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应用语言学述评_应用语言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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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8;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00)01-0002-6

1.回顾

现代应用语言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美国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设立了一个“军队特别训练课程”,对派往海外参战的部队进行外语培训。培训工作在语言学家的指导下进行,Bloomfield应邀写了一本手册《外国语实际学习导引》(An 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1942),Bloch和 Trager写了《语言分析大纲》(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1942)。该课程开办了9个月,培训了15,000人。不少语言学家(如Bloomfield,Fries,Bloch,Haugen,Hockett)都参与其事。战后Fries等人创办杂志《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副题叫《应用语言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公开使用了“应用语言学”这个词。其后英国Edinburgh大学于1958年成立应用语言学学院,美国于1959年成立应用语言学中心,都是应用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应用语言学真正确立其学术地位是在1964年。是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Nancy召开,成立了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ique Applique,AILA)。同年,英国Halliday,McIntosh和Strevens的《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1964),美国Wilga Rilvers的《心理学家与外语教师》(The Psychologist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1964)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出版,遥相呼应。从此,应用语言学蓬勃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AILA每三年开一次国际大会,已开了12届,规模越来越大。1999年在东京召开的AILA'99更是盛况空前。会上,除全会的几次发言和总结外,有33个主题发言,宣读论文909篇,组织专题讨论105次,张贴告示128张。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国家都分别成立了本国的应用语言学协会和其他关于外语或英语教学的组织,并加入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我国于1981年成立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并按语种设立分会。1980年由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在广州召开“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应用语言学研讨会——汉语社区的语文教学”;1985年由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中国英语教学》1990);1992年在天津召开第二届(中国英语教学)。

2)西方各大学纷纷成立有关学科点(应用语言学、教育语言学、TESOL,TEFL等等),培养了大批应用语言学的硕士、博士。到1997年,在英、美、澳、加已建立了20多个(不包括附在语言学系里的专业)此类学科点。我国1981年第一批学科目录中亦设立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现已有博士点3个,硕士点6个。

3)出版了很多关于应用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的杂志,如:ELT,Langu-age Learning,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Applied Linguist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in Language Teaching,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econd Language Research,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TESOL Quarterly,RECL Journal,等等。我国各外语院系所出版的刊物也刊登了很多外语教学研究的文章。

4)各出版社如CUP,OUP,Longman,Pergamon,Multilingual Matters等纷纷出版关于应用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的丛书。我国北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多套丛书。最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了牛津大学应用语言学丛书的19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组织引进一套“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50种,各书均附有导读)。

所有这些发展都预示着应用语言学将以矫健的步伐迈入21世纪。

2.应用语言学发展的土壤

为什么应用语言学能够经久不衰地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发展对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有持久的需要,这些需要为应用语言学的开花结果准备了土壤。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人类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作为信息社会标志的因特网的建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需要,因为那上面的大量资源大多以英语为载体(据估计,全球电子提取系统的信息有80%是用英语储存的)。未来学家Nasbitt在《大趋势》里说过,对美国人来说,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须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电脑语言。对本族语不是英语的人来说,那自然就是本族语、英语和电脑语言。英语教学是一个无比广大的“市场”,要满足这个“市场”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采取对策。应用语言学正是研究各种英语教学对策的学问,具有无限的生命力。Strevens(1980)在1977年美国TESOL年会关于“应用语言学范围”的圆桌会议上说,“应用语言学家的需要很大。10年来英国每年培养100多名应用语言学家,而申请学习者仍络绎不绝,而且不会产生一群失业者。”大概也是这段时期,我访问过英国,有英国人在哀叹“大”英帝国的没落时对我说,“英国只剩下两件宝:一件是协和飞机,一件是英语教学。”曾几何时,协和飞机已销声匿迹,而英语教学的需要却与日俱增。

3.应用语言学的复杂性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除个别情况外,儿童都能习得自己的母语;但外语学习却有成有败。为什么?这是因为外语教学是一个诸多因素的系统工程,它向应用语言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图1展示了各种影响外语教学的因素(见下页):这个示意图说明了好几个问题:

a.外语教学是一个由诸多因素组成的过程;

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为补充。教学组织必须统观全局,有效地组织各个部分协同动作,以实现总体目标。这就是应用语言学的系统论(桂诗春 1994)。

b.外语教学诸因素虽然互相牵制,但有必要把它们分离开来,采取观察和实验的方法逐个加以研究。

c.由于教学目标不同,各个因素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权重不一样,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不同的方案。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

d.外语教师必须对教学过程诸因素有所认识,才能加强教学的主动性,克服盲目性。在外语师范教育中,更应注意加强未来外语师资的应用语言学素质培养。

几十年来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外语教学的复杂性,而且注意加强对外语教学过程各因素的研究。虽然在60年代出现过一些统一的应用语言学教科书,如Mackey(1965),Corder(1973),Allen & Corder(1973-77),Stern(1983),但到了80和90年代,人们发现已难以用一本教科书来覆盖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便把注意力放在各个分科的研究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了7套丛书(注:这七套丛书是:Cambridge Applied Linguistics,New Directions in LanguageTeaching,Cambridge Language Education,Cambridge Language Teac-hing Library,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Cambridge Han-dbook for Language Teachers,Cambridge Teach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eries。);牛津大学的应用语言学丛书(注:最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购买了其中19本著作的版权,在国内发行。),Longman的应用语言学丛书都有许多精选的题目。有心人如果把这些题目加以整理,就可以看出眉目。21世纪的应用语言学发展看来仍然会保持这样的势头:向应用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纵深发展。

4.应用语言学的多科性

应用语言学就是把有关学科的理论、描述和技巧应用到外语教学,在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应用语言学所应用的首先是各语言学科(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等),但也应用到一些与语言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其实只要和外语教学有关的学问,它都应用,也不限于语言学科,例如教育理论、教育测量、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多媒体教学手段,等等。而且应用的可以是理论和思想(如Austin的哲学),可以是研究的成果,也可以是具体的研究方法。Stern(1983)把他的《语言教学基本概念》分为6个部分:第1部分和第2部分是导论和回顾,并且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第3部分开始就进入考察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语言、社会、学习和教育)及其有关的学科:

a.语言和语言学

b.社会和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

c.学习和心理学、心理语言学

d.教育和教育理论

这也说明应用语言学并非单单是语言学的“应用”。应用语言学的多科性基础说明它有充分的营养基地,可以不断地从相关学科中吸收新思想和新技术。例如人们曾就两种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词汇是统一的还是分开的有过许多争论,1997年纽约一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神经学教授Joy Hirsch博士使用功能磁共振成相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来观察12个流利的双语使用者:6个从小就学会说双语,另外6个则是在青少年时才学第二语言。每一个受试都在fMRI扫描仪前用第二语言无声地独白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实验者不让受试发出声音,发音会使头部轻微活动,使图象模糊。图象显示两类受试不会因为习得年龄不同而在韦尼克区里呈现差异;但是对布罗卡区的扫描却呈现另外一种图景,青少年时才开始学第二语言的受试,其母语和第二语言在布罗卡区内处于不同的位置。这就是说,他们用母语和用另一语言思维时会牵动不同区域。而那些从小就学会两种语言的受试却使用同一个区域。Hirsch认为,这说明幼儿学话时使用了各种能力(包括听、视、接触和运动),而且这些能力都输入到像布罗卡区那样的硬件线路里。当布罗卡区里的细胞调节到适合一种或两种语言后,便稳定下来。所以幼儿同时学习两种语言时,这两种语言都交错地受制于同一区域。但是到中学才开始学另一种语言的青少年,却必须在布罗卡区已调节到适应母语的情况下,去习得另一种语言的复杂的语音系统,所以就困难得多。但是管辖简单语义关系的韦尼克区却可以重叠(注:见How the Brain Org-anizes Language,载Nature,1997,388(10):171-174。1997年7月15日的New York Times也有Sandra Blakeslee所写的报道。)。这个例子说明应用语言学依托在相关学科上成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新的世纪里,应用语言学必将进一步从相关学科吸收养分以充实自己,所以1996年在芬兰Jyvskyl召开的第11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题是“跨学科的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Across Disciplines)。

5.应用语言学的多样性

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而应用都必须结合实际。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学习一门外语,既有其共同规律,也有其特殊性。所以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特点是多样性。第11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一个专题讨论会是“语言与生态”(Language and Ecology);今年在东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题是“语言在21世纪的任务:统一与多样”(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21st Century:Unity and Diversity)。前者从保护生态的角度看保护多样性的重要性;后者则着眼于未来,强调从实际出发来应用理论、原则和方法,Widdowson在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与现实调协——应用语言学的前景”(Coming to Terms with Reality:Applied Linguistics in Perspective)。把多样性的问题提到下一个世纪的应用语言学家面前具有深远的意义:

a.在21世纪里,应用语言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结合实际将会促使应用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保证应用语言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b.外语教学的实际千差万别。具体的应用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绝不能生吞活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6.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模型

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中介作用,Corder(1975)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各种关于人类语言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是语言教学的实际活动”,而应用语言学是“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一套有关的活动或技巧”。所以他(1973)直截了当地认为“应用语言学家是理论的消费者或用户,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Anthony(1980)、Campbell(1980)、Widdowson(1979a)、Palmer(1980)都采取了这个说法。但是从1979年开始Widdowson(1979b,1980)对此提出了质疑与修正。他认为应用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与学习者有关的语言模型。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模型能从理论语言学那里派生出来,因为理论的研究往往忽略甚至取笑使用者的语言模型。但是语言学习很可能是建筑在使用者而不是分析家的模型上面。例如分析家把名词看成是一个分布的类型,而使用者却把名词和语义概念联系起来。Stubbs(1986)也赞成这种看法:他不完全赞成分析家的模型和使用者的模型是不一致的说法,但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使用者的模型往往受到分析家忽视,提出应用语言学家要发展自己的理论。

由此看来,只看到应用语言学的中介作用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这个分支学科的崛起(注:Sharwood Smith(1991)认为二语习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Gass(1993)指出,“二语习得研究从一开始就无可摆脱地和应用语言学缠绕在一起……这个看法十分普遍。”而Grabe & Kaplan(1992)则认为,“SLA原来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语言教学。但是随着过渡语假设的出现,SLA就从应用语言学和生成理论中独立出来。”)。尽管大家对“二语”还是“外语”,“习得”还是“学习”,有不同的理解,但是SLA在语言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考虑理论方面的问题,都很可能在建立外语或二语教学理论框架方面作出贡献。SLA也有多科性的基础,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于1993年出了一期专刊,主题是“二语习得:跨学科的展望”。但它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如学生学到什么,学不到什么?学生在有限地接触第二种语言时是怎样建立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的?为什么多数学生不能像母语那样流利地使用第二语言?学生所建立的语言假设属于什么性质?这些假设是否符合所学语言规则?不管是什么母语,不管所学的是什么语言,学习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型式,等等),它所考察的是语言教学“内部的”问题,恰好补充应用语言学中介说的不足,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第一语言的作用、过渡语的变异、学习者的个别差异、语言普遍现象、学习策略和二语习得模型,等等。虽然SLA还处在襁褓期(Ellis 1985),但它企图在吸收和消化其他学科精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

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学习者内部问题,那就必然要把注意力转向学习者的认知(桂诗春1991a,1991b,1993)。Ellis(1994)指出:“除转移外,学习者在学习一种第二语言时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过程。好些不同的SLA理论都对这些过程提供了说明。这些理论在本质上是认知的,即:它们企图说明使学习者处理输入的心理过程,说明学习者在输出中所建立和表明的知识结构。”Stern(1983)说到:“学习过程牵涉到学习者的三个方面:(a)智力/认知;(b)社会;(c)情感”。Skehan(1998)还发表专著《语言学习认知法》,这是因为在SLA研究中,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考虑较多,而心理语言学的考虑较少,所以他的书主要是从信息处理的角度考察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他们在语言学习中所碰到的语言学习问题。其实SLA的许多研究课题,如第一语言的转移和干扰、学习者的操作原则、回避、监察、学习策略,都离不开认知。一旦讨论到二语习得中会不会牵涉普遍语法时,更要接触到认知的问题;这是因为普遍性原则是语言心理表征的一部分,是人们的心理特性使语言共项之所以成为语言共项。在21世纪里,不管是应用语言学还是二语习得,认知必然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焦点。

收稿日期:1999-10-24;

本刊修订稿,199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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