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明清日用账簿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账簿论文,明清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4-0125-06 民间历史文献的内容多样，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是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各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原始记录和资料。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民间文献如宗族谱牒、契约文书、乡规民约、笔记日记等的研究。虽然对日用账簿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但却远不及上述所提及诸种，对明清日用账簿的研究综述更是没有专题性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明清时期日用账簿的整理情况和研究成果做一梳理，现综述如下。 一、明清日用账簿的搜集情况 (一)徽州文书中的明清日用账簿 徽州文献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记录，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最真实、具体的反映。从目前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情况看，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各种账单、账本。 1.原徽州地区博物馆及档案馆所藏徽州文书 “安徽博物馆的徽州档案涵盖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其中明清时期占99％以上。该馆所藏档案种类繁多，有许多当铺账册位列其中。”[1]1983年，安徽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作，对安徽省博物馆和原徽州地区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进行了编校整理，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徽州文书资料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2]，收编文书950件。 安徽省各级档案馆珍藏不少徽州文书中的账簿，如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己亥复教馆记》，记录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一位私塾先生的详细收支账目，是研究民间塾师生活的珍贵史料。1996年，安徽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了《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收集了安徽省各级档案馆及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3]。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图书馆所藏的徽州文书，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档案、分家阉书、各种账簿等。该所收藏许多商业账簿，如：明万历“货盘店总账簿”“程氏染店查算账簿”；清康熙“程氏盘存收支总账”，账面金额达十万两白银；清光绪祁门茶商胡廷卿“采售茶叶总登”“茶叶总登”等账簿10余部，再加上“进出总登”等日用收支账簿，总账簿达27部，时间连续、资料完整。这些商业账簿是研究商业史难得的完整资料。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收藏的徽州文书影印成《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一书，首次向社会大规模地、系统地影印公布了徽州文书[4]。 3.各地高校收藏的徽州文书 安徽大学是收藏徽州文书的主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编著的《徽州文书》第一辑共计十卷[5]，“收入的是归户的文书，五千多份”[6]。例如，收录的《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时间跨度从明代到民国时期，共有文书300多份，内容丰富，其中就包括账单、账册。在其第二辑的第六卷也收录了一些商家的经营账簿[7]。 南京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徽州文书中，商业账簿有250余册，约为总量的一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商业账簿时限上起乾隆年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类型多样，如实录簿、誊清簿、总登簿、分录簿、收支簿等。“这些账簿反映的内容涵盖了当时杂货、茶、典当、药铺、布、染坊、冶铁、盐、钱庄、屠牲、船运等各行各业，其中又以前四种为主。涉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徽商经营的传统区域——长江流域的江浙、皖赣及两湖地区。”[8]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现存有一套84册的系统账簿，记载的时间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84册账簿文书分属泰和、志成、万龙号三家商号，其中泰和号存有1册《泰和号(道光三十)年庚戌吉立银钱总》，万龙号5册，而志成号却有账簿76册，另有宗谱、寿诞与丧葬开支簿2册。”[9] 中山大学图书馆是目前海内外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收藏最多的机构。它联合该校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相继收购了约21万件珍贵的徽州民间文献，文献内容以账簿、契约、合同、会书等形式呈现，“涵盖田地房产买卖典当、分家析产、会社活动、赋役征发、婚姻继承等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10]，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晋商史料中的明清日用账簿 明清日用账簿不乏晋商所留下来的商业账簿。晋商多以货物贸易起家，清中叶后遍设钱庄开展金融汇兑业务。相比之下，晋商比徽商留下的原始文献少很多。《晋商史料与史料中的晋商》中记载的最大一宗晋商原始文献存放于平遥县西大街“日升昌票号旧址”陈列室，有账册17本[11]。另外，榆次常家庄园存有个体收藏者所藏的一些晋商文献，账册和信函均有。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于1990年编撰出版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12]和2002年出版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13]，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90年代以来对资料的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如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穆文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史若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资料汇编《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收录了大量由中国遗失海外的票号资料。”[14]这些商业史料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就是账簿资料。 (三)自贡盐业文献中的明清日用账簿 明清自贡盐业文献也存有账簿资料。地处川南的自贡市是一座用盐塑造的城市，有大量的盐业历史文化遗存。自贡盐业档案现有38726卷，上起清雍正十年(1732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绝大部分保存在自贡市档案馆，剩下的留存在自贡市的一些企事业单位。自贡盐业档案多种多样，其中盐业财会税收档案记录了井盐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字资料，从中体现盐业企业资本的筹集、使用、追加和损益分配情况。从内容看，有关账簿有“井盐生产贷款、制盐成本细目、卤价核算与各种收支款项，产盐月报、盐卤场价销价及各类物资价格调查，井灶账册、各东工本银钱总薄、各股伙人账目、人工伙食杂项总薄、月结草稿、员司薪金及工人工资，盐税解缴统计、期票兑付”[15]。 (四)贵州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中的明清日用账簿 锦屏位于贵州省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山深处，原始森林随处可见，从明代起木材采运贸易开始繁荣，所以锦屏县存有数万份历经天灾、人祸而保存至今的林业文书。《锦屏：契约文书的发现》一书统计有该县档案馆保存的山林账簿9本[16]。《清水江文书》一书则影印出版了文书原件，将文书性质分为契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账簿、官府文告等10大类[17]。 (五)四川巴县档案中的清代日用账簿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最长、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历史档案，“其中经济类约五千卷，有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所以档案中有一些账本之类的物价史料”[18]。 (六)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中的清代日用账簿 在16至18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二百年间，有不少账簿或财务报告连同信件经由澳门寄往欧洲。章文钦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与澳门档案学社刘芳女士合作，整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出版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19]。这批档案主要形成于清代乾隆朝初期到道光朝末期。从内容来说，它包括清葡双方往来的公务文书，“更有反映着当时澳门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赋税差饷、与内地商馆的财货往来，与各省的经济联系，华洋杂处以及引起的矛盾纠纷、与东西洋各国的航运交通和对外贸易，其表现形式为账册等民间文献”[20]。 (七)其他地方及私人收藏的明清日用账簿 明清日用账簿除了上述机构收存外，还有一些散存于各种博物馆、档案馆。比如：富公会收支银钱总账，账簿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一直记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会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晋商博物馆等各地区的商业博物馆都存有不少书目的明清日用账簿。在私人手里也保存着一大批日用账簿，或是由收藏家搜集得来，私人进行保管；或是由祖辈们流传下来，作为私家珍藏。比如：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便是《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略述》作者张玉祖上一代代保存下来的，其中包括借还账簿[21]。 二、日用账簿与明清史研究 总体而言，受史料限制，相比家谱、契约、书信等民间文献，学界对日用账簿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相关成果较少。 (一)日用账簿与明清商业史研究 目前，从宏观上研究明清商业经营状况的成果主要有：以徽州典商文书包括账簿史料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徽商典铺经营实态和明清社会变迁过程的《明清徽州典商研究》[22]；利用徽商账簿、商业合同等徽州文书档案，研究徽商资本积累、经营活动、资本出路等问题的《徽商研究》[23]；研究徽州志成号《银钱总录》《暂记账簿》中存在的大量银钱、洋钱与制钱兑换记录的《中国商业史》[24]，认为清代的普通商号有兼营货币兑换的特点；以账簿、算簿为依据，探析清代商业经营状况的《珍贵的徽商经营账簿——以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账簿文书介绍》[9]和《清代前期账局研究》[25]。另外，还有不少海外学者利用海外华商账簿，对华商的组织形态、经营活动、外贸易活动、商业网络、商业账簿记账方法等进行了研究[26]。 近年来，学界对明清商人合伙制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明清徽商工商业铺店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账簿的表面分析》依据三种徽商簿册，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商人合伙制度[27]。《晚清徽商合伙经营实态研究——以徽商商业文书为中心的考察》从明清徽商的商业文书中描绘出徽商合伙经营的实态，揭示了股东构成、股权流转和资本流向的变化，并分析了影响经营利润的社会因素和内部机制[28]。《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资本组织之比较》[29]和《明代徽商合伙制店铺融资形态分析——以万历程氏染店账本为例》[30]都通过账簿研究了徽商合伙制中的融资方式。《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31]和《清代景德镇一处炉寸窑号的收支盈利》[32]分别利用一处商家的账簿对其收支盈余情况作了细致研究。《明代工商业运行与高利贷资本》[33]和《明清时代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34]通过账簿论述了商业运行中负债经营的情况。《徽州典当业研究中三个可能的误区》[35]中的第二部分和《徽商账簿〈嘉庆溆浦裕余〉研究》[36]通过经营账簿数据的分析，对店铺的利润率进行了探究。 (二)日用账簿与明清经济史研究 在研究明清经济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傅衣凌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37]。傅衣凌利用在福建发现的自明嘉靖至民国的田契、租佃契约和账簿编写而成此书。该书体现了区域研究和以民间文献等证史的鲜明特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开拓时期的力作之一。 通过明清账簿研究当时物价的论著也逐渐增多。经济史家严中平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通过对清代“统泰升商号”的账簿进行统计整理，编制了北直隶宁津县在1790-1850年间的零售物价与银钱比价指数图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引用[38]。《吴氏经商账簿研究》通过吴氏经商账簿的研究，论述芜湖物价在乾隆时期的变化[39]。《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通过火祖会账簿记载清代北京地区的物价和工价数据，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有更准确的认识[40]。《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根据粮价折、账簿、家谱等分析得出当时的粮价[41]。 通过宗教账簿研究宗教组织的资本运作与区域经济，也是明清账簿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迎神赛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资产运作分析——以休宁祝圣会及〈祝圣会会簿〉为中心》通过会簿的记载，探讨了祝圣会公众祭祀组织的结构及其资产运作情况[42]。《吴渔山嘉定账簿初探》对吴渔山主持嘉定教务时期的账簿，从物价、货币、消费、社会生活，嘉定堂区会众活动，堂区经费来源与开支诸方面进行了研究[43]。 另外，通过明清账簿研究货币及借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小的却是全面的：一个普通山西商号的账册研究(1893-1935)》[44]、《清代徽商合墨及盘、账单——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中心》[45]、《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46]和《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47]都利用账簿来研究货币的使用和流通情况。另外，《小的却是全面的：一个普通山西商号的账册研究(1893-1935)》和《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还利用账簿等史料分析了当时的借贷情况。 (三)日用账簿与明清社会史研究 通过明清日用账簿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徽州商号“伙计”的生活实态——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研究》[48]和《小的却是全面的：一个普通山西商号的账册研究(1893-1935)》通过记录雇工生活实态的账簿研究其日常生活形态。李文治先生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49]中，利用徽州账簿，介绍了从咸丰四年至同治元年(1854-1863)皖南休宁一家佃农租种土地的情况。《晚清徽州钱号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咸通年间万隆、志成账簿为中心》以万隆钱号账簿为主体，结合志成号账簿，考察徽州钱号与地方基层差役、官僚机构以及介于徽商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民间组织往来互动的形式和内容，探讨了地方社会官场关系诸问题[50]。《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通过婺源冷水亭村的“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初步研究了20世纪初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情况[51]。《试论清中后期金华府私人抵押借贷与转移土地的关系》利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清代金华府借贷契约、借贷账簿、土地文书，多角度地探讨了金华府农村借贷与土地转移的关系[52]。《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通过对多种账簿作较为细致的分析，阐述了徽州各地“华云进香”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53]。 三、对明清日用账簿本身的研究 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民间日用账簿的记账方式，账本分类、用途，历史演变等，还很少有深入的研究。目前，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所编的《中国会计史稿》[54-55]和韩东京所著的《中国会计思想史》[56]。论文主要有：冉平的《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票号》，介绍了票号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57]，唐富君的《基于日升昌兴衰史的内部控制》[58]也有相似介绍；康均的《江浙钱庄的会计组织与账簿设置》[59]，研究了明清时期江浙钱庄的会计组织机构和账簿设置；桑良至的《珍贵的徽商经营档案——咸丰年间经商账簿》[60]，研究了徽州三个账簿的版本状况、记账格式及账目内容，等等。另外，学界对明清时期商业账簿的复式记账法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成圣树介绍了四柱清册、龙门账的原理，并分析了四柱清册和现代会计、“龙门账”与现代商业会计的关系[61]；傅建木通过图表和实例，对清代商业会计的复式记账中的三角账、龙门账和四脚账做了详细的论述。[62] 由于明清商业文书是手写而成，年代久远，字迹难辨认，研究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苏州码子(柴码)是明清时期商业上使用的记载账务和表示价码的数字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有着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的中国商业文化遗产，但现已基本失传。《清代徽商合墨及盘、账单——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中心》一文中提及了徽州商业文书中常见的柴码以及特殊记号，并将其分类列表[45]；《中国民间的商业数字——苏州码子》对苏州码子进行了介绍和破译，认为苏州码子形象性强，易于当时百姓学习掌握[63]；《苏州码子的实证应用与价值分析》分析了苏州码子的历史来源和运用规则、方法，并提出了传承苏州码子的文化创意思路[64]；王尔敏在《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中提及苏州码子教材时，称其“是天地间最难得之史料”[65]。 四、小结 (一)日用账簿研究面临的问题 明清日用账簿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为史学界所重视，但从总体上看，账簿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还极不充分，史学界仅有少量利用明清账本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发表。目前，对明清日用账簿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明清日用账簿的搜集力度和档案管理服务工作仍待加强。首先，由于百姓对日用账簿等民间文献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加之民间文献保管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与文物贩子大肆收购，明清日用账簿被损毁和流失现象严重。对此，相关部门应做好对民间账簿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招收专门性人才，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信息技术未能得到有效的使用，致使明清日用账簿的档案管理服务工作很不完善。因此，档案服务机构需要树立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意识，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 第二，真正能利用账簿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由于账簿史料的分布比较分散并且多有缺失，而且收藏机构、收藏者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料悉心保管，秘不示人，所以史学界要搭建一个账簿史料资源共享的平台，或是编纂一部概要记录全国各地收藏日用账簿情况的汇总性的工具书，这既有利于提升大众对日用账簿的重视与保护意识，又便于学者便捷查阅与利用账簿史料。 第三，账簿的整理工作难度较大。中国传统商业账簿有特别的记账方法和符号系统，而且地区间也存在差异。研究者除非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否则很难对古代商业账簿进行识别与解读。因此，对账簿进行整理和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支持与合作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二)日用账簿研究的方向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明清账簿的研究已涉及了诸多方面，但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三个方向给予重视与关注： 第一，虽然学界对商业账簿研究程度较深，特别是对徽州商业账簿研究成果居多，但其资料来源大都是各地收藏或已出版的徽州文书，所利用的账簿数量有限，而且涉及地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对账簿等商业史料的搜集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商业账簿的利用，进一步对明清商业经济史展开研究。 第二，从上述对明清日用账簿搜集的情况不难发现，除了徽州商业账簿，还有林业、盐业专门性行业的账簿，但针对这些账簿进行相关行业研究的成果微乎其微，有待学者进一步考察研究。 第三，日用账簿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但目前学界除对明清商业经济方面进行了研究外，较少涉及其他各方面，如通过账簿来研究明清各时期百姓的收支情况、生活条件、民间借贷、祭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