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性别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学研究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该理论自建立以来不断地被丰富和扩展(李建民，2001)。学者们为解释西欧人口在18、19世纪的变动建立了古典人口转变理论，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将人口转变分为“高死亡—高出生”、“低死亡—高出生”和“低死亡—低出生”3个阶段(Kirk，1996)。此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步入人口转变和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演变，古典人口转变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由于人口转变的初始条件不同，与先发生人口转变的国家相比，后发生人口转变的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各人口要素的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如生育率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拉长(李建新，2000)，人口转变模式出现新类型。其次，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欧美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转变为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变动成为影响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模式的主要因素(Van de Kaa，2002；Chesnais，1990)。中国在特定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相比其他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Jones等，2002)。随着总和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中国也逐渐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于学军，2000)。
虽然以上人口转变理论随着人口发展呈现的特点不断得到扩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关系研究。Guilmoto(2009)的研究显示，20世纪末亚洲部分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不仅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现象，还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过程，即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先攀升，后高位徘徊，最后下降至平衡”的三阶段特征，其中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已经完成了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或已经进入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下降阶段，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等)还处于上升或高位徘徊阶段。陈卫等(2010)将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模式引入人口转变理论，构建了亚洲带有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转变模式。但上述研究都没有详细阐述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特点，尤其是时空差异可能导致的分类型。本文提出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其区域类型，并运用全国和分省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验证。
图1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分析框架
注：人口转变的4个阶段为D1、D2、D3、D4；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3个阶段为S1、S2、S3；TFR-s1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年份的总和生育率；SRB-h为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的最高值。
二、性别偏好视角下人口转变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中国模式
传统的人口转变完成是以生育水平的转变为标志，但在男孩偏好背景下的人口转变完成还包括生育性别的转变。因为生育是一个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偏好现象(顾宝昌，1992；李建新，1996)，这3个维度构成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空间和实际生育空间。其中性别偏好比时间和数量偏好更重要、更难以改变。在人口转变进程中，数量和时间偏好的转变会早于性别偏好的转变(穆光宗，1996)。时间和数量偏好的改变影响实际生育数量，进而挤压性别偏好。生育水平持续下降时，不断缩小的生育空间与仍然强烈的性别偏好发生冲突，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穆光宗，1995)。因此，在性别偏好较强的地区，人口转变会以两次转变相继完成为标志(见图1)，第一次是生育水平的转变，其本质为生育数量偏好及生育时间偏好的转变，第二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转变，其本质是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在某种环境下生育率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贾威、彭希哲，1995)，出生人口性别比会经历上升、高位徘徊和下降3个阶段的转变过程(Guilmoto，2009)。
中国作为亚洲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存在较为强烈的男孩偏好，但在人口转变的第一、第二阶段，生育空间较大，人们可以通过协调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来实现生男孩的愿望，并不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然而，随着人口转变进入第三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驱动下，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迅速压缩了人们的生育空间，致使部分无法通过多胎生育实现男孩偏好的人转向采用技术手段进行性别选择，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而在男孩偏好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们的生育空间已经趋于刚性，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在高位徘徊。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生育的性别偏好逐渐变弱或消退，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并实现平衡。到这个阶段，人口转变也由出生人口性别比、生育率和死亡率三因素互动逐渐回归到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两因素互动。据此，本文认为，与亚洲其他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国家一样，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即中国存在一种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
(二)区域类型
中国各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环境差异大，那么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下是否存在区域类型呢？首先，从空间区域环境差异来看，中国作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政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多样化的国家，其区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空间区域的男孩偏好强度、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可能呈现出空间区域的差异(尹文耀，2003)。
其次，从性别偏好强度在时空中的分布来看，性别偏好强度在时空区域内的差异可能会形成不同水平的区域极限生育空间。极限生育空间是满足生育意愿的最小空间①，当生育空间恰好满足三维度偏好的最小值时，便达到了该地区的极限生育空间，其大小由社会经济和生育文化确定。区域性别偏好强度表现为该区域偏好男孩的个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一个地区内群体性别偏好越强烈，倾向生育男孩的人口基数(比例)就越大(李南等，1999a)。性别偏好越强烈的地区，其能够实现基本性别偏好的最低生育水平越高，或者同等生育水平下进行性别选择的需求越强烈，即该地区的极限生育空间也就越大；反之，性别偏好越弱的地区，其极限生育空间就越小。
第三，时空区域内极限生育空间差异分布可能会致使不同区域在人口转变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开始的位置和偏高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在某一时期内极限生育空间是恒定的，男孩偏好越强，极限生育空间就越大，这就意味着生育性别平衡时对生育数量的需求更强(王燕，1995)，在既定生育数量时对生育性别的需求更强(李南等，1999b)。因此在相近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变迁的冲击下，生育率以相近的速度和幅度快速下降，性别偏好越强烈的地区越早达到极限生育空间，继而出现性别失衡现象，即该类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开始于生育水平转变的早期；而且当全国生育水平下降到相近水平时，性别偏好越强烈的地区性别失衡程度会越严重，即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的峰值越高(李树茁等，1999)。
第四，由于文化的相对滞后性，性别偏好越强烈的地区，其性别偏好消退所需的时间越长，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所需的时间也越长(朱国宏，1992)。反之，男孩偏好较弱的地区，可容忍的极限生育空间较小，其可承受的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较大，实现性别偏好所需要的生育空间也就较小，该类地区在生育转变的晚期、生育水平下降至很低时才会出现性别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程度会较轻，完成转变所需的时间也会较短。
因此，在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下，不同区域人口变动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开始的位置、偏高的水平和偏高持续的时间会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人口转变类型。基于常规的三分法，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的区域模式存在3种类型：(1)敏感型。出生人口性别比对生育水平下降反应敏感的区域类型，既表现为在生育水平下降进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最早偏离正常水平，也表现为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性别失衡程度最严重、高位徘徊。(2)同步型。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起步与生育转变完成基本同步的区域类型，在总和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性别失衡程度中等、中位徘徊。(3)迟缓型。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对生育水平下降反应较为迟钝的区域类型，上升速度和幅度较为缓和，表现为性别失衡出现在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时期、性别失衡低位徘徊。
(三)分析策略
如前所述，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区域类型可用三类指标进行分析，这三类指标构成本文的验证分析框架：其一为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阶段类指标，主要关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旨在验证在中国是否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徘徊和下降”的阶段特征；其二为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位置类指标，即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时点的总和生育率TFR-s1；其三为水平类指标，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时的偏高水平是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模式的重要指标，本文用SRB-h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峰值来代表高位徘徊水平。第二类和第三类指标是判断区域类型的依据。此外，选择人口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0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作为水平类的补充指标，标记为SRB-rtfr，不再在框架图中标出。另外，本文的实证数据分析仅包括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的变动，不涉及死亡水平。
分析思路方面，本文采用比较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基于总和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的统计数据，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即时间维度上存在三阶段特征和空间维度上存在区域类型。首先基于全国的纵贯数据，在时间维度上验证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阶段特征；然后基于分省的区域纵贯数据，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验证该模式的区域类型及阶段特征。
三、性别偏好视角下人口转变模式的经验验证
(一)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及阶段特征
通过分析1950-2009年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关系发现，中国人口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开始，生育率经历了快速而急剧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则从生育率转变的中后期开始偏离正常，此后经历了上升和高位徘徊两个阶段。如图2所示，总和生育率经历了快速下降、中位徘徊下降和低位稳步下降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高位快速下降阶段，总和生育率由6.0左右快速下降至2.9左右；第二个阶段是中位徘徊下降阶段，总和生育率在2.8-2.3区间内徘徊；第三个阶段是低位稳步下降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并稳定在2.0以下。与生育水平变动相对应，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开始于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后期，其转变经历了低位徘徊上升、快速上升和高位徘徊的过程，即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上升期和徘徊期：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左右开始升高，到1988年一直处于低位徘徊上升期，与1977-1990年总和生育率的中位徘徊阶段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这反映出生育水平已降至当时人们可以容忍的极限生育空间，在男孩偏好的驱动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徘徊升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快速上升，这反映出在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后，在男孩偏好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趋于稳定，使人们的基本生育空间趋于刚性，从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快速升高；最终当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5左右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进入高位徘徊阶段，并长期在117-121之间波动，尚未显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图2 中国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1)总和生育率数据：1950-1982年数据来自Basic Data on Fertility in the Provinces in China；1983-2000年数据来自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2001-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2)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1950-1959年数据来自《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1960-1979年数据来自顾宝昌、许毅，1994；1980-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88年数据来自《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卷》；1989年数据来自《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0-1999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数据来自《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长表)；2005年数据来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6-2009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公报》(2006-2009)。
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是男孩偏好与生育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穆光宗，1995；李树茁等，1999)，在性别偏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生育水平的走低，意味着生育空间，尤其是男孩偏好实现的基本生育空间逐渐被压缩，从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中国生育水平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的互动关系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阶段特征也佐证了这一点。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总和生育率变动存在反向一致性：在人口转变进入第三阶段中期时，开始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而随着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后，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经历了快速上升和高位徘徊两个阶段。虽然目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还未出现下降，但从性别失衡发生的机制可以预见，在男孩偏好弱化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会逐渐下降，而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成功转变也佐证了这个推理。
(二)区域类型及空间特征
在中国人口转变模式阶段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分省数据归纳分析该模式的区域类型，使用的数据涉及除西藏和重庆外的其他29个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区域类型归纳和分析中综合考虑位置类指标TFR-s1和水平类指标SRB-h的取值。基于上述对中国模式阶段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的变动既存在阶段性，也存在波动性，因此，本文在适度调节的基础上根据取值的大小将TFR-s1和SRB-h分别划分为高、中、低3个水平②，并相应地将全国29个省份划分到3种类型中，少数不符合研究假设及以上分类标准的省份，且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具有突变性，本文将其归为突变型。具体分类标准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分类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转变存在不同的区域类型，除突变型外，3个类型内各省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时点和达到的峰值上均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从图3所示的每一类地区中各个省份近3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可以发现，前三类区域内部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在开始偏高的时间、上升速度、上升幅度和整体趋势上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但突变型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存在较大差异，未表现出一致性特征。
从表1和图3可以看出每一个人口转变区域类型的特征：敏感型包括10个省份，主要分布在华南和华中地区的珠江流域、长江中游流域和黄河中游流域，除广东和福建为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外，其余均为传统家族体系较严格的农业省份。这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早开始偏离正常水平，其转变具有偏高起点对应的生育水平高、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速度快、幅度大、峰值高和严重失衡的特点。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时生育率较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最高的江西省为例，其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至3.2左右时，江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开始呈现偏高态势，这反映出江西省极限生育空间大；在人口转变进程中生育水平的高位快速下降、中位徘徊下降和低位稳步下降，分别对应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缓慢上升、快速上升及高位徘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峰值为138。反映出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导致极限生育空间趋于刚性，从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快速上升并高位徘徊。目前该类省份中，广东、广西、海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处在130左右的高位。
注：D3-1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出现在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前期，D3-2则表示出现在第三阶段的后期。表中数据来源于1973、1982、1987、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来自普查资料的长表，总和生育率根据普查资料计算得出。
*海南省成立于1988年，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偏高，总和生育率为3.25，因此推断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时的总和生育率应在3.25以上。
同步型包括7个省份，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既包括经济欠发达、城市化率较低的中西部农业省份，也包括了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该类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具有偏高起点对应的生育水平处于中位，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速度和幅度相对平缓，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为中等水平的特点。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时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均为中等水平的山东省为例，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开始于1982年甚至更早，当时总和生育率在2.5左右，已接近更替水平。随后13年间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了约10个点，速度稳定在适中水平，最高峰值没有超过120，并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同时，该类型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前在117左右徘徊，但少数省份已进入下降期，其中较早开始偏高的浙江省、山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0左右的峰值后，分别连续3期(约15年)和连续2期(约10年)出现下降，目前在稍高于110的位置。这也反映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高位徘徊后会趋于下降，在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后还存在一个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过程。
迟缓型包括6个省，集中分布在东北三省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前两类地区，迟缓型省份的人口转变表现出了更强的一致性：出生人口性别比最晚偏离正常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发生在生育转变完成之后，即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上升速度和幅度都极为缓慢，偏高的程度较轻，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在111左右，并保持相对稳定。截至2005年绝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0左右低位徘徊。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历程较长的辽宁省为例，其总和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才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从1987年开始的13年间上升了5个点，到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最高值112.17，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小幅徘徊下降。其转变表现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起点对应的生育水平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速度缓慢、峰值较低和低位徘徊的特点。
图3 不同类型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
突变型是不符合以上3种人口转变的类型，既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云南、山西，也包括江苏、天津、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省份。从上述对人口转变模式下三类区域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阶段、位置和峰值不同导致形成不同的转变类型，且每个类型内部的变化趋势相对一致；而突变型中各省的人口转变态势偏离了这种趋同的变化规律，表现出变异性和突变性。以上海市为例，在人口转变中，上海市人口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在低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时生育水平下降至超低阶段，并呈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速度快、峰值较高的特点。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和区域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的变动关系，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基本得到了验证，中国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即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呈现出阶段特征，并存在不同的区域类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存在一种以出生性别结构变动为特征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存在“上升—徘徊—下降”的三阶段特征。引入性别偏好的视角后，本文发现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出现偏高现象，并在人口转变的进程中发生演变。Guilmoto(2009)认为亚洲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会存在“上升—徘徊—下降”的三阶段特征。本文验证了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不仅存在上升和徘徊阶段，同时发现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阶段还存在两个亚阶段，即低位徘徊上升阶段和快速上升阶段。虽然目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在经历约18年的上升期和约10年的徘徊期后，目前尚未进入下降期，但2005年辽宁、广东、海南、广西等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前期相比有不同程度下降，浙江、山东等省已经出现了连续10年以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存在一个完整的三阶段。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未能给出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阶段的具体特征，但由于男孩偏好文化刚性的存在，以及不同空间区域内男孩偏好文化刚性强弱的差异存在，可以肯定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下降阶段存在多种形态。例如，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下降阶段就可以分解为早期的快速下降和晚期的低位徘徊下降两个阶段(韦艳等，2009)。
第二，由于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在中国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下还存在区域类型。根据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起点对应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峰值，本文获得了四类人口转变区域类型。其中敏感型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发生时生育水平还处于高位，具有攀升速度快、幅度大、峰值高等特点；迟缓型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始于传统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具有攀升速度缓慢、幅度小且峰值较低的特点；同步型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其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开始于第三阶段后期，攀升速度和幅度中等，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峰值在120～130之间，随后进入徘徊期和下降期。突变型地区的人口转变并不存在一种规律性的特征，其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具有突变性。
本文还有两点发现值得讨论。首先，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既存在规律性，也存在突变性。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无论是中国人口转变的整体模式，还是各区域人口转变的分类型都存在Guilmoto提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三阶段；从空间来看，由于时空的差异性，不同区域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发生的阶段、位置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长度都存在空间差异。与此同时，在城乡人口流动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态势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扭曲，呈现出的特点超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一般性规律。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在超低生育率的变动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快速、大幅的上升，背离了生育水平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互动的一般规律。这些都表明，未来中国人口转变除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外，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次，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可能存在多样性的转变阶段。Guilmoto在变化的趋势上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的阶段进行了总结，却没有详细考察生育水平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互动。本文将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引入到人口转变理论中，通过考察出生人口性别比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反应，既在经验上验证了人口转变模式及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阶段论的理论命题，又有新的发现。例如，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在上升阶段就呈现出两阶段特征，即徘徊上升和快速上升。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转变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还未完成，人口转变及其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具体呈现出何种形态和特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扩展人口转变理论还需要深入研究。
注释：
①李建新(1996)对极限生育空间的论述中，将极限生育空间解释为可以通过数量调节和时间调节来满足性别偏好的最小生育空间，认为该值可以表达为一个固定值。本文认为，极限生育空间由三维偏好构成，它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下是不变的，限定了生育偏好这一维度的伸缩范围，但极限生育空间会随时空差异而变化。
②根据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规律，将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徘徊值2.8和更替水平值2.0作为界定生育率高、中、低水平的标准，同时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生育率波动范围在2.3～2.8之间，因此TFR-s1分类的操作化过程中可将高水平的最低标准2.8下调0.3个点。本文将SRB-h操作化为7个普查年份性别比中的最高值，已有数据中各省SRB-h的区间分布是109.43～138.01，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7～121之间维持了10年，存在4个点波动。因此，我们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5和115分别作为界定性别比峰值高、中、低水平的标准，并根据需要允许在分类中将标准上下调节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