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思路 全新的事业——《特色图书馆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图书馆论文,特色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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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克和周济洋任编委会主任、汤旭岩担纲主编的《特色图书馆论》一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在序中称它是“一部可资借鉴的好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特色图书馆的研究专著。作为一部拓荒性著作，它的出版，是特色图书馆建设的可喜可贺之事。
通览全书，笔者以为它至少具有如下长处和特点。
第一，与时下动辄数十万言、上百万言的皇皇巨制相比，只有15万余字的《特色图书馆论》只能算是小册子了。然而，一部书的价值是不应也不能以其字数的多寡来衡量的。篇幅小、容量大，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长处。
全书共5篇。第1篇理论思考。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公共图书馆举步维艰，出现了生存的危机；但同时它又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将图书馆改革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考察，特色图书馆是时代的产物。第2～4篇探索实践。前两篇分别记述了京沪两地公共图书馆于80年代中、后期相继实行特色服务的情况及其良好的社会效益。第4 篇记述了湖北省借鉴京沪两地特色服务的经验，创办特色图书馆的步骤、方法和效果。将特色服务升华为特色图书馆，既是服务观念的一次更新，又是办馆方向的跨越。第5篇回顾与展望， 简略回眸特色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历程，着重分析和预测21世纪中国图书馆的走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中国图书馆将必然朝着特色方向发展。
本书编著者不局限于对中国内地特色图书馆实践的探索，还对世界图书馆事业作全景性鸟瞰，参考和借鉴国外和港台地区创办各具特色的图书馆的实践方法，读之能给人以诸多的启示。
第二，提出了新思路，开拓了新视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为辉煌的阶段。但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便好景不再，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本来门庭若市的图书馆几乎门可罗雀。由于新增藏书量逐年递减，难以让读者终饱以飨，加上服务水平不高，读者莫不有一种淡淡的迷惘和烦恼。这种现象引起了包括图书馆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1989年，黄宗忠先生连续撰文指出：中国图书馆事业从1985年开始进入“低谷”[1～2]，被称之为“低谷论”。翌年，上海《图书馆杂志》展开了为期1年的讨论，共发表文章18篇，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人甚至认为不是“低谷”，而是“低估”[3]，大谈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不妨称之为“繁荣论”。 两论对峙，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其实，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繁荣的背后，同时隐含着一种令人难以自安的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面对现实，找准位置，抓住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迎接挑战，才能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抓住机遇，从改善各自的藏书结构入手，在深化服务上寻找新的突破口，推行图书馆特色服务，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特色服务于80年代中期出现在北京的一些区县图书馆。其后为上海一些区县图书馆所效法，继而普及到全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并逐步深入到街道、乡镇图书馆，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色服务”景观，它与上海经济发展一同起步，给这个国际大都市注入了活力。有声有色的特色服务活动引起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1990年末，上海《图书馆杂志》编辑部提出将“展开关于‘图书馆特色服务’的讨论”，“亦可能就能否在某种条件下将某一级公共图书馆办成特色图书馆”进行探讨[4]。在次年连续6期刊发了相关文章。
1992年，湖北全省开始了特色图书馆工程建设，这是对京沪两地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的一次突破。为配合特色图书馆的建设，从1993 年9月起，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推出周济洋主编的《特色图书馆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了20个特色图书馆的20种专业文献书目索引。
至今“特色图书馆”，对于业外人来说，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称，即使是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图书馆界人士，也多是闻其名而不知其详。因此，迫切需要回答何谓特色图书馆、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等诸多问题。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图书馆论》的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本书的编著者中，既有特色图书馆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它的实践者。他们怀着将特色图书馆建设推向普遍、快速发展的强烈责任感，通力合作，对特色图书馆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融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于一体，是本书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在汹涌而来的商品化大潮的猛力冲击下，图书馆由昔日的辉煌而成为一时的无奈，图书馆工作者没有因此而消极观望，也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放弃过冲出困境的努力。在诸多的改革措施中，推行特色服务，创办特色图书馆，不失为开拓性的创举。《特色图书馆论》以3／5的篇幅，详实地记录了京沪两地公共图书馆实行特色服务和湖北省实施特色图书馆工程建设的实践，展示了特色图书馆从萌芽到产生，从壮大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实行特色服务是公共图书馆优化馆藏、提高服务质量的一种办法的话，那么，兴办特色图书馆则是开拓了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一条新路。短短几年间，特色图书馆已成为荆楚大地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 特色图书馆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应该指导实践并促进实践。特色图书馆理论来自于特色图书馆实践，作者从特色图书馆实践活动中抽象出特色图书馆理论，并努力加以升华，经过不断地提炼和概括，使之由零碎而系统，然后再将其渗透到自己创造性的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使其不断完善。这种从实践中抽象出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内涵厚实，更能显示出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特色图书馆实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特色图书馆的概念作了全新的认识和阐释；对其类型、特点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辨析了“特色图书馆”与“图书馆的特色”的不同之处，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阐明了特色图书馆与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对其相同于公共图书馆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公共图书馆的个性，一一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精辟入里，深入浅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发前人和他人所未发，为图书馆学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探索比实践探索更艰苦。《特色图书馆论》集京沪鄂三地区30人之力，历经三载，数易其稿，始得付之剞劂，可见理论探索的艰辛，亦见编著者们严谨的态度。徐文伯在“序”中对编著者“以一种负责、求实、创新的精神，向全国图书馆界亮出自己的胆识、勇气和智慧”深表赞赏。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特色图书馆论》为特色图书馆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一部特色图书馆研究的力作。
特色图书馆是一个新生事物，特色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惟其“新”，才更需要多作深入的研究，它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特色图书馆目前尚处在初创阶段，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书末附录“特色图书馆论著论文索引”汇集了我国90年代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共收录文献77篇。若除去特色服务研究的篇目，特色图书馆研究只不过30余篇。它们多集中刊发在少数几家专业学术刊物上，且多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特色图书馆论》的出版，为特色图书馆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和理论起点。本书还只能算是阶段性成果，深入研究还有待继续。
《特色图书馆论》也并不是没有訾议之处。对特色图书馆的概念，书中列出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限于篇幅，对它们未能展开讨论。对特色服务和特色图书馆的认识中也有些不能让人苟同、颇值商榷的观点，如：有人说，搞特色服务是“以感想代替政策，见异思迁，在‘特色服务’的掩护下使图书馆异化”，并进而提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为特定对象服务的形形色色的图书馆，我国“公共馆怎能邯郸学步而照葫芦画瓢呢？”[6]有人提出，特色图书馆是一个“生造”的名称，“明显缺乏科学定名所需的逻辑稳定性”[7]。这些观点， 都是在本书付梓前见诸专业学术刊物上的，是耶非耶，惜乎在书中未有论及。此外，对90年代兴起的特色图书馆和2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与现代“特色图书馆”意义较为接近的“通信图书馆”和“蚂蚁图书馆”的渊源关系，书中虽有简明的揭示，却乏精到的分析。尽管此书存有缺憾，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拓荒性著作。
来稿时间：199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