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班车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两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比较平静，既没搞什么“文学运动”，也不见什么“文艺思想斗争”。但文学论争总还是有的，其中具有“轰动效应”的之一，大概要算文学大师排座次的问题了。
有一位年轻的文学博士，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大师文库》。既然是大师，又是文库，当然就有一个谁是大师的问题。这文库之中，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个哪位大师的书在前，哪位大师的书在后的排名问题。
据说传统的排名是：鲁迅第一，郭沫若第二，茅盾第三，巴金第四，老舍第五。而这位博士来了个反传统，他让沈从文排第二，巴金排第三，金庸排第四。
沈从文排第二，固然叫一些人接受不了，而金庸排第四，更使人大吃一惊！
于是就有几位先生表示反对。有一篇报道令人瞩目，那是香港《大公报》的署名文章《北大刮起金庸风》，说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名誉教授。金庸在北大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说，尽管中国屡遭外族侵略，但是不但中国未亡，反而促使其壮大，这是因为华夏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所致。
金庸终于被安排搭上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末班车。它说明：中国20世纪文学终于发现和选择了武侠小说，发现和选择了通俗文学。我以为这可说是世纪末中国文学观念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
金庸成名于50年代，他写的是武侠小说。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而世界上五洲四海都有华人，所以金庸把中国的武侠小说推向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的小说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拳头产品”。
金庸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象征手法，建构了一个既与现实沟通、又遗世独立的“江湖世界”。在这个幻象世界里，想象之丰富，人物的异趣，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之形象表现，都是无与伦比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与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即人们常说的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不一样，它有别样的品格和韵味。
于是有一些热心人，研究金庸的小说，并谓之“金学”，正如当年研究《红楼梦》，称之为“红学”一样。
但武侠小说被称之为“成人的童话”，童话谓之“儿戏”，属“小儿科”。在文学史家看来，品位太低，不够档次，进不了高雅文学的历史殿堂。既然通俗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武侠小说界的龙头老大的金大侠，也只配有中国江湖郎中的命运，称不上什么大师。
几十年来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当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全都是严肃文学史。除了极少数作为批判对象外，有哪一部论及通俗文学，论及武侠小说？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文艺理论家王先霈教授，在他和於可训先生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这样一种读者分布非常广泛，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巨大的持久的影响的文学种类，不应该长期置于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历史研究的注视范围之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严重脱节和尖锐对立……不是民族的文学和文化成熟发达的标志，而是一种警告信号。
这话说得何等中肯呀！
这种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严重对立，通俗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外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不能不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了。
本世纪初，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末叶的规模，尤以1905年之后的几年，发展更为迅速。清政府也讲“维新”，采取了一些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国内各地纷纷集资办厂开矿修铁路，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由于1902——1903年间，中英、中美、中日一系列通商行船续约的签订，各列强对华投资迅速膨胀。这就使得我国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口异常迅速地增长。以上海为例，1880年只有10 万多人， 到了1900年增至34万多人，到了1911年又增至125万人，30年间增长了12 倍多。
城市人口猛增，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娱乐消遣文化，于是通俗文化应运而生。中国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曲，说唱评弹等城市舞台和茶馆艺术，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就是明证。在文学方面， 从1909 年至1915年之间，《小说时报》、《游戏杂志》、《小说丛报》、《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小说大观》、《小说新报》等一大批通俗杂志创刊。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家独领风骚。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演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类似于当今专揭阴暗面的纪实性的黑幕小说，大量出版。由于外国先进的印刷技术的输入，作家稿费制度的形成，使这一派作家人数不少，作品很多，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文学书刊市场，主要由这一派的作品占领。
民初通俗文学的繁荣，不但是民初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外国通俗文学大举进入的影响。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黑奴吁天录》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尤其是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风靡全中国。鸳鸯蝴蝶派之又称礼拜六派，就在于这一派的代表刊物叫《礼拜六》。因为早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创办了一本周刊，叫《礼拜六》晚邮报，后来成为欧美销路最广、最受读者欢迎的读物。中国的《礼拜六》周刊，正是抄袭模仿美国的《礼拜六》而得名。可见礼拜六派的出现，正是中外通俗文化沟通、接轨的结果。
“五四”以后，它仍在发展并与民国相始终，直到1949年大陆解放，才基本上消失，故又称“民国旧派小说”。这一派不但创作通俗小说，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公开提倡文学的“趣”、“利”与“消遣”。
总之，民初礼拜六派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通俗文学的正式出现。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文学革命”，以及30年代的“革命文学”，均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对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而且是整个地否定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甚至言情小说、侦探小说这种文体，这种文类。它不但否定了当时的通俗文学，而且否定了这类文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文学研究会宣言》庄严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就否定了文学具有的那种娱乐消遣功能，否定了以娱乐消遣为重点的文学。
在文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有权发表自己对文学的独特主张，有权开展对别一文学流派的批评。那时不但革命文学批判过鸳蝴派，鸳蝴派也攻击过革命文学，但两派文学都有自己的广大读者群，据说鲁迅的母亲、赵树理的父亲就很喜欢读张恨水的小说。所以这两派文学骂归骂，吵归吵，实际上虽然有消长，但仍在平行发展。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为了打倒中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进行批判，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1949年建国之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文艺政策，整个地否定了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否定通俗文类，武侠小说基本上被禁止出版，这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了。
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70年代，80年代初才逐步开禁。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国的基本国策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港台提出“一国两制”，回归祖国。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城市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经济政策的变革，当然也会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政策的转变。以前的文艺提“工农兵方向”，“为政治服务”，现在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们要求有认识教育功能的严肃文艺，也要求有娱乐消遣功能的通俗文艺，于是对通俗文学的开禁，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港台和欧美的通俗音乐，流行歌曲；通俗舞蹈，迪斯科和摇滚，健美操之类；通俗影视、武打片等等，伴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电视机、收录机、卡拉OK等，一齐涌入了尘封了30多年而一旦敞开的中华之门，“回归”祖国。国内的民族通俗文化，如评书曲艺、气功武侠、各种民俗文化节，也在文革扫“四旧”10多年之后，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经济改革，通俗文化繁荣的大气候下，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通俗文学热”，它包括：
1.创刊热：《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中国通俗文艺》、《中国法制文学》、《通俗小说报》、《章回小说》等一大批通俗文学期刊和报纸纷纷创刊。
2.出版热：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通俗小说，港台、日本、欧美通俗小说大量出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曾经六七个出版社同时出版，以致闹到了个别地方出现纸荒，小说教材都出不来的地步。
3.市场热：几十年来，全国的图书只有一个单一的新华书店发行系统，这时形成了一个以通俗文学书刊、小报为主体的图书市场，以通俗歌曲、录像片为主体的音像制品市场。
4.阅读热：从这时起，阅读、欣赏通俗文学、影视的读者观众，远远多于阅读欣赏严肃文艺的读者观众。
5.创作和理论热：出现了一批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各级通俗文学学会开始成立，组织了作品评奖和理论征文活动。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开始启动。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对张恨水开始重新评价。
于是，这种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两大类别的文学平行发展、互相竞争的文学生态格局，又历史地形成了。历史又好像回到了本世纪初，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必然有两类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说：“我丝毫不主张把所谓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截然分开。一个高得不得了，一个懦弱得不得了，我没有这种观点。”他又说：“拥有巨大精神力量的小说会以扫荡娱乐性、消遣性的小说为代价吗？这是不会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和生活的结构，大家关注的热点，必然会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还会出现小说艺术多元化的格局。”〔1〕
王蒙的这些话，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某种经验和教训，表现出世纪末文学观念正在变革。有些作家生前轰轰烈烈，死后随风飘逝；有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成了时代的宠儿，这种历史的颠倒，无一不是文学观念变革的结果。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明乎此，则金庸在本世纪中后期，在大陆出的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而到了本世纪末，却被年轻人推上了文学大师之席，虽曰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1995年10月31日
注释：
〔1〕培红《王蒙说：小说位置正从中心走向边缘》1995年10 月28日《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