的历史评论。
在《通鉴音注》历史评论的字里行间，胡三省常常流露出思念故国和反抗压迫的感慨悲愤之情。陈垣在《表微》的“重印后记”中谈到：“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① (P411)正是相同的处境，感慨彼此的遭遇，使他能够深入体会胡三省注文中深蕴的含义，因此决心来研究胡三省的学术和思想。
陈垣写作《表微》的目的是要介绍胡三省注史的成就和民族意识，结合胡注的内容，总结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和自己的治史经验，并借古喻今，表达爱国情怀。此书共选用胡注精语近750条，引证书籍250余种。全书分20篇，每篇选胡注精语30条左右进行注释，篇前有一小序，概括本篇所阐释的史法或史事之要旨，并指明胡三省《通鉴音注》在这方面的成就。前10篇侧重讲史法，既从校勘、目录、考辨、避讳等方面总结历史考证的方法和经验；又从议论、感慨等方面分析史论这一方法在史书中的作用。后10篇言史事，即结合历史事件、人物和胡注的内容，阐发陈垣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尤其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抒发他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无论是言史法还是言史事，都表达出陈垣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
三、总结中国史学的方法
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近代科学精神总结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是《表微》的重要贡献。陈垣在《表微》的史法诸篇中，通过阐释胡氏注文，结合自身治史经验，从史书体例、历史考据、史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方法。
(一)对古代史学义例、书法的阐释与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历来重视史书的体例，孔子修《春秋》发凡起例，公羊、谷梁、左氏三家相继探赜发微。刘知几曾强调：“夫史之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⑥ 将著史义例提到治国的高度去认识。陈垣治史也历来重视义例，他的著作无不具有体例严谨、归类条理的特点。《表微》中的本朝篇、书法篇即为讨论史学义例而设，研究史学义例的目的一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古代史书的体例，以便了解古代史家的义旨；二要运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纠正古代史家在义例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全书开篇的本朝篇，旨在揭示胡三省以宋朝为宗国、决不仕元的立场，以明《通鉴音注》之体例。陈垣说：“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之后……。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因为《音注》全书数百卷之中，凡遇宋朝多称“我朝”或“我宋”；至于前后数十卷中只单称“宋”或称“宋朝”之处，陈垣认为这明显与全书体例不符，应是元末刻版时为避免违碍所改，而书中大量尊宋的称呼，才是胡注的本文。此外，胡注文中也可见“大元”之说，这又似乎不符胡注亲宋疏元之例。陈垣以为，按《元史》卷七所载“建国诏令”，“大元”本为元朝国号，当时要求二字连用，“称宋曰我，称元曰大，我者亲切之词，大者功令之词”，故“大元”无胡氏亲元之意。
《表微》认为《通鉴》书法不似《春秋》严于褒贬，而能“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自有其长处。当然，《通鉴》在书法上也存在问题。比如，《通鉴》卷七十六“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下，胡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贵乡公方改元正元。”冬十月，曹魏高贵乡公才即位并改元正元，可是为什么正月便书“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呢？原来是《通鉴》为了纪年方便，凡在年中改年号者，必将后一年号冠于该年正月之上，这是其纪年不精确之处。《表微》指出这一缺陷：“古时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陈垣又以其丰富的年代学知识，说明纠正这一缺陷的方法：“余撰《二十史朔闰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书其元年，而书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致被抹煞也。”此外，《表微》还批评了在史书中因受“天命论”、“天人感应”说影响而记祥瑞或灾异的现象，告诫读史者勿受其惑，“此乃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读史者深知其意可焉”。
(二)论述文献考辨的方法，阐幽抉微，纠谬补缺，示人以范例。陈垣素以考据精确世无匹敌而闻名。《表微》的校勘篇、避讳篇、考证篇、辨误篇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方法的类例归纳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多年的考史经验，加以补充、升华，从而将历史考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书中可供后学取法之处集中于几个方面：
其一，论校勘之功用、校勘方法及应遵守的原则。“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这是陈垣论校勘功用的至理名言，他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所揭橥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四法”也成为现代校勘学必然遵循之不二法门；《表微》中，陈垣即以此四法示人以范例。首先，他指出四法之中对校法是校勘的基础，“校勘当先用对校法，然对校贵有佳本”，因而选择较好的版本作为对校本又是校勘的重要条件。校书“未得祖本之前，只可用他校”；胡三省校注《通鉴》，因原稿和《通鉴》诸本在兵荒马乱中散失，故胡氏所校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虽因胡氏功底深厚，其理校“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然此乃不得已而为之；陈垣认为，在校勘中仍是“他校费力而未必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
校书不仅“贵有佳本”，而且要多蓄异本。清人赵绍祖《通鉴注商》一书曾以为：《通鉴》卷八十七“晋怀帝永嘉五年”有“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一句，“江河”实不可解，应做“江山”；并以《晋书·王导传》为证，批评胡注未能校改，反做附会。陈垣指出，此校乃赵绍祖自误，《晋书·王导传》宋本作“江河”，故温公、身之本不误；赵氏读误本《晋书》，乃“株守一书，不讲求异本之过也”，“校书当蓄异本，岂可轻诬古人”！
校勘既要注意以祖本、佳本为校，就应讲究版本源流，才能真正地选出祖本、佳本。因此《表微》在论校勘要求时，也颇重视对版本源流的分析。如论身之校注《通鉴》所用版本时，就详细考察了《通鉴》的祖本及由一传至四传各本的刊刻源流，从而纠正了《铁琴铜剑楼书目》、《仪顾堂题跋》、光绪间胡元常《刻通鉴全书序》等对《通鉴》版本叙述的错误。此外，诸如强调校勘不得“任意将原文臆改”，批评清代校勘大家顾广圻妄改《通鉴》之例；强调校书要有“校勘常识”；强调校书不得妄补，“与其妄补，毋宁仍史阙文之为愈矣”，等等，皆为校勘学的要义和校勘工作必须谨守的原则。
其二，论避讳学为考史之用，考宋元避讳之史实。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制度，因此《表微》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也。”陈垣在作《表微》之前，已著有《史讳举例》详述中国避讳的历史，并介绍运用避讳学考史的种种方法。《表微》避讳篇说：“避讳与奉正朔相等，服则避，不服则不避，五代时其例特著。”陈垣举唐将王镕、王处直降后梁而避梁庙讳、南唐主李璟降后周而避后周高祖名讳等事例，说明可利用避讳考政治关系，这是在避讳学方法上对于《史讳举例》的补充。
在避讳篇，陈垣还考察了宋元的一些避讳制度，如指出胡三省虽熟谙避讳掌故，但在《音注》卷一开篇就把宋真宗和宋仁宗的名讳相混，“此以避讳为解释在第一卷而即误者”。又指出，胡三省及南宋不少学者以为“准”字的出现乃因避北宋丞相寇準的名讳，其实不然。“盖準、准自古通用，以为避讳改者固非……”。《表微》还考察了元朝避讳的情况，指出“因元诸帝名皆音译，无定字，故国讳不避，而家讳亦渐废弛”。与国讳不避、家讳废弛相反的现象是“官讳仍然重视”，这是元朝避讳史的一个特点。
其三，阐明历史考证的意义和地位，以具体例证论述历史考证要注意的要求和方法。《表微》在考证篇开宗明义地指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藐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这里表达了陈垣对考据学完整、准确和科学的看法。陈垣的史学是从总结继承中国古代史学，尤其是清代乾嘉史学入手的，他的治史论著也多以考证为主。他在给方豪的信中说到，“从前专注考证，服膺嘉定钱氏”。抗战以后，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治史不以考据为限。《表微》考证篇中既有对史学考证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不以考证“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反映了陈垣史学风格的发展和变化。
《表微》考证篇和辨误篇，通过具体史实的分析考辨，阐明了许多有关考据学的精义。如“考证贵能疑”、考证“当于细微处加意”、需“明书之不可尽信”，说明治史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明察秋毫，方能去伪存真。又如“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考证需“逐一根寻其出处”、“沿流溯源，究其首尾”，则强调考证要追寻史源，审明史料的源流关系、正误偏差，了解其可信之程度。又曰“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察，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考证不徒据书本”、“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考史注重数字”等等；从总体上讲，要求考证要参稽考核，多方验证，要兼顾书证、物证、理证，不能偏执一端。从具体而言，则要求善于从数字上发现问题，善于实地考察。这些都是考据学的金科玉律。
(三)阐述史学评论的地位和要义，同时揭示胡注蕴含的史学思想。《表微》的解释篇、评论篇、感慨篇、劝戒篇是将史学评论作为一种治史的方法来加以分析的。首先，陈垣认为，史论是史学的重要内容，不仅史书有论，史注也应有论。他举经注诸家、史注中著名的裴注，皆在注解中参以议论之例，说明“注中有论，由来尚矣”。史论的作用一方面在于“言为心声”，便于表达史家对于历史的看法，故“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后人能从史论中较为直接地了解史家的历史认识；另一方面能更好的表现史学“鉴古知今”、“彰往知来”的功用。
史论既是史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治史的重要方法，因此《表微》强调治史应并兼考据和议论，“务立大义”，“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表微》批评了轻视史论的倾向，说“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然而并非所有的史论都是空言，陈垣以北宋胡寅的《读史管见》和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为例，指出这样的史论著作“皆是代表一时言论，岂能概以空言视之”。他认为治史“以意言之，不专恃考据，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这是对史学评论在史学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以上分析不仅表明他既重考史又重论史的科学方法论，也反映他此期对于进一步发挥史学功能，为现实服务这一目标的重视。
陈垣认为胡注中的史学评论就很多，而且“每针对当时，以寓规讥，尤得以鉴名书之义”，发扬了史学鉴戒的作用。《表微》用大量篇幅恰如其分地阐发了胡三省寓于注文的“规讥”之意，准确揭示了胡氏的思想。这样的内容在“史事”十篇中最多，在“史法”十篇则于解释、评论、感慨、劝戒诸篇为多。《表微》指出胡注中所寓深意，如有感于元初汉儒的悲惨遭遇，“凡淮蜀士被俘者，皆没为奴”；有感于元兵攻城，“积死于城下者，皆宋人”，阐明了胡三省反对元兵滥杀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表微》述胡注叹比年襄阳之失守，“呜呼痛哉”！叹宋朝帝后受臣妾之辱，“呜呼痛哉”！斥宋末降敌之将臣“背父母之国，不念坟墓宗族，是反天性也”，表彰了胡三省的爱国情感和坚贞气节。《表微》表胡注责贾似道不引败为过；责宋儒“多大言而少成事”，终不能恢复中原；叹刘宋侈靡，而“我宋之将亡，其习俗亦如此”，反映了胡三省对宋亡历史原因的思考。
陈垣总结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用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提炼，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不断充实提高，《表微》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些突出贡献。牟润孙在高度评论《表微》的史学成就时说：“援庵先生由考据及西方汉学入手，也学了西洋方法，而终于回到通史以致用的中国传统史学路途上来。他早期研究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最后回到研究《资治通鉴》，讲传统政治史，讲传统史学方法，诚如向觉明所批评，援庵先生成了‘正果’。”③ (p76)
四、阐发深刻的史学思想
《表微》在陈垣的史著中议论最多，蕴含了陈垣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等丰富而深刻的史学思想。这是《表微》另一个重要的史学贡献。
(一)《表微》表达了对社会政治、民族与宗教的认识，以及有关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思想。这些有益于时务的史论，反映出陈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倡导经世致用、开展“有意义之史学”的追求。
在政治思想方面，陈垣主张为政之道要善用人才，“人各有能有不能”，“用违其材，则有三害：害其人，害其民，害其事”。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抓好农业历来是国之大政，因此《表微》说：“谷贱伤农，古有明训。”说明只有扶持农业，才能有国家的根本。除了用人、重农，《表微》还特别讨论了如何衡量一个政权的政治优劣的问题。《表微》认为：“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民心向背既是衡量政治优劣的标准，也是决定一个政权生存与否的重要因素。《表微》曰：“顺人心而为之，故非常之谋，有时亦可不败。”非常之谋即指一些超乎常规的做法。相反，不合民意则“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这充分说明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由于抗日军兴，为了服务现实，《表微》还针对国家政治中的边事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边事犹今言国际之事，息息与本国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④ 强调“安边之术，首在不贪不暴”；巩固边防在于“坚凝边民之心”，这说到底也是一个民心向背的问题。
《表微》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有不少分析。陈垣在书中多次阐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许多少数民族，在“隋唐混一后，涵容孕育”，“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皆与中原混而无别，“同为中国人矣”；宋元时期第二次民族融合又一次扩大了汉民族的规模，“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女真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因此“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固不必穿凿附会，各求其所自出也”。这是陈垣讲求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科学民族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问题，《表微》认为宗教之盛，盖因社会荒乱，人们“精神无所寄托，相率而遁于玄虚，势使然也”。宗教与政治、民族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其不可不顾虑及此”。如何对待历史的和现实的宗教，《表微》的观点有二，一是“信仰贵自由”，二是“尊此者固不必以抑彼为能也”，讲求信仰的自由和宗教的平等。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虽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但是宗教不能代替政治，《表微》说：“梁武帝之于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废政治，或于政治混而无别，遂以祸国。”书中批评了梁武帝、唐懿宗、宋徽宗等人因宗教而荒政之弊。
以史为鉴，史学不仅可以资鉴于政，史学还有益于陶冶情操和人生修养。《表微》有许多因史而发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议论，用于激励自己和启迪他人。比如《表微》指出“君子贵淡泊宁静”；人生戒贪，货利如水火，“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过剩，亦足为灾也”。个人修养的提高，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故《表微》曰，“人相习于善，则世风日上；相习于恶，则世风日下”；“人无自尊进取之心，则社会永无进化矣”。总之，《表微》对于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种种问题的阐析，是从史学中总结出社会、人生之至理，这不仅表现了陈垣的史学睿智，更说明他的史学已不局限于书斋中的考史，而是走出了书斋，以天下为己任，期望着民族的崛起和自强。
(二)《表微》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之处，是陈垣通过陈古证今、以古喻今所表达出来的抗日救国思想。这些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热爱祖国，激扬民族意识。全书开篇即借对“本朝”称呼的讨论，抒发民族的爱国思想。陈垣说：“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他在感慨篇里说：“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指出爱国思想是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固有的自觉意识，有了这种历久弥坚的爱国传统，中国人便宁死不当亡国奴，“谁愿为敌国之民哉！”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是民族意识，在中国，“民族意识，人皆有之”。“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凌，被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他在这里特别强调，民族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团结克敌的精神支柱。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国力日蹙、危机重重，然而“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国难当头之际，炎黄子孙自能坚凝一致，战胜顽敌。他在夷夏篇、边事篇中论古喻今，坚定地声明，“中国之分裂必不能久也”，“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
二是揭露日寇暴行，痛斥汉奸卖国。《表微》常借评论古代入侵中原的侵略者“生性残忍”、“又有民族之歧视”，喻指日寇的罪行，以激发国人同仇敌忾。比如，边事篇中分析侵略者掠物、掠人、掠地、掠国的四个步骤，意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解释篇中特申胡三省重言解释“屠城”之义，是为了让国人铭记日军南京屠城的罪恶。陈垣在书中还无情鞭挞历史上勾结外族、迫害同胞的民族败类，常以“人之恨之，不比同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语句痛斥汉奸。他还借古讽今，警告当时的汉奸说：“借外力以戕宗国，终必亡于外人。”
三是表彰抗敌忠臣，鼓舞抗日士气。《表微》在论史之中，特别注意表彰那些宁死不降、为国捐躯的忠臣和人民勇于反抗外敌的事例，用以昭示中华民族坚贞不屈、不畏强敌的光荣传统。其中如记述宋末湖南安抚史李芾据守潭州，与元兵激战三阅月，城破而全家殉国，“其义烈感人至深可想也”。又记宋末常州守将陈炤、胡应炎等人与常州共存亡，殉节后州人为他们立祠，“忠义之名，人所共爱也”。陈垣还借十六国时汉族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史事，引申发挥，指出“中国人虽爱和平，然不可凌暴之至于忍无可忍也”，表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又不畏强暴，敢于同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的决心。
四是呼唤中国的自强、民族的复兴。陈垣认为要免遭外敌侵凌，“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乘之机”。他在《表微》中论古证今，多次谈到国家自强的意义。在呼唤自强的同时，也批评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指出：“政治不修明，不能禁人之不窥伺。”“中国政治而腐败，又安能禁其不生蔑视之心耶！”应该说，《表微》中蕴含的抗日救国思想是很丰富的，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然仅从以上所述亦可看到陈垣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拳拳爱国心。
史学家白寿彝说：“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视的遗产。”③ (P7)这是经过深入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负责的推荐。《表微》无愧于这样高度的评价，它集中体现了陈垣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缜密睿智的思想，体现了陈垣史学发展的新高度；《表微》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时代感，反映了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因此它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名著。
注释：
①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重印后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②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③刘乃和.励耘书屋问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2.
④陈垣.通鉴胡注表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⑤宁海县志[M].卷二十.清光绪间刻本.
⑥刘知几.史通[M].卷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