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2002年学术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年会论文,化与论文,学术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7月26-29日，中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02年学术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国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和雷洁琼先生分别给大会发来贺信。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开幕词中着重强调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次讲话对社会学发展的直接影响，认为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了社会学乃是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在闭幕式的发言中分析了当前的国家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提出了社会学在目前应着重研究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即：1.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2.社会结构问题；3.三农问题；4.城市化及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5.社会管理问题；6.社会安全与社会秩序问题；7.社会保障问题。陆学艺会长强调社会学是一门重实践重调查研究的学科，要重视调查研究，并认为应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1.理论与实践的关系；2.城市和农村的关系；3.规范的方法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径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研究员就“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筹备情况向与会代表作了介绍，引起了代表们的广泛关注。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全球化议题与社会学的研究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认为，社会学对全球化议题的研究兴趣实际上从古典社会学阶段就开始了，但在现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更多地关注民族国家、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状况直到当代社会学阶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在现在看来，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状态。当代全球社会学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现代社会学在研究层次、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上的种种局限性。漆思（吉林大学博士生）认为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转向，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只有从全球化的新语境出发，才能真切地把握现代性社会发展的范式变革与发展命运。崔凤（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展，这充分表现在交往主体、交往手段、交往范围、交往内容等多个方面。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全球化趋势，作为社会交往规则体系的制度，将呈现出一系列趋势，如人性化、民主化、全球化、法律化等。
2.全球化与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
周长城（武汉大学教授）通过对全球化时代新生贫困因素的分析及对中国扶贫问题的反思，认为中国贫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形势严峻。刘继同（北京大学博士）全面论述了全球化福利处境下主权国家福利政策的两难选择，分析了全球化福利处境下中国政府应采取的福利政策回应模式。认为，借鉴欧美国家在全球化福利处境下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欧共体统一市场建立过程中的社会政策模式，是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福利处境的基本性政策回应措施。但是政策回应和应对策略应立足地方化思考与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这意味着以地方化和特殊性措施来回应全球化和普遍性的问题。这个应对战略理论思想的精髓和实质是全球化思考与地方化执行，它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福利政策情况。
3.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赵定东（吉林大学）分析了中国国内区际分工的理论建构、现实基础及障碍根源。他认为，目前中国区际经济分区极不合理。要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所扩张，就必须发挥中国地大异质性强的优势，加大区际经济分工的力度，破除阻碍区际经济分工的一些人为因素，把中国经济整合为“拳头”经济。谭明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认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三农”问题更为紧迫，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而以“农业新技术推广机制和农业市场信息服务机制”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是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中介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形成区域专业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推进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企业化经营。
4.全球化与社会安全和稳定
田佑中（南京大学博士生）等分析了全球网络环境中社会风险的三种外部表现（泡沫陷阱、自由泛滥、信息伤害）及全球网络环境中社会风险的内在特征（开放性、系统性、创造性），提出了控制全球网络环境中社会风险的社会、经济、文化对策，即建立网络风险预警系统、鼠标＋水泥的经营模式、建构健康的反思与批评机制。关鹏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认为，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看，“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的底层，不仅存在着，而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社会实施着各种积极和消极的“社会报复”，使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现代政府有必要、也有责任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体制，确保功能性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侵害，同时要不断创造条件，优化社会结构，消除结构性弱势群体。有必要确立一个基本观念：帮助弱势群体就是帮助强势群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孙秋云（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认为，当前在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意的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尤其是民间精英的个人魅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上，表现为：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日益彰显、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淡。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1.社会转型期的群体关系
陈群（武汉大学）探讨了中国转型期的劳资关系，他认为，引进集体谈判机制是建构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全球化的新型劳资关系的有效举措。集体谈判是一个劳资双方进行沟通的理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资双方用共同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的冲突。有规则的理性的集体谈判会带来双赢结局。董之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了代际关系协调问题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阐述了强化代际间合理的经济保障意识、代际间平等的社会参与互动意识和社区互动服务意识的观点。
2.社会分层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张宛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编审）对现阶段中国的中间阶层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并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白领阶层”既是如此。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中间阶层”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且内部已显出上、中、下三层的分化形态。但“中间阶层”的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楚，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资源重新聚敛及社会分化过程，有可能撕裂“中间阶层”，或使之重蹈20、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机会结构的平等化效应，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定型力量。
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
尹海洁（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认为，我国进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将造成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这将会使农村释放出大量过剩劳动力。但信息化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低。为使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适应未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为增加社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应大力发展教育并放手发展第三部门。刘宝驹（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探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问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都只可能按市场化配置，而其导致的后果即是不能充分就业。对此，他提出了“发展中等城市，以工业为主导、促进服务业发展及形成金字塔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对策。
4.社区建设与发展
叶南客（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试图阐明一种新发展理念，即一个完整科学的城市生态发展，必须是在较广泛意义上进行的都市圈和生态圈的双重规划管理。他认为，从全球生态学的角度看，作为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区域系统，城市和周边的农村集镇及其他城镇构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互动辐射都市圈层或城市地带。对城市生态的管理必须从整个都市圈区域进行规划管理。同时，在城市生态系统循环中，生态发展的管理也不能仅限于对环境要素的单一管理，必须将环境循环圈和人口、资源以及经济循环圈作协调统一的整合控制。蔡一民（福建省漳州市政府地方志编委会）认为，小城镇城市化模式不适应21世纪区域经济全球化、全国化的大环境。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过渡性区域城市化模式，小城镇城市化模式作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但这一区域城市化模式的继续，将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我国作为一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空间系统整体因“小城镇”的空间分隔（离）化而无法产生应有的整体性正效应。因此，区域空间大规模集聚——个性化大中小城市群模式应是区域城市化模式的首要选择。高鉴国（山东大学教授）等对中国社区居民组织（以居委会为主要分析单位）进行了类型解释，提出了以居民自治为导向的改革目标。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西部大开发
1.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
童星（南京大学教授）等人比较了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以及开发主体，发现美国西部开发具有绝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可以任意进行制度建构的国内经济环境和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开发主体；而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都是既定的，国家长期扮演着惟一的开发主体角色。因此，我国西部开发将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刘敏（甘肃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总结西北开发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循环二转换三协调”的低代价开发理论。“一循环”，指在开发行为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系统内部实现开发要素的良性循环；“二转换”是指作为开发基础的资源系统的转换与开发动力转换；“三协调”则是指开发目标与社会主体的多层次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相协调，开发规模与资源容量及其循环替代相协调，开发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协调。同时，要实现低代价开发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相关配套机制，如开发代价与效益的评估机制和指标体系、开发政策的负效应监控机制、开发过程中开发效益的反馈机制及开发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等等。王彦斌（云南大学教授）等通过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村寨生活方式的调查，分析了“贫困文化”的问题，认为“贫困文化”的根源在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外发的，具有强制性特点。因此，内源发展的思路对于消除贫困文化的影响将有积极的作用。
2.西部开发与文化多样性
李秋洪（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是双向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是两个并存的趋势；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如果拒绝吸纳强势文化只能使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更难以改变。刘光宁（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认为扩展共同话语范围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文化路径。在中国西部地区，以地方话语形式表现出的多元文化，其深层意义是不同族群不同社区所具有的历史记忆。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话语，如果无视这些历史记忆，就很难在西部各族群各地域文化间找到共同话语形式，只会导致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冲突。市场制度是由国家推行的，市场话语就其深层意义上讲也是国家话语。在中国，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冲突由来已久。西部大开发要想成功实施，必须在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间努力扩展共同范围。这也是将西部乡村社会纳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3.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肖先治（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生态环保”是西部大开发中的沉重话题。面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应对措施。朱玉坤（青海社科院研究员）认为，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突出的是城乡间和东西部之间的环境不公。而环境不公的实质是社会不公；环境不公与社会不公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他提出，我国东西部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战略地位和生态屏障的重要地位，在东西部两个大局的和谐发展中可互济互利，共兴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