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朝鲜族“离乡创业”现象及其影响——兼论我国少数民族未来发展的某些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族论文,论我国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90年代开始，在朝鲜族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由于流动的人口不限于农村，包括乡村、城镇和城市的朝鲜族人口，并且流动的目的带有改善生存环境的性质，因此将其概括为“离乡创业”现象。
一、“离乡创业”的基本情况
我国朝鲜族人口的剧烈流动始于90年代初，其诱因既有生存环境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最初这种人口向外流动最活跃的地区是城乡结合部的城镇。城镇朝鲜族一方面信息相对灵通；另一方面既不象农村那样封闭、保守，也不象城市朝鲜族那样有所顾虑。尔后开始扩散至农村及城市。
朝鲜族人口的离乡流动呈多向性。一是在国内的流动：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镇）的流动；城镇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向北部沿海城市及北京市的流动；少量人口则流向了南部沿海城市。二是向国外的流动：主要对象是韩国、俄罗斯、日本，少量流向美国、中东和北非；到国外的目的，除俄罗斯为经商外，其余均为打工性质，并且一旦完成资本积累，即返回国内重新择业。
朝鲜族离乡以后主要分为三类从业者：一类是从国外打工、经商返回国内者，其中一部分已完成资本积累，文化程度较高，且现代意识较强，在国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归国后在东北三省的城市（镇）开办以服务业、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实体，另一部分则更具开创意识，到北方沿海城市及北京市开办类似的经济实体；第二类是白领阶层，他们主要以大学毕业生、教师、离退休或下岗的公务员、科研人员构成，以韩、日资企业为求职对象，一般被聘为高级职员；第三类为劳务人员，由高中毕业生及农民构成，主要在服务行业、商业及外资企业打工。
朝鲜族人口的离乡流动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增加收入固然是其目标，但改善生存环境是大部分人的最终选择，所以出国打工者一俟衣锦还乡，相当一部分人即重新选择居住地和职业。而从国内情况看，高素质人口一旦离乡，返回率非常低，其改变生存环境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使是农村人口，也有相当数量的低龄人口（40岁以下）是以改变生存环境为主要目的，重新返回农村者日益减少。在现在的农村，30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寥寥无几，体现出现代化初期的农村景象。
朝鲜族“离乡创业”人口的流动速度最近几年有加速的迹象，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惊人的。据一些零散的统计，在农村约占20%～30%之间，个别地方超过了40%。比如黑龙江省海林市，朝鲜族有3.2万人，有组织地到韩国的劳务人数为2000多人；私人办理出国手续到韩国从事劳务的3000多人；到俄、日、美等国经商、打工者400多人；流向国内其它地方经商、打工者1500多人，上述人员相加约占海林市农村朝鲜族人口的38%。黑龙江省鸡西市是人口流动比较晚的地区，但仅农村外流人员就达5000多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0%。再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兴和朝鲜族乡，总人口为4000人，离乡外流人口1008人（1996年），约占总人口的25%。据有关资料统计，黑龙江省离乡人口为8万多人，其中出国4万多人，占半数以上。实际上，对黑龙江省离乡人口的统计是以农村人口为基础的，城市人口的外流无从统计，而且这种以点带面的统计方法也不科学，实际数字大大超过8万人。仅据对个别城镇的朝鲜族离乡情况调查，流向其它地区的人口约占30%～40%之间。按有关资料估算，在全国朝鲜族农村人口中，大约有30万人离乡，占农村劳动力的17～20%，而全国平均只有9%。如果加上城市（镇）人口的流动数量，离乡流动人口的总数约占朝鲜族总人口的20%～30%之间，并且这种趋势呈加速之势。
二、“离乡创业”现象产生的原因
80年代初，当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展开之时，尽管朝鲜族整体文化程度较高，但仍显封闭、保守，其开放意识大大落后于汉族，在农村更是如此。当时很多汉族农民到城里贩卖农产品，朝鲜族农民则很少能够做到。朝鲜族封闭、保守的原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生活水平高于汉族，水稻生产的收益较为稳定，再加上朝鲜族农业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现代意识和开放意识淡薄也就不足为怪了。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农业（水稻）为特征的朝鲜族经济进入了死胡同：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地处平原无资源可开发利用；水稻种植成本急剧增加而粮价下跌，使得小规模经营无利可图。
事实上朝鲜族农民最清楚自身的处境，若不能开拓出新的经济领域，不进则退，朝鲜族农业经济极可能陷入绝境。几乎是突然的觉醒，从90年代初开始，在朝鲜族聚居的城镇和农村，出现了一股难以阻挡的人口离乡潮，先是利用有利条件到韩国、日本打工，进而到俄罗斯从事规模不等的经营活动，最终导致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打工、经商，并扩散至北部沿海城市和北京市（东北朝鲜族城市人口是在这一区域打工、经商的主流）。
朝鲜族人口的这种流动呈现出规模大和无序性，但仍可寻觅到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方面是自身的生存环境限制了其发展的空间，使其极力寻找新的更有利的生存环境，开拓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较高的文化程度为“离乡创业”奠定了基础。从相对的保守，到大规模、迅速地转变观念，无不得益于良好的教育基础。从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相邻的汉族农民在经济上较朝鲜族更为开放，但从90年代开始，朝鲜族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在短短几年间其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开放之程度令人惊叹。有些朝鲜族举巨债办理出国手续或经商，孤注一掷的后果是导致一部分人的彻底破产，但步其后尘者仍大有人在。这种极度的冒险行为说明，朝鲜族农民固有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使其认识到不改变生存方式已无退路，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其产生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观念。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促成了朝鲜族“离乡创业”潮流的产生。90年代初，中韩建交及苏联解体，客观上为朝鲜族出国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中韩建交后，大量朝鲜族通过探亲、研修和通婚等途径到韩国打工，既增加了收入，又开阔了眼界，对朝鲜族现代意识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隋着中韩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韩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需要大量通晓朝鲜语的高级职员和工人；一部分到韩、日、俄打工、经商人员回国后，在大中城市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也吸纳了数量可观的朝鲜族劳动力。
朝鲜族的民族性格也是其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原因。朝鲜族虽然是农业民族，但向来家乡观念淡薄，喜欢向更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流动。目前从朝鲜半岛迁移出来的操朝鲜语人口约为600万，占半岛人口的9%左右。朝鲜族适应性强，入乡随俗，能够很快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之中，形成新的政治结构。所以说，从民族学角度而言，现今朝鲜族的“离乡创业”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积极作用是“离乡创业”影响的主流
一个民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是一个民族再次创业及城市化过程的体现，也是该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一个民族的居住状况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或相对活跃状态，是衡量其未来发展潜力的标准。从目前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离乡创业”状况看，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全民性，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加快。朝鲜族人口的大规模离乡流动比率，已大大超过了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从国际标准看，只有人均CNP达到2000美元左右时,才会出现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现象。从朝鲜族的情况而言，其进程大约提前了10年。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对朝鲜族的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不安，乃至片面夸大其负面影响，对民族超常发展过程持全面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离乡创业”现象是其发展的超前反映，是典型的民族发展范例，值得重点研究。朝鲜族人口的“离乡创业”现象必然对其发展产生深刻的历史性影响，并极大地推动朝鲜族社会的向前发展，其积极作用十分明显，应予充分的肯定。
首先，“离乡创业”现象彻底改变了朝鲜族社会的单一经济结构。朝鲜族的经济结构呈现畸形状态，完全以水稻种植为主。由于朝鲜族居住于城市（镇）周围的平原地区，人均耕地很少，其周围为汉族村屯，向外开发耕地的空间已被完全封闭。而原有的耕地只需10%的劳动力即可耕种。在此条件下人口的居住状况处于稳定状态的话，随着一批批高中毕业生返回农村，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人均耕地日益减少，那么就会出现大批闲置人员，人均收入大幅度降低，最终将使朝鲜族农村陷入贫困，产生社会动荡。值得庆幸的是，正当“离乡创业”渐成气候之时，人口与资源的这种矛盾还未完全激化，朝鲜族的经济结构由此顺利地进行了调整。目前朝鲜族农村经济基本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重新创业，土地得到适量集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增加了收益。既便如此，劳动力事实上仍然大量过剩，还应该引导农民离开土地重新择业。据调查，如果土地不能够集中，每户仅靠承包地，一年劳作下来将分文不收，仅能剩下口粮。如果第二年不借贷就无法耕种。所以说，目前的“离乡创业”大潮是朝鲜族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起作用，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将来，随着朝鲜族农村人口向城市（镇）的进一步流动，农业的规模经营就有可能实现。离乡人口的增多，亦会导致收入的增加，其中的一部分资金也将回流农村，反过来推动规模经营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朝鲜族经济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事实上目前已形成了以服务业、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相得益彰、互相推动的经济结构雏形。
朝鲜族经济结构的畸形状态正在改变，一个合理、良性的经济结构也正在构造过程中，近几年人均收入明显增加已说明了这一点。1996年黑龙江省朝鲜族农民的人均收入3014元，而全省农民平均只有2182元。
其次，将促使朝鲜族从农业民族向现代工业民族的转化。从朝鲜族的历史发展看，是典型的农业民族，也可称之为“水田民族”，发展潜力十分有限。朝鲜族社会出现的“离乡创业”大潮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出国打工使得部分朝鲜族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其中的佼佼者回国后继续进行资本的扩张，最终造就了一批企业家。现在从事服务业、商业、贸易的企业经营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到韩、日等国打过工。返回农村的出国打工者，也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朝鲜族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白领阶层，主要在韩、日等国的独、合资企业就职，这一阶层将是未来产生朝鲜族大企业家的摇篮。白领阶层大多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年龄40岁以下者居多，从择业观上即可透视出开拓性和冒险性格，在完成了资本积累后，由于有在外企工作的宝贵经验，独立开创事业驾轻就熟，将构成未来朝鲜族城市经济的主干。由于“离乡创业”现象的大范围存在，城市朝鲜族经济体系的框架正在构造中，一旦这种构造过程完成，朝鲜族也就进入了现代工业民族的行列。
第三，“离乡创业”大潮将全面提高朝鲜族的竞争力。朝鲜族是教育发展较快的民族之一，受教育程度的总体指数在我国各民族中一直处在首位；人口出生率在我国各民族中最低，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这两项指标本来是先进民族的标志，但在朝鲜族身上并未充分体现出来。
在改革开放之初，朝鲜族的开放意识明显落后于汉族，经商热情并不很高。有些人甚至羞于从事小商、小贩的经营，当汉族小商、小贩完成资本积累，进而成为首批私营业主之时，朝鲜族则刚刚在街上卖咸菜。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朝鲜族处于一种完全封闭的农业社会之中，尽管文化程度较高，观念却十分的落后和保守。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封闭的意识，是朝鲜族社会的生动写照。这种封闭的打破及现代开放意识的形成，则完全得益于“离乡创业”的过程。在国外打工的朝鲜族，有机会接触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及现代意识，促成了朝鲜族开放意识及现代意识的形成。朝鲜族本身较高的文化程度，也就决定了这种转变只需外力的作用即可。因此可以说：朝鲜族离乡流动人口的多寡已成为衡量其竞争力强弱的标志。目前，“离乡创业”已成潮流，现代意识基本形成，其本身的潜质得到发挥，社会竞争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四、“离乡创业”现象作为朝鲜族发展的必然过程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离乡创业”虽然是朝鲜族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但每一次社会变革必然带有负面影响和阵痛，何况朝鲜族的这次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得过于迅速和彻底，其负面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是出现了价值观的扭曲现象。朝鲜族是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是一个崇尚礼仪、尊老扶幼、团结互助的民族。但自从人口离乡大潮出现以后，这种优良的价值标准有被废弃的现象，出现了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正在对朝鲜族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
其次是农村社会结构被过份冲击，社会结构存在不完整性和畸形现象。人口结构失调，老弱病残成为人口结构的主体。年轻人大多离乡打工或经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朝鲜族经济的发展。滞留农村的大龄青年（主要为男性）已出现婚姻危机。
第三，部分社会丑恶现象有滋生蔓延之势。人口的大量流动过程，一方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同时丑恶的社会现象也冲击了朝鲜族社会，卖淫、赌博、吸毒、欺诈、高利贷等现象已经出现，有些甚至带到了国外，极大地影响了朝鲜族的形象。在办理出国手续时，伪造证件、假国际婚姻、非法偷渡、欺诈性劳务合同等时有发生，对朝鲜族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冲击。过去的朝鲜族家庭关系比较稳定，但近几年随着人口流动的急剧扩大，离婚率直线上升。
第四，朝鲜族的教育体系受到冲击，教育水平有所下降。尽管近几年我国朝鲜族的教育发展仍然很快，农村小学的适龄儿童入学、巩固、合格、升学率基本达到100%，初高中升学率也较高，但教育质量有下降的趋势。黑龙江省有10%以上的教学骨干出国或到外企任职。由于外流人口的增加，生源日益减少。黑龙江省朝鲜族学校1996年减少了75所小学和19所中学，预计1997年减少小学51所、中学15所。从1990～1997年统计，小学减少33%，中学减少44%。有一些家庭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或经商，将子女留在家乡由老人或亲戚照顾，由于疏于管教，不仅学习成绩下降，还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第五，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削弱，朝鲜族后代正面临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
尽管存在上述的负面影响，朝鲜族的“离乡创业”大潮仍是历史性的进步，是朝鲜族从危机走向成功的过程，而非走向危机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大调整都伴随着阵痛，都将有一部分人被湮没。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朝鲜族有可能面临着一个个聚居村屯的解体，农村朝鲜族经济的逐步衰退，但这一历史过程是无法阻挡的，阵痛过后将会诞生一个现代化的朝鲜民族。
五、朝鲜族“离乡创业”现象是我国民族发展的典型范例，具有超前性，对研究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朝鲜族“离乡创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体现，只不过朝鲜族的这一过程大大提前了，今天朝鲜族所面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未来其他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那么，它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首先，城市化过程有可能先从农业民族开始，而且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周围向边远农村、由临近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依次推进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最慢的有可能是游牧民族，这是由其人口密度及相对开阔的发展空间、相对良好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其次，城市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本身就会伴随阵痛，原有的社会结构将产生较大的调整。农村的发展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做好少数民族城市化过程的政策引导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城市化过程与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繁荣问题，制定周密的发展规划，保持农村少数民族的稳定，把城市化过程产生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解决工业化与保持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
第四，在城市化过程的初期，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生存与竞争能力。
第五，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可能是民族矛盾比较集中出现的时期，矛盾的体现形式将更为复杂，在一些民族中，还存在民族矛盾的国际化问题。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到首要地位。
第六，在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的初期，其竞争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薄弱，最容易受到社会丑恶现象的侵袭。因此，进一步改善和净化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就业进行引导和管理，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
第七，城市化过程对民族语教育有较大的冲击，对于那些拥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如何保证我国少数民族在顺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同时，又能保持农村的发展繁荣及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朝鲜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过程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