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监督论文,新闻工作者论文,主义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新闻评论类节目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是年8月，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 为《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写下了几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总理对媒介舆论监督的鼓励在新闻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新闻揭露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批评力度又有所增大。同时，许多报纸借助对《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及其他新闻评论类电视节目的文字报道，既扩大了电视的影响，又增加了报纸的号召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介的“新闻联动”。
尽管《焦点访谈》类栏目涉及的话题范围较广，但它最有影响或最具特点的内容，是揭露社会问题和行政弊端的批评性报道，特别是对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评述。这几乎是众所一致的看法。
一、舆论监督引起的话题
在研究《焦点访谈》类节目时，我请教过一位现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资深记者。他说，《焦点访谈》最主要的优点是它的评论采取一种“用事实说话”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它不仅注重事实的准确，而且注重评论的公允，它不是一种“审判式的报道”，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他说，我们过去的批评，大多采取一种“审判式的语气”，超越了新闻报道实际所应担当的角色。这位记者本人从50年代起便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批评性报道，那些批评并没有什么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但他后来发现，被他批评过的一些人物，包括负有相当重要职责的领导人物，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新闻报道，包括媒介批评，有一个正常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也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便是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独特作用。
将《焦点访谈》放到更大的新闻背景中观察，在研究西方对“舆论”和“监督”的理论时，我们可以发现，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的词组。
在有关舆论、新闻媒介和大众传播的西方文献（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英文文献）中， 没有“舆论”（publicopinion ）和“监督”（supervision）这样的固定搭配。可以说， “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舆论监督”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新闻监督”或“媒介监督”。“媒介监督”是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监督；而新闻监督则是以“新闻”为途径或内容的监督。新闻包括“事实的报道”和“舆论的表达”两个方面，所以含义更为广泛。而且，无论是在中国或在西方，新闻报道都是产生舆论和进行批评监督的基础，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说，“舆论监督”（supervision by publicopinion）却是更合乎中国实际的用语， 这也是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原因。 现在， 这一表述已在西方报刊中出现。 （注：例如， China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Cut a Broad,if Cautious, Swath,Exposes:"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is condoned ,as longas there is no finger-pointing at top officials， 《洛杉矶时报》1999.2、21.A3版。）
中文的“舆论”基本上是一个意义积极的词，这是因为，在中国，“舆论”常常是经过意见机构（媒体或官方）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众意见，接近于孟德斯鸠所谓“公意”的概念。而在西方，多元化的“公众意见”则是相当分散的，表达也是极为自由的，它更符合孟氏“众意”的概念。“众意”并非一致的见解，更不具有“正确”的含义，因此，西方文献中对“公众意见”一向是有褒有贬，肯定与否定的含义并存，既认为它是一种无法忽略的现实，又不认为它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状态。
在中文里，“监督”通常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并通常伴随着制裁的措施， 所以， 在英文中采用的是“从上往下看”的supervision。这是一种权力的表现。 中国的媒介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并被赋予代表政府监督社会的责任。这种监督有时还具有极大的力度，可能导致迅速的行政措施和社会整体的谴责，并带来局面的变化。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媒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舆论不是普通人自发的表达，而是媒介机构发现、选择，并概括表述的代表性意见，因而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
在西方，实际上也承认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主导作用。人民对政府的意见， 更多采用直接的“批评”（criticize ）或“抱怨”（complain）来表述。人民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则形成争议（issue）， 往往通过辩论来确定是非，并最终由法规和权力部门（通常是法院）来裁定争端。在分歧的舆论基础上产生的裁决，通常带有妥协的成份。而且，权威部门的裁决也不一定是最后的定论，往往只是阶段性的结论。人民对人民、人民对社会问题有呼吁和批评的“权利”，而没有监督和制裁的“权力”。
西方媒介机构在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设置社会舆论议程者和声音最响亮的喉舌。但由于多元化的媒介体制，媒介声音比较分散，难以产生“舆论一律”的结果。在民主理念指导下的媒介机构还特别注意保护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少数民族），有时给予他们超过实际生活中的表达机会。媒介对政府的批评，则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制衡作用。在西方，报业，或媒介，成为社会的“第四等级” （the fourth estate），也被比喻为政府的“第四权力”（ 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大众媒介与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有关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它被称作“看门狗”（watchdog）角色的守望监视（watch）作用。这一切，都是有几百年思想和制度渊源的。
在西方新闻学中，涉及新闻工作者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有一些相当集中的讨论，那便是新闻的专业主义。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 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含义，并经历了发展变化。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起源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是新闻自由。
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的主要是个人的表达自由。早期争取新闻自由的是自由权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只要我不影响别人，别人就不得干涉我。
自由权主义者认为，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政府。政府滥用职权导致社会的腐败和危机。因此，美国报业积极监视政府的施政行为，努力揭露政府的肮脏行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致力于揭露丑闻的报刊创造了“扒粪者”（muckraker）的名字。 这些“扒粪者”能量很大，既对政府造成威胁，又对公众产生影响。
随着自由权主义实践的发展，人类的非理性，资本主义潜在的不公正，这种种的弱点在美国缺乏限制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日益暴露。启蒙时代哲学家对自然规律、对人性、对真理的盲目乐观逐渐被深沉的忧虑所取代。于是，在思想领域里，早期自由权主义的统治让位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自由而负责的报业理论——发展起来。
自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已经发现，人民的权利并不平等。私人垄断已经像国家控制一样，严重地威胁着自由市场。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报业的新闻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它们格调低下，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
面对公众的反感，为了寻求对策，《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人、报业大亨鲁斯（Henry Luce）委托其昔日耶鲁大学同窗、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研究大众媒介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所应起到的作用。1944—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历时4载，访问了几十位来自媒介、 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提出了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在这个经典性的文件中，社会责任理论家警告说，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媒介必须自律，如果媒介拒绝承担对社会的义务，其他社会机构，包括政府，必须迫使它们尽义务——当然，这种研究发现并不符合委托者鲁斯的心愿。
出版自由委员会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报业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那样标准的公共服务。”（Hallin，1996， 第244页）委员会说，彻底的积极的可依赖的自由便是——责任。它赞扬了一些业已存在的做法。
新闻工作者发展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1896年，奥克斯（Adolf 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了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利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 以培养和奖掖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1946年10月，英国下议院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英国报业独占对新闻自由的影响。1949年6月，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报业总评会”， 实行报业自律。1953年7月1日英国报业评议会的成立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里程碑之一。20年后，即1973年7月，美国新闻评议会才成立。
新闻专业主义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世纪上半叶，客观报道渐趋成熟，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在增强，媒介老板也停止了对报纸政治性专栏逐日的指指点点。1967年鲁斯去世后，新闻业作为其雇主政治工具的时代便结束了。
与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了专业主义的主流。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专业人士是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书刊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考试，通过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人员的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新闻专业的信念
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专业哲学，即最高的信念。理想的法律专业的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新闻专业呢？新闻专业主义者说——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 真相或真理（truth）。（Patterson & Wilkins，第17页）
但是，这个理想是有问题的，在人类历史上，真理的标准一直在变化着。在古希腊，事实等同于可记忆和流传的事物；在柏拉图那里，真实是符合于完美世界的事物；中世纪的人们认为，真理是国王、教会所说的话和神的旨意；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真理是可证实的、可重复的普遍事实；实用主义者说，真理是个人感觉筛选的产物。
对谎言和真实的判别也是困难的。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人们容易区分“谎言”和“真相”的界限。但是，在媒介化了的现代世界，真实的概念非常难于把握。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当代日本电影《罗生门》，人们都知道真相实属难得。
既然对真理如此地众说纷纭，既然真相如此地难于识别，新闻工作者便退而求其次，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 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objectivity）。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 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 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来自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种权力。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树立的公众“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形象和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 监视者 （watcher）、 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
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就思想而言，媒介的首要作用是对公众的启蒙。报刊被描绘为人民在寻求真理道路上的伙伴。人民要在与他人交往中明智地行事，就必须了解各种问题和各种观点。信息是舆论的基础。而媒介，正是向人民提供信息的来源。媒介满足了人民了解环境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甚至塑造着环境。这就是教育者的功能。
自由主义也赋予媒介为政治制度和民主政体服务的职责。民主政体给予市民、也给予媒介很大的权利。当现代社会失去了传统社会长期的紧密的联系之后，需要极大的力量才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合作。社会越平等，每一个人便越独立，越孤独。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中，媒介起到维系文明的作用，这就是“论坛”的职能。
媒介还必须捍卫人民的自由权利。西方民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自由权主义理论主张，自由就是以个人的名义，行使个人的权利，只要“我”不打算剥夺他人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样权利，那么，“我”就可以以“我”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我”个人认为正确的目标。但是，公众的自由权利常常受到威胁。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公民自由权传统的和主要的敌人。甚至在民主社会中，也可能有公职人员试图以邪恶和危险的方式使用权力。因此，媒介有义务不断地监视政府，检查它们对权力的使用；在公众权利可能受到侵害时，不断地警告公众予以抵制和防范。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是“看门狗”（watchdog）的任务，这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
2.新闻专业的特征
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新闻组织也给予新闻工作者选择新闻的一定的自治权，他们的角色作用是双重的：当批评社会和国家时，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教育者。在报道争议问题时，他们高高在上，站在争辩各方之间，有时类似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有时又像希腊戏剧多声部合唱的序曲和尾声，它们代表民主的声音。
“客观性”的视觉象征，是一个360度旋转的人眼， 意味着离开了任何个人的偏见、情感和观点。（Patterson & Wilkins，第19 页）客观性新闻学要求事实和意见的分离，要求事实的准确和报道方式的冷静。媒介自认为是公共事务的专家，它以理性的视角观察事物，呼吁的是公共利益。客观性新闻学成为新闻专业的标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公众对党派新闻业和黄色新闻业的反感。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在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思想环境中，新闻专业发展起来。自20世纪以来，在新闻工作者中，职业道德的水平是较高的，媒介开始有了尊严，对他们的政治作用的争议相对较少。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没落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高峰时期。新闻工作者普遍接受了编辑部官僚主义体系存在的现实，恪守中立和客观的专业主义信条。他们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他们的责任感远较30年代的同行强，他们的政治激情却比30年代的同行弱。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又是独立的。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新闻工作者就其独立地位与老板讨价还价，他们赢得了自治。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而淡化其利益驱动下的公司雇员的角色。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它们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是繁荣的，这与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媒介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但是，自60年代以来，由于越南战争的争议，共识消失了，社会分裂了。“水门事件”使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大幅度降低。政治机构内部也在变化：通过电视，选举过程不再完全是政治家的暗箱操作了；总统直接诉诸人民，摆脱了传统的议会掣肘。然而，参与政治的热情导致媒介偏离专业主义的主流。于是，人民的意见此伏彼起，一会儿认为媒介是圣人，一会儿认为媒介是魔鬼；一会儿认为媒介是社会动乱的良医，一会儿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另外，新闻也更加商业化了。表达事实的“硬新闻”衰落了，非事件性报道和煽情式、小报式的“讲故事”内容增加了。新闻报道越来越本地化，国际新闻减少了。小报式的电视（tabloid television）出现了，在确定地方台收视率的4个月“扫荡期”（sweeps）中， 美国电视中出现了关于全裸主义者营地的系列报道、用隐藏式摄像机偷拍的夫妻间不忠实行为和乱伦行为的“节目”。
恪守客观、准确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遭受严重挑战。
（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评
美国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有几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经济基础的稳固，一个是社会共识的存在。而由于新传播科技的介入、信息爆炸、全球化和新闻商业主义竞争的盛行，这种条件已大大改变。（Hallin，1996）
有学者认为，这种失落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惋惜的。当今世界的潮流变得更加民主化了，过去狭窄的、精英式的新闻专业文化很有改进的必要。
新闻媒介是民主的工具，
正如意大利社会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出的， 媒介在组成其受众的各种团体间培育了智力的和道德的凝聚力。（Robert and Zhao，第31页）
当然，客观性和中立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对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西方学者对客观性新闻学的批评性见解，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种是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他们根据大量证据指出，客观性的报道本身就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另一种更为激进的批评则指出，思想根本就没有客观的余地，概念本身就是将现有秩序合法化而缺乏真实可靠性的神化方法。这种观点认为，新闻事实根本就不可能是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而新闻事业，则是由媒介和其他权力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组织决定的行业。
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性是客观性和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媒介的这种独立性并不像人们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学者指出，（Robertand Zhao，第76—81页）西方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被称为“看门狗”的作用，据说这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的确，新闻媒介在揭露政府丑闻的活动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种“曝光”更多是针对政客个人的，很少挑战基本的体制和国家的权力，特别是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因此，归根结底，这种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还忽略了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媒体本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的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西方新闻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远比表面上密切得多。政治家和官员需要媒介提供接近公众的渠道；而新闻媒介需要官方提供稳定的、合法的政治经济环境，并接近高级官员和政治家——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正是被定义为“新闻来源”和“硬新闻”的东西。作为常规的行为，新闻媒介经常“客观”报道提高政治家形象的事件、政府的“试探性气球”，政治家则保证了持续的硬新闻的供应，而这些新闻和观点都是精心挑选和裁剪的，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都是有利于官方的，于是，媒介和官方便越来越“成为一体”了。（Robert and Zhao，第78页）
当然，这种关系并非时时顺利。客观性新闻学并不保证给政府以特权地位，特别是在纷纭的争议或自由民主的标准破裂时。新闻工作者可能质疑政治家的动机，或将其行为置于不利的地位。不过，政府和媒介都将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视为当然，并予以忽略，而常常夸大地将它们的关系描述为对抗的。政府对新闻媒介表现“好坏”的评价标准常常是灵活的，但又十分明确——以对自己的态度为转移。但是，专业主义的主流媒介虽然经常与政府就新闻报道的限制（例如对法庭报道的程序和规定）发生争议，但在没有获得批准时，极少跨越规定的界限而导致起诉。政府则从法律上承认媒介“出版自由”的合法地位。而对于非政治文化主流的媒介，政府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对非客观性的异议媒介，政府就不是批评的问题了，对付它们是法律的弹压，制度的限制。
近年来，中国的新闻节目，无论是采访风格还是报道形式都越来越接近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了。但其中，有多少是无意的模仿，有多少是有心的借鉴，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新闻的专业主义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概念。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发展变化，权衡轻重，扬长避短，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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