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竞争性产业中实现生产集中化&对我国冰箱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_冰箱论文

竞争性行业如何实现生产集中*——对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实证论文,行业发展论文,对中论文,如何实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体制条件下,竞争性产业应该如何发展?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应该各自发挥什么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各方面的观点并不一致。政府干预会干扰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市场竞争又会引起“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生产集中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理论分析能够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但仅仅从理论角度进行争论,尚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目前的经济研究中,很需要进行一些实证分析。80年代初期以来,电冰箱行业是中国扩张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是市场结构由集中向分散再向集中的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也是因“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问题而引起争议和批评最多的行业之一。在该行业中,企业制度、市场结构和政府行为的变化都具有典型性,因而适合于作为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案例加以分析。本文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描述这一行业的变化,并讨论与此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一、电冰箱行业发展概况〔1〕

1954年,沈阳医疗器械厂试制出中国第一台采取开启式压缩机的电冰箱,1955年天津医疗器械厂试制出了第一台采取封闭式压缩机的电冰箱。1955年到1977年全国累计生产电冰箱15万台。这一时期的电冰箱主要供社会集团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冰箱行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产量和产值变化如表1所示。

表1电冰箱行业的产量(万台)

资料来源:1994年以前的数据引自《1994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4年数据根据中国家电协会提供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冰箱行业的产值增长高于同期整个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速度,1992年为69.4亿元,占家用电器工业总产值的33.1%。冰箱行业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为产量和产值大幅增长,而且表现为综合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冰箱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生产技术得到改进,产品质量趋于可靠稳定,售后服务的竞争力超过国外厂家。冰箱行业的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1980年,我国冰箱的家庭普及率几乎为零;1983年,城镇家庭的冰箱的普及率只有0.51%,农村家庭普及率为0.005%;1993年,城镇家庭普及率为55.9%, 其中一些大城市已近100%,农村家庭普及率为2.2%。

电冰箱行业的发展按时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3年):在这一阶段,较多的新企业和一些从其他行业转产的企业开始进入电冰箱行业之中,到1983年底,电冰箱的产量已由1978年的2.8 万台增加为18.85万台,电冰箱生产企业由20个增加到70多个, 还有许多企业准备上电冰箱生产线。电冰箱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第二阶段(1984~1988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电冰箱行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电冰箱的产量从1983年底的18.85万台增加到1988年底的757.63万台。 电冰箱生产企业增加到100多个。这一时期,有51家电冰箱厂从13 个国家26个生产厂家引进了60多条生产线,电冰箱的生产能力已达年产1500万台。第三阶段(1989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电冰箱行业几乎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并有一些企业从这个行业中退出,1994年冰箱厂大约减少为40多个。总的生产规模不再继续扩张。生产向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集中的趋势明显,并开始大量出口。

冰箱行业是我国产量、质量、技术水平、竞销能力提高最快的行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电冰箱生产的快速扩张是如何实现的;生产的集中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究竟哪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如何评价这个过程中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竞争的作用等。下面分别对这几方面作实证分析。

二、推动电冰箱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冰箱行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主要是受市场机制的引导。政府的有关政策,包括那些事后看来对电冰箱行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政策的影响是次要和辅助性的。尤其在80年代中期以后,电冰箱行业的规模扩张、生产集中度的变化、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等,明显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是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的环境中利益诱导和竞争压力作用的结果。

(一)电冰箱行业的起步阶段(1979~1983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都为电冰箱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激励。

1.有利于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轻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型轻纺工业产品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政府经济工作的主题之一,并对轻纺工业的发展制定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当时成为新“热点”的冰箱行业也能享受到这些政策的鼓励。

2.有利的其他相关政策:70年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当时的“长线行业”进行改线和转产,主要方向是鼓励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向轻纺工业转产,称为“通过资产存量的调整增加轻纺工业产品”当时大批生产投资类机电产品和军品的企业转向生产消费类机电产品,两者之间设备、技术的通用性较强,转产比较容易。军工企业从1979年初开始,就着力开发民用产品,确定的方针是“由过去主要生产生产资料,开始转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举、近期以生活资料为主的轨道”。到1981年,兵器工业系统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半数以上的部属企业,都有了两个以上的民用拳头产品,其中新型家用电器是重点开发项目。机电行业也确定了重点开发的10种日用机电产品,如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电冰箱等〔2〕。

3.有利的市场条件:从80年代初期到1988年以前,电冰箱一直是国内消费的热点,这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初期居民消费“还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改变的结果。但从供给方面看,电冰箱的生产能力很小,1978年仅为2.8万台,1980年也只是4.9万台,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较大的供求缺口形成了对投资者的强烈诱惑。

4.有利的体制条件: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投资和生产经营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为电冰箱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自主行动能力。电冰箱行业的投资来源表明,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在电冰箱行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资金中占主要比例,说明在8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主投资能力(见表2 )。

表2 电冰箱行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资金来源(万元)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1983 19891983 1989

投资总额 235810057315 18205

其中:国家投资— 377 94 —

银行贷款1800302 101 13798

企业自筹145 9300 120

2285

利用外资413 —

—1821

其它— 78

—121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轻工业统计年报》。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的电冰箱行业的发展中,政府和市场同方向地发挥着鼓励作用。这个时期的发展为以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二)电冰箱行业急剧扩张阶段(1984~1988年)

这一时期电冰箱行业的急剧扩张,主要受市场力量的引导。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电冰箱行业的政策,由鼓励发展转为控制过快扩张,但政策效果不明显。

政府对电冰箱行业发展速度的控制,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1980年,当时的轻工业部制定了家用电器发展的初步规划,其中电冰箱生产选定北京、广州、苏州、天津、上海5个定点厂, 形成年产200万台的能力。此外,还考虑在其他地区再建9个年产10~20万台的中小型厂,形成年产120万台的生产能力,两者相加, 电冰箱行业的规划总规模为320万台。1982年, 国务院在《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电冰箱是要进行控制的行业之一。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要对电冰箱行业的发展进行控制,具体的控制手段有项目审批、政府选择定点厂等。

但是,上述政策并未能产生明显效果,各个地方政府和企业进入电冰箱行业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到1984年底,全国生产和试制电冰箱的厂点已增加到116个,对外签订的合同和正在洽谈的引进项目有56项, 引进规模为1350万台。有鉴于这种状况,轻工业部于1984年年底向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写了紧急报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于1985年1 月发出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严格控制盲目引进电冰箱生产线的通知》,并委托轻工业部于同年3月召开全国电冰箱工作会议, 研究确定对电冰箱厂点进行调整和整顿的方案、措施。

1985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 轻工业部《关于加强电冰箱行业管理、控制盲目引进的报告》,提出了控制电冰箱行业规模的一些具体指标:(1)严格控制厂点建设,将电冰箱生产厂从116个减少到41个,引进规模从1350万台减少到822万台, 而且近一两年决不允许上新点,并准备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2 )严格执行引进项目审批制度,引进项目由轻工业部负责协调,其中5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批,500 万美元以下的由轻工业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或地方审批,批准后由经贸部发给进口许可证,没有进口许可证的,海关一律不许进口,银行一律不给人民币和外汇贷款。(3 )所有电冰箱企业都必须照章纳税,任何部门和地区都不许随意减免。(4 )发展专业化协作,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要以名牌产品为龙头,打破部门地区界限。(5)由轻工业部归口加强行业管理。

1985年7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控制重复引进制止多头对外的报告》,将电冰箱和洗衣机、空调器列为第一批“暂停进口和引进生产线”的项目。

然而,政府这些政策的作用相当有限。虽然1985年确定了41家企业为国家定点生产电冰箱的企业,并明确规定不许上新的冰箱厂,但各地仍然在继续上新的电冰箱项目。到1988 年, 全国的电冰箱厂家又多达100多家,其中仅浙江省就有30多家。51家电冰箱厂从13个国家26 个生产厂家引进了60多条生产线,电冰箱的生产能力已达1500台。在这个过程中,有关部门不断地发文件和作出规定,三令五申不许盲目发展,但几乎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政府控制之所以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主要是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项目审批制度在管理上实行分级审批的原则,80年代中期,省级项目审批权定在投资额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在1984年已签定的42个电冰箱引进项目中,投资在1000万元以下的就占24个,项目的规模都在5 ~10万台之间,离电冰箱厂合理规模年产20万台相差甚远。

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乃至各种“禁令”,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约束力更低。这类政策手段对政府行政系统的行为和能力有较多要求,要求政府行政系统能够认真地执行上级命令,能够对有悖于产业政策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惩罚性处置。然而,政府的这类控制能力较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一种普遍现象。1985~1988年之间新出现的几十户电冰箱生产企业,没有一家经过国务院授权的主管部门轻工业部的审批。

地方政府发展电冰箱项目的愿望受地方政府项目选择标准的推动。据一项调查,在地方政府投资项目选择的各种动机中,“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满足本地需求”,无论在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中都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分别是“加快经济发展”和“在同级政府中领先”。电冰箱行业之所以引起地方政府的兴趣,在于它的发展符合地方政府选择项目的标准。据国家计委1987年组织的市场调查统计,电冰箱的出厂价一般为其成本的130%,有些企业高达190%,而销售税金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5%, 远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种明显的高收益必然要使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动心。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作为新型高档消费品,被认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很为地方政府所看重。此外,由于中国现阶段许多地方交通运输仍然不便,使地方的电冰箱企业(包括那些在全国范围看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在占领本地市场时居于有利地位。

地方不仅有发展电冰箱行业的愿望,而且有相应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表了较强的筹资能力,使地方避开中央政府控制有了较大余地。这一点可以从电冰箱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资金的来源得到证实。如表2所示,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更新改造, 投资的主要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因此地方和企业有能力对投资项目作出决策并加以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的投资中,基本建设资金中企业自筹占大部分,而在更新改造资金中,银行贷款占主要部分。这是由于政府对家电行业的技术改造采取支持态度,企业以更新改造为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得到贷款后实际上主要用于扩大规模。

(三)电冰箱行业的调整阶段(1989年~今)

从80年代末期开始,以往冰箱行业作为投资热点的状况有了根本变化,90年代以后没有新建设的冰箱厂,电冰箱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电冰箱行业新进入行为基本停止,是以往强烈的市场利益刺激明显下降的必然结果。经过80年代中期的急剧扩张之后,电冰箱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竞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已确定。90年代初期,电冰箱行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有一半左右闲置,企业的经营状况大致上是三分之一效益好,三分之一尚可维持,三分之一处于亏损状况。随着企业之间差距拉开,逐步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地方和企业新建电冰箱厂的动机基本消失。

三、电冰箱行业生产集中度的演变过程

在80年代中期,对电冰箱行业最多的批评之一,是项目太多,单个项目规模过小,导致规模不经济问题和生产集中度的明显下降。但是,简单使用“生产集中度”这个指标,并不能反映出冰箱行业企业生产规模的变化。

1982年,全国电冰箱产量10万台,产量排在前四位的是北京电冰箱总厂、广州电冰箱厂、上海电冰箱厂和苏州电冰箱厂。这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产量合计7.44万台,生产集中度高达74.5%(CR[,4]=74.5%)。1985年,全国电冰箱产量144.81万台,产量排在前四位的是广州万宝电器工业公司、北京电冰箱厂、上海电冰箱厂和苏州电冰箱厂。四厂产量合计为57.1万台,生产集中度为39.4%(CR[,4]=39.4%)。1988年是80年代中国电冰箱产量最多的一年,在757.63万台的总产量中,前四位的生产集中度为29.9%(CR[,4]=29.0%)〔4〕。

可以看出,在80年代,我国电冰箱产业的生产集中度确实在明显下降。但据此认为我国电冰箱行业的企业趋于小型化或生产趋于分散化都不恰当。实际上,在80年代中,电冰箱行业中主要企业的规模扩张一直在进行:1982年,虽然生产集中度很高,但居前四位的企业的平均年产量只有1.86万台;1985年,居前四位的企业的平均年产量已达14.3万台;1988年,虽然生产集中度明显下降,但居前四位的企业的平均年产量已升至55万台,已远远超过电冰箱企业年产20万台的最低经济规模。即就是以1988年存在的114家电冰箱企业为基数, 电冰箱企业的平均年产量也已达6.65万台,数倍于1982年企业平均产量只有1.86万台的水平。

因此,只计算生产集中度,就认为企业存在着生产分散化问题,至少是不全面的。引起中国前些年生产集中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企业的生产规模趋小,而是生产总量的急剧扩张。

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电冰箱行业已经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非价格竞争因素的作用日益明显。非价格竞争手段主要包括可靠的产品质量、快速的品种更换能力、多媒介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能力、快速周到的售后服务网络等等。竞争手段非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不能有效地使用,中小企业在这种竞争中往往处在不利地位。由于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非价格竞争中呈现出明显的优势,电冰箱产销开始呈现出过去近10年求之而不得的集中趋势。

从90年代初期开始,电冰箱行业的生产集中过程开始加速进行。虽然由于一些产品长期滞销的企业难以退出,但相当一部分产品实际上已经从市场上退出。据工商银行全国电冰箱信息网的统计,1993年上市的电冰箱牌号有40个,到1994年,上市的电冰箱牌号只有30个。也就是说,生产和销售的集中程度要高于生产能力的集中程度。

1991年,销量排在前十位的企业占总销量的比重已达70%,其中排在前四位的占44.4%〔3〕。1994年,全国电冰箱产量为764.53万台,产量排在前四位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产量为90.96万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的产量为69.07万台,海尔集团公司为62.50万台,扬子电气集团为62.37万台。四个企业产量之和已达284.9万台,前四位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升至37.3(CR[,4]=37.3%),前四位企业的年平均产量已达71.15万台〔6〕。

在电冰箱生产和销售上向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集中的同时,相当数量经营不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不能退出,是导致前面说过的生产和销售集中度高于生产能力集中度的主要原因。1992年全国仍有72家电冰箱厂,1994年至少还有40多家。所谓生产能力过剩,主要表现为落后企业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上。优胜而不能劣汰,根本原因依然是人们所熟知的在现有制度条件约束下,企业难以破产,职工难以失业等等。

冰箱行业生产集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势企业与某种所有制形式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在1994年排名前12位的企业中,就其公司制改造前的所有制形式看,既有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雪柜实业有限公司这样的乡镇企业,青岛海尔集团、上海上菱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城市集体企业,也有扬子电器(集团)公司、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效益好、规模较大、社会知名度较高,大都率先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使企业的产权结构趋于多元化,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得到积极的改变。其中有些企业如“上菱”、“美菱”、“海尔”、“长岭”等成为国内的上市公司,有的企业如“华凌”(中国雪柜实业有限公司)则在海外上市。

四、理论与政策含义讨论

通过对中国电冰箱行业生产扩张和集中过程的分析,可以对我国加工工业发展和生产集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如何看待“加工工业盲目发展”问题

电冰箱行业是论证我国加工工业存在盲目发展问题时经常列举的“典型案例”。但是,通过对电冰箱行业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对这个问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在市场经济中,凡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和和生产集中度的下降具有必然性,这被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曾作过分析〔7〕。

由于中国消费者数量庞大,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80年代初期这一点比较明显),形成了消费需求大量同步到来的特点。当这个特点出现以后,大量的企业同期进行投资是很自然的。中国的电冰箱行业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电冰箱行业发展得快,但直到1989年之前,电冰箱在中国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产品,投资的回报率较高。因此,企业具有投资热情是必然的。

大量企业同步进入的后果之一,是当“热点”产品的消费高潮过后和少数竞争力强的企业扩大其市场占有率之后,相当一部分企业和设备要被淘汰。对这种现象一概称之为“浪费”是不恰当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最终评价,不应看若干年之后其设备是否在继续使用还是闲置、淘汰,而要看其在较短的时期内是否能够收回全部投资并达到社会平均盈利水平。从这个评价标准出发,在80年代初中期建设的电冰箱企业,大多数3~5年的时间就能收回投资并有可观的盈利,收不回投资的只有少数厂家。就连最常被人们批评的9 家企业同时从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进9条年产10万台电冰箱生产线的现象, 也并不能认定是“盲目”的行为,其中在1987 年年底前投产的8 条生产线, 在1987年和1988年的购买高潮中,都全部收回了投资。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它们很难说不是成功的项目,似乎不应简单地讲电冰箱行业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问题。

电冰箱行业发展中存在的“原有的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又在大量上新生产线”的问题,也不能一概否定。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可观的投资回报率,因为消费者接受这种行为。消费者希望产品有差异,并愿意接受为形成这种差异而付出的成本,例如同类产品在外观、式样或其他方面稍加改进,即使价格高一些(这时价格较高可视为为达到产品多样化而放弃大规模单一产品生产所造成的),消费者也能够接受。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消费者不是等待单门、小容量电冰箱的使用价值消耗完即“用坏了”才更换新冰箱。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行为,使生产者在原有设备尚未充分使用之前就更换新设备,并在新、老产品之间形成较大的利润率差异。

如果没有如此大量的投资,消费者对电冰箱的需求就不能及时得到满足,消费的推迟也是福利损失。同时,国内大量需求中的一部分,会通过购买进口电冰箱来满足。企业竞争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步,叫做“抢先填满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耐用消费品,即使抢先进入的产品并不是最好的,但由于产品的更新有一个周期,首先进入就争取了时间,得到了利益,打出了牌号,为今后上档次创造了基础。我国的电冰箱行业和其他家用电器行业都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中国企业在一些竞争力不如国外产品的领域与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生产者进行的一场较量,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如此迅速地抢占了市场,进口电冰箱以80年代中期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很快就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状况下国内企业再进入困难将会大得多。

与所谓“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相联系的,还有一个优势企业如何发现以及企业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问题。一种最为理想的情况是,一个行业中最初设立的那几个企业最终都成长为大企业,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因而也不存在因“重复”而产生的浪费问题。通过政府计划“定点”防止重复建设的政策,就是按照这种思路形成的。但问题首先在于,政府事实上无法保证所选出的“定点”企业是最好的。如果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不仅能够解决重复建设之类的问题,而且有可能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最有效率的经济。在80年代初中期政府的“定点”企业名单上,北京、天津等地电冰箱生产厂家位居前列。但到90年代初期,这些企业的生存都已成为问题。1994年全国产销量最大的“容声”冰箱,在1984年轻工部定点时,几乎不能通过,最后才挤进了末名。因此,如果“重复建设”会带来某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现”优秀企业所付出的成本,而且与优秀企业以后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这样的成本并不算高。

大量企业并存、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状况,迫使企业之间进行激烈竞争。近10多年来,家用电器行业是我国工业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自80年代末期以来,电冰箱行业的新品种、新规格层出不穷,一些主要厂家的主导产品年年翻新,价格低于国外同类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服务质量已经明显好于国外企业在我国国内的服务质量〔8〕。可以说,电冰箱行业是我国近些年才开始发展的新行业中, 少数对“复关”后进口商品冲击有较强抵抗能力的行业之一。这种状况主要应归结于竞争。如果没有所谓“重复建设”,电冰箱的供给能力可能勉强能够满足需求,或者有较大的供求缺口,可以肯定地讲,电冰箱行业的综合竞争力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水平。

当然,在一些深层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地方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企业由于预算约束不强所产生的扩张冲动可能引起“进入过度”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而不应将希望寄托于“由政府选择生产者”这种思路上。

(二)规模经济是初始条件还是竞争结果

对电冰箱行业的另一类批评,是多头建设引起规模不经济问题。对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的主要判断标准应该是效率指标,而不仅仅是由设备和技术特点决定的生产成本指标。进一步看,规模经济不仅是个技术概念,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概念。

毫无疑问,在许多行业中,大规模生产可以使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追求大规模生产要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企业规模大使建设时筹资困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外部配套条件要求高、运输距离延长等;建少数大企业比建较多的小企业动员的经济主体少,大企业内部管理层次多,激励机制减弱,会影响管理效率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冲减、抵消甚至超过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

中国现阶段不利于大规模生产的因素较为明显。第一,消费“热点”的变化集中而迅速,在短期内形成消费高潮,这个时期内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获得很高的盈利率。此后随着需求趋于饱和和大量生产能力的陆续形成,利润率急剧下降。这种盈利状况随时间变化的幅度很明显,使“建设周期”长短或新生产能力的形成速度成为若干影响投资回收率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中小企业虽然从生产技术上看未达到“最佳规模”,但它们在高利润时期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足以抵消规模不经济的损失。相反,筹划、建设周期长的大项目处在不利的地位。第二,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小型项目多数由地方、企业筹划和自筹资金建设,它们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讲求效率的压力和动力,可以冲减其规模不经济的不利影响。相反,大项目在筹划、建设和管理上受政府干预较多,内部管理效率较低,有可能冲减甚至抵消规模经济的益处。第三,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资金市场和融资机制,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不同,即使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它们能筹集到的投资也不会大量转向大型项目。换言之,大项目不能迅速地建成和扩张,主要是本身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所致,而不是因为中小企业“占用”了建设资金。

进一步讲,在起步阶段,电冰箱生产是否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并不能轻易下结论。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在起步阶段,都是引进关键零部件进行整机组装,规模经济并不显著。据有关方面的研究,中国电冰箱生产分别达到年产13.5万台、20万台和40万台三种规模时,从工艺设备的角度测算,单台生产成本差额最多不过10元,只占电冰箱生产成本0.5~1.5%。也就是说,年生产能力上10万台之后, 不同规模企业生产成本的差异很不显著〔9〕,在效率和时间上稍占优势的企业, 就有了较强的竞争力。

由于关键部件靠引进或从国内专业厂购进,整机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不一定明显影响产品质量。中国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从1990年开始,质检合格率都达90%以上,彩电质量检验评比中曾出现过60多个牌号的产品全部获一等奖的情况,冰箱、洗衣机中获金牌、银牌的产品占绝大部分,说明规模与质量并无直接关系。

总之,在我国以往的体制环境和发展阶段中,许多产品的效率和竞争力受规模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动员的经济主体的多少和它们的积极性、筹资渠道、建设速度、内部管理效率、工资成本等因素有更明显的作用。因此,企业倾向于选择中小规模项目有其合理性,不应一概地认为企业行为不合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可以从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中得到证明。在轿车、电梯、通讯器材等规模经济比较显著行业中的“三资”企业,在投资后的较长时期内大部分都未达到按工艺设备要求应具备的最佳经济规模,有些企业在设计时就数倍低于最小的经济规模。如果不是较小规模项目对投资者来说最有利可图,就无法解释这些企业的行为。

什么样的企业规模是“合理的”规模,是一个取决于多种因素的问题。企业规模要适应市场分工、市场结构及更多的条件,仅仅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多少意义。

国外早有经济学家对那种纯粹从工艺设备的角度出发测算最佳经济规模的办法表示异议,并提出若干新的思路或方法。例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就曾提出过用“生存法”来判断最优经济规模的问题。这种方法是按规模将企业划分为若干组别,比较各个组别在行业中份额的变化,如果某个组别所占的份额上升,就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组别所具有的规模效率较高,如果份额下降,则说明其效率较低(施蒂格勒,1989)。如用这种方法考察我国,在许多行业中能看到按“生存法”确定的经济规模远远低于按工艺设备效率所测算的经济规模。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规模经济问题还可以在更宽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国内的分析者经常以日本的大规模生产为例,指出我国加工业分散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多举汽车行业的状况为例,实际上,日本在60年代高速增长的时期,企业规模不经济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多数企业的规模远远低于“最小经济规模”,更低于美国的同类企业,那时的日本学界和政府决策者总是将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对比,并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出于对企业规模过小会引起规模不经济问题的担心,通产省曾在1963年提出了“特振法”,目的就是推动企业的合并,实现规模经济。但是,这个设想由于企业界的强烈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日本的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自主形成的。例如,在60年代中期,日本生产汽车和摩托车的企业达到20多家,目前的三大汽车厂家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竞争而形成的(小宫隆太郎,中译本1988年,第70~73页)。此外,企业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状况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虽然日本存在着明显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高居全球之首,是美国同期增长速度的两倍。

提出上述观点并不是说我国不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而是想说明规模不经济问题在中国如此突出,是受产业发展阶段、消费特征和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上述因素的改变,生产的集中过程就自然出现。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规划、号召的结果。如果在较早发展时期就以规模经济为由,只允许建设由政府规划的大项目,由政府将资金集中起来,按照规模经济的技术要求进行投资,而企业体制仍然是旧的,或者即便是新的也没有经过市场竞争的锻炼,这样的企业是否就最有竞争力呢?结论很可能是否定的。从较低起点起步,经过市场竞争的长期磨练,最终达到某种适当的规模经济水平,使企业在具备了规模经济技术条件的同时,也具备了使这种技术条件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的体制条件,可能是更符合市场经济本性的道路。

(三)政府产业政策如何才能更为有效?

冰箱产业的发展轨迹为研究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这里我们先假定政府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那么,政府能不能制定出来大致正确的规划呢?从电冰箱行业的经验看,并不能得到完全肯定的回答。

轻工业部在80年代对电冰箱行业的发展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规划。第一次是在1980年,制定了我国家用电器行业发展的初步规划。在这个规划中,电冰箱的总规模定为320万台。如果照此执行,到80 年代中期,中国电冰箱行业供需之间大约有50%的缺口,这部分缺口会留给进口商品,生产企业也不会有改进效率、提高技术和质量的压力。

第二次对电冰箱行业进行整体规划是1984年和1985年。当时轻工业部作为电冰箱厂的行业管理归口部门,执行选择定点厂的任务。在开始工作时,设想是选择20家左右基础好的企业,使其达到经济规模。但是,在工作过程中,轻工业部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各地区、各部门都想方设法使本部门、本地区有电冰箱生产的定点企业。经过各方谈判和反复平衡,仅出自轻工业部之手,就确定了44个电冰箱生产企业。按电冰箱厂合理经济规模为40万台计算,如果这些企业都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这是政府规划的出发点之一),政府的规划已经使总规模达到了1700万台。选择的标准既考虑已有的生产条件,又考虑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基本上按照“一个省市、一个部门有一个电冰箱厂”的原则进行的。实际上,这些项目中的大多数都是先上马、后认定的企业。在建设阶段,只有11个项目是由轻工业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余都是各个地区和其他部门批准的,但最终还是得到轻工业部的认可。由此可见,政府实际选择的结果并非政府事先所希望的。

如果政府制定出了大致正确的规划,这种规划能不能被有效执行呢?电冰箱行业的发展经历表明,在进入壁垒不强的领域,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划如果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认同与合作,就很难被认真执行。电冰箱行业存在的这种问题不能主要归咎于轻工业部的工作失误,因为此类问题在许多行业如纺织、彩电、汽车等行业也都存在。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决策层、执行系统和企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和约束因素,产业政策制定出来后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江小涓,1993年)。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产业发展中存在着诸如进入过多、竞争过度等问题,对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应该有如实的估计,并努力寻求符合现阶段中国实际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解决办法。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我国加工工业集中途径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释:

〔1〕感谢轻工业部靳双良先生为本研究提供了许多数据和情况。此外,有一部分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轻工业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和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若干重要产品重复建设的情况》,凡引自上述文献的数据在正文中不再加注。

〔2〕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 有关军工企业的情况见第V—181页,有关机电工业的情况见第V—114~115 页。

〔3〕资料来源:《1992中国投资报告》,第54页,表2.40, 此处引用时略作简化。

〔4〕除了1988年的数据之外, 各项数据都是根据具体资料计算出来的,1988年的数据转引自王慧炯、陈小洪(1991)第206页表8~10的数据。

〔5〕《经济日报》1992年2月10日。

〔6〕《中国家电协会公布1994年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排名》, 《经济日报》1995年2月12日。

〔7〕日本学者马场正雄曾经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过分析, 并进行了理论说明。杨治先生曾对其主要结论作过概述,见杨治(1985 )第148页。

〔8〕例如,我国位居前10位的电冰箱厂, 大都在主要城市中实行了故障48小时上门修理的服务。日本的主要电冰箱只在主要城市设有维修站,顾客需要送货去修理。

〔9〕这项研究引自中国产业经济技术研究联合会等《中国工业产品经济规模》,第330~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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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竞争性产业中实现生产集中化&对我国冰箱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_冰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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