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1]2016年在《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及其与供应链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们发出呼吁: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趋势下,我国应大力引进和实施知识管理战略,从管理层面上切实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知识管理作为21世纪初期管理学的前沿性研究,是实现知识资源价值最为有效的方式。然而,面对激烈地市场竞争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企业滞后、封闭知识管理方式尚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只有通过知识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同步、协调运作才能赶超时代步伐。知识资源同步协调运作即知识协同,是知识管理的高级形式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高效地网络化知识管理。它正在供应链企业联盟之间迅速兴起。国内外学者对于供应链视角下知识协同的相关研究大多还在探索阶段,对于其定义和内涵的阐述仍缺乏权威研究成果,对知识协同运行过程、作用机理也没有深入系统地剖析;在知识协同与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围绕两者的直接相关性展开讨论,或者以创新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路径。尚未有文献从柔性角度搭建两者之间的中介“桥梁”。综上所述,本文将从供应链企业知识协同与供应链知识转化着手,探究知识协同深层次运行机理;同时构建理论模型,以剖析知识协同与供应链绩效间的影响路径及供应链柔性的中介作用。具体研究内容包含以下5点。1.从知识层面、节点企业层面、供应链层面3个层面讨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的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供应链环境下的链状或者网状结构,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构建供应链企业知识协同网络模型,该模型包括协同主体、协同客体、协同渠道和协同情境4个构成要素;同时从主体关联性、客体互补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循环性5个方面分析了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知识协同的基本特征。2.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构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过程模型,根据模型将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过程阐释为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及知识创新的非线性作用,同时有知识粘滞、知识重迭、知识破损、知识不兼容等连带现象,以及知识评价、知识保护等辅助手段。3.将经典的SECI知识转化模型扩展为二维的供应链知识转化模型,引入节点企业内部和节点企业外部这一新维度,并将SECI模型中广义的社会化、外化、联结化和外化4种知识转化模式扩展为供应链企业外(内)部知识局部外化、联合性内(外)部化、内(外)部知识局部内化、社会性外(内)部化8种供应链知识转化模式。供应链知识转化可以起始于任何一种知识状态,并且由知识状态决定了知识转化模式;不同的知识转化模式可以同时进行,同一知识转化模式可以同时按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推进。同时,在此研究基础上,剖析供应链知识转化模式在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及知识创新等协同行为中的推动作用,并且认为供应链知识转化与供应链知识协同相互包含,相互促进。4.对自变量——供应链企业间5种知识协同行为、因变量——供应链绩效、中介变量——供应链资源柔性、供应链协调柔性进行内涵界定;依据学者们相关研究,提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构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与供应链绩效的关系模型。5.对各相关变量进行量表开发,设计并发放调查问卷;对数据样本进行偏度、峰度等描述性分析,并对变量进行信度、效度检验;通过spss软件对不同层次的变量两两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软件对模型整体适配度及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依据验证结果展开讨论。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是一个动态复杂、对立统一、由无序到有序的抽象过程,可以理解为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6种知识协同行为非线性作用的结果,不同知识协同行为之间在逻辑上层层递进,时间上并行发生。2.供应链知识转化二维模型包括供应链企业外(内)部知识局部外化、联合性内(外)部化、内(外)部知识局部内化、社会性外(内)部化8种主导性知识转化模式。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知识转化可以以任一形态的知识为起点;任一形态的知识均呈现顺时针或逆时针两个方向自由转化的状态。供应链知识转化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8种知识转化模式协调运作,任何一种模式的弱化都会影响其它模式。3.知识协同行为依靠知识转化的推动进行。知识共享通过内部知识局部外化和联合性外部化实现;知识转移和知识获取通过社会性内部化和联合性内部化实现;知识整合通过社会性内部化、内部知识局部外化即联合性内部化实现;知识应用通过内部知识局部外化和内部知识局部外化实现;知识创造则需要8种知识转化模式共同作用实现。知识协同在知识转化的推动下完成,知识转化和知识协同行为之间存在相互蕴含、相互促进,前者实现了知识形态的变更,后者完成了知识主体的迁移。4.依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获取、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多维度探究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作用;从柔性角度引入资源柔性、协调柔性作为中介变量,挖掘知识协同与绩效关系的新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对供应链绩效的关系路径中,以柔性为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较明显。该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研究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论据,也从实践角度为如何通过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提升绩效水平提供决策支持。本文研究结论在理论方面有以下学术贡献。首先,构建供应链知识转化二维模型。该模型的构建是对知识转化相关理论的丰富,使其更具体化、细致化,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剖析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运行过程,并将其细化为6种在逻辑上顺承、时间上并行的知识协同行为。该结论将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抽象过程“分解”为具体的协同活动,是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完善和深化。再次,阐释各个协同行为中知识转化模式,揭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与知识转化的作用机理。该理论从深层上探究知识协同在供应链企业间的运行,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空白的补充。最后,构建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与供应链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对关系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证明大部分假设与最初设想一致。该结论是对相关理论的深化和拓展,也为未来研究提供假设依据。本文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有以下几点。首先,成员企业间知识资源的协同运行,使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得以提升。其次,通过知识协同,降低供应链各项成本,提升成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再次,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的深入研究可以为供应链成员企业制定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张洁梅[2]2010年在《企业并购后的知识整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在当前的学术界和实践界已经成为共识,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的有效整合与利用。知识整合是实现知识管理的关键环节,知识整合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目前重视专业能力、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一个企业完全靠自己获取所需的全部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并购拥有特定知识的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是企业获取与积累知识从而寻求发展的有效手段。所以,并购已成为企业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并购的失败率居高不下,国内外学者对并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许多都与并购后的整合有关。如何从以往的并购案例中吸取成功的经验,避免失败的教训,成功进行并购后的整合,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传导机理的研究,为提高企业并购整合绩效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对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提高我国企业并购整合绩效提供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在对知识整合、组织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和并购整合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引入了组织学习导向、知识整合能力、核心能力和并购整合绩效等变量,构建了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传导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可测、可行的量表具体操作执行,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后的知识整合；选取典型案例,分析了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模式、知识整合的内容和知识整合的过程,并构建一套知识整合评价体系,对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效果进行评价。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整合能力和组织学习导向与核心能力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并购整合绩效有显着的直接正向影响,核心能力对企业并购整合绩效有显着的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在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应从战略上重视知识整合、树立组织学习导向、构建知识整合平台、建立有利于知识整合的企业文化、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重视人本因素等方面提高知识整合的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以知识观为基础,研究企业并购后的知识整合问题,属于前沿研究领域。侧重点在隐性知识,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2)研究组织学习导向、知识整合能力、核心能力和并购整合绩效四个逻辑联系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创新性。将组织学习导向、知识整合能力、核心能力和并购整合绩效等变量整合在一个框架之中,深入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明确上述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明确这些变量的相互影响关系。虽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有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学者验证过,但是把这些变量整合在一个框架中,用来研究企业并购后的整合问题,相关的研究还较少。(3)构建了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平衡模式的知识整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所研究案例企业的知识整合效果进行评价。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1)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研究。虽然本研究对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传导机理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探讨,但对于某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不够清晰。(2)没有考虑行业特性。今后对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传导机理的研究可以针对不同产业形态、行业特性加以研究,找出产业形态、行业特性对并购后企业知识整合的影响差异,并尝试进行企业并购后知识整合的个案比较研究,那样得出的最终结果将更具针对性；(3)地域的局限性。建议后续研究对更多地区发生并购的企业的进行更广泛的调查,选取更为全面的样本以提高结论的稳定性。
徐朝霞[3]2013年在《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服务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日益突出,而这一迅猛的发展无疑来源于持续的创新,服务创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关键。然而,相对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对应的服务创新理论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实践的需要。传统的创新理论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如果不考虑服务本身具有的特性而直接应用于服务创新将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在充分考虑服务本身特性的基础上对服务创新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制造业相比,服务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顾客常常会亲自参与到服务生产和传递过程之中,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服务企业的运营和产出。这一点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表现得尤为突出,顾客常常在帮助KIBS“共同创造”或“共同生产”基于知识的服务解决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顾客从单纯的购买者转变为服务的共同生产者。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顾客共同生产的现象在B2B情境中尤为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组织顾客相比于个人顾客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进而推动了他们参与服务生产的动机；另一方面这些组织顾客具备更强的参与服务生产所需要的能力。那么,这种顾客共同生产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他们会对服务创新的过程及其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纵观现有国内外的文献,对服务创新的研究还是主要聚焦于从企业内部探讨服务创新的战略,对于上述以顾客为焦点的服务创新战略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国内,顾客共同生产的相关理论研究刚刚起步,很少有研究涉及对顾客共同生产与服务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探讨,实证分析更为匮乏。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拓宽服务创新研究的视角,并进一步提升服务创新理论的完整性和持续性。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在假设演绎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服务创新、顾客共同生产、顾客知识转移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提出了顾客共同生产通过顾客知识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对服务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基本理论模型。其次,对研究的变量进行界定并提炼相应的测量题项,结合专家访谈的结果设计和修改调查问卷。再次,在问卷的预调查中,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各量表进行了数据纯化处理、信度分析,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问卷加以修正,从而提高量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正式调查中,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展开调查,并运用SPSS18.0和Amos7.0统计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从而保证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最后,采用Amos7.0统计软件验证了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顾客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导向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经过理论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对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得出如下结论：(1)顾客共同生产可划分为信息沟通,协同合作,适应性调整叁个维度。通过对已有的顾客共同生产定义的整理和归纳,本研究将行为视角,关系视角和价值创造视角的定义进行归纳和提炼,给出了顾客共同生产的整合性定义,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这一概念的复杂本质。在此基础上,基于顾客共同生产所经历的角色识别——角色形成——冲突协调这一动态的过程,研究将顾客共同生产划分为信息沟通,协同合作,适应性调整这叁个维度。在借鉴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和企业管理者的建议和意见,设计出顾客共同生产的初始测量问卷。通过小样本预测试、大样本的正式调查,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最终的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从而验证了概念维度划分的合理性。(2)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资源基础观、关系营销和开放式创新理论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证实了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确实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P值为0.000)。并且进一步的分别验证了顾客共同生产的各构成维度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沟通(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3,p值为0.000)、协同合作(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5,p值为0.000)、适应性调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1,p值为0.000)对服务创新绩效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3)顾客知识转移在顾客共同生产和服务创新绩效关系中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基于经典的投入——转化——产出模型,本研究将顾客共同生产视为顾客向服务企业投入资源的行为,而服务创新绩效则是这一行为的最终产出,顾客知识转移则是这一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中间转化环节,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出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在验证了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和对顾客知识转移的影响的基础上,同时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回归并通过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进行分析,验证了顾客知识转移在顾客共同生产与服务创新绩效关系中存在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顾客共同生产通过顾客知识转移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服务创新绩效。同时,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顾客知识转移对顾客共同生产各子维度和服务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信息沟通、协同合作、适应性调整均通过顾客知识转移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服务创新绩效。这一结论说明了顾客共同生产推动了顾客知识向组织转移的过程,即将关于顾客的知识,顾客拥有的知识,以及顾客与企业交互作用产生的新知识有效的转化为组织的知识,随后将这些知识用于企业的服务创新活动,进而提高服务创新的绩效。顾客知识转移的效果是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形成影响的关键环节。(4)创新导向分别在顾客共同生产与顾客知识转移,顾客知识转移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现企业的创新导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顾客共同生产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本研究利用7个创新导向指标,对所有的231个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可分为两组,分别定义为高创新导向组和低创新导向组。研究运用AMOS提供的分组比较方法,分别检验创新导向是否在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中存在显着的调节作用,并且进一步的验证创新导向对模型中的哪些路径起到了调节作用。检验的结果显示,顾客共同生产对顾客知识转移的影响在不同水平的创新导向组中是存在显着差异的,且在高创新导向组中的影响高于低创新导向组。也就是说,创新导向对顾客共同生产与顾客知识转移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此外,检验的结果还表明,顾客知识转移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水平的创新导向组中是存在显着差异的,且在高创新导向组中的影响高于低创新导向组。也就是说,创新导向对顾客知识转移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顾客共同生产理论引入服务创新的研究,扩展了服务创新研究的视角。已有的服务创新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供应商导向的创新视角,即“由内而外”的服务创新模式,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的力量来推动服务创新,然后向外部市场推广。本研究尝试基于顾客导向的创新视角,提出“由外而内”的服务创新模式,依靠参与服务生产的顾客来推动服务创新,并在企业内通过协作的方式实现服务创新。本研究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中的顾客共同生产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顾客纳入服务企业的创新体系之中,这无疑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服务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二,以顾客知识转移为中介变量验证了顾客共同生产影响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在对已有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通过顾客共同生产实现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战略模式。为了深入的理解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基于投入——转化——产出的经典分析框架,研究揭示并验证了顾客知识转移在顾客共同生产和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顾客知识转移作为中介变量,充分拓展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顾客作为企业关键的外部知识来源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临时劳动力,同时也将顾客共同生产和服务创新绩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第叁,探索并验证顾客共同生产的叁维度模型。关于顾客共同生产的概念和构成,学者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概念混用和误用的情况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顾客共同生产的理论研究发展的速度。本研究在对已有研究提出的顾客共同生产的定义进行梳理和提炼的基础上,提出了顾客共同生产的整合性定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顾客共同生产的叁维度模型。将顾客共同生产划分为：信息沟通、协同合作、适应性调整叁个构成维度,并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通过收集国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数据验证了本研究对顾客共同生产的模型构建。相对于一些对顾客共同生产单维度测量的研究而言,本研究的叁维度测量更加全面,并且能够更加明确的揭示出顾客共同生产的动态过程。
刘丽萍[4]2012年在《复杂系统环境下中国企业合作创新系统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决定性因素，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产业价值链，缺乏高科技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因此，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偏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瓶颈，这是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在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合作创新理论、创新系统理论和知识管理系统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具体国情，从中国企业追求高效率、低成本、高收益的需求上，指出中国企业选择合作创新发展战略是一种理性的博弈策略选择。跨越传统企业固定的组织模式疆域，运用复杂系统思维方法，在复杂系统环境下建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开放式合作创新系统是本论文的研究主题。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现状描述与成因分析作为研究合作创新必要性的逻辑起点，针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通过计量分析，揭示了R&D投入等因素与企业专利申请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中国工业36个行业以及31个省区的大中型企业的科技统计数据为蓝本，运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定量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和地区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和成因。同时运用创新累加贡献率分布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影响自主创新效能诸因素中的主因子——投入-产出因子、主体-基础因子和产权因子，试图为对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客观基础。以企业生产成本、产量和创新效益等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选择不同创新策略，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建构了双寡头企业的古诺模型、寡占企业的斯塔克伯格模型、风险上策均衡策略模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博弈模型、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博弈模型等。以及典型案例分析，这些企业同行业、跨行业和产业链上的企业选择不同的最优合作创新模式战略，揭示了合作创新的可能性，为建构合作创新系统提供了学理基础。从自主创新主体人的本性出发，提出“合作人”假设；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趋势，探讨知识社会选择合作创新策略的深层原因和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选择合作创新策略的可行性，得出建构合作创新系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尝试性建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合作创新复杂系统模型，该系统满足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合作创新系统有序演化的基本条件与可行性的路径，阐述了合作创新系统状态的量化基本判别标准，提出了知识管理熵的概念；对合作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复杂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建构了合作创新系统的整体分析框架。从如何实现合作创新系统有效运行并获得最优绩效出发，一是研究合作创新系统内部的知识管理问题。从静态分析了各种知识管理要素的内在结构，建立了科学配置模型。从动态分析了知识管理中知识转移、合作创新文化、组织和分配制度的运行机制，提出了企业合作创新中知识管理系统的总体结构设计和整体理论架构模型。针对知识管理系统中的关键问题，研究了企业合作创新文化系统、组织结构和合作创新系统中财务管理的利润分配与风险预警系统。二是研究如何从市场背景下，营造良好的合作创新系统的外部环境。为适应市场、开拓和创造新市场，提出了“空穴理论”，针对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确定选择方向。依据政府在合作创新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政府在合作创新中的经济政策选择与对策。
张海军[5]2017年在《跨界搜索、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市场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深化,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成长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全球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主要方向,制造业情境下的服务创新研究成为战略管理和创新领域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突破性技术频繁涌现和消费升级,有形产品基数增长乏力,市场渐趋稳定,对于制造企业而言,仅仅依赖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容易使企业陷入产品化陷阱,难以保障其市场位置、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传统制造企业面临新的挑战,亟需摆脱“产品化”瓶颈,寻求新的利润源和增长点。为了应对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将服务创新作为构建差异化优势的基石,从产品制造向产品服务系统或者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通过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增值服务和整合解决方案拓宽服务组合、强化服务导向并创造顾客价值。然而,制造业企业在服务创新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由于提供物的转变以及产品和服务本质上的固有差异,既有的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知识禀赋与服务创新的知识诉求难以匹配,成为企业进行服务创新的障碍,遵循既有知识进行服务创新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刚性陷阱”。制造业企业如何突破组织边界进行跨界搜索,借助外部知识弥补产品制造和服务创新之间的知识缺口,提升服务创新能力已成为制造业情境下的服务创新研究和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亟待解决的议题。现有文献识别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和模式选择,并探讨了服务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洞见。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遵循技术创新范式探讨这一问题,强调服务的技术特征,以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发达国家大型跨国集团为分析对象探讨服务创新及其相关问题,将有形产品和服务作为孤立、割裂的分析对象,缺乏针对制造业情境下服务创新的独特性的研究;研究方法以案例和质性研究为主,侧重服务创新现象的描述和解释,缺乏对于服务创新相关概念维度的界定及其测度和规范性研究,仅有的一些量化研究却存在不一致的结论和解释逻辑。此外,现有研究暗含着企业作为封闭生态系统的潜在假设,强调企业主导下的内源式创新,忽略了内外部的情境因素对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难以解释企业开放式服务创新的微观机制和潜在逻辑。基于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现实背景和理论现状,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聚焦于: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服务知识的跨界搜索实现其服务创新?本文整合知识基础观、服务创新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等理论,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对制造业情境下的跨界搜索与服务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构建,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进行变量测度和作用关系检验,最终构建了“跨界搜索—知识整合能力—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理论模型,拓展了服务创新理论。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制造业企业服务知识的跨界搜索是其服务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制造业企业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不同,跨界搜索有不同的方式和类型,跨界搜索的不同选择对于服务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2)知识整合能力对于跨界搜索与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管理者注意力焦点对于跨界搜索和知识整合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调节作用;(4)产品复杂性对于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而言未能正向显着地调节制造业企业知识整合能力与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于知识运用能力和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跨界搜索和知识整合能力视角,构建了“跨界搜索—知识整合能力—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理论模型,揭示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形成机制,丰富了制造业情境下的服务创新研究;第二,通过探索性多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技术,对跨界搜索、知识整合能力和服务创新等核心构念的维度进行了归纳和修正,提升了相关构念测度的有效性;第叁,验证了组织情境因素对于制造业企业跨界搜索及其服务创新的影响,将注意力焦点和产品复杂性纳入了服务创新的转化机制中,进一步解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边界条件。
付敬[6]2013年在《企业共性技术创新、吸收能力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为解决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产业共性技术缺乏与企业吸收能力不足两大创新障碍，2007年我国提出以产业技术联盟方式实现共性技术创新、企业能力提升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对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模式的理论研究还相对缺乏，多数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深层次探讨与实证研究。我国企业进行共性技术创新需要什么样的联盟模式，企业如何能在这样的联盟环境中提升能力与实现创新绩效？已成为我国当前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研究中急需探讨与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运用案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企业合作创新模式与吸收能力的协同演化分析为突破口，首先，发现我国企业在不同技术需求阶段与能力状态下的合作创新模式特征，并从其历史发展规律中总结出企业创新绩效的可能影响因素；其次，基于创新源理论，构建我国企业共性技术创新模式的理论模型，讨论不同联盟成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最后，结合广东叁部两院一省共性技术创新实践提出实证研究框架，探讨了联盟企业的知识源化战略（内部R&D、校企合作、产业链伙伴合作、非正式交流）与吸收能力（潜在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新产品创新绩效、新产品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贡献体现在以下叁方面：一、以金发科技作为典型案例，探索了我国企业合作创新模式与能力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首先发现，我国企业发展生命周期中，其合作创新模式与吸收能力之间呈现出显着的螺旋式交互影响作用；企业合作创新遵循简单线型合作→桥梁型合作→纵横向网络型模式的演化路径，合作模式的演化证明了合作创新是一个资源向企业汇集的过程。其次，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由于技术创新目标与自身能力不同，企业需要通过匹配的创新模式获取内、外部知识源帮助其取得竞争优势。最后，发现当前我国企业共性技术创新需组建多成员网络化联盟模式，企业通过联盟以多种方式从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不同联盟成员处获取创新资源，并配合其自身R&D投入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绩效。二、本研究构建了创新源理论视角的共性技术创新理论模型，认为企业在由政府、高校、上下游企业等主体组成的网络型联盟中能够更好地进行共性技术的探索与应用。分析发现，我国企业需要的多成员共性技术创新联盟是由技术创新过程特征和我国企业吸收能力现状所决定。由于技术探索与应用能力相对较弱，企业需要在联盟中汇集政、产、学、研、用、供等各方共性技术创新的必要资源。在技术的探索阶段，企业需要从高校获取技术开发的基础知识，同时结合产业链伙伴提供的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有目的的共性技术开发；在技术应用阶段，企业需要通过与产业链伙伴合作，将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向上反馈并进行修正，经过多次循环后才能最终实现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成功；同时，在技术的探索阶段需要政府资金投入，降低技术开发风险，从而保证技术探索的成功。叁、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了共性技术创新联盟中企业的内、外部知识源化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参与广东叁部两院一省合作创新企业的分析，提炼出四类企业共性技术创新所需的主要知识源：内部R&D投入、校企合作研发与非正式交流、产业链企业合作研发，从而提出实证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内部R&D投入与校企研发合作对新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均受到潜在吸收能力（PAC）与实际吸收能力（RAC）的完全中介。校企间非正式信息交流仅与PAC与RAC正相关，却与新产品创新无显着相关性。产业链企业研发合作则与企业新产品绩效显着正相关，同时PAC与RAC其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企业PAC与RAC对其新产品创新绩效均有显着影响，但企业RAC在PAC与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企业PAC与RAC均对其新产品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RAC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被企业的新产品绩效部分中介。政府资金投入在企业内部R&D投入与其PAC关系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知识基础广度正向调节内部R&D，校企合作与非正式交流对PAC的影响，负向调节产业链企业合作与PAC之间关系。本研究通过案例探讨我国企业合作创新模式与能力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拓展了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成果。基于案例研究的结论，构建我国企业共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丰富了我国情景下企业共性技术联盟的理论研究。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实证联盟中企业内、外部知识源化战略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吸收能力的二维属性，以及政府资金投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在这一过程的调节作用，拓展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
姚威[7]2009年在《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识已经成为新世纪企业最具战略重要性的资源。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低下的产学研合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研究问题聚焦于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的:1)知识转化规律;2)知识创造机制;3)各阶段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知识的编码性、抽象性和扩散性叁个维度对叁个探索性案例所揭示的知识转化规律进行分析,提出了产学研合作知识空间(K空间)分析框架,并根据知识在K空间位置的不同对知识形态进行了划分。以知识转化规律为依据提出了以知识获取、知识消化、知识共享和知识增殖四个过程为核心的产学研GDSP知识创造机制和包涵界定需求,知识获取、知识消化、知识共享和知识增殖,知识溢出及知识退化七个阶段的产学研合作知识创造周期,并以热力学视角对该理论进行了剖析。通过耗散理论论证了K空间中的系统知识(企业抽象显性知识)是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潜在价值的知识,但此区域的知识也同样面临着溢出的风险,由此本研究提出了知识的价值悖论:企业设法使其知识移入最大价值区域的程度越深,知识溢出的威胁就越大。本研究通过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的大样本调研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知识创造四个阶段中所体现的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增殖能力)分别正向影响产学研知识创造绩效;其中,影响知识获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企业特性,组织间合作情境,组织间沟通情境,学研方知识输出能力;影响知识消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学研方知识输出能力和组织间沟通情境;影响知识共享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合作情境和企业特性;影响知识增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依次为企业特性和组织距离(负向)。本研究在以下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研究:1.揭示了产学研合作过程知识转化规律,提出基于GDSP理论的新知识创造理论和知识创造周期2.从四个方面丰富和完善了SECI知识创造理论1)增加了抽象维度的K空间分析框架在解释SECI知识创造过程时更具说服力2)很好的解释了跨异质组织情境下的知识创造过程3)通过熵理论论证了系统知识(抽象编码知识)而非隐性知识才可能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收益;4)根据熵理论解释了GDSP知识创造理论的动力学原理。3.提出了知识价值悖论
易法敏[8]2004年在《核心能力导向的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核心能力的定义之一是“组织中共享的知识,特别是如何协调分散的生产的技巧及如何综合多样化技术的知识”,也是跨越组织边界的交流、参与和对工作的承诺,它涉及到企业组织内部的所有职能和所有人,它不会因使用而减少,一般说来,核心能力具有如下特征:1、稀缺性,是企业所特有的;2、可延展性,核心能力可以使企业进入各种相关市场参与竞争;3、价值性,核心能力能够使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4、难以模仿性,核心能力应当不会轻易地为竞争对手所模仿。企业要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核心能力、核心产品和最终产品叁个层面参与竞争。因为市场战略、产品战略、技术战略等职能战略是企业外在和显性化的战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任何企业单是依靠某一项或某几项职能战略,最多只能获取暂时的优势,唯有培育核心能力才是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战略。一般认为,核心能力是指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企业知识从本质上说是无形的,“企业知识”符号体系只是对企业内部公认的事实、信仰、限制、禁忌等组成的“共同词汇”集合的表达和记录;企业知识的规则体系是由关于企业管理、运营、优化手段及经验规则等组成的;企业知识的作用一方面是负责协调、管理、分配企业各类资源,以推动企业各项职能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又将企业内部的信息资源、数据资源及相关情境因素企业起来,从而使得企业各项事务得以在“企业”这个特殊的语境下运行,保证了企业内部各部门、各成员行为的协调性、合理性和可解释性;企业知识是一个企业保持其合理性、开发性的基础,即在企业知识的支持下,保证不同专家、个人及所需资源在企业内部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而不会引起企业行为或性质的突变。企业知识被视为核心能力的根源主要是由于:第一,知识不同于容易从外部市场获得的传统资源。企业是特定知识的集合体,每一个企业的知识存量都是独特和难以模仿的,而且也无法从外部市场买到。为了获得类似的知识,竞争者必须在类似的环境中有类似的体验,但这往往意味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现未来的机会和配置资源的方法,企业内各种资源效能发挥程度的差别由现有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第叁,与企业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知识积累,从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知识的差异是导致企业之间绩效差异持续性的原因。企业知识形成核心能力的逻辑关系如下:1、企业知识与企业资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核心能力的基础企业知识和企业资源是基础层,基础层越坚实,或者说企业的知识与资源越丰富,学习能力越强、越持续有效,企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强、越持久。企业背景是无形的,是竞争对手难以识别的,更难为竞争对手所模仿。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企业中的种种关系、企业发展的逻辑、路径无不对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造成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核心能力的最终形成。2、学习是形成核心能力的必然途径知识转换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通过中间机制的作用。企业的核心能力是通过个体学习和企业学习,在企业背景下,将企业的资源转换为工作常规,再与企业惯例进行整合与协调,形成企业的各种能力,进一步形成企业的核心能力。3、知识转化与循环决定着核心能力的形成和保持
蒋国平[9]2010年在《基于隐性知识创造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外部环境呈现出技术间断或技术不连续性变化,且凸显出变化加快、全球竞争、知识经济等特征。在这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谋求生存发展的关键途径。按创新强度的不同,企业技术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的技术创新大都以渐进性技术创新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技术不连续变化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从以渐进性创新为主转变为以突破性创新为主。突破性技术创新在成熟企业实现持续竞争优势中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多研究表明,尽管成熟企业拥有资源、经验和其他重要因素方面的优势,但成熟企业在与新兴企业的技术竞争中常常失败,丧失了产业领导地位,而新兴企业通过开发新技术成为了市场主导,成熟企业很难跨越那些改变产业竞争格局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所形成的鸿沟现象已成为学术文献长久研究的主题之一。虽然创新研究成功的解释了成熟企业为什么在“非连续性”创新中面临更多的困难,而新兴企业面临的困难程度要低,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某些成熟企业已经知道如何获取这种创新模式。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成熟企业已经可以适应非连续性创新,并能成功应对,但文献对此研究较少。因此,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研究尤其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发生机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关于成熟企业如何成功地应对技术的不连续性,或突破性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的创造与管理过程。技术创新的性质从依赖于数据、信息,转向更加借助于知识,技术创新正是通过企业内外知识的识别、获取、流动转化形成的。由于突破性创新需要新的基于工程和科学原则的知识,但成熟企业对这类知识比较陌生。同时,虽然突破性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但它也要求企业拥有新的不同的技术和商业化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路径,成熟企业不具有这些能力和路径,也很难获取。因此,成熟企业要想保持和建立自己的持续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创造新知识。知识按其属性和获取与传递的难易程度,可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编码方便,容易沟通且易被竞争对手学到,对于企业难以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隐性知识是隐含的且难以模仿的,因此不易被复制或窃取,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与源泉。在技术创新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隐性知识。人们认为,隐性知识对创新过程更有价值。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必然要受到诸如是否有能力获得技术领先者的逐渐积累起来的隐性知识、是否有能力获得包含在该企业特定的“技术轨道”中的技能和资源等等的限制。现有的理论共识表明,突破性创新常常是深度和高度的个人形式的知识的产物,也就是说,突破性技术创新与隐性知识紧密相关。在任何行业里,如果哪个企业获得了一种创造一系列革命性的产品的能力,那么它将拥有持续性竞争优势。然而对产品的改进,经常要依赖可预测的技术轨迹,可是突破性创新却是基于一种创造力和洞察力的跳跃。在理论研究归纳和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为了实现持续竞争优势,成熟企业必须从渐进性创新走向突破性创新,隐性知识在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是如何作用的。针对以往对知识与创新的关系、或企业能力与创新关系进行孤立研究的不足,基于资源(隐性知识)、能力和创新理论的结合,本文将隐性知识创造(转移和转化)、动态能力(核心能力)以及突破性技术创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探讨了基于隐性知识创造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发生机理,为解释成熟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提供了新视角。本研究的创新性工作可概括如下：第一、突破性技术创新隐性知识内涵操作化界定。将突破性技术创新隐性知识从个体、团队、组织、组织外部四个层次和隐性认知技能和隐性技术技能两种类型进行了操作化界定,这些隐性知识一般难以用文字表达,是长期经验积累和创造的结果,其特征表现为高度的个体性、涉身性等第二、突破性技术创新知识转移与转化维度区分。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隐性知识创造分为隐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化两个维度,理清了目前知识转移、知识转化、以及知识创造等在概念与关系上的混乱。第叁、基于隐性知识创造视角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研究。尽管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很多,但技术创新过程如何发生仍是一黑箱问题。以往知识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强调了其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但知识究竟如何作用于技术创新并不十分清晰。本文将隐性知识创造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结合起来,以吸收能力与创造能力为促进变量,研究了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发生机理,并提出基于隐性知识创造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模型。
蒋翠清[10]2006年在《支持动态能力的企业知识创新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正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知识创新成为企业形成、发展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的主要手段。如何通过知识创新形成企业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使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理论界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以企业动态能力建设为目标，以知识创新为主线，研究企业知识资源特征、知识创新过程、知识资产、知识创新网络、知识创新动态业务系统、以及企业核心能力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知识创新体系。具体内容包括：(1)以认知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知识作为企业战略资源所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知识的动态过程性、企业核心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知识的情境嵌入性、以及知识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并探讨了这些特征对企业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建设的影响。(2)构建了企业知识创新模型：研究了企业动态能力对创新范式的要求；构建了包括企业愿景、发展战略、知识资产、知识创新过程、知识创新网络、知识创新动态业务系统以及企业商业运作模式等要素和过程构成的支持企业动态能力的知识创新体系；并进一步分析各要素和过程间的关系。(3)研究了企业核心能力的知识本质，提出了“元资产”概念，阐明了知识资产成为企业“元资产”的内在动因；通过企业知识资产增值模型，探讨了知识资产与知识创新之间的循环促进关系。辩证地探讨了企业核心能力的两面性，研究了企业核心刚度的形成机理：从思维定势、能力陷阱、惯例和偏好、静态价值观等四个维度研究了核心刚度对企业知识创新的负面影响；分析了核心能力的周期性和动态能力的内涵与特征；基于SWOT分析法，揭示了企业动态能力的本质。(4)从企业知识创新网络形成机理、知识创新网络连接机制和知识创新网络效率等方面研究了知识创新网络的产生背景、运行机制以及对企业知识创新和动态能力建设的影响；结合我国创新资源分布以及企业知识创新现状，分析了我国企业构建知识创新网络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思路。(5)基于知识创新情境理论，研究了支持动态能力的企业知识创新的动态业务系统。该系统由支持知识创新的结构性要素(组织结构、基础设施、知识创新网络，人力资源和激励机制等)；非结构性要素(企业战略、知识愿景、价值观、企业文化)和过程性要素(深度对话、动态的共同创新过程、共享的认识方式、试验和确认)组成。在动态业务系统下，通过ASECID知识创新螺旋过程，实现企业知识创新，发展企业的动态能力。(6)通过实例分析，验证论文提出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奇瑞汽车公司的知识创新体系、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形成过程、动态能力等进行实证分析，案例分析表明：核心能力只能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创新网络是新创企业发挥后发优势、整合外部资源的主要途径；知识资产是企业创新的基础；企业战略和环境决定知识创新模式和效率；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必不可少。论文围绕企业动态能力的建设，探讨了企业知识创新规律，构建了企业知识创新体系框架，旨在提高企业知识创新的效率和效果，为企业知识创新和能力建设提供指导框架。
参考文献：
[1]. 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协同及其与供应链绩效关系研究[D]. 张鹏. 吉林大学. 2016
[2]. 企业并购后的知识整合研究[D]. 张洁梅. 河南大学. 2010
[3]. 顾客共同生产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徐朝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4]. 复杂系统环境下中国企业合作创新系统研究[D]. 刘丽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2
[5]. 跨界搜索、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D]. 张海军. 南开大学. 2017
[6]. 企业共性技术创新、吸收能力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付敬.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7].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研究[D]. 姚威. 浙江大学. 2009
[8]. 核心能力导向的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研究[D]. 易法敏. 中国人民大学. 2004
[9]. 基于隐性知识创造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机理研究[D]. 蒋国平. 南开大学. 2010
[10]. 支持动态能力的企业知识创新体系研究[D]. 蒋翠清. 合肥工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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