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及其整合框架_相关性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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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者对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在选择、使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指导框架或者模式,也就是应有一套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 将其定义为“范式”(Paradigm)。

虽然库恩没有给出有关什么是“范式”的统一表述,但是一般认为,“范式”被理解为每一种科学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具有的一个固定的、自身不再被问题化,亦即不再受到置疑的基本看法。每个学科内的每一解释,甚至每一研究总是在一个范式指导下的解释与研究。更准确一点地说,“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的坐标或者罗盘。以此坐标为地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更进一步,范式的意义是,“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被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德鲁克认为假设构成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范式”,①同样作为管理类学科的比较管理,正确的假设也就尤为重要。彭金荣认为企业管理范式的本质是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及其与外部资源的有机整合、企业流程系统与企业价值创造系统的有机统一、企业管理动力机制三个方面。

学者高闯认为比较管理分析范式需要解决如何有效学习借鉴不同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企业的管理范式问题,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界定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范畴。②准确提取影响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有效运转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资源因素。③确定比较管理范式运作流程,以解决比较管理范式是否可转移和转移程度问题。这也是比较管理在经历一段繁荣后目前仍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首先对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贡献与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典型比较管理范式评析

比较管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管理学分支。它是学者们对各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它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而探讨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的可移植性,以达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目的。许多学者也对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进行了探讨,但是比较典型的只有三种范式:

(一)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和巴里·里奇曼(Barry Richman)分析范式(以下简称法默—里奇曼范式)

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 (1964)作为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比较管理学分析范式,它把外部环境制约因素、管理过程诸要素和管理效果进行了区分,指明了三者之间递进式的影响关系(见图1),即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影响着管理过程,并通过管理过程影响管理效果,管理效果最终又影响管理效率。他们认为外部制约因素分为四个变量: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过程的关键要素有: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控制、业务领域的政策制定等。1980年法默和里奇曼对原范式进行修正,提出了分析比较管理学新范式,即把原来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复合因素)和管理过程关键影响因素(复合因素)细化,并将细化的因素构成矩阵形式的分析模式,最终实现对两个或者多个企业管理水平的比较,横坐标主要包括企业内部职能因素,纵坐标主要涉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

图1 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和巴里·里奇曼(Barry Richman)分析范式

(二)阿南特·尼希根(Anant R.Negandhi)和伯纳德·埃斯塔芬(Bernard D.Estafen)分析范式(以下简称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

尼希根—埃斯塔芬分析范式(1965)是在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除了考虑环境约束条件,还引进了管理哲学③(见图2),管理哲学并非是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环境造成的,管理哲学的一些因素可以从一种文化引入另一种文化。在这个范式中,尼希根和埃斯塔芬认为,管理哲学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与决定着管理实践即管理的各项职能的发挥;而环境因素又直接影响着管理效果与企业效果;同时,管理实践也在影响着管理效果,管理效果最终决定了企业效果。

图2 阿南特·尼希根(Anant R.Negandhi)和伯纳德·埃斯塔芬(Bernard D.Estafen)分析范式

(三)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tz)分析范式(以下简称孔茨范式)

哈罗德·孔茨(1969)认为比较管理学是为了研究管理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可转移性,所以比较管理研究应当进行以下区分:①把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区分开来。②把一般管理科学与企业职能科学区分开来。③把管理实践与非管理实践区分开来。④把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等因素区分开来(见图3)。

他指出,企业的两类实践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同时,两者又受一般管理科学、企业职能科学、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两者交织在一起直接影响企业效果。

(四)三种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比较管理学研究范畴的界定、管理移植的核心内容、影响移植的要素、影响移植的要素选择标准、范式运作的可行性、范式的主要贡献和主要缺陷等角度对三种经典比较管理范式进行分析比较(见表1)。

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些有关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化和经验化,而且方法论开发比较薄弱。具体地说,如研究处于分散状态,缺少集成的模式,许多研究只是简单地指出比较对象的异同点,缺乏对原因及可靠性的分析;比较管理学科中经验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缺乏理论构建,也缺少定量的方法;研究中存在地域局限性,对群体作用、文化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估计不足等。

图3 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tz)分析范式

经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就比较管理范式的范畴而言,三种比较管理范式对比较管理的研究范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法默—里奇曼范式和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只是概念性地解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没有明确指出研究的范畴;孔茨范式则对研究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值得借鉴。

就移植的核心内容和移植的可行性而言,法默—里奇曼范式和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着重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管理过程的影响,失掉了比较管理研究的重心——管理的可移植性,只有孔茨范式将环境因素与管理原理进行了区分,将管理实务与非管理实务进行了区分,增加了管理移植的可操作性。

对于影响管理范式有效运转的因素,三种范式对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探讨基本一致,但是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加入了管理哲学这一影响因素,孔茨模型增加了管理学基本原理、管理职能科学、人力和物力资源等影响因素。

影响移植因素的选择标准除了1980年哈默—里奇曼新范式做了粗略解释外,其他两个范式均未明确说明。

法默—里奇曼范式对比较管理学分析范式的贡献是开拓性的。孔茨、尼希根、埃斯塔芬等尽管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每一种分析范式都有局限性,尚未发展出一种能够考虑到各类变量、较为清晰地描绘出各类变量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框架。

三、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

有学者认为,对经济和管理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重要基础是P.切克兰德的方法论,其核心内容或关键词是对归纳结果(现实系统)和演绎结果(概念或目标系统)的比较与改善。借鉴这一方法,通过对三种典型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比较分析得出它们存在以下问题:比较管理研究范畴缺乏统一的界定;管理移植核心内容不清;管理移植的影响因素虽然已经从复合因素细化为单一因素,但是对于选定影响因素的标准没有解释清楚,所以不能保证影响因素选择的适用性;三种管理范式都属于概念性范式,对具体应用未做深入探讨等。假设对社会科学非常重要,有学者认为假设可以作为社会学科的范式,本文认为比较管理假设是一切范式成立的基础,只有通过对假设不断检验并证明正确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范式”。所以,首先应该讨论比较管理的假设问题,之后尝试界定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然后依次探讨比较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影响管理移植的要素及其选择标准,最终尝试提出有一定应用性的比较管理范式。

首先,比较管理能否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使用?比较管理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能否为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带来效率?是否只存在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组织结构?对各类组织进行管理是否只存在唯一的正确方法?进行比较管理时采用的技术和服务的对象是否固定不变?是否在不同组织之间、不同时期存在可以一贯遵从的管理原则?下文要探讨的有关比较管理学研究范畴的问题等都是比较管理学假设需要解决的问题。④

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跨国公司的建立、各政府友好关系的建立等机遇的出现,为各国之间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借鉴、学习架设了桥梁,同时,也使在某些方面发展有劣势的国家、企业等组织有机会通过比较、学习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实现高效率。比较管理的主体是谁,有学者认为是国家,有学者认为是企业,本文认为比较管理的主体是发展处于相对劣势并希望通过向优势组织学习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的组织。因为这类组织所处地域不同,发展机遇不一致,内部情况迥异,所以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组织机构。而且,比较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可能是所有组织也不可能固定不变。但是不同组织之间是存在共通之处的,如军队的管理方法可以应用于企业,存在可以参考采纳的管理原则,但是并非所有原则都适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管理学是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行为的,同样,作为管理学分支的比较管理学,其研究范畴在管理学研究范畴之内。关于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1987年曹增友归纳总结了国外学者的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比较管理学是以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为宏观的研究对象,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两个国家以上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影响、相互关系。这种意见是从国与国之间的企业管理相比较出发,明确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种,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国与国之间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应包括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管理比较、合资企业与独资企业的管理比较等。这种观点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外延,从“跨国度”的宏观角度延伸到一国国内的微观企业,把研究对象明确得非常具体。第三种意见认为,比较管理学不是研究、比较两国以上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异同,也不是对一个国家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而是以探讨、比较、分析各种管理理论、实践的异同以及寻求管理的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对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商业管理与农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军队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比较研究等。在同一时期,杨海涛认为,比较管理学是一门分析、比较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国家之间(或企业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工业等方面的差异情况对管理普遍性的影响,以及管理基本原理的可转移性的科学。它主要强调寻找普适的管理基本原理,没有将管理学和比较管理的研究范畴进行有效区分。于是2010年有学者对它进行了修正,认为比较管理学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不同国家企业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性,揭示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形成及其演化规律,探寻不同国家企业管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的相互借鉴与移植提供可行性论证和理论依据。⑤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揭示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形成及演化,那么,比较管理分析框架的要素应能抓住一个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而其作为一个整体应能呈现出整个企业管理的模式。这种看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是与比较管理产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模式,这使得美国感受到了严重威胁,并意识到应该学习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尤其是日本。但是,比较管理的外在环境已经变化,目前不仅国家之间的管理存在差距,同一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组织的管理也存在差距,甚至同一地域不同类型的组织或者同一类型组织之间的管理也存在差距,差距存在的普遍性说明了进行比较管理研究的广泛性。

所以,我们可以将比较管理分析过程概括为:通过适当的经济指标区分成功组织与失败组织,然后比较两种典型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以及遵从的管理原则,找出两类组织的主要特征(包括组织内部结构特征、环境特征、管理实务等方面),并分析得出成功组织的共同点、失败组织的共同点、成功组织与失败组织的差异,对差异深入分析得出差异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试消除,最终得出失败组织可以从成功组织直接移植和经调试适当移植的企业管理模式。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围不仅仅是发展处于相对劣势并希望通过向优势组织学习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的组织,而且涉及目前发展处于优势的组织,但是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发展处于劣势的组织。

比较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比研究高效率组织和低效率组织之间在管理原则、管理方式方法、管理环境、管理效果等方面的异同,总结高效率组织的成功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得出可以适用于低效率组织的管理原则,以及通过适当调试可以为低效率组织采用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最终使低效率组织实现高效目标。

(一)影响管理移植的要素及其选择标准

影响组织管理效率的要素是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这个大厦的一根根支柱,要素选择合适与否、要素间是否有恰当的逻辑关系是大厦立起来的关键。1960年,欧内斯特·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提出,要掌握成功企业的经验,就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发现并描述各种不同组织结构的“基本类似点”。把这些“基本类似点”搜集起来并予以分析,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结论,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的情况。管理效率的影响要素应该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类似点。在选择要素的时候,建立要素的选择标准是必要的。1980年,法默和里奇曼曾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职能两个角度细化了影响管理效率的要素,但是对要素的选择标准没有深入分析,只是从与管理效率的相关性角度考虑。

(1)相关性。选择的要素对管理效率应该是有显著影响的。其中,环境要素应是对后面的管理过程(管理职能)要素有影响,而管理过程要素直接影响到管理结果。同时,环境要素对管理结果也有影响,管理过程各个要素也相互影响。整个要素体系具有系统性。相关性标准中隐含重要性。对企业管理有影响的环境要素多不胜数,对管理效果有影响的要素同样众多,全都展开比较分析显然不可行。在选择时应考虑重要性,选择相对其他要素对结果影响更大或更直接的要素进入分析范式。

(2)可量化。各影响要素对效率的影响程度应该可以量化,只有这样,这些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程度才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具有可比性。横向可比性即要素应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国家的企业中可比。纵向可比性即要素应能在国家的不同经济阶段和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可比。

(3)动态性。选取要素时,应该注意与周围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适应性,即随时关注变化发展,所以选取的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要素选择有所侧重。此外,管理是一套运行机制,其基本管理特征及形成、演化规律只能在动态中把握,才能提升自身。同时,对已经过期的理论的移植与学习是没有意义的。

(4)可移植性。在比较分析过程中,选择的要素要保证其可移植性,不可移植的东西只需要认识即可,没有必要深入研究。为保障管理的可移植性,选择各要素时,就应考虑到要素信息的可获取性,管理过程要素可在实践中操作。

遵从以上四个比较管理要素的选择标准,可以实现要素选择的准确性、实用性及适用性。鉴于法默—里奇曼新范式已经从两个角度将要素细分,本文将通过以上标准对其要素进行筛选影响管理效果的要素,最终得到可移植的管理原则和管理职能科学,但是,管理实务、方法如何移植呢?其影响要素除了外部环境和内部职能之外,还存在对管理实务具有影响的偶然因素。这部分内容本文不展开。

(二)对比较管理分析框架的尝试性整合

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整合遵循的原则是:①借鉴经典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成果,尤其是法默—里奇曼新范式中有关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孔茨的有关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的区分等观点。②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文提到的原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普遍存在的问题。③承认不同组织管理差距的存在,这是处于劣势的组织设定管理改进目标的基础。④旨在探索可以移植或调适性移植的管理基本规律、特殊规律、实务经验等。

整合的框架成立的假设条件有:①成功组织与失败组织可以依据人均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投入—产出效率等指标进行有效区分,并且透过这些指标明确两者之间的差距。差距可以作为企业的一种潜在资源,这会指导企业设定改进目标。②可移植的成功企业管理相关要素包括:管理原则、管理职能科学、管理实务。③移植的程度分为全部移植、调适后移植及不可移植。④失败组织具有学习的能力且有学习提升管理效率的动机。⑤假设A代表典型成功组织,B代表有学习能力和动机的失败组织。⑥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程度分为非常重大、重大、一般。这几个影响程度的划分依照这些要素对管理价值的影响比率来区分。如果要素对管理价值的影响超过50%属于非常重大,10%~50%为重大,10%以下为一般。

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见图4)参照了孔茨对管理相关内容的划分,将管理可移植的相关内容分为:管理原则即普适性的管理应遵从的理论(不同行业、地区、阶段的组织可以借鉴的管理学规律)、管理职能科学(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企业才能移植的科学)、管理实践(企业运作过程中采用的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企业应对偶然事件的经验总结)。虽然典型的分析框架有差异,但都以企业最终效果,尤其是管理效果为最终目标,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方式也以提升管理效率为最终目标,并且管理效果受到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和环境因素的作用。

A组织与B组织首先应该进行外部环境的比较,需要参照上文提到的按照要素选择标准,从法默和里奇曼提出的管理效率影响要素中选取外部环境要素,并对相关的环境因素进行分类,结合组织实际将要素分为可调适要素和不可调适要素,重点研究可移植的要素即可调适的要素。之后对组织内部要素进行比较,具体的比较过程及可移植的管理内部要素见图5。

整合后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首先对经过筛选的组织外部环境要素进行对比分析,比较结果有两种:差异大和差异小。

在差异大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外部环境要素对管理效率影响程度的大小。如果影响程度非常重大,如图5中情况1所示,这时需要考虑外部环境要素的可调适性,根据外部环境要素可调适性的高低,只能审慎选择移植相关一般管理科学内容。如果影响程度重大或一般,直接进入对内部因素的对比,两种情况经分析后对应结果基本一致。如果外部环境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程度重大、一般,而且组织内部要素差异大,内部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有非常重大、重大、一般三种情况,当影响非常重大时,如图5中情况2和情况6所示,这时可以考虑部分移植一般管理科学内容和审慎移植管理职能科学内容;当影响重大时,如图5中情况3和情况7所示,这时可以考虑部分移植管理科学内容和管理职能科学内容;当影响一般时,如图5中情况4和情况8所示,这时可以考虑部分移植一般管理科学内容和管理职能科学内容,并审慎移植相关管理实践经验。如果外部环境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程度重大而且组织内部要素差异小,如图5中情况5和情况9所示,可以考虑部分移植一般管理科学、管理职能科学和管理实践经验等内容。

图4 比较管理整合框架

在差异小的情况下,相关环境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可以不予考虑,所以直接比较内部要素即可。.当组织内部要素差异大时,内部要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有非常重大、重大、一般三种情况,针对影响非常重大的情况,如图5中情况10所示,这时可以考虑移植一般的管理科学;针对影响重大的情况,如图5中情况11所示,这时可以考虑移植一般管理科学、部分移植管理职能科学和管理实践经验;针对影响一般的情况,如图5中情况12所示,可以考虑移植一般管理科学、管理职能科学和审慎移植管理实践经验。当组织内部要素差异也很小时,这时可以移植一般管理科学、管理职能科学和管理实践经验。

图5是对图4内容的补充,图4主要探讨管理移植的整个过程,图5是分析不同组织间在管理移植过程中,在遇到13种不同情况下劣势组织可移植的管理相关内容。

图5 整合后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管理内容移植简图

四、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贡献和不足

本文主要从比较管理学研究范畴的界定、管理移植的核心内容、影响移植的要素、影响移植要素的选择标准、范式运作的可行性、范式的主要贡献及主要缺陷等角度对三种经典比较管理范式进行分析比较,并总结归纳它们存在如下问题:比较管理学存在的假设前提没有明确提出;研究范畴缺乏统一的界定;管理移植核心内容不清;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虽然已经从复合因素细化为单一因素,但是对于选定影响要素的标准没有指明,所以不能保证影响要素选择的适用性;管理范式流于概念性,范式具体应用未做深入探讨,但是,三种典型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最终管理目标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整合框架着重解决了管理移植的过程及不同情况下需要移植的管理内容。

尽管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从思维链的角度对原范式进行了完善,由原来的缺头少尾到现在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管理分析流程:确定比较管理存在的假设条件—界定比较管理的研究范畴—厘清比较管理的研究目的(管理模式移植,提升其他国家企业管理效率)—确定影响管理要素移植的选择标准—选择可移植的管理要素—寻找管理移植的路径—移植。但是本文并没有对流程的每一环节做深入的讨论。如:首先,虽然本文提出影响管理效率的要素选择标准,但是对于这些标准的适当与否没有深入讨论;其次,虽然本文认为影响要素从外部环境、内部职能和偶然事件中选取,但是究竟哪些组织选择哪些要素没有明确指出,所以操作性不强;再次,对于管理原则、管理职能科学和管理实务的移植标准选择,没有进行详细的科学论证;最后,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移植的方法的探讨也停留在概念性阶段,实际操作中的很多问题没有涉及。

比较管理作为一门曾经辉煌而今沉寂的学科,还有很多理论空白有待填补,本文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了整合的比较管理分析框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如:对营销管理效率的要素进一步的深入细分、要素移植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存在的风险、管理移植风险的应对方法等。

注释:

①引自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的部分观点。

②这里所说的“管理现象”有着广泛的含义,既可以指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规章和惯例,又可以指管理过程、管理哲学、管理行为和管理效率等。

③管理哲学定义为明朗的和含蓄的态度以及公司与某些内部和外部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力量包括:雇员、消费者、供应商、股票持有者、销售商、工会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

④相关思路借鉴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的部分观点。

⑤比较管理学的概念引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闯教授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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