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有制水平及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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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经济时期,所有制的社会结构及表现形式总是不同的,其内部结构、层次及相应的关系也都具有不同特点。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些特点,并把所有制分为共有制、国有制和私有制。“我们必须区分几种理念上的所有制形式。它们是共有制、私有制和国有制。”[①a]共有制也即公有制。按其实质可以分为原始公有制、现代公有制及未来公有制。这三种公有制既包含共同特征,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大部分公有;劳动产品共同占有并分配是其共同特征。但原始公有制与未来公有制不可能包含国家所有制这样的内部结构,而现成公有制则必然有这样的内部结构,两者可融合。

我国当今的公有制属于现代公有制。它的产生是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的。现代公有制包含的内容是:生产资料及经济资源的归属权最终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允许国家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代表不同的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及经济资源进行占有,以为社会性的生产服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及一些经济资源,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为社会性的生产及社会成员服务。此外,各社会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应由法律和现实承认为平等的。再者,社会成员在生产效益的享用方面,真正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或按贡献给予占有和分配,占有及分配的量应使本人及所抚育的后代所需的量为度,余者亦应成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在法律与政策方面,应保证占有及分配的公平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提供公共物品,处治不完全竞争和自然垄断以及其它使市场失灵的情况。

在所有制的选择上,必须使所有制能够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与相应的经济类型相适应。我国选择的公有制也应如此。自然,我们不可能再选择原始公有制,因为它无法适应我国现有的、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程度的生产力。我们也不能选择私有制,因为长期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选择私有制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是未来的公有制,是与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文明、科技相当先进的未来经济时期相适应的,是以消灭了商品货币,消除了分工差别为前提的。从世界各国的状况分析,任何国家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任何国家在当前均不可能实行这种未来的公有制,我国也不例外。我们只能逐步创造条件,由现代公有制过渡到未来公有制。

迄今为止,任何经济时期只有几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组合。即人为主观地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个人与市场结合配置资源、计划配置资源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配置资源等方式。受一定经济时期时空条件约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所有制并不是毫不相关的,而是具有密切的联系。所有制影响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率发挥,延续或加速其作用的显现。所有制保证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实现,而资源配置方式又体现着所有制的作用。因此,每一经济时期的所有制总是与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相结合的。如果说在未来经济时期,未来公有制是与相应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结合,那么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只能与现代公有制相对应,即市场经济只能与现代公有制结合才有最佳效益。我们选择现代公有制是否正确,主要应看它在理论与实践上同现代市场经济能否很好结合,这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一、现代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在同一社会经济时期的产生和存在,决定了它们结合的可能性。从历史进程来看,西方国家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最多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从现代公有制的理论(以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为标志)及苏联第一个实行公有制至今,亦100年左右。这并合偶合,而是一种必然。社会分工及交换发展到相应的程度,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必然被商品经济所打破。而小私有制的形式则被社会性的私有制(私有制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化)形式所代替。但正是后者这种所有制的私有结构和公有(社会具有)结构的矛盾,导致初级市场经济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外在效应的极大破坏力量。西方国家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说明。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实行完全意义的未来公有制;一是实行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即由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前者在西方国家难以实现,因为他们认为“私有权利的发展能更经济地使用资源,因为他具有排斥其他人的权利。”[①b]而我国也无法实现,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法对应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公有制。因此,现代公有制甚至现代的社会性私有制选择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类型与之对应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我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基点。

二、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现代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桥梁及动力机制。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是这些国家的各个市场主体(最初以个人及自然人企业出现)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无意识地促进社会利益增长的结果。但私有制度下的竞争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摩擦,从而形成社会经济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导致西方国家以后对私有制进行的若干改良。

无论哪个历史阶段的公有制,都是试图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一种优良的生产关系结构来促进生产力,增进效益。而这种优良的生产关系结构,都能被当时经济类型所接纳。我们具有的现代公有制,如果正是这样一种优良的生产关系结构,被当代市场结构接纳也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当代市场经济,要求具有宏观信息引导,要通过社会力量随时为市场注入活力,要求市场各个主体在社会力量的引导下恪守竞争规则等等,这样才能保持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益。现代公有制的实质内容,正是为了保证这个目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②b]所以,这种增益的生产关系结构与市场经济追求的高效益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是且能够避免西方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的社会经济难题。这样,追求最大效益就成为现代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桥梁,成为现代公有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

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与现代公有制能提供的要素是吻合的,这为两者的进一步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任何类型的市场经济,它的发展总是要求市场主体尽可能参与竞争,打破不正当的垄断;要求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益的部门,而不被浪费和闲置;要求市场主体的整体文化素质能与经济的发展同步,两者不能偏废;要求社会不断提供给竞争者新的竞争机会和竞争能力。这些,既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要素,又是顺利发展的条件。西方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完全的私有制及完全的共有制(公有制),即未来的公有制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因为“对那些并不稀缺的资源实施私有制所获得的权益很小,且这样做可能是有成本的。”“私有制或国有制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垄断问题”,“共有权利具有阻止这类垄断的生产性功能,不过,当‘自然的’稀缺性条件变得更为普通时,共有权利会日益变得具有非生产性”。[①c]所以,当前我国实行现代公有制才能给予市场经济以巨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才能成为两者结合的契机。比如,现代公有制可使市场主体具备良好的竞争道德、竞争规则,以保证竞争顺利进行;可配合市场机制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益的部门,并避免这些资源被市场以短期行为的方式进行配置;还可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并通过现代公有制国家给竞争失败者不断提供新的竞争机会及能力。这样,使市场经济一直充满活力。

四、西方国家及试行公有制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现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性。综观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线索,这些国家由完全的私有制,通过改良已向社会性的私有制过渡。而原有私有制的内涵已作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扬弃。尽管西方学者在其所有制理论中仍然坚持私有制的主张,但也承认制度变迁(私有制的变迁)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从而反证了现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可能性。T·W·舒尔茨在考察经济史时,就验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增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而诺思也认为:“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趋势性的经济运动对于制度的改变比对于工资相对于租金的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②c]

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经历了个人业主制、合伙制阶段,这个阶段是典型的小私有制向社会化私有制过渡的阶段。以后在股份公司发展的基础上,私有制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出现了本质意义的发展及转变。作为经理人员,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仅仅执行资本的职能。在这里,资本的私人所有权不再是发挥资本职能的前提。即是说私人的资本逐渐变成“社会的资本”,资本的经营并不以私人所有为前提。这样,制度的变迁,从私有变公有,并不会对生产的经营组织产生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股份制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是“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的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③c]正是这种制度把私有制从形式乃至一部分内容上加以改变,使之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才产生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巨大效益。

而我国以及试行公有制的其它国家的实践证明,将未来公有制的模式套用在现代市场经济是不行的,只有将现代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德姆塞茨说:“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试图在一个集中的国家控制基础上运作的困难会更大。”“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同其他的以分权为基础来组织的较大的经济相比,就不能很好地起到提高人均生活水平的作用。”[④c]过去,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将未来公有制同现代世界经济割裂开来,不实际地套用未来公有制的模式,而忽视了将现代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必然性。改革10多年来,我们逐步在公有制的内容及形式上进行了调整,如承认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形式的公有制等,并在经济运行上按现代市场经济的程序进行。这两者在近几年的初步结合,已经显见成效。提前完成翻两番的目标,并向更高效益迈进,不能不说明这种结合的优越性及必然性。总之,理论与实践都证明,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有制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注释:

①a 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号。

①b 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号。

②b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①c 德姆塞茨:《所有制、控制与企业》 Basil Blackwell Ltd,1988年版。

②c 诺思与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23页。

③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

④c 德姆塞茨:《所有制、控制与企业》 Basil Backwell Ltd,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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