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学的角度谈天主教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教论文,角度论文,化学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主教作为一种地道的外来文化，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可追溯到明清之际，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经无数波折，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则是无法否认的。特别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史上有名的“礼仪之争”和近百年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些都无一余遗地暴露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撞击和互不妥协。尽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支持和庇护下，使其在一些地区得以发展，然而屡屡教案一再明确无疑地表明天主教在中国的根植面临着重重阻碍。今天，固执原始教规教义的传统封闭的天主教，经过“梵二”大会议后，提出了适应时代、改革开放和开展对话，尽力在适应各国具体情况方面进行改革努力，但事实上却依然难以达到他们企望延及的范围和层面，其原因就在于天主教教内人士坚执其“纯洁性”，从而丧失它在中国扎根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我们知道，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主要是贯穿着中西在文化上的冲突与互渗。尽管唐朝的传教士编译《圣经》经文时注意到：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结合进去，后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主要采取附儒排佛，利用学术走上层路线，从而达到传教之目的。在传教过程中，对儒学与天主教核心意义貌似神离的一些因素，尽力采用拟同的调合之法，但他们都未深入到儒家文化的根基，仅流于表面。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势力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定，至此，过去中西之间的争论，到这时已不仅只是表现在文化上，同时还表现在国家、民族和政治等方面。1949年以后，天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它除了由于政治方面的“极左”因素之外，还有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史，与中国文化的不协调等，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跨越具体历史片断、表象进行考察，则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不同文化内涵的互不调适和相互排斥，是导致天主教命运多舛的最终症结。然而作为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除了差异之外，仍然能寻找到共同之处。时至今日，作为天主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建立在共同基础之上的相互协调与融合是不容否定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两者在协调和融合的过程中，毕竟困难重重，虽然天主教会内部一再高唱“本地化”、“民主化”、“社会化”、“尘世化”的同时，并没有真正从自身和现实环境中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兴盛普及之道，却始终处于：不与本地文化融合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反之又会丢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神学特点而丧失存在的意义的两难选择中。这样对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协调的研究，便成为我们在研究天主教历史或现状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泰勒认为（注： 爱德华· B· 泰勒：《原始文化》（Edward B Tylor,"Primitive Culture"）。）：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等在内的复合体。如果我们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看，还可以说：文化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模式，一个思想与行为相一致的完整的综合体，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起来的生活方式的总和，它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长期凝聚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一旦形成自己特有的框架和体系，则产生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和排它性。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它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等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若要对其进行丝毫的同化与排斥，就会遭受强烈的抵制。文化正是这样，一旦形成便会因其惰性而不轻易改变和消逝，且愈积愈多。作为其对立体的外来文化，要进入另一个文化体系，首先便意味着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冲突与互渗，与固有文化的礼仪、习俗、道德、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协调，如果新的宗教顺应了固有文化的框架，对其没有形成根本的抵制和背弃，那么它便逐渐形成固有文化中的新的累积，甚至最终达到改变固有文化的目的。这即是新文化或外来文化的适应和根植过程，也是固有文化对新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同化和自身累积的过程。
宗教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有自己的教会组织，行为规范以及心理实践，如果我们要对天主教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立住脚根，如何成为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一部分等问题进行具有实践意义的探讨，则应从文化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教徒的宗教心理进行剖析。从文化这一视角来考察不能单是理解为对精神文化的考察，而要从文化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出发，对宗教在文化上的表现尽可能展示它的全貌，这样才不会纸上谈兵，流于肤浅，才能从宗教现象具体的微观出发，了解建立在这一个个宗教现象基础上的宗教文化的共性，以及它与世俗文化的区别、排斥，包括二者之间的同一和吸收。
天主教从其诞生到演变发展，都有一个极其严密的相互联系的组织网络，中国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也曾一度是这一庞大网络中的构件之一。“三自爱国运动”之后，中国天主教会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和操纵，但作为上下相通的严密组织体系这一特点并未彻底消失，这也是它有异于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的显著特点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冲击，其严密性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徒淡化着教会组织体系的观念，但作为某一地区教会成员，服从并支持教会领导这一传统并未丢失多少。特别是广大农村，教会与传统血缘家庭势力的结合，使其进一步得到强化。它表明了天主教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宗教力量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我们必须从社会组织结构学的角度对其作为一个组织体系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
如果从总的来看，人们为什么要寻求宗教归宿，那就会归咎到人们所面临的来自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压力，同时又将美好的希望和永恒的幸福实现宗教幻化。但是这都不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具体宗教集合的独特性，因为每一个集合中的要素即每个个别的宗教徒，选择了宗教作为自己的心理归宿，肯定经历了不同的心理过程，再者，当面临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窘迫，为什么选择了天主教而不是有几千年传统的天地祖先崇拜，鬼神信仰以及佛教、道教等等，且信徒大多是文化层次相对低下、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阻隔的农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更是要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对信徒具体的心理认同过程有客观深入的探讨。
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研究，正是要这样基于对现实情况有了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具体剖析，以展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是以一种怎样独特的方式既崇拜天主，又保留古朴的固有信仰和习俗。今天的天主教徒特别是近十多年入教的教徒，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其身处环境来看，都处于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从传统的佛教徒、道教徒以及鬼神祖先崇拜者转变为天主教徒，在缺乏神职人员教牧和自身文化层次较低的情况下，原有的信仰和习俗就会自然而然地渗进新接受的宗教信仰之中，与之含混交杂。这在正统的天主教看来，他们是不够格的天主教徒，但是当这一情况成为一种较普遍和稳定的社会现象时，我们又如何不能把它看着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呢？
其实这一结果的实质就是天主教至“梵二”大会议后所倡导和追求的“本地化”、“民主化”、“社会化”、“尘世化”。天主教内外人士几百年来都一直在为这一问题伤透脑筋，尽管自利玛窦就开始煞费苦心地致力于“天”与“上帝”的概念中国化和“西体儒服”的表面中国化，到今天天主教人士积极追求的中国本土化，但天主教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尚处进行之中。然而对这两种文化无论怎样人为地牵强附会，即是否已将“祈祷式”改为“中式”、是否已对“祀孔祭祖”等问题如何地迁就、屈从，可天主教仍然是西方的宗教，它追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去适应西方文化，并努力使其独立存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而非两种文化的协调与融合。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成功地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开花、结果，而天主教在中国却步履艰难？这自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难从某一角度给予完满的解答，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即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中国完成其本土化并得到普及和深入，其原因是佛教进入中国后，不断有高僧采用中国的经典语言和传统的文字著述，附会儒道，传扬佛教教礼、教义，承认王权的至上性，努力使神职人员中国化，而且其宗教组织、宗教行为具有强烈的出世性。至此，佛教得以在民间无声无息地滋生蔓延，内化为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底蕴，从而影响人们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今天，我们从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和延续的状况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它是天主教的一种中国化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