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孙中山撰写的两篇《族谱》序言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谱论文,序言论文,两篇论文,话语论文,家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4 —0111—04
民国初期是我国族谱重修和续修的一个高峰时期。邀请时代名流为本家族的族谱作序，成为一时之风气。而其中孙中山为他人族谱所撰写的序言，目前所知有二：一是《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一是《五修詹氏宗谱序》。这两篇短序，蕴涵了革命领袖对于家族观念和国族观念的重大信息。
一、两篇谱序之由来
《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作于1920年4月上旬，系为《合肥阚氏家谱》作。 《合肥阚氏家谱》由阚彦闵等纂，1921年木活字本，共30卷，首1卷，24册①。 该篇序言最早以《孙中山先生的遗文》为题刊载于1933年8月7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作为该期的补白），后被收入1975年张其昀先生主编、台北中华学术院出版的《国父全集补编》，1991年由陈锡祺先生主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卷，1997年由陈旭麓、郝盛潮先生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1993年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宋霖先生访得《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原本残卷，写就《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考辨》一文，对孙中山在该篇序言中反映的自治思想有所评述，并全文收录了这篇序言②。
《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为孙中山应阚钧所请而作。阚钧，谱名功荫，后更名钧，字兰溪。父名宗洮。从家谱第27卷《宗洮传》中仅知阚钧少量信息：
（其子）功荫，后更名钧，字兰溪。幼从师读经史，天资颖敏，旋入学堂，毕业于本郡高小学及上海某军校。辛亥壬子间为诸伟人所知，历充团长、参谋长、禁烟局长、税捐局长等任，慷慨好义，不避艰阻，视金银如流水，所得随手分散，义之所在，虽蹈汤火不肯后于他人，受其惠者莫不感戴，愿为之效死，故义勇之声传远迩。民国以来，南北政界无不知有阚兰溪其人者③。
其他生平事迹不详。从若干零星史料中，仅知阚钧1915年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肇和之役。该役主要由陈其美等直接指挥，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制定计划，“陆路方面，则于进攻制造局外，分攻南市，袭上海县城，夺警察署，别遣游击队，破坏电话电灯两局。”④ 而布置的任务中，“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局、电灯厂”⑤，大概即属计划中所谓游击性质。此前此后究竟参加何组织、担任何职务，未有材料说明。是役后，阚钧仍参加孙中山一派政治活动，1916或1917年曾因开展活动向孙中山请款资助，故孙中山有答批函一件，藏于国民党党史会档案⑥。在1920年初，阚钧“偕其族人容甫、霍初、楚卿、调伯、震球诸君，呈其新纂谱稿，请为弁言。”⑦ 孙中山欣然应允，并在序言中对阚钧有较高评价，以其“从余治军有年，劳于国事，口不言功，有冯异大树之风。”⑧
《五修詹氏宗谱序》作于1923年1月，系为湖北蕲春《五修詹氏宗谱》作。 《五修詹氏宗谱》由詹映奎等修，詹干才等纂，1923年敦睦堂刻，共19卷，首1卷⑨。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孙中山全集》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先生根据湖北省蕲春县县志编写组所藏《五修詹氏宗谱》抄得，收入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7卷。
《五修詹氏宗谱序》为孙中山应詹大悲之请所写。詹大悲因后来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生平事迹较为彰显，载诸多种史传。詹大悲，1887年生，辛亥革命前在汉口主持《大江报》，参与组织文学社，曾被清政府逮捕，武昌起义后出狱；1912年加入国民党，1913年当选湖北省议会议员；此后始终随孙中山从事政治活动，参加赣宁之役，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北伐后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27年12月，南京当局讨伐唐生智的军队占领武汉，詹大悲被武汉卫戍司令以“共产党首领”罪名杀害⑩。据国民党党史会的《革命人物志》“詹大悲传”载：“（1922年）适陈炯明叛，孙公蒙难于永丰兵舰，君急趋侍。”(11) 1923年奉孙中山命到泉州开展联络工作。孙中山谓“同志詹大悲以其族启光、启全祖及大三祖支下续修家乘，征余言弁”(12)，当即于1923年初“趋侍”上海之时。
二、谱序所见之革命观、家族观与国族观
近代以来的族谱，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观念及话语上呈现时代风格，屡见不鲜。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借为族谱作序，将革命思想与现代观念援入族谱，以期形成激励与引导，意味深长。其中若干话语，可为例证。
1、“革命”
孙中山与“革命”话语的关系问题，陈建华先生已有详细的讨论(13)。到1920年代，在经历了观念的整合和革命的实践之后，孙中山话语中的“革命”，含义应已相当明确，其现代性亦毋需置疑。在《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中，孙中山开篇即称阚氏之始祖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恐已超越了作序者对客族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与颂扬。孙中山将“革命”的涵义，置于反抗帝制的意义中给予评价：
蚩尤姓阚，为中国第一革命家，首创开矿铸械之法。因轩辕氏夺其祖神农氏之天下，乃集其党徒八十一人，精究战术，能为风雨雾霾以助战，与轩辕氏血战多年，至此不屈。轩辕氏既灭蚩尤，实行帝制，称蚩尤为乱民，加以不道德之谥号(14)。
孙中山一反传统对于黄帝与蚩尤之臧否，指斥黄帝“实行帝制”，蚩尤则由“乱民”而成“革命家”。与其说孙中山此处挑战传统观念，不如说其中隐藏着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反袁政治活动的今典，以今日之革命观念对古人评价作革命性修正。而反对帝制正是其时孙中山用以号召革命的基本旗帜。因其“革命”，而需倡导反抗的精神。孙中山对于阚氏家族历史上的先贤，其事功上的评价，莫不立足于此。除蚩尤外，阚氏家族的文武名人均显现了勇于反抗的“雄迈忠实”之风。孙中山评论道：
（蚩尤子孙）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如齐之阚止、后魏之阚爽、唐之阚棱、元之阚文兴、及吴越钱氏之阚璠，皆特起草莽，铮铮史册。即文学昭著之阚泽、阚駰，亦多赞襄武功，之朝之事盖皆能不失其远祖蚩尤氏雄迈忠实之流风焉(15)。
2、“自治”
自治是民主的基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县以下单位是由人民自治，各家族房长、各村里长、各行业会长即为代表。这种自治虽然不能与欧洲严格的法规制约下的自治制度相提并论，但传统王朝确实也将一般基层行政职能转移到家族组织等。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之治理，教养建施；后世退化政府，则委去教养之职务，而听民人各家之自教自养，而政府只存一消极不扰民者，便为善政矣。”(16) 在广阔区域实施自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则联合数乡村，而附有纵横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为一试办区域。”(17) 自治是人民的责任，一乡村在地方自治上仍可有作为。孙中山评价合肥阚氏：“近又自办学校、议立族规、纂续谱牒、储集公产，自治精神卓然为一乡楷模。”(18)
在孙中山看来，地方自治，主要进行的事业是：一、清户口，二、立机关，三、定地价，四、修道路，五、垦荒地，六、设学校(19)。孙中山所列举阚氏家族所为，或直接致力于上述六项事业，或为举办上述事业之基础。而修家谱本身，对于自治又有莫大关系。以清户口为例，这种调查在历代政府方面实在欠缺，但族谱恰能起到弥补作用。孙中山说：“我们中国不是没有统计方法的，试看各族各姓里，都有一个很详细的家谱，那就是个证据了。”(20) 从家谱入手，将向先辈的调查转向对现在人口的调查，清户口便可以进行，对自治便有所贡献。孙中山评价《五修詹氏宗谱》时说：
吾国家天下数千年，群之事不备于有司，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有人事业文章可传者，官吏或不具，惟家乘所详，视官史且信。若里居、生殁、婚异，凡为群之状，非家乘一无所稽焉。是为政之敝，而固无谬于自治之意也(21)。
3、“励志”、“合群”
孙中山对中国社会与现代性要求的差距深以为虑。西方社会家族观念淡薄，而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密切，传统中国社会恰恰相反。孙中山对西方社会这一优长深有感触，并以中国古典之理想社会相比附而有很高评价：
欧政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某居、某婚、某生殁、某何业、逮财若干，公之籍各具，无或取征于家。其为家也简，二世以上恒异处。人视其族，亦恒不独亲，是去极治乃甚修，而于国之治，为能范围其民而不涣者也(22)。
要建立现代的人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则不外乎从教育和组织方面着手。“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欣然嘉许”为阚氏族谱作序，正是看到了族谱在这两个方面的功能。从消极方面说，家族的存在弥补了传统政治无法将人民合为一体的缺失；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家族的励志合群功能，可以引导向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的现代社会体系。孙中山说：
励志、合群二事，吾民族首要之方针也。今诸君一心以改良风俗为任，注重教育，组合群力，皆为民治最优厚根柢。又能守其祖先发愤自雄、百折不挠之心志，以出而效力于国家，则将来阚氏之立功业于宇内、著勋绩于史册者，必能接踵而起，为世钦仰(22)。
4、“家族”、“国族”
孙中山寄厚望于家族，实际着眼于国族（民族）。孙中山期待通过家族的革新、宗族的团结，奠定国族的基础。早在1912年推翻清廷后，孙中山回到广州，参加孙氏宗族欢迎会，就提出由家族而国族的主张，指出：“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之家族即成为国家。”(24) 在两篇族谱序言撰写之前，孙中山恰有在政治斗争高低潮的间隙潜心于理论创制的一段经历，对这些问题续有思考。孙中山借中国古典所表达的理想中的“世之极治”，是“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这种人类大同的境界，首先要以中国民族具备可与世界各民族进化同程度的资格。而从家族、宗族到国族，是从现实出发构建国族精神的有效路径。传统家族观念中的“亲亲”，可以作为从家族到国族、并进而到世界大同的道德起点。在《五修詹氏宗谱序》中孙中山说：
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之人尽瘁，今兹家乘之作，其将于是萃族人谋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亲亲之事为之蒿矢也。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亦惟是(25)。
家族、宗族的发展方向，不是回复传统，而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如是则不但避免国民与国家相背离的一盘散沙局面，反而较西方社会更有优势。在其后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篇章中，孙中山说：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26)。
因而孙中山主张“用宗族的作基础，来作扩充国族的工夫”，“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27)
三、结论
政治背景的变化往往对于族谱的撰修产生显著影响。但民国建立与明清更替所造成的状况差异甚大。清代建政后，十分注意民间反清思想，对民间修谱颇有戒备，导致清人修谱时更加注意体例、书例与文字，以免犯忌，但传统观念的核心内容并未变化。民国建立，因时代本身已有迥异于甚至反对传统的特征，而政治上亦没有对家族修谱的约束和高压，因而修谱过程中发生的新变化，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从本文讨论的两篇族谱序言中，可以看到近代社会转型在族谱中的反映。
对于现代信息的选择，自然与家族成员的阅历、地位和政治倾向相关。合肥阚氏、蕲春詹氏因子弟中有革命党人，而有意愿及机会邀请革命领袖作序，使得这两个个案成为现代革命话语影响传统族谱撰修的代表。作序者并不仅限于孙中山一人，反映出家族在从事这种选择时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对现代性的认识仍有模糊。如《合肥阚氏家谱》另有一序，请王揖唐所作，时间与孙序相同(28)。王揖唐其时为南北议和中的北方政府代表，孙序中所提《合肥阚氏家谱》纂修者中有“霍初”一人，即阚铎，字霍初，1914年始在北洋政府中任交通部秘书职，两者之间或有关联。冯尔康先生指出，20世纪人们对于家族观念的变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家族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应该消灭它，另一派希望剔除家族的宗法性，而将他建设成现代的互助团体。”(29) 孙中山属于后者，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国民革命未起的挫折时段，欣然为阚氏、詹氏族谱为序，表面上当然有对请序人尊重和赞勉之意，内容和语句也表现了对传统的修谱事业的尊重，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希望能够以自己的革命理想，将现代性注入传统的家族观念与家族制度中，并使得家族自身也产生现代意识，以改造后的家族观念服务于国族构建。他从传统家族观念中，剥离出有助于现代民族、民权、民生的内容，使家族建设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意义，推动中国社会在基础的层面上向现代转型。到孙中山写就《三民主义》时，已明确表示要将家族主义改造成国族主义，借用家族主义的深入人心的力量，去完成革命的大业。本文讨论的两篇族谱序言，时间较《三民主义》的成文为早，或能从中看到孙中山这一思想确立的中间过程。
注释：
① 国家档案馆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3页。
② 宋霖：《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考辨》，《江淮文史》2003年第3期，第101—113页。
③ 《合肥阚氏家谱》第27卷，《宗洮传》，转引自宋霖：《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考辨》，《江淮文史》2003年第3期，第101页。
④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肇和起义失败经过》，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9年印，第168页。
⑤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记》，《邵元冲先生文集》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印，第175页。
⑥ 孙中山：《批阚钧请资助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4册，第262—263页。其文为：“日来因种种意外之事，罗掘已空，实无力相助，幸为谅之。”
⑦ 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⑧ 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孙中山集外集》，第634页。冯异为东汉光武帝武将，屡有功勋，“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典见《后汉书·冯异传》（卷十七列传第七）。
⑨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69页。
⑩ 徐玉珍：《詹大悲》，《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9页。
(11) 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9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年印，第293—295页。
(12) 孙中山：《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页。
(13)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4)(15)(18)(23) 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孙中山集外集》，第634、634—635、635、635页。
(16)(17)(19) 孙中山：《地方自治实行法》，《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220、220页。
(20) 孙中山：《在上海民治学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75页。
(21)(22) 孙中山：《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5—76页。
(24) 孙中山：《在广州孙氏宗族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第56页。
(25) 孙中山：《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6页。
(26)(2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239—240页。
(28) 宋霖：《合肥阚氏与“中国战神”蚩尤》，《江淮文史》2003年第4期。
(29)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