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统一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6-0072-07
冷战的结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消失、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强以及恐怖主义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突出等，使得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问题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欧美许多学者从文化路径着手解读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德国统一以后，从文化角度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走向也成为欧美学者研究的热点，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但是，对德国政治文化与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相关关系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并未作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我国学术界也鲜有对该论题的研究论著。本文试从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特点、德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以及如何评价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等方面，作一系统的分析。
一、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特点
在分析德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德国在统一后是否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与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相关的政治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约翰·达菲尔德(John S.Duffield)与托马斯·伯格(Thomas Berger)等人在其文章和著作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作为整体，特别是在德国的政治精英中间，已经形成了对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具有潜在的、很大影响的和精心培育的信念与价值观。①
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在大的原则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原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但在一些具体认知和情感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继续坚持和平主义的和反军国主义的文化。一些学者分析，自二战结束以来，反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精神就已经在德国深深扎下了根，绝大多数德国人显示出不愿意或公开拒绝将武力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手段，他们倾向于把和平看作是绝对价值，拒绝使用武力。同时，法律规定德国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的职能主要用于国家的自卫，并且德国不会将它发展成具有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应警惕或小心谨慎地对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他们认为，只要联邦共和国必须维持武装力量的话，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融入德国社会中，防止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中之国。②当然，现在联邦国防军已经被派遣到其他地区，如在前南地区、阿富汗等地区执行任务。但是，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行动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即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平。
第二，继续坚持广泛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二战之后，在德国，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思想意识已经取代了二战前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不仅德国的政治家，而且德国的民众都表现出很强的对单边主义的反感和厌恶。德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德国要避免单独行动和追求特殊道路，这是一个指导性或强制性的纲领和原则。他们认为，德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在同其他国家的密切合作中才能实现，单边主义只能导致国家外交孤立主义、不安全和冲突。在德国，多边主义不仅仅是被看作一个手段或工具，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不成文的宪法原则。德国政治领导人极为重视国际制度，认为要遵守国际机制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德国必须坚定地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中并通过这个框架发挥作用。
第三，坚持文明国家的文化理念。文明国家的思想和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德国外交政策大讨论中由一些学者提出来的。该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特里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汉斯·毛尔(Hanns W.Maull)在1992年发表的《文明国家联邦德国》一文中提出。他指出，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加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主张，使以民族国家为主导、以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国家实力（主要是军事遏止，威慑等）为手段，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了，必须有新的理念，即要从国际、国内政治的整体性出发，推动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进程。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是：禁止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威胁和使用武力、国际关系法制化，支持国际机构民主化，创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进程，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文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此后，毛尔又在多篇文章中详细论证了文明国家的内涵、特征和任务等。文明国家的理念也被德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们所接受。但是，自从德国参加了科索沃战争和其他一些地区冲突和危机的行动后，也出现了对德国文明国家理念持怀疑态度的文章。
第四，坚持克制文化(Culture of Restraint)。克制文化是德国在二战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它的实质也是一种反军国主义的文化。所谓克制，就是要让德国人民牢记纳粹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给欧洲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克制，就是要避免国家再扩军备战和卷入国际冲突和战争；克制，就是要与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克制，就是要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约束自己的行为。③在克制文化的影响下，大多数德国领导人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一个强大领导者的角色，即使是在多边合作的机制内。他们宁愿在世界舞台上小心谨慎地行事，并保持较低的姿态。
二、德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的选择
德国统一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调整以及国内状况的变化，德国外交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统一后德国的政治文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外交政策选择。笔者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德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
（一）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地区合作中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诉求
前面已经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和广泛合作的思想是德国二战后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是二战后以来德国历届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和核心目标。德国统一后，这一原则仍然被德国政治家们所坚持。二战后以来，德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现实表现就是融入欧洲一体化体系中。在德国，无论是政党，还是普通民众，对欧盟发展的认识都表现出持续的多数一致，而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政治精英及外交决策者，使他们能更坚定地坚持多边主义和地区合作以及对欧洲的国家认同。④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欧盟组织变化的环境下，德国的欧盟政策也在经受考验。如欧盟的扩大进程，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需要欧盟财政从西部向东部、从北部向南部的转移，使德国不能不更加密切地关注自身国家利益，而不首先是共同体的利益，这将对德国已经宣布的欧盟外交政策有所限制。再如由于欧盟成员国增加而产生的内部竞争的加剧，意味着国内政策领域更多地成为政府间争议的主题，而对德国来说，则意味着增加了由各州作为欧盟政策代表的需求以及地区委员会的不断加剧的竞争。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德国的欧盟政策并没有大的改变，它仍然坚持支持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方针，并将此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面。
德国之所以在统一后继续坚持坚定的欧洲一体化的外交政策，是与德国国内形成了稳定的欧洲认同分不开的。认同问题是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问题。在建构主义理论中，规范与认同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是互相建构的，同时，相应地还有利益的本性驱使。学者们分析，二战后较长时期以来，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形成了欧洲认同的观念，这种欧洲认同可以清楚地说明德国对欧盟扩大和改革的定位和目标，这个方向就是，德国继续倾向于加强和扩大决策的多边主义，加强欧盟的超国家因素以及欧盟的民主决策程序。⑤詹姆斯·斯柏林(James Speding)在其文章中，由德国的欧洲认同和影响概括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四个特征：第一，德国认同是由希望继续实行克制所形成的，德国必须继续限制它的雄心，尽管它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有许多相对优势。第二，西方定位的需要。德国认同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维度，即做一个忠实的跨大西洋伙伴与做一个好欧洲人及法国的可靠朋友之间的竞争。第三，自我定位的实践或自愿将德国的权力自我限制在多边框架内。第四，多边主义的考虑。
（二）坚持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安全防卫政策
在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外交和防卫政策一直是坚持和平主义、多边主义和德国的特殊道路的。在德国统一后，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不断变化的新的国际环境下，德国的安全防卫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是根本的变化或者说是否与原联邦德国的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核心原则相背离呢？笔者认为，不是。下面主要从德国对参与地区外危机与冲突的态度及联邦国防军的变化来分析。
1.德国对参与地区外危机与冲突的态度
冷战时期，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形势下，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军事使命是防止华约集团可能对德国的进攻，几乎所有的军事部署和手段都是为了应对这个首要的不测发生，从来没有将国防军用于北约地区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一系列不断出现的国际危机和冲突，德国不得不作出反应。这其中的原因，一些学者分析，不仅是一些事件，如前南地区的冲突，直接威胁或影响到德国的安全稳定，而且，德国还不断受到来自联合国和一些盟国的压力，要求其参与北约地区外的维持或恢复和平的任务。
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压力，德国的反应和决定却是矛盾和不明确的。一方面，德国的安全政策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自1991年起，德国渐渐扩大了它卷入国际军事行为的范围，目的是为保卫和恢复和平，如联邦国防军在海湾地区、柬埔寨、索马里、巴尔干等地区的部署，特别是在施罗德任内的红绿联盟政府时期，联邦军卷入国际军事行动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都大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德国国际军事作用的增长，还必须遵从过去的许多保留和限制，德国并不总是主动对国际维和使命提出和作出军事贡献。同时，它也总是在考虑和估计会产生何种争论和矛盾之后再行动。更重要的是，德国军事力量在地区外的部署，只是以相对较小的数量在执行几乎没有多少风险和战斗的专门任务。
对德国在冷战后对地区外危机和冲突的这种矛盾反应，可以充分地解读为是德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在起作用。一方面，由于德国的克制文化使其政治领导人在涉及国际军事部署时缓慢而谨慎地行动，特别是在有很大争议和潜在爆炸性的压力下。另一方面，反军国主义的意识自二战结束后深入德国民众思想中。这使得德国各党派领导人坚持把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放在绝对首位，军事解决只是作为最后手段。而且他们总是对使用军事手段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而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态度。⑥德国红绿联盟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和政策，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德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美国总统布什强烈要求德国政府参与美国发动的对伊军事行动时，施罗德表现出坚决反对的态度，德国国内各党派在此问题上也表现出意见一致，都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对伊军事行动。德国的对伊政策，显示出很强的传统的克制文化背景，也强烈地植根于德国的宪法基础。⑦丹麦学者安佳(Anja)认为，由于在德国精英和广大民众中存在着广泛的反战情绪，在这个意义上说，施罗德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受到这种文化信念的浸染。⑧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托马斯·福斯伯格(Tuomas Forsberg)认为，德国对伊战的行为还可以被解释为与德国的政治文化的第二个方面有关，即和平主义或不愿意使用武力和支持进攻性战争行为。⑨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则解释为，德国不同意美国，可以被看成德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承诺，德国公民对战争也是厌恶的。⑩
2.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变化与改革
德国统一及冷战结束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分析道，参与不断增多的多边军事行动不可能不对联邦国防军的结构产生影响。参与巴尔干行动的经验就提出了如何改善德国武装力量的行动能力以适应更宽泛的使命。同时，联邦国防军也面临一个被迫性的任务：怎样协调由施罗德政府对北约和欧盟两个同盟所承诺的较多的义务与国防开支减少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起，联邦国防军逐渐开始改革。一方面，减少军队数量，国防军减少到了冷战时期的近1/3。2000年6月，德国内阁批准了国防部长沙尔平(Scharping)的改革计划，军队数量从33.8万人削减为27.7万人，征募数量从13.5万人减为7.7万人，同时增加了预备役力量，从6.6万人增加到15万人。不仅如此，国防军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在冷战时期，德国所有正规的国防军都维持着高水平的备战状态，而现在，大部分国防军要靠动员。2006年10月，德国国防军又一次进行了改革，一些媒体认为，这次改革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国防军定位的转变，即要求国防军屏弃原来的以保卫国土为主的义务军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要求对国防军进行扩充，使其达到能派出1.4万人，同时参与五项国际任务的水平。
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但一些专家分析，联邦国防军还是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其一，德国政府对发展德国武装力量在传统防卫范围以外的新的行动部署和行动能力，只是作了有限的改进。如2006年《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调整白皮书》就没有界定在何种情况下国防军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也没有阐明德国如何看待北约和欧盟在应对新威胁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其二，政府坚持不放弃男性公民征募兵役制，尽管这项制度已显示出某种机能不良。对于这两点，学者们认为，完全可以从德国的政治文化中找到解释（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较强的反军国主义部分）。一方面，反军国主义在广大民众中根基很深。德国政治精英们认为，重建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部在德国政界和民众中是难以解释或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政府在坚持实施军事计划和指挥能力时必须谨慎行事。另一方面，反军国主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着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倾向，即尽管征募兵役制在冷战后的环境下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德国各政治派别的精英们确信，在国防军和德国社会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要保持必不可少的联系，不能将其发展成职业军人制。而且，民意调查也显示，德国民众认为，德国国防军的主要使命应该是防卫国内安全和在国内反恐。
（三）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重视对外文化交流
在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同伊斯兰世界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与交流显得尤为突出。
在德国外交政策原则中，对外文化关系与文化合作被作为外交的第三个支柱。政府从教育、文化、艺术、科学间的合作到国家与民族间的对话、交流，可以说是从全方位促进德国的对外文化关系。众所周知，德国歌德学院这个德国最大的有组织的文化教育交流机构，已经在中东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开展工作40多年。它不仅进行德语的培训，还聚焦于艺术、科学、人道等的交流，并向所在国提供关于德国各方面的情况、信息，改善于信息接收渠道。“9·11”事件后，德国对外文化政策在政府决策中占有了更优先的地位，启动了一个新的大型文化项目：“欧洲伊斯兰文化间对话”，并每年配有年度财政预算500万欧元左右。
2006年9月，联邦德国政府还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在德伊斯兰团体代表的对话会。这个对话会的目标，按照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的说法，是在德国政府与穆斯林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他说，伊斯兰现在已经成了德国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鼓励伊斯兰组织起一个代表性的团体，在德国学校还可以开设介绍伊斯兰的课程，并帮助培训伊斯兰的伊玛姆。(11)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同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文明对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研究员、德国外交政策智库成员约翰内斯·赖西纳(Johannes Reissner)认为：对话的作用在于，可以发现其他文明和文化更多的内涵；可以清楚地认识一个人的看法和观念的形成是由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可以改善关于价值观和规范的沟通和看法。(12)德国外交部的文件则赋予对外文化政策以更高的意义，认为它关系到外交政策的宽广目标。德国重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也可以说是德国在文明国家意识和理念指导下的直接行为。它不仅有利于创造一个适宜于德国发展的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从更高层次上看，它有助于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理解、融合，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合作。
当然，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面临许多挑战。开罗歌德学院负责人约翰内斯·艾伯特(Johannes Ebert)根据他的观察提出以下几点不容忽视的挑战：(1)怎样应对许多穆斯林认为的西方是堕落的和不道德的；(2)怎样解释阿拉伯世界提出的西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双重标准；(3)怎样给这种交流以必要的信誉，特别是交流只有在两个平等伙伴间才有可能；(4)怎样同那些认为穆斯林的价值观是不可改变的和普世的人开启对话；(5)怎样帮助改善阿拉伯世界的教育体系（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2年报告中提到阿拉伯国家教育的严重危机）；(6)许多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关切全球化的影响，并担心他们自己的传统受到西方影响的威胁。(13)对这些挑战，还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通过细致、耐心、客观的包括现实政策的解释、沟通去解决。
（四）促进和发展睦邻双边关系
德国的统一不仅使德国的国土面积和实力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德国的地缘关系出现了变化，特别是在东部增加了一些中小邻国。如何与这些邻国相处，对德国文明国家的理念也是一个考验。德国驻中国大使约阿希姆·伯德莱·格罗格尔(Joahim Boudre-Groeger)曾这样形容德国的地缘关系：德国与中国很相似，中国有14个邻国，德国有9个邻国。而庞大的美国只有两个邻国，英国只有一条国界与爱尔兰相邻。这些情况意味着德国要特别注意或必须学会与邻居相处。处理同东部邻国的关系，对德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些国家与德国之间还有一些二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难题。如，德波边界的最后确认问题、苏台德地区德国人1945年后强制离开捷克的待遇问题等。而且很多年以来德国的东部中小邻国从心理到现实都形成了一种对德国的担忧和恐惧。对此，一些学者分析认为，德国必须重视解决双边关系问题，还与一个概念有关，即中欧(Mitteleuropa)。这个概念的内涵曾与德国对外政策的行为或指导思想有关。在二战及一战时期，中欧都是德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和战争目标，它也反映了德国的欧洲霸权野心。如果在1990年以后在政治上再使用这个词语，中东欧国家就会感到不安和忧虑。但事实上，德国早在1990年以后已经否定了这个政治中欧复活的任何观念。
三、评价：如何看待德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
统一后德国对外政策的选择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应予以肯定。这表现为：
第一，它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反军国主义、反侵略扩张的克制外交政策。统一后的德国并没有因为自己经济实力增强、在欧洲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外交政策的方向。在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仍旗帜鲜明地写明坚持“never again”（永不再现）和“never alone”（永不孤立），并把它们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两个指导方针。而按照德国外交部文件的解释，“never again”是针对德国历史背景及作为拒绝独裁专制和扩张政策的理解，也是强烈的对军事权力手段的怀疑主义。由此可见，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们对二战时期德国对外侵略及纳粹专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他们决心不让侵略战争的历史重演，不让德国再走侵略扩张道路。这是对德国民族负责，也是对欧洲人民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在当今世界仍然有冲突、动荡和不稳定的形势下，德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这种积极影响是非常可贵的。
第二，它使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坚持友好互利、多边合作的外交政策。多边主义和广泛合作的思想深深影响着统一后的德国政治家们。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今仍然是由主权国家为基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德国不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德国的国家利益不能靠自己孤立地获得，而是必须融入地区一体化的体制中，必须在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中才能取得。他们强调，德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在伙伴精神和利益平衡基础上的合作，德国外交政策原则中的“never alone”，就是坚定地融入世界民主共同体中，就是以多种形式参与多边合作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里，德国外交政策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它不仅使德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保证，而且也使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和其他合作方的利益得到保证。因此，它是一种双赢和多赢的外交政策选择。从欧盟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积极作用。在德国多边合作的外交政策内涵中，不仅强调德国不能单独行动，而且还强调德国不能做也不会做一个世界大国，不做世界的领导者。它宁愿在欧洲范围内做一个地区一体化的发动机，做一个“好欧洲人”(good European)。德国并不是否认自己对世界的责任，相反它强调要对欧洲和世界和平负责。不过它是要通过多边行动，要通过合作来实现。
第三，它使统一后的德国坚持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平等对话，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冷战结束后，虽然两极体制已被打破，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已消失，但世界并没有出现和平、安宁的形势，局部地区的冲突甚至战争频繁发生。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估计和判断，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们并不否认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别。但他们认为，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之间更应该加强交流与沟通。冷战结束后，德国提出和发展了多种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对话形式，并配之以人员、组织和财政的保障。他们强调，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他们还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认识这种对话，即它关系到维护和平、防止冲突、尊重人权、促进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的发展。他们认为，西方与非西方的伊斯兰之间，需要更多的理解。对于经济、教育不太发达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也需要给以教育和文化的支援和帮助。通过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消除冷战后东西方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不信任感以及由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强化的互相恐惧和敌意。应该说，德国外交政策的这种理念和行为是积极的，对推动冷战后世界的和平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是有益的。
然而，统一后德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也有值得注意的消极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德国政治文化本身包含相互对立的内容，即坚持多边主义与坚持反军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前面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统一后的德国政治文化仍然鲜明地体现出多边主义和广泛合作及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又反映在德国外交政策上，并据此产生出多边主义与反军国主义两大外交政策基石或指导原则。这在理论上是绝对正确和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这两大原则很难平衡或协调一致。德国对科索沃军事行动的外交决策就是最明显的实例。很多学者和专家也已注意到这一矛盾。美国学者杰佛里·兰提斯(Jeffrey S.Lantis)在其文章中分析道：“科索沃危机及德国参与对南斯拉夫空中轰炸至少在两个方面导致德国战略文化的困境并使德国国家安全政策产生变化。其一，外部冲击可以造成对既有信念的根本挑战和损害过去的历史叙述。对德国政治家来说，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人道主义灾难可以作为政策选择考虑的催化剂——改变对德国战略文化的传统限制。当经济手段和外交方法都不能制止这类悲剧时，和平主义者就被迫考虑使用军事力量作为最后的选择以结束冲突。其二，外交政策行为可能打破战略文化定位的传统限制——当最初战略思想的信条相互直接冲突时。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面对支持民主与不愿使用军事力量之间以及多边主义的承诺与单独的和平确信之间的战略文化困境时。”(14)一些学者这样解释德国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两大原则的矛盾：在孤立的和平主义和有伙伴的多边主义之间的选择，表明德国在冷战后对它的传统战略文化基本要素优先考虑的变化，即把在冷战时期将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怀疑主义作为至上原则改变为将多边主义的基本要素作为优先的选择。但这种优先考虑的变化不就是对这个原则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吗？还有一些学者解释德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理由：一，它是为了“永不孤立”的原则，为了做一个西方盟国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伙伴；二，它是在多边框架内的合作行动；三，它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为了结束种族屠杀。但是这里毕竟德国直接派出了作战部队，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了打击。正像毛尔(Maull)教授分析的，红绿联合政府在科索沃危机期间跨越了两个严峻的门槛：一是波恩参与北约的空中打击，这是第一次将德国士兵卷入战斗使命；二是政府同意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参战，这缺少明确的国际法的合法性。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里特伯格(Rittberger)在其著作中也分析道，德国1999年参与对前南共和国的空中打击就没有坚定的国际法律基础。(15)德国外交政策实施中的矛盾，会不会使人们对德国外交政策原则的稳定性产生疑问呢？
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内在矛盾或将多边主义放在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选择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德国文明国家的理念。从理论上讲，多边主义与文明国家的理念没有必然的矛盾。问题是在执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实践中，难以完全坚持德国的文明国家的理念。如施罗德总统在1999年2月跨大西洋会议上讲道，“德国仍然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德国的历史责任使它不得不用所有必要的手段，防止大规模屠杀”。按照施罗德的意思，德国已经成为北约组织一个完整的成员，它要准备毫无保留地作为一个正常盟国去承担责任。一些学者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外交政策角色很难维持下去了”。(16)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冷战后德国相对于冷战时期参与了更多的地区外军事力量部署和战斗，其中也有外部环境影响的因素。一是冷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需要国际社会参与解决。二是德国的同盟国对德国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德国在解决地区危机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分担军事干预的负担。从德国自身看，作为一个不断向“正常化”方向发展的国家，也愿意对国际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希望看到德国随着自己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对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德国能够坚持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外交政策实践中避免矛盾的倾向，在和平、合作和文明国家的理念指引下，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John S.Duffield,World Power Forsaken:Political Cultur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61-62.
②⑥John S.Dnftield,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Why Germany Confounds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4,Autumn 1999,p.780,p.788.
③Akan Malici,"Germans as Venutians:The Cultur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2,2006,p.38; 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002,No.3,p.101.
④James Sperling,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erlin Republic:The Very Model of a Post-Modern Major Power? A Review Essay,German Politics,Vol.12,No.3 /December 2003,p.5.
⑤Simon Bulmer,Charlie Jeffery and Willian E.Paterson,Germany's European Diplomacy:Shaping the Regional Milieu,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p.76,127.
⑦(16)Sebastian Harnisch,"German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and the Iraq Conflict",German Politics,Vol.13,No.1 (March 2004),p.27,p.26.
⑧Anja Dalgaard-Nielsen,"The Test of Strategic Culture:Germany,Pacifism and Pre-emptive Strikes",Security Dialogue,Vol.36,No.3.September 2005,p.353.
⑨Tuomas Forsberg,"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ar on Iraq:Anti-Americanism,Pacifism or Emancipation?",Security Dialogue,Vol.36,No.2.June 2005,p.223.
⑩Risse ,Thomas,"Kontinuitaet durch Wandel,Ein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Politik nad Zeitgeschichte,B11(8 March 2004),pp.24-31.
(11)see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18513.00html,27,09,2006.
(12)(13)Johannes Ebert,"Goethe Institute in Islamic Countries:Preventing Conflict through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Dialogue,Newsletter-Issue 11,p.5,p.7.
(14)Jeffrey S.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002,No.3,p.111.
(15)Volker Rittberger,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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