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顺[1]2003年在《基于3R理论的城市能源供应分析》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演进过程不断加快，能源消耗逐渐向城市集中，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能源供应规划，实现能源利用的生态化、节约化和可再生化，对于提高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在综述国内外能源形势和已有能源供应模型的基础上，从循环经济和能源供应的基本规律出发，阐述了能源供应链生态化改造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对城市能源类型的判定，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能源依赖型城市，并对国内八个典型能源依赖型城市做了对比；再次，运用归纳的方法构建出城市能源系统的ISM模型，改造传统的MARKAL模型，建立城市能源生态供应的概念模型，并对模型的各个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实施城市生态化改造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李珀松[2]2010年在《基于能源“脱钩”理论的城市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内容复杂,城市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其中基础而又关键的一环。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但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必然要向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轨道回归,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城市发展将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推进阶段。然而,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却面临着人口基数大、生态环境脆弱以及能源资源短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城市发展规划作为推动、指导城市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涉及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而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生产技术水平、人口发展等因素,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城市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全局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随着国家能源战略的全面转型,节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发展规划SEA理应肩负起加强宏观调控、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确保可持续的能源战略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得以贯彻的历史任务。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规划SEA的实践距离国家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当前,我国规划环评工作既面临着国内巨大的能源需求压力,又有源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促使城市发展规划SEA对内需要扮演好节能减排重要推手的角色,对外则需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融入全新的低碳经济理念。然而,国内以往的城市发展规划SEA实践还存在着重视生态环境要素而轻视能源资源要素,重视相对“脱钩”而轻视绝对“脱钩”,重视能源供应侧的保障能力而较少反映城市能源需求侧的节能诉求等问题。通过融入能源“脱钩”理论,在现有SEA框架内设置产业发展与节能专题,可以很好的弥补现有城市发展规划SEA在理论、内涵与内容方面存在的缺陷。在对能源“脱钩”理论融入城市发展规划SEA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本文明确了基于能源“脱钩”理论的城市发展规划SEA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脱钩”理论、循环经济理论、节能基础理论、能源经济学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城市能源可持续利用是基于能源“脱钩”理论的城市发展规划SEA研究的最根本目标,“脱钩”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生态城市是城市实现能源消费减物质化的重要发展模式,能源经济学理论则为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方法支持。本文详细地阐释了城市发展规划与城市化相互关系,对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能源资源配置方式及居民生活方式等规划要素的变化对于能源需求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对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一次能源消费量以及传统化石能源消费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EKC假说并非普遍存在。从长期来看,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然而,韩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产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跨越式演进以及实施有力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可以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实现能源消费的相对“脱钩”,并进而实现绝对“脱钩”。这对于在这一目标下,我国城市未来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关产业能源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基于微观、中观、宏观相结合、“自下而上”的逻辑思路,提出了以约束性节能目标为刚性约束、以能源消费绝对“脱钩”为柔性约束的产业发展与节能专题的评价技术路线,并就指数分解、部门分析、情景分析等技术方法在各环节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能源“脱钩”理论融入城市发展规划SEA的分析框架。在本文最后,对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环境评价进行了实例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内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严格要求高耗能产品清洁生产水平,滨海新区完全可以实现201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在此基础上,严格控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滨海新区一次能源与化石能源消费曲线在远期会出现拐点。其中,化石能源消费量可以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实现与经济增长绝对“脱钩”。实证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能源“脱钩”理论的城市发展规划SEA的技术路线、内容框架与技术方法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路超君[3]2016年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阶段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城市承载了人类的各项生产和生活活动,消耗大量的碳基能源,成为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对气候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因此,城市作为碳排放管理的主战场,成为了低碳研究的热点。尽管"低碳城市"的理念出现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是城市对于碳基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从城市发展最初就开始了,因此,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研究低碳城市发展的时空规律,不仅仅是对城市发展阶段理论的补充,更是对低碳城市理论完善。目前,低碳城市的研究从理论到核算方法以及具体的低碳城市实践,从宏观到微观,涉及面广,研究方法多样。然而,缺乏一条理论主线将上述研究内容衔接起来,这正是本文进行低碳城市发展阶段研究的目标。低碳城市发展阶段研究将进一步揭示城市低碳发展规律,低碳城市发展阶段的判定,是低碳理论中一个基础的、核心的问题,科学判断城市所处的低碳发展阶段,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路径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中国城市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各异,在低碳城市建设中更需要考虑发展阶段的差异。本文从低碳视角研究城市生命周期规律,从理论层面研究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规律和展阶段,深入剖析各个发展阶段特征和驱动力,构建解释结构模型,解析影响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规模因素、结构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城市碳排放时空分异,研判了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阶段,并通过情景分析与预测,提出能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碳基能源的需求,提出低碳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方式,以及各阶段的发展特征。按照城市碳排放经历了"低排放-高排放-低排放"的倒U型演变趋势,低碳城市可划分为初级阶段、成长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碳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并平稳上升,成长阶段,碳排放量先升后降;高级阶段,城市碳排放量在经历了第二阶段快速下降后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其中,成长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叁个阶段:急速上升阶段,城市扩张,人口迅速集聚,工业部门蓬勃发展,使碳基能源密集使用,碳排放量急速上升;锁定阶段,城市在这个阶段仍将依赖高碳能源或发展高碳产业,尽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度脱钩,但受技术和制度等影响,城市碳排放减速上升,直至碳排放拐点出现,这个阶段城市处于碳锁定状态;解锁阶段,即城市碳排放量峰值被突破,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2)通过对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分析中国城市碳排放时空分异特征。首先,城市碳排放量特征,城市碳排放量随时间显着提高。高碳排放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叁角洲地区、珠江叁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等优化开发区域,以及冀中南地区、中原经济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等重点开发区域,以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广州、武汉、郑州等大型城市位核心的区域。较高碳排放类型城市、较低碳排放类型城市和低碳排放类型城市这叁类城市分别分布在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中高碳排放类型城市的周边,呈现出四类型城市交错分布的特征。第二,城市碳排放强度特征,城市碳排放强度随时间呈下降趋势,高碳排放强度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宁夏沿黄经济区、中原经济区以及北部湾地区。较高碳排放强度类型城市范围也逐年缩小,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及江淮地区。高碳排放强度城市、较高碳排放强度城市、较低碳排放强度城市和低碳排放强度城市呈现出跳跃分布的特征。第叁,城市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城市人均碳排放量高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碳排放量分布由2003年的较低/低人均碳排放类型为主,演变为2014年以高/较高人均碳排放类型城市为主,尤其沿海地区城市人均碳排放量演变迅速。第四,城市地均碳排放量,随时间以上升为主,高地均碳排放城市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地区、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江淮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长江叁角洲地区、珠江叁角洲地区等地区城市。由于城市市辖区面积近11年来无明显调整,因此,地均碳排放量空间分布基本保持稳定。第五,脱钩指数类型分布随时间波动变化不规则。(3)依据本文提出的低碳城市发展阶段和各阶段特征,研判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根据低碳城市发展阶段特征,从碳排放量指标来看,285个城市碳排放量都处于上升期,据此可以判断285个城市都处于成长阶段(Ⅱ),其中70个城市处在急速上升阶段(Ⅲ),215个城市处于锁定阶段(Ⅱ2)。我国正在开展低碳试点的城市中,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其他城市处于锁定阶段,开展试点工作有助于城市突破碳锁定,到达碳排放拐点。石家庄市、南平市、延安市和金昌市处在了急速上升阶段,开展试点工作,将有助于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机会缩短碳锁定阶段的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同时间段能源强度、人均GDP和人口对城市碳排放的驱动力作用不同。总体来说,能源强度、人均GDP对城市碳排放的驱动力大于人口,人均GDP对城市城市碳排放驱动力是叁者之首,人口是叁者中影响城市碳排放最弱的因素。不同城市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有很大的差别,大部分城市主要受人均GDP驱动,能源强度和人口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城市碳排放起到驱动作用。(4)构建中国低碳城市影响因素ISM模型,分析挖掘19个影响因素间的关联特性。19个影响因素分布在5级递阶结构的各个层级,不同层级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独立,"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是影响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层级越高,对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程度越高。第一层级包括土地利用水平、能源利用效率、消费模式、城市交通、城市建筑,因素间互相独立,这一层级影响因素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表层因素。第二层级影响因素为公众,即公众对低碳城市的认知度、关注度和参与度会改变自身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城市的碳排放。第叁层级包括了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低碳战略和规划、低碳规制、低碳宣传和教育、碳排放市场、企业、城市类型等10个因素,因素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构成回路,且对第一和第二层级的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第四层级包括城市碳排放统计,它对第一、第二和第叁层级中的因素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关系。第五层级包括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两个因素,两者彼此作用,该层级正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深层因素,即关键因素。(5)能源环境约束下对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碳排放量情景分析,预测城市碳排放拐点,提出不同情景下城市低碳发展策略。首先,在基准情景下,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量拐点出现在2040年以后;在能源约束情景下,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量拐点出现在2030年～2040年之间;在环境约束情景下,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量拐点出现在2020～2030年之间。环境约束情景下,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拐点最早出现,因此,采取协同控制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防控。通过分析城市大气污染防治与城市低碳发展的协同效应,从技术和政策以及城市不同部门提出城市低碳发展协同控制策略。(6)通过综合分析城市类型、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研究提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低碳发展路径。处在急速上升阶段的城市,根据城市类型的不同,提出综合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及旅游型城市的低碳发展路径。处在碳锁定阶段的城市,提出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低碳发展路径,优化开发区城市实现能源节约,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提高人口红利;重点开发区城市高效利用能源,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限制开发区应城市降低能源消费,发展特色产业,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禁止开发区城市禁止任何污染类能源消费,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无污染能源(新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天然永续。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为:(1)基于发展阶段理论对低碳城市发展阶段进行探讨,提出低碳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分析城市低碳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驱动力,揭示低碳城市发展阶段决定城市发展路径的作用过程,研判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处的低碳发展阶段和主要驱动因素,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和协同控制策略,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市的低碳发展路径。(2)构建中国低碳城市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划分影响因素层级,绘制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图,厘清了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间的层级和递阶关系,识别影响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沈丽娜[4]2013年在《基于物能代谢的城市生态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日渐增多,人口密度日趋增加,在这样一个人口高度集中,人工建成环境为主导的现代城市中,人们从大自然中摄取的能源和材料越来越多,向自然生态系统中排放的废物远超过其负荷承载能力,致使城市周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城市生态系统代谢失衡。本文试图从城市物能代谢研究入手,通过城市物质和能量代谢过程和机理分析,寻求城市物质流和能量流的生态化途径,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依据。本文在国内外城市物质流、能量流的发展动态和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参照欧盟统计局《物质流账户及指标—方法导则》和国际能流图,构建了中观层面的城市物质流、能量流分析框架;提出了城市物质流、能量流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以西安为例进行了西安市2001—2010年物质流和2011年能量流分析,绘制了西安市2010年物质流全景和2011年能流图;开展了西安市2001—2010年物质流生态化和2011年能量流生态化评价；最后从城市规划角度探讨了西安市生态化建设的途径和对策。具体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物质流分析。构建了适合城市层面的物质流分析框架以及核算指标。对西安2001～2010年的物质流进行初步分析,绘制了西安市物质流的全景图。并从资源投入量、污染物排放量、物质消耗强度、污染物排放强度、物质生产力、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七个方面对西安市物质流进行分析,得出西安市近十年来物质流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西安市近十年来。物质消耗强度不断加快,污染物排放强度稳步增加。(2)城市能量流分析。本文研究了城市能流图的绘制,在此基础上对西安市2011年能源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计算和研究,绘制出西安市2011年能源平衡表和西安市能源流动图,并且通过能流图分析西安市能源利用现状,首先,西安市能源消费以煤炭和石油为主,可持续能源利用较少；其次,西安四大能源消费终端(民商和交通47%、工业占31%、交通运输占20%)消耗能源量多,利用效率低；最后从减少工业、民用商用和交通运输能耗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从而为基于能量流动角度建设西安生态城市提出新的可参考方法。(3)城市物质生态化研究。在物质流组成与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口一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依据物质流生态化方案提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群组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城市物质流生态化建设指标体系。对西安市2001～2010年物质流生态化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西安市物质生态化健康发展；最后,提出了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生物物质、金属矿物、工业矿物、建筑材料、污染物等的生态化途径与方法。(4)城市能量生态化研究。通过西安市能量流动图的分析研究,建立了城市能源供应、能源加工转换、终端消费部门和终端用能效率为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对西安市的能流角度城市生态化建设进行了综合评分,得出结论西安市属于能流角度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后期准备阶段。指出了西安市能量流动中存在能源结构不合理,可持续能源开发利用度低,能源的利用效率低等问题。提出了城市能源供应体制生态化、供热供电生态化、能源副产品资源化利用、能源利用生态化四个方面的能源生态化途径与方法。(5)结合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城市空间生态化研究。按照输入(资源)和输出(废物)都最小化的原则提出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循环系统。从能量流动的角度提出了西安在城市生态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完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优化土地利用模式；完善空间景观格局；对城市余气余热的回收利用、中水循环使用：大力发展节能建筑。从物质流动的角度提出了西安城市生态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对城市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产业集群生态化,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能量的浪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观念。
臧漫丹[5]2006年在《城市循环经济的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目前许多城市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仍然沿袭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往往取得效果不理想。这是因为传统思维模式无法回避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限。本文认为,依据现代治理理论,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引进第叁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城市管理框架,并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公众组织叁套工具,建立针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叁类主体,针对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不同领域,针对输入端、过程中、输出端,包括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在内的综合性政策体系。这是发展城市循环经济的重要保证。 本文从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学出发,对城市循环经济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和思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路径和行动领域;运用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理论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应用于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的治理主体和相应的政策矩阵;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其评价了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通过预测上海市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倍数4战略,并依据治理理论建立了3P+3R+3I政策体系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上海市土地、能源和水等重要物质流领域。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一,不同于目前研究城市循环经济的常规路径,本文从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出发,应用参与式治理、民营化等概念工具,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化主体组成的城市循环经济管理框架。第二,不同于以往以单一规制性政策为主的治理环境污染的政策思路,本文构建了针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叁类主体,针对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不同领域,针对物质流输入端、过程中、输出端叁个阶段,包括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在内的综合性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第叁,应用本文的主要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充分研究上海市有关情况,运用情景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倍数4战略,并构建了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叁主体、叁过程、叁政策的全方位政策矩阵(即3P+3R+3I模型)。为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张宁, 戴大双, 谢猛[6]2007年在《城市能源供应的生态化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文章针对城市能源供应的现状,以循环经济理论的3R原则为指导,从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减量化利用、能源循环利用叁个准则层面构建城市能源供应的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权重和量纲及评价方法进行分析。
刘毅[7]2011年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评价及其路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以资源的“高开采、高投入、高消耗”来换取经济的高增长,同时附带产生“高浪费、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几近枯竭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这一背景下,循环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的一种闭环物质流动型经济,即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从而达到“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的目的。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组成元素的区域经济,已经成为目前乃至未来影响经济全局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组成单元,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着国家战略体系的实施与完善。本文正是从以上角度出发,立足于研究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定量的角度对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做出准确的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动态考察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从中挖掘出其路径演进的规律,并根据此规律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以期能够对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本文首先对区域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做了非常详细的综述,分别以“区域”、“循环经济”、“区域循环经济”为对象系统梳理和总结了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为全文的论述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对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构建了区域循环经济系统及其概念模型,并对其组成要素、功能与特征等依次做了介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区域循环经济系统发展的动力及制约因素,明确了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生态支持力、经济发展力、社会稳定力等;而制约因素则主要来自于区域内生态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政策制度、技术实力、公众生态意识等。然后从农业循环模式、工业循环模式、生态服务业模式、废弃物资源化产业等角度论述了区域循环经济的产业层面,并以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为例,列举了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再次,系统阐述了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评价过程。在简要的概述了评价的目的与意义、评价的性质、评价的研究现状等基础上,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现有研究文献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指标筛选与确定的相关原则,构建了具有多层次、多指标结构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与阐述。在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时采用了“AHP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综合赋权法,使得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在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时,创新性的选用了TOPSIS法,使得评价的过程更加简洁精确。接着,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这是本文最大的创新点,通过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演进模型”,对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演进情况进行了动态考察,通过模型空间点在某段时间序列上运行轨迹的变化,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演进过程进行了真实的模拟,并从中找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演进的规律,进而对区域循环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最后,以天津滨海新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过程在介绍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基本情况、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基础上,对天津滨海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基于TOPSIS法的综合评价;接着,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演进模型对天津滨海新区循环经济发展演进的路径做了分析,并从中提炼出其发展演进的规律,基于此规律对滨海新区循环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预测,并针对滨海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王红征[8]2012年在《中国循环经济的运行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在经济高速成长重要阶段的中国，每一个举动都与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西方世界的崛起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消耗世界资源的80%以及污染环境为条件的。如今，同样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也要“崛起”，那么按照西方经验，中国也一定要争夺世界资源和污染环境。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4%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在西方，上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上升为主流学派。它们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以获取资本高额利润为目标、以不惜牺牲人类利益和自然环境为手段的生产方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经济发展初始期就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已经造成的问题“埋单”。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硫压缩了未来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排放空间，使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困难。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一直在把污染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发展不仅付出了巨大环境成本和廉价劳动力，还付出了巨大经济成本和高昂的金融外汇成本。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状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难以为继了；低成本出口战略和以低端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难以继续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国内市场发展不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难以为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投入多、产出少；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投资需求膨胀，经常造成总量失衡……。可以肯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上选择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相结合的指导模式，从而实现了从节约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到构建“循环型社会”的飞跃；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上选择了资源节约的指导模式，从而实现了从单纯的环境卫生措施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战略转变，并用循环经济指导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建设；美国发展循环经济选择了重视环保的指导模式。因此，必须坚持从基本国情，在坚持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成果，创新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构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作为科学的发展观，它揭示了循环经济研究者至今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自然、人类自身、人类活动、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地揭示了人类活动、劳动、活劳动、人类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循环经济学科学阐释人类活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循环经济理论框架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逻辑方法。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革命同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思路。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模式。资本循环就是资本运动的基本形式。产业资本循环是各种形式的资本循环中惟一能够直接承载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关系的资本形式。第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永恒方式；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借助世界市场网络将其内部矛盾外溢，不仅造成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矛盾而且造成整个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与矛盾；③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些至今依然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纽结。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集中，认识以人为本，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方法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发展循环经济，实际就是在走用生态文明、信息化引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发展道路。笔者认为，不管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也不管我国保增长、促进就业、稳定物价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摆在世界和中国面前最大的危机依然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借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实现低碳、增长目标是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机理进行了较系统梳理；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借鉴前人观点，尝试构建我国循环经济的航天发展模式，提出动脉产业生态化模式、静脉产业资源化模式，并对此进行了延伸分析。1.我国整个经济系统就像一个航天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像主推进器，动脉产业生态化和静脉产业资源化就像航天器的二个助推器，实施的途径就像助推器与船体的连接机构，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就像航天器的运行轨道。2.动脉产业生态化模式。从企业层面、园区层面和社会层面系统阐述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的实施途径。3.静脉产业资源化模式。借鉴德国经验提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和废旧家电回收再利用体系。4.从科学发展观入手，提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推进措施。未来中国时刻都要清醒：当代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它既是占总人口20%的西方人在占有全球80%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了工业化的世界，又是80%的人在占有20%资源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世界，还是当代80%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和全球100%人民的子孙无法进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吴妤[9]2005年在《生态与循环型城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人类社会,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不断集中,使得自然界的财富被索取得越来越多,随之投向周围的废弃物也与日俱增。尤其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导致“生态危机”逐步加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局部地区社会动荡,迫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并努力寻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为此,人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一系列富有启发和很有意义的观点和思想,以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与此同时,城镇(市)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任何农业大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它不仅是地域空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经济、社会内涵与结构的更新。当前,我国政府把“实施城镇化战略”作为“十五”计划内容之一,这是在综合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战略性选择,但在城镇(市)化的实践中却遇到了一系列主要来自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与挑战。可见,21 世纪我国城镇(市)化进程的主流应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文明、和谐、高效的城镇(市)。 为此,本文提出建立生态与循环型城镇作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并围绕这一观点进行理论与方法的深入探讨。所谓生态与循环型城镇,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和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循环经济方法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非线性生产模式的产业循环系统,基础设施系统以及生态保障系统,以及生态高效的产业、协调的管理体制和景观适宜的环境的城镇。其最显着的特征是: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日趋有序的城镇循环产业体系。 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导论,概述了全文的主要思想和内容。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目的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篇章结构等内容。第二章,生态与循环型城镇的相关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城市理论;第叁章,城市化规律与我国的城镇化实践,论述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结合城市化规律提出我国大规模发展小城镇的意义和目标;第四章,生态与循环型城镇概念的提出,阐述解决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城镇(市)化的矛盾的根本性出路在于建立生态与循环型城镇;第五章,生态与循
王珞珈[10]2016年在《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及其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沿袭了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机械主义导向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结果必然导致诸如城市蔓延、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西方国家已经在近几十年逐渐转型走上了相对集中的城市化发展之路,但我国还没有全面的觉醒,国内城市空间发展几乎都有连片高密度扩展的趋势。生态城市是可持续思想在城市领域的具体化,它强调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目前,由于对生态城市认识的不足,以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国内外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因此,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客观需要,对解决城市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运用生态学有关原理,引入城市空间文本的概念,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为城市地理学在城市空间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本定义的生态城市是广义生态城市的概念,它不局限于某一类城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方法论,是从生态化的角度来思索城市空间组织的应有之义,它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界线和行政范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是不断经历各个中间状态的动态过程,更着重强调城市向生态化发展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与模式。也就是说,任何城市都有发展成为生态城市的潜力,只是发展水平和所处的阶段不同。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法、逻辑论证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社会调查等方法,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城市空间属于广义文本的范畴随着文本概念的扩展,文本已经属于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城市空间是具有人文性质的具体研究对象,与文本一样通过外在形式传达内在的意义,城市空间在本质特质上与文本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具有自身的整体性、内部的结构性和外部环境的开放性等特征,因此城市空间属于文本下一层级的概念,可以纳入到“文本”的范畴,是可以进行阅读的广义文本,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2)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理论构建(1)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具有与文本“言—象—意”类似的表意结构,从内向外依次是“空间结构层”,是城市空间结构外在的物理表现;“空间功能层”,表现为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空间价值层”,是推动城市空间发展的人文动力的集合。(2)生态城市空间系统是“空间结构—空间功能—空间价值”的辩证统一体,表现为在城市主体文化观和价值观影响下,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功能的互适。(3)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的模式与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必须能有效应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满足不同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需要,这里的模式并不是指一种万能的模式,而是能充分体现城市环境特色,有效组织生产和生活,并能集中反映城市居民普遍愿望和共同需求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2)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包括宏观层面区域生态空间格局和中观层面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生态城市空间结构评价构成体系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性、城市用地合理性、综合交通绿色化、社会服务均衡性和市政设施便捷性,研究建立了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的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武汉和珠海市为例,评价了叁个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结果显示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4)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的模式与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功能模式也不是一种万能的模式,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选择城市空间的主导功能,只要能体现和呼吁时代、地方和文化的特色,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需求,为人们提供方便的空间功能模式,都是生态城市所追求的目标,包括文化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包容型城市、特色城市、信息城市,以及经济主导型城市、社会服务主导型城市和环境主导型城市等。(2)生态城市空间功能评价的内容包括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城市空间功能对外服务能力和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以兰州、武汉和珠海市为例,对这叁个城市进行了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客观和主观评价,结果显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5)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的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价值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和世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2)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评价构成体系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观、生态发展观、生态出行观、生态消费观和生态社会观。研究构建了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武汉和珠海为研究对象,评价了叁个城市居民的生态价值观。(3)生态城市倡导的是一种最大限度摆脱物性,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体现对其他人和非人生命的尊重,这样一种全面而有意义的生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文明始于心、生态践于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新的人文精神的塑造,更应该是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所在。(6)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方法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和发展评价应该同时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功能和城市空间价值这叁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层层递进的关系,每一个子系统都可以进行单独的研究,但是终归要进行整合研究,因为没有一个子系统能够既不影响其他系统的发展,又不受其他系统的影响,最终叁个子系统的内容框架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7)兰州、珠海、武汉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珠海城市空间结构组织比较合理,城市居民生态自觉意识较好,但是要想促进城市空间的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克服空间与距离上的阻隔,与区域其他城市保持多样的空间联系,形成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格局。兰州市和武汉市不仅要开放城市空间格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积极了解市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优化城市内部各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组合方式,加强生态城市的宣传力度,培养市民的生态意识,最终形成“生态城市,共建共享”的城市文化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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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评价及其路径演进研究[D]. 刘毅. 天津大学. 2011
[8]. 中国循环经济的运行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D]. 王红征. 河南大学. 2012
[9]. 生态与循环型城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吴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10]. 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及其评价研究[D]. 王珞珈. 兰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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