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这样办还是那样办？——或新军事时代的军旅文学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状态论文,或新论文,时代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承认他人智慧与不怀疑他人智慧一样，都不是智慧的选择。实际上，智慧的来源很复杂也很丰富，譬如，关注现实便是其中的一种。但“关注”的目的，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为了了解与熟悉，而是为了感受，为了获得某些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这，至少是作家们关注现实的方式。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文学创造性——作为智慧的境界，都与作家的体验相关……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对世界的一种艺术把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当然，艺术的把握绝不会雷同，因为既然是文学，个性化便是其最重要的标志，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与作家所置身的世界的关系，或者说，在我们以艺术方式把握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得受制于这个世界——无论你操持怎样的“主义”，或以怎样的姿态标新立异，谁都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事实上，时代、作家、文学的创造性，只能是一体的概念。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迅猛地发生着），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文学还能提供怎样的创造性？在我们思考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时，首要的思考，还得从我们的处境及状态开始——倘若不充分地认识自己，所有的慷慨激昂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我们谈的是现时的军旅文学，虽属“真”的范畴，但又是审美的范畴。
我们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史无前例的，可谓翻天覆地，风起云涌。1991年1月17日爆发了海湾战争，而战争的过程及结局， 不仅给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下了一个新的注解，而且很实在地警示或提醒了全球每个角落的军事领域——它起码让人联想到，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维护或实现国家的尊严、独立、统一。我想，凡军旅作家应该拥有这种高远的视野。因为，海湾战争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因为整个世界的军事现代化早就开始了。有人说，一场历时42天的战争改变了世界，这个结论无疑有些言过其实，但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志，即从已成为现实的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新的军事时代的启幕——其冲击力在于，它使我们改变了或修正了对于战争的理解，尤其是“高科技／高思维”因素的参与，迫使我们在重审战争及战法的同时，也得重审那种沿袭了很多年的、甚至引以为自豪的战争观念或战争经验（或体验）。当然，有些观念是很难动摇的。譬如说，人的因素或人与战争的关系——人，依然是最根本的，依然是战争的总导演，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但我们也应该或已经承认，“高科技”这一概念在战争及军人生活中的地位，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应该明白在人的因素与“高科技”之间并不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
作为观念或经验上的冲击，军旅作家也不可能例外，或者说，作家们面临的挑战是无可避免的。什么是“现实”？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现实”。对于这样的“现实”，且不说“卷入现实”，就是不少作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贴近现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我们对现时的军旅文学创作稍做考察（即便是宽容的考察），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创作已经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无论是题材还是作品所体现的观念及思维方式（其中还不包括诸如“创新”之类的显得过于奢侈的话题）。
当然，说变就变的现象绝不会发生，尤其是文学创作。它只能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但无论怎样说，90年代以来，不少比较敏感的或比较关注军事生活的作家，已经在思虑新情势下的新课题了——这里所说的新课题不是别的，就是怎样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军人就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就现存世界来说，人类对于和平与尊严的渴求或实现，还离不开军事，还离不开战争的方式。作为军旅作家，其主要对象便是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军事生活。倘若军旅作家的思考与决定创作命运的文学想像中，缺失了“打赢”的课题，缺少了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的时代感，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卷入现实”（抑或“贴近现实”）的姿态，甚至可以说，连起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也会在浑浑噩噩之中丧失殆尽。但事实上，我们仍处于前行的状态，只是在整体上显得有些迟缓或不甚自觉罢了——如果说，新时期的开始阶段为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也造就了各式各样重审自己的转机，那么如今这样一个新的军事时代，则使作家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以致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若不改变自己的状态，或迅速调整洞观现实的目光及汲取有效的营养，也就不可能获得创作上的再生，更谈不上军旅文学的辉煌前景了。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一些作家（尽管数量很少）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新课题置放到了自己的创作视野之内，并意识到了“高科技／高思维”之于军营生活及军人精神状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作家的选择及想像力的可能性。实事求是地说，较早把新课题融入创作选择的是小说作家乔良——他的长篇小说《末日之门》，是一部让读者感到新奇的不乏未来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战争”自然不是往昔想像中的战争，其中已经渗入了“高科技／高思维”的因素：虽是可能的未来战争，但又充满了现实感。尽管小说不甚成熟（“未来主义小说”在中国至今仍是空白），但其传达的独特思路与想像力，却令军旅小说界大开眼界——让人遗憾的是，《末日之门》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没能因它而从战争文学的角度，深入思考“高科技／高思维”制约下的创作可能性：对文学界来说，小说是否属于所谓的“精品”是一回事，而它所拥有的启示性则又是一回事。我还想提到的是，乔良与王湘穗合作，于去年出版的一本名叫《超限战》的著作。《超限战》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探讨军事战略的专著。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本书，褒也罢，贬也罢，我以为只要参与评价，大都是动了脑筋的。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读一读肯定会有收获——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高科技军事时代，无论是战争理解还是战略或战法，都经历了颠覆而与往昔大不一样，因而“超限战”的设想或假想，在更新观念与开拓思维空间方面，其价值可能性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像。我举乔良的例子，未必能成为论证“新课题”或“怎么办”的注释；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一些作家（尽管是很少的作家），已经在下功夫思索“高科技”与“打赢”的问题了——既是一种创作的准备，又是一种让人感受到前景的精神状态。
从《末日之门》到《超限战》，作家的思索基础自然是新的军事时代的现实，而目光的投注方向则是未来战争。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较多的作家将目光直接投向了现实。几年前，报告文学作家江永红创作了《好梦将圆时》——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其中所说的“好梦”，便是强国兴军的军事现代化。作品透露出来的是焦灼与忧虑——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观念也该转变了，甚至连“怎样的士兵才是好士兵、怎样的军官才是好军官”这样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守着老一套不变了。作品基于“正在好转”的立场，大胆揭露了军事生活中的矛盾及与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不和谐音，而描述的主旨则在于：当军事现代化向我们走来时，我们（军官或士兵）究竟拥有怎样的素质，到底具备怎样的精神或物质的准备？或者说，我们是否具备相应的承受力以及能不能担当起涉及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的重任？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处于“好梦将圆时”的时刻，即矛盾依然存在，不和谐音依然可以听到或感受到。我们不难发现，整个90年代，是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旺盛、繁荣，乃至“疯长”的时期，其情景可谓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一被不少人称为“长项”的军旅文学领域，实际上是徒有虚名，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文学垃圾或准垃圾，或片面真实，或合理想像（甚至虚构），或一味说好而根本不触及矛盾，或思想苍白、缺乏独立见解，几乎是用“写材料”的方式来拼凑所谓的“报告文学”……不少写作者只是为功利而写作，与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及创作品性相去甚远。不过，既然是“鱼目混珠”，那么在这一领域还是能读到一些好的或值得称赞的作品，特别是某些与“现实”勾连得比较紧密的作品就显尤为珍贵。而以直接的方式关注现实，正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品性之一。
就“高科技”及“打赢”的新课题（即题材）而言，近年来还是涌现了不少很及时的作品，如徐剑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施放的《应急第一师》，江宛柳的《穿过白云，穿过巨浪》，彭继超、伍献军的《两弹一星实录》等。因了军旅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何况又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免不了“歌功颂德”（也值得歌颂），但还是以真诚的态度剖露了现实矛盾以及前行中的各式各样的不和谐音——其实，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倒了横在“歌颂”与“暴露”之间的那堵人为的隔墙，因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中国军人的顽强、勇敢、自信、尊严，而且在感受到现实的严峻或刻不容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好梦”的曙光正在升起。至少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残守缺，是那种可能出现的自以为是。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适用于人生，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前景（或国防前景）。以今天的目光审视，这些作品还不是最好的，或者说，这些作品还可以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原因在哪里？我觉得还在于作家缺乏更自觉、更主动的意识，即既然选择了与“高科技”及“打赢”相关的题材，那就应该诉诸更高远或更具命运感的思索与开掘，而且有关军事的现实及前景，绝不止于军事（或军人）本身，就如俄罗斯的核潜艇沉入海底，事件所体现的仅仅是军事吗？
对于军旅文学的创作来说，富有前沿精神或意识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也许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绞尽脑汁的“高科技／高思维”的全球化军事时代，作家们大都得从头开始，从头适应，甚至是从ABC学起，尤其是作为报告文学作家， 必须坚持创作的“第一环节”、即诉诸新闻调查式的采访及查阅核实材料，所付出的劳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那小说作家的状态又是如何呢？
应该说，小说作家与报告文学作家在状态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差别只是在于文学方式：毕竟是不同的叙述形态。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一点，原因是小说创作还存在另一种难度，即如何接近、如何创造“小说艺术”的问题，或怎样以小说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问题。倘要谈到对现阶段军旅小说的评价，那“不满”的声音显然是占了上风的。之所以不满，原因自然很复杂，如叙述的问题，语言能力的问题，“卷入现实”的问题，等等。但说穿了，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作品缺乏新鲜感，或因了陈旧而少有吸引力，即难以沟通或满足读者的期待——题材陈旧，故事陈旧，人物陈旧，体验陈旧，传达方式也陈旧（即便玩一点儿花样也新鲜不起来）。譬如题材的选择，虽则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决定小说成败的因素，但在某些特定的景况下，它可以给小说增添相应的新鲜感。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被亲历性或自传性的题材内容笼罩着，缺乏选择，缺乏想像，反复描写着军营生活中的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以及那些已给人留下模式化印象的人物……虽被标榜为“现实题材”，但又感受不到那种与读者休戚相关的“现实”——题材选择很难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与“小说艺术”相去甚远，但作为创作现象，它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感受到某些最终可能瓦解文学创作的危机！
不难发现，从表面上看——仅仅是题材选择的陈旧、狭隘、落套、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其实不然，因为透过题材选择方面的问题，可以窥见我们创作上存在的诸多局限，如观念、眼光、积累以及以当下前沿军事生活的了解，等等。我曾很善意地谈论过一些军旅作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题材选择状态，提出他们的“短处”在于：一方面是战争生活不熟悉，缺乏感受或体验；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下处在急剧变化中的前沿生活不甚了了。于是只能选择自己经历过的留有深刻印象的军旅生活——就创作规律而言，这本不算过错，关键是缺乏新的观念的支撑，缺乏新的眼光的审视，以至于某些很有意味的题材，也难能焕发出新鲜的、富有时代感或“现实感”的光彩（即意识不到题材的可能性）。我想，我们还是要着力改变自己或重塑作为作家的自己——否则，不仅把握不了当下这个“高科技／高思维”的军事时代，也难以把握往昔的军旅生活。
有说法认为，这20年来军旅小说之所以没有造就大格局、大创造，之所以在创作上呈显“单色”、“浮浅”（原文如此）、贫困，原因在于“中国军旅作家普遍存在的精神软化和学养的匮乏”——且不论“学养”丰富了就能创造大作的问题，就说“普遍存在的精神软化”问题——在这里，几乎是对作家人格的侮辱性的攻击，因为作品与作家是两个概念，而个别现象也无法替代作家的“普遍存在”。如果认为作家的精神“硬化”了，“学养”的程度可以挂上“教授”的称号了，便可保证“大书巨著”或所谓的“标杆”的出现，其中的荒唐是很容易感觉到的。照我看，当下军旅作家最需要的，仍然在于更新自己的观念与眼光——生活的或军事的，以及那种基于新时代的审美意识。这一切从何而来？“讨论”、“学养”乃至我一再提到的“小说艺术”，都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作家深入生活，以便熟悉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可靠而又本相的前沿真实——无论是观念还是眼光或审美意识，书斋的提供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无法提供作家最钟情的“生活”。但这里要避免一个“误区”，即不要以为一提及深入生活，就是为了突破题材选择，就是为了“生活中发生什么就写什么”，更不是为了怂恿以题材取胜的投机心理。在我看来，深入生活的问题虽被一提再提，几近套话，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好这件事——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深入生活”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并无实质性的或创作意义上的效果。应该说，深入生活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强化创作的途径——它不仅仅是为了熟悉生活或收集新的创作素材，而是或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的体验，并进一步更新自己的观念或眼光——体验之于创作，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新的体验之中往往已经隐含了把握世界及传达现实的感悟（或思考）。不可否认，我们创作中的不少新想法，就是在深入生活、并收获了新的体验之后产生的。我们讲创作（作品的思情）要“卷入现实”，如果不去自觉地“深入生活”，那也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想，只要我们具备了新鲜的体验及不同于往昔的参照，又拥有属于今天的观念与眼光，那即便是选择从前的军营生活题材，创作的结果、即作品的寓意也绝不会是明日黄花；相反，其“现实感”也许会比某些“现实题材”更强烈一些。这是事实。也是我们提倡题材多样化、反对题材决定论的依据之一。不难设想，假如我们一哄而起，都去写今天的正在进行的生活，或都去写高科技军事生活，或都去写现代化立体作战的军事演习，那创作的整体阵势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模样？
按常规思路，我们应该保持乐观态度，且尽可能地肯定创作中的进步因素——事实上，这几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题材及寓意都比较新鲜的作品，譬如与“高科技”及“打赢”背景相关的长篇小说就有：詹文冠的《恕我违命》、姜凡振的《击落摩羯星》、朱秀海的《波涛汹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徐贵祥的《仰角》等。当然这些小说在思情的传达及艺术上也留有着各式各样的缺憾，诸如稚拙、生涩、肤浅，乃至脱不了旧套之类。即便是比较“走红”的《突出重围》，也免不了“硬伤”、“软伤”兼而有之。尤其是作者的“自得其乐”，确能让人大吃一惊，他说：“虽然这部作品对加速我军的高技术建设起到了直接的作用，虽然我现在被很多人甚至包括西方的媒体看做是一位新的战争形式的专家……”而他只是把《突出重围》看做是其“军旅文学创作观念更新后的阶段性成果”（如果每出版一部小说便可称为一个“阶段”，这说法亦可成立）。谁都能感觉到其中的夸大其词，或有点儿“走红”之后的“走火”——实际上，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语言感觉，都存在着很明显的欠缺——无论是基于传统的要求，还是从现代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审察，都是如此。但文学界还是充分肯定了这部富有新意的小说，就如我们也充分肯定上述那些与“高科技”或“打赢”背景相关的小说——道理是一样的：毕竟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的军事时代，这些作家以自己的作品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题材领域，并把新的体验转化为小说中的“现实”。也许，这些小说可以成为一种标志，即标志着军旅文学开始了一个重新发现当代军人的旅程，或一个“卷入现实”而不回避新时代矛盾的旅程。譬如《突出重围》中的“重围”（可以刺激我们想像“重围”从何而来）；又如《仰角》中的人物因新战争方式而出现的震惊、暴怒（能提醒我们要正视现实）；再如《恕我违命》中的军官面对未来海战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及改变自身的渴求（从一个侧面传达了当代军人的精神状态）……假如我们从小说艺术的视角洞观或感受，则可以说，现阶段的不少好小说，即便题材不属于“高科技”或“打赢”的范畴，而是地道的历史题材，如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赵琪的《苍茫组歌》等，可给人留下的印象同样新鲜而不陈旧，且具有一种沟通现代读者的心灵的艺术力量——我想，除了叙述的得体，重要的根由还在于小说叙述中融入了新的眼光或新的体验。总之，我们不可小视了这些具有标志意味（题材或寓意）的作品，因为其中的传达，是以前的时代——无论是《保卫延安》或《红日》的时代，还是《西线轶事》或《高山下的花环》的时代——所难以想像或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时代，确如一台有灵性的机器，它不但“生产”作品，而且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作家——我们将被如何“生产”或“制造”？
我在这儿与读者讨论的是：新的军事时代与军旅文学的创作状态。题材问题仅仅是一个切入角度——我们讨论的绝不止于题材，因为即使是直面“高科技／高思维”的现代军事生活，或直接以“打赢”的新课题作为我们的题材选择、文学创作仍然是文学的创作，而所有的创新或突破，也只能是为了创造更出色的文学——譬如说，我们能否提供新的文学因素或新的寓意可能性，而对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及更接近我们的“现实”，能否拥有更精湛更吻合人性处境及前途的把握……而这都与题材有关而又无关。在这里，“发现”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如能否“发现”新的切合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形态，能否“发现”新的鼓舞士气的方式，等等。这一切，都可认为是“新课题”的具体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军旅文学所面临的形势确实“任重而道远”（现在还不是侈谈“大书巨著”的时候）——“任重”不必说，人所皆知，那“道远”呢？“道远”在：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需要深入生活或“卷入生活”，需要实现最重要的“更新”、即更新观念与更新体验，需要真正理解文学及掌握尽可能丰富的传达方式。特别是从作家素质的角度看，我们不仅要强化文学准备及必须的文化修养，而且也要有点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绝不可一有“成绩”便洋洋得意，或轻飘飘地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实际上，读者是很宽容的，而文学界所给的“荣誉”，也往往因倡导而显示出相应的宽容——如果对自己的欠缺，对自己的分量或位置，乃至对“任重而道远”毫无自觉的意识，那终局（或在张扬的途中）便可能是一种“隐形悲剧”，或一种创作品格上的不能自持的跌落或消解。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个问题，原因是我最近读到一篇极具“典型意义”的小型“对话”（《由〈突出重围〉引出的一个话题》，朱向前、柳建伟，载《解放日报》2000 年7月31日）。在这篇互相鼓气或赞美的“对话”中，一方称赞对方具备“前瞻性”，是“标杆”，小说获得了“爆炸式的轰动效应”，是“一部盛世危言”，而另一方则认为对方具备“超前性”，并对对方“数十年持之以恒对军旅文学的追踪和敏锐及时的发言”，“对正在进行的创作”所产生的“巨大的良性影响”，表示特别的“钦佩”。当然，互相“钦佩”是个人的事。但“对话”的确透露出一种有害文学空气的轻浮之风，一种缺乏实力支撑的忘乎所以（其实，一般读者知晓小说《突出重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同名电视剧的缘故，而电视剧的情节及人物关系与小说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不过，怎样评价作品及怎样估量自己的创作，也都是个人的事。所以我觉得，“对话”的作风（或风格）是一回事，而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应该承认，“对话”中的某些看法，明显地在“误区”中打转转，如对“中国军旅作家”及创作状态的判断，对基因武器研制的判断，对NMD的判断， 对创作是否可能涉及“问题”的判断等（因篇幅关系，我不想一一列举并提出商榷意见，而读者拜读之后，自会领略到其中的信口开河）。我总的意思是，为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全球化也罢，“高科技／高思维”也罢，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也罢，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冷静沉着的创作心态。近读一篇短文，其中讲到刘锦云先生的创作精神，很受启发——刘先生是北京人艺的院长，剧作家，其作品获过文华奖与“五个一工程”奖，但他说：“如果一切从得奖出发，甚至为此去搞许多戏外的东西，我想这是戏剧人对自身的一种戕害，是自戕！”他认为评奖是领导者的方略，但决不能成为创作者的追求……军旅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这也是一种创作上的选择，一种创作心态或基本文学精神的选择——而这方面的选择，同样牵涉到军旅文学的命运，同样牵涉到怎么办：这样办还是那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