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与未来的道路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评价标准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道路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9）02－0051－06
每个国家，正如每个时代一样，都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要探求新的答案。对3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总结，毫无疑问是为了探求新问题的新答案。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大国，但是如何评价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仍然充满争议。而对过去发展成就的评价关键看采用什么标准，站在哪个立场、哪个高度、哪个角度来评价，这会影响到评价坐标、评价对象、评价素材的选择，进而会影响对未来道路的展望。
一、评价标准
目前，中外关于中国改革的主流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这样四个（其中中国的两个，西方的两个）：
第一个评价标准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力标准，也是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过程评价指针，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本质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部分。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增长持续30年平均在9％以上，物质生产处于丰裕状态，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已经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大国，但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含量与知识产权自主水平不高，需要大力加强。
第二个评价标准是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准，即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标准兼具目标性和过程性，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的全面化，超越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性标准，主要针对中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提出，因此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三个标准是西方正统标准，即现代化国家标准——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这是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中形成的一种世界文化，被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派所接受。目前，中国中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于50％，尤其是企业化的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的自有率很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还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的政府民主和企业民主运行机制。因此，从这个标准看，中国的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水平都还需要持续快速提高。
第四个标准是新自由主义标准，即关于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标准。这一标准突出市场自由与社会民主，强调“大市场、小政府”，是近30年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形成的一种影响了很多国家改革的标准。目前，我国经济私有化水平从30年前的零起步到现在整体上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半壁江山，在县市一级民营经济已经占到80％以上；经济市场水平整体达到70％以上，其中商品市场达到95％以上，要素市场达到60％以上；经济全球化水平很高，是世界的生产、贸易与消费大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0％，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仅从这个理论标准衡量看，我国似乎已经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而现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广泛存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失灵现象，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重点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四个标准都过于宏大，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把握。因此，本文拟着眼于中国人的发展视角，从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视角看经济改革的成就与未来的道路。
二、改革的特征与成就
改革道路的总体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呈现为：渐进式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通过自主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充满波澜也很壮阔的尚未完成的发展历史过程。
改革路线与方式方法的选择特征：什么矛盾最突出就先改革那个最突出的，什么领域矛盾最尖锐就先改革那个最尖锐的。同时，改革往往是先在点上寻求突破，然后到线再到面。所以，改革呈现为“摸着石头过河”，先局部后全局，先双轨后统一，先试点后推广，先农村后城市，先价格后企业，先商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增量后存量，先经济后政府再政治；既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既有诱致性变迁也有强制性变迁。
改革中的经济资源配置变化特征：由行政力量主导配置资源转向由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配置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引导，以市场力量为基础，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并利用全球化实现了资源的全球配置。
改革中的社会整合方式：由行政整合逐渐向行政整合联合契约整合转变，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由一元统治向多元共治转变，由过度集权向集权与有限分权转变，由人治为主向加强法治转变、由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转变。
改革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特征：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尚未根本改变；所有制与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多元化。重点领域、关键性战略性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国家经济（国家所有制）为主，竞争性市场领域以民营经济（私有制）和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为主。收入分配呈现按要素收入分配、按劳动收入分配等多种分配格局，收入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式的不平衡格局。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恶化等交织在经济崛起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30年来，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一直是经济生产发展与政府改革的速度不能满足人民与企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民主需求。因此，中国解决这一矛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也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成绩。具体表现为：
社会机会的开放化与公民权利的获得：高考与受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公务员考试录取、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公民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国流动、多种所有制的发展与自主创业受鼓励，投资机会的多样化与选择余地的增加、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等等。
生活方式与质量的提升：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①。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从吃、穿、住、行到办公条件、卫生环境标准，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与人的自由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切身体会到了经济发展的果实。
交往方式的改进与生活生产效率的提高：交通（公路、铁路、民航）、通讯（电话、电视、互联网）与技术手段的极大改善与普及化，大大地增加了人们获得资讯的途径和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生活与工作的交往效率。
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革新：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得到全面确认，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技术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的提升：从10％不到提升到近40％。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竞争力：轻工业制成品产销量占世界出口的50％以上；按经营收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企业已有26家；世界10大银行中国占3席。
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地位：经济总量是世界第3大经济大国，但人均100名以后；是生产、贸易和消费超级大国，外汇储备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0％，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纵观30年的变化，中国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执政党的强有力领导，并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国家战略与政策，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被很好地贯彻执行，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思想的与时俱进、团结、高效和治国经验的不断提高，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思路被领导层一代一代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下来，以及中国人的勤奋、自强不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理念，都是中国30年来取得迅猛发展的关键。
三、未来的道路选择
（一）经济发展所处的条件性背景
1.现代化的初级后期阶段：政府改革滞后，官僚与企业领导主导社会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落实。
2.科学技术及产业化水平较低：科技专利与知识产权自主水平不高，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于50％②，尤其是企业化的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的自有率很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③。
3.工业化刚进入中期阶段：人均收入处于2000－3000美元水平，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经济生产发展与政府改革的速度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与民主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最为活跃，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出现递减趋势，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
4.城市化水平不高：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379万人，占44.9％，农村人口72570万人，占55.1％，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滞后于城市人口增长。
5.未富先老，失业人数很大：中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1.534亿，占人口比例11.6％，65岁以上人口1.0636亿，占人口比例的8.1％；在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超过1亿，占农村人口比例15％。与此同时，我国失业人数总量很大，新的就业岗位远远小于新增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数量，每年失业人口总量徘徊在几千万人。
6.居民收入差距很大④，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基尼系数大于0.45⑤，更主要的是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经超过了收入分配的差距，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0⑥，财富集中度很高，从全国总财产来看，最富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产的份额超过了40％，而最穷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产的份额不足1％，后者相当于前者的59倍，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3％的财产，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仅有2.80％的财产，处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边缘⑦。社会贫困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的相对贫困标准计算，我国大概有1.5—2.5亿人仍处于贫困状态。2007年末有5723万城镇与农村居民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健全。城乡差别在农村老人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城市里的很多老人目前都忙于健身养生，但是很多农村老人却是在贫病交加中挣扎。中国城市老年人有将近80％领取一定的退休养老金，但是领取类似退休养老金的农村人口还不到5％。
7.外向型导向与内源型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持续20多年的以市场、土地、优惠政策换技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现在已经到了调整的拐点。从生产与消费看，中国经济也出现明显的拐点：外向型制造业凋敝与工人、农民工失业，使工农群体消费能力下降；房市泡沫破灭与股市坍塌，导致企业与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购买力与消费欲望大幅降低；物价与工业品价格（CPI与PPI）持续上涨，使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加上新劳动法的出台时机选择不佳，企业成本持续攀升与开工不足，经济出现滞胀的系统性风险大大提高，尤其是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内需乏力，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了被迫改变的阶段。
8.“三过”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持续10多年的“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已经走到了尽头。缺乏有效监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形成过多的中间性耗损、资源浪费性投资恶性循环机制，而且造就了一波又一波的腐败分子，并正在形成权贵经济与裙带经济。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不仅催生房市、股市泡沫在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中破裂，而且催生物价结构性上涨，市场投机氛围盛行。外贸顺差过大部分源于没有弹性或灵活性的税收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致使偷税漏税骗税盛行。在“三过”持续发展的态势中，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权利残余结合在一起，政府行为扭曲和市场行为扭曲交织在一起，看似一种“病态社会”。
9.社会公正问题：政治身份、城乡身份、单位身份、所有制身份、户籍身份等都有所改变，但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掌权者阶层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因此，改革的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
10.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与环境承载问题：目前，粗放型增长方式仍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处于支配地位，我国正面临资源能源缺乏、环境恶化等瓶颈制约。我国1／4的国土面积缺水，1／10地区的水资源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国家建设所需的大宗支柱性矿产资源明显不足，同时，资源利用率低、消耗高、污染严重。目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美国的3倍，综合能源利用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20％，比不大发达国家还低10％。我国农业的油棉与工业所需的能源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过高。目前，我国大豆和食用油进口均已超过国内消费量的60％，棉花进口量相当于国内产量的一半以上，接近全球贸易的一半，工业所需的石油、铁、铜等大宗支柱性能源资源进口量相当于国内产量的50％以上，可以说，我国农业、工业发展已处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阶段。与此同时，经济粗放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了承载的极限。因此，资源能源缺乏、环境恶化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瓶颈。国家能源、资源、环境战略有待新的真实的转变，要向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国内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上来。
（二）未来的道路选择
21世纪的两大趋势：一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二是民主与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人类向自由王国飞奔。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合中国的时宜，无法准确回答中国目前的发展与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给新的问题、新的疑问做出符合时代和国情的回答，也即形成“中国学”⑧ 的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急需创立的时代课题，其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体系尤其迫切。
从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未来的改革道路要贯穿于农村和城市，包括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直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1.人的解放与民主法治秩序的完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有两套不同的规则：一套是纸面上的规则，一套是潜规则。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人民的各种法定权力与权利被各级政府和官员限制了。还权于民主要归还给人民生存权、弹劾权、申诉权、所有权、发展权和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让人民选任官员等等。此外，消除政治身份、城乡身份、单位身份、所有制身份、户籍身份等社会身份差别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社会基础。加强法治，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建设，是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所必需的条件保障。政府层级分权与管理的民主化与有序化：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法定权力的合理划分；政府管理经济的滞后、不到位、缺位、越位都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矫正。
2.知识的发展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增加投入，形成稳定的研发增长机制，提高知识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没有达到有关法规规定的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投入比例，研究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7，日本的1／13；从1991年到2000年，我国10年累计投入研究经费550亿美元，仅仅为美国同期的1／36，韩国的1／2。资料显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生产的手机不得不付出价格的20％、计算机价格的30％、程控数据机床价格的40％用以交纳专利费用。在精密仪器、工程机械、汽车、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依赖进口。因此，我国必须确立科技发明专利与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实贯彻执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战略目标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能力，通过科技创新和资源创造性转化提高经济发展资源条件的自主程度，通过各种经济工具的自由、创新和有序使用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推进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就是本国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
3.经济发展的内源式与外向型的统筹道路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吃、住、穿、行、健康、教育等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而要提高资源与要素的利用效率，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必须走以内源和内涵发展为主导的道路，就需要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产权、林地产权、海洋产权，知识产权、企业产权等），通过科技与管理创新，提高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同时，通过内涵与外向的统筹，提高我国经济和企业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
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中低收入人群（占80％）的比例过高，使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第一，初次分配制度改革要提高劳动者的所得，向工人和农民倾斜；二次分配制度改革要加大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制度改革要向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第二，加快收入分配透明度制度建设，使政府官员收入、企业领导收入、投资投机所得收入、垄断行业人员收入等透明化。第三，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局面也是当前必须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规范收入分配管理秩序，减少少数社会成员利用体制、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侵吞公有、集体所有、企业所有财产，偷税漏税，走私受贿，权钱交易，市场操纵以及制假贩假等方式牟取大量非法收入。
5.就业优先战略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中国改革的未来有什么问题急需解决，也许就业与保障是最迫切的眼前课题。因为就业与保障是民生之母，是稳定之源。因此，就业优先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稳定防护网。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全社会所期许的。
6.提高产品与环境安全推进生活质量的提升
产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与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中国不断暴露的食品安全问题、产品安全问题、工作安全问题与环境安全问题，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在心理和诚信上破坏市场经济的交换基础，削弱政府统治的民意基础。因此，加强加大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规制力度，全面加强微观领域的质量与安全检查监督制度、加大对环境危害的治理，是政府需要尽快推动的紧迫工作，这关系到民心向背与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
收稿日期：2008－11－14
注释：
① 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按当时汇率折合149美元，2007年上升为2640美元，30年增长了17倍。
②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到2020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③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全球15％的富国人口拥有世界上90％的技术创新成果。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和资源，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参见崔常法、徐明善主编：《高等讲坛：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大课题》，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343、353、355、624－625页。
④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城乡、地区、行业、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城乡差距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3∶1上升到2007年的3.3∶1。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服务、隐形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目前，我国居民收入群体分布呈“金字塔形”结构。据测算，2000年我国城乡中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家庭总户数的80％。近几年来，这一分布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⑤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以上（经济研究杂志），有的学者（胡鞍钢、国家发改委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在0.49甚至0.6以上。即便是按世界银行的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⑥ 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⑦ 波士顿咨询公司200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报告指出，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该报告还中预计，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报，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富人正变得更富。
⑧ 中国学是中华民族通过自己的体验与探究，融贯各种知识形成的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种种问题进行解读和阐释的一种学术思想体系，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世界思想体系之林。这个思想体系不是既成的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不是固定的，而是与时俱进发展着的，包容与开放是它的基本品格。
⑨ 即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据进入世界前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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