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镜像：哈莱特183号，“纽约时报”中国首席记者；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_纽约时报论文

民国镜像：《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183;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雷论文,纽约时报论文,镜像论文,民国论文,班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形象远播世界的历史。晚清以降，在与世界不同国家的频繁交往中，通过社会各色力量的参与，中国形象在继承和颠覆传统认知的过程中开始获得新的认同。此间，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通过他们各自多样化的职业实践，一跃成为中国形象构建过程中的核心单元，促生了民国时期中国之媒介镜像并对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传播。

      美国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肇始于18世纪，参与者众多，文本类型多样，并历经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历史地看，专业性的美国对华报道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的中国报道还远未形成气候和规模，正如库伯（Cooper）所言：“在整个19世纪，完全持孤立主义态度的美国并未意识到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大体而言，美国人惟一获得的国外新闻来自美联社……而美联社提供的惟一的国外新闻则来自路透社领导垄断的欧洲新闻通讯联盟。”[1]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的四家主要报社开始形成驻外记者群体之时，美国的涉华报道才真正发展起来。[2]

      以《纽约时报》为例，它的涉华报道从19世纪中叶萌芽开始历时150余年，几乎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同步。诚如郑曦原先生所言，该报的中国报道不仅篇幅巨大、时间连续，而且视角非常完整，堪称“跨世纪追踪报道”[3]，因此该报已经成为考察美国社会如何建构和传播美式“中国观”的重要范本。而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纽约时报》上的中国报道逐渐呈现为驻华记者们的职业新闻作品，个人印记清晰，这些个性独特的报道构成了美国主流新闻业生产和传播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和形象的重要来源。

      一、哈雷特·阿班（Hallett E.Abend）是谁？

      1936年，题名为《阿班是一名首席记者》的文章刊登在同年8月的《纽约时报》上，该文写道：“时年51岁的阿班先生祖籍德国，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过三年，在校期间发表过三小卷诗歌并为校刊撰写了不少文章。后来，他去了华盛顿的斯波坎市，并在那里的地方报纸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之后，阿班去了博伊西，并在那里的《爱德华政治家》当了4年的执行编辑，其后他供职于《洛杉矶时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的城市版编辑。再后来阿班又转去了檀香山的报社工作，离开那里之后，他去往中国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4]1926年春，在美国当过记者和编辑的阿班只身来到了中国，并于1927年受聘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负责管理《纽约时报》的全部中国报道，于1940年底返美。阿班在华前后共计15年，为时报工作整14年，其间发表了千余篇的中国报道，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中国上海的知名美国记者。

      上海出版资格最老的著名周刊《密勒氏评论》（Millard′s Review）的主编J·B·鲍威尔（John B·Powell）曾经说：“哈雷特·阿班是20世纪20、30年代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也是最早为美国报纸读者带来了大量有关满洲和远东局势新闻的美国记者之一”[5]。日本联合通讯社在华分支的重要驻华记者松本重治则称誉阿班为当时中国地区“最为杰出”的美国记者[6]。美国作家尤金（Lyons）也将阿班列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为优秀的十五名驻外记者群中。[7]此外，阿班还得到美国著名新闻人索克斯（Sokolsky）、知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和中国学者林语堂等人的赞誉。索克斯说：“很少有人像《纽约时报》通讯记者阿班这样连续地报道来自中国的新闻。他时常因为支持中国抑或日本而备受谴责和质疑。……但历经多年，他已经用高水平的新闻证明了他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了什么，也知道人们所猜测的那些事情将会如何发生，这就是一名记者和一位专家之间的区别。”[8]在索克斯眼中，阿班显然是比其它驻外记者更加了解中国的美国新闻人。林语堂更是直言阿班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报道“不偏不倚”、“如审计师的报告一样忠于事实”[9]的关键。

      不难发现，上述评价都突出了阿班在中国报道问题上的客观态度和超然姿态，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得阿班声誉日隆，逐渐积累起良好的职业声誉，成为在当时中国红极一时的美国记者。中国当代研究者张功臣博士指出阿班是美国来华记者中“独具独立报道立场”的“佼佼者”[10]。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教授则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11]归结为阿班获得社会声誉的关键。可以说，阿班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崛起时代在国际新闻生产领域中追求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积极实践者和典型代表。用阿班自己的话来说，在中国事物方面，他既不是受到商业利益左右的悲伤主义者也不是被传教事业影响的乐观主义者，而旨在提高“中国事物的真实性程度”[12]，是一名追求客观、真实的职业新闻记者。

      然而，迫于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和打击，阿班在1940年底无奈离开中国，因此他错过了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新闻业在中国大有作为的历史时期，而且由于他本身不属于像“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13]那样的学院派，所以没有形成具有集合效应的广泛社会影响力。总之，阿班不属于20世纪40年代那些被时代推向历史前台的美国记者。他身处中美外交历史转型的前夜，虽然也曾声名鹊起，影响非凡，但由于当时的美国还未把注意力真正地投向中国，因此阿班很难逃脱被时代遮蔽的宿命。此外，阿班来到中国时已经人到中年，因此当美国本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对美国驻华记者展开研究之时，阿班早已不在人世，因此有关他的资料很少为人所知。可以说，阿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历史所尘封。但是，阿班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却依然是反映美国媒体在民国时期如何进行中国形象生产和国际传播的重要文本和历史范例。

      二、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

      哈雷特·阿班驻华采访的时间长达十四年，从1927年到1940年，他在《纽约时报》上曾经发表了数量巨大的中国报道。然而，鉴于这些新闻作品刊登的年代较早以及国内研究条件的局限，因此已经难觅原文。笔者通过美国的Proquest History Newspaper[14]权威数据库平台的支持，有幸获得了阿班自1927年至1940年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大部分中国报道的微缩胶片（共计1257份），数量充足，具有比较可靠的研究代表性。[15]

      （一）报道的总量与频率分析

      报道总量与报道频率是考察新闻文本特征的两项重要指标。通过对1257份报道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阿班中国报道的总量和频率都相对比较高，不仅每一年都有相关报道问世，而且年平均报道量达到了90篇左右。总体上看，1931年（203篇）、1936年（97篇）、1939年（69篇）是阿班报道的三个峰值年度，在它们前后的报道量呈逐年上升或者下降之势，形成了坡度不同的三大起落，如图1所示：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实况不难发现，此种报道频率分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和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是基本一致、相互呼应的。以1931年为例，整个中国身处历史性转折的黑暗前夜，多灾多难、重大事件频发：长江洪涝、宁粤战争、大规模“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被迫于1931年放弃了一战后经营数年的华盛顿体系，调整“门户开放”的远东政策为绥靖策略。因此，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和日本对中国市场疯狂抢夺和独占的巨大刺激下，美国社会不得不开始正视东亚地区，中国问题得以快速、全面地进入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视线。

      与1931年比较，阿班中国报道的另外两个峰值的形成也有着相似的因素。以1936年为例，这一年处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日矛盾高度激化：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并在东北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1936年8月，日军开始进犯绥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等等。可以说，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举世瞩目，这是形成1936年报道峰值的首要因素。

      概言之，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与整个社会背景的发展状况是高度契合的。尤其对国际新闻传播而言，报道对象国所发生的冲突越大、事态发展越严重、与本国的利益关系越大，那么被报道的数量和频度就越高。以哈雷特·阿班为代表的美式中国报道是历史情境下中外政治、经济以及个人职业实践等诸多社会因素交织的产物，是具体而生动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有涨有落，有高潮有低谷，不断地回应着历史的潮流，与现实的脉搏律动保持着一致，生动地呈现着国际新闻生产的基本规律和内在特征。

      （二）报道的议题类别分析

      为深入了解新闻文本内容特征，笔者又对阿班中国报道的议题类型进行了基本的分类统计[16]，如（图2）所示：

      可以发现，“政治”议题明显是阿班中国报道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总计达到了一千余篇，占报道总数的九成。其次是“经济”和“社会”议题，分别为53篇和30篇，占比都不超过5%。报道比例最低的是“文化”和其它边缘性的议题，所占比例不到2%。可以说，议题类型的整体分布明显不均。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出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上的规律性特点，即国际新闻传播大体上是以硬新闻，即政经报道为主要取向的。尤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新闻几乎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政治议题展开的，其中包括国家内政、国际关系、国际冲突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情形直接投射的结果。正如研究者所言：“国际社会（包括媒体）对一国的反映、解读、分析和评论只是对这些素材的加工而已。国际社会可能对某一事实有不同的解读，但事实本身却是客观的（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除外）。”[17]因此，当时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中媒介议程的基本范围和大致倾向。

      此外，在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高比例也充分说明了美国媒体和职业新闻人已经摆脱了传统上的文化视角转而采取高度理性的现实主义视角来对待中国，表明了西方在中国话语建构上发生的重要历史性转向。传统上那些曾经引起过西方人兴趣的、审美的以及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已经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残酷冰冷的社会现实写照，这恰恰印证了中国的西方形象在20世纪初叶所经历的那种“激进的彻底的改变”[18]。考察1854年到1911年期间《纽约时报》的若干涉华报道文本也不难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有关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报道一直在大幅度地减少，而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报道却在不断地攀升。[19]阿班中国报道的一级议题分布也同样印证了这样的话语转向：西方已经放弃了浪漫的文化视角转而采取了一种高度理性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观察和描述中国，可以想见，在这种报道视角支配下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会多么地不同以往。

      （三）报道的典型措辞

      从措辞角度分析，阿班在其报道文本中显然更多地选择了一些否定性的词汇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加以描述。在国内政治方面，“disintegration”（瓦解）、“division”（分裂）、“chaos”（混乱）、“anarchy”（无序）、“desperation”（绝望）等成为描述中国整体局势的常用词汇。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则面临着“partition”（瓜分）、“alienation”（离间）等多种“threat”（威胁），总体上处于“paralyzed”（瘫痪的）和“panic”（恐慌）之中。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演化为一场“inevitable”（难以避免的）、“ultimate”（极端的）的“showdown”（生死较量）。在社会经济层面，日本正在获得对中国的“monopoly”（垄断）和“domination”（支配）地位。中国的税收管理体系处在“confusion”（混乱）的状态，全国已经陷入“deficit”（财政赤字）和“decline”（衰退）之中。此外，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充斥着各种“violence”（暴行），甚至出现了“murder”（谋杀）和“infanticide”（杀婴）等社会现象。总体上看，无论是在内政、外交这两大核心议题的报道上，还是在经济和社会这些比重较轻的方面，阿班对于报道措辞的选用都是比较负面并持否定态度的。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阿班和《纽约时报》在20世纪30年代所致力打造的事实上是一幅危机四伏、濒临绝望的中国图景。在阿班的笔下，不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20]，蒋介石本人也是“操纵中国的独裁者”[21]。阿班曾经断言：“中国不可能有和平的前景和希望，无论哪个领导人或者集团都无法帮助中国人民摆脱痛苦的折磨。”[22]足以见其对民国时期中国时局的全然负面认知和否定态度。

      三、结论与思考

      历史地看，美国记者的在华报道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分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前后阶段。在战争爆发以前，美国记者的对华报道基本处于常规化的运作轨道，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而且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大城市，记者们“可以广泛进行采访，获取新闻资料。还可以避开新闻检查，自由发电，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23]。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中国成为盟友，在华记者的报道受到了中美当局施加的不少影响[24]。显然，哈雷特·阿班处于第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阶段。而且，与著名的“3S”[25]记者相比，阿班的中国报道更加日常化、快捷和全面，他不但归属于比较固定的媒介组织机构，而且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常驻上海，负责每日突发新闻的报道。因此，阿班的中国报道能够反映出美国主流新闻业一种更加常态化的国际新闻生产方式和更加普遍化的中国认知，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媒体建构民国时期中国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可以发现，在1927年至1940年漫长的14年驻华记者职业生涯里中，哈雷特·阿班始终致力于为美国社会刻画一个千疮百孔、危机重重的中国形象。对这一媒介形象的塑造典型地反映出美国主流新闻从业者在民国时期所尝试进行的、不同于《时代》杂志等美国媒体的另外一种中国报道策略，即不是“美化”而是“丑化”现实，不是“浪漫化”而是“去浪漫化”中国。然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业已表明，塑造中国形象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话语表意过程，它并不等于中国的现实，而是来自于一种典型的“他者”化的知识立场，“是西方现代意识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为表达文化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而塑造的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26]正如研究者所言，虽然美国媒体上的国际新闻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实质都是在谈论美国自己，和其他话语体系一样，新闻话语所呈现的仍然是言说者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27]而阿班作为一名以“客观”报道见长的知名驻华记者，同样也难逃此种充满意识形态霸权色彩的知识立场，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问题的直接投射，可视为这个西方大国在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巨大压力和全面挑战时期关于自我恐惧的一种公开演说和自我表达。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危机不仅仅是自己的，更是美国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28]，一般美国人已经接受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包括稳定政治秩序、合法权力来源、自由竞争市场、开放言论出版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正是在这样一整套美国意识形态体系的比照之下，阿班主动地完成了对中国现实的消极解读和负面建构，成为促生美国人形成对于中国危险和有害认知的一种巨大新闻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与卢斯通过《时代》杂志所进行的“美化中国”的报道策略不同，阿班通过《纽约时报》“去浪漫化”中国的报道方式似乎更加接近中国的真相，但是，阿班和卢斯的报道意图却是殊途同归的。1930年阿班在《痛苦的中国》一书中所言及的：“目前的中国正在走向全面的混乱，必须阻止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必须给予中国必要的协助”[29]与1941年卢斯在《美国世纪》中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面的影响”[30]的观点几乎毫无二致，他们都旨在通过有关中国事物的大面积报道引发美国公众舆论对于中国的关注，敦促美国政府彻底摆脱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束缚和影响，积极插手远东事物并主动介入中国政治命运的发展。因此，无论是浪漫美好的，还是现实丑陋的，对美国而言，中国始终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的媒介形象一旦为公众所接受，就会演变成社会行动的资源，并深刻地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和前景，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班的中国报道的确不失为一种颇具研究价值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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