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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当中国迎接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放在人们面前的严酷事实是：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武装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并且扬言要瓜分中国。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深了。九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说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一生奋斗的“一个精神动力”。
使中华民族摆脱这种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惨地位，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能够用和平的渐进的手段来达到，当然再好不过。二十世纪中国另外两位伟大历史人物孙中山、毛泽东最初都曾尝试寻求和平变革的道路，只是当事实证明这条路无法走通时才下决心革命。革命，决不是谁要它发生就会发生的。要是和平变革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去投身革命？青年时代的邓小平也经历过这样的选择。
他在刚满十六岁的时候从故乡四川到法国勤工俭学，最初的想法依然是当时流行的“工业救国”。
他在欧洲生活了整整六年。那时的法国已是现代的工业社会。邓小平在那里的钢铁厂等做过工。在长期观察中，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给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痛，他不希望中国将来走这样一条路。国内传来的消息，又使他认定：在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于是，原来的“工业救国”幻想变成泡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对子女说：“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从爱国到革命，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当时众多中国先进分子、包括邓小平在内走过的道路。
回国后，他在中国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个经历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说：
1、抗日战争时期，当彭德怀、刘伯承等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粉碎日本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进行党政军的建设，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统揽全局、果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
2、当解放战争进入一九四七年的转折关头时，他和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率领十二万大军，以二十多天行程，从占优势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并且站稳了脚跟。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格局。常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充分显示出邓小平那种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和处变不惊、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而能战胜这些困难的政治智慧。
3、解放战争决战时期，邓小平先后担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邓小平后来对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二十二年的仗，组织了不少战斗和战役。”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样的人才确实难得。
邓小平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所以能成为邓小平的前期轨迹。一个杰出历史人物，通常都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在异常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经受千锤百炼，才能造就出来。不了解这些经历，很难真正了解邓小平。
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恰好在二十世纪过去一半的时候。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前一半的主题是“革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那么，二十世纪中国的后一半的主题便是“建设”，是要在中国这块辽阔而古老的土地上一面摸索，一面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极其壮丽伟大的事业，也是一次在充满惊涛骇浪而又没有预先设好航标的大洋中进行的艰难航行。
对新中国最初十七年工作的评价，邓小平明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成绩是主要的，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光明磊落态度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对发生错误的原因，邓小平还有一段概括的分析：“总的来说是‘左’。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
在实践中遭受严重挫折后，邓小平的头脑是比较冷静而注重实际的。一九六二年，农村存在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做法。对这些做法，中央领导层存在意见分歧。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白己的态度，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个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他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受到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但这也给了他一次冷静地重新思考新中国前进道路的机会。当复出并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后，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断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这种坚强的决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深得人心。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使人们看到新的希望。虽然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但全国人民正是从这次整顿中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赞同他的主张，景仰他的品格，强烈地期待他复出。这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改革
“四人帮”的粉碎，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果太严重了，整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异常混乱。中国该怎么办，发展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唤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央领导职务。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深情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他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划时代的讲话，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敏锐地察觉并坚决反对那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对中国的前进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组织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胜利发展。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七年的工作扼要地概括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终于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端混乱和困难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全面改革必需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作为新时期主要标志的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起步了。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任何本本可依，也没有现成经验可搬，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成功后又推向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又将上层建筑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上日程，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要在改革中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来，决非轻而易举，而是充满着风险。它的艰难程度并不亚于革命时期。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上全面改革的道路是义无反顾的，在前进过程中坚决地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干扰和阻力，没有这样的胆略和魄力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同时，他又极为审慎，把步子走稳，因为正在做的这些事涉及亿万人民的利益和命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否则人民会遭殃的。”
邓小平有着宽阔的世界眼光。他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观察到世界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又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勇敢地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把它确定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说：“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先是在个别省如广东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然后设置深圳等四个特区，在取得成功后又作出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等重大决策。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是由低到高，由少到多，先搞来料加工，继而搞补偿贸易，再进而搞合资企业，直到允许办外国独资企业。最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一九九二年初，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八十七岁的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对看到的一切十分兴奋，沿途发表谈话。他讲到；“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些话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迈出了加速发展的新步伐。他再一次讲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展望
从邓小平出生的二十世纪初，到他去世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变化确实可以用“换了人间”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不是终点，只是新的起点。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珠海考察时说：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
邓小平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决不局限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总是想得很深很远。《邓选》第三卷编辑工作完成时，他把这本书看作是自己的政治交代。他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他永远面向未来。他的理论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要在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提出来的。邓小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最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一次公布了邓小平在这个时期除《邓选》以外的许多重要讲话，是更深入地了解邓小平理论不能不读的书。这里只举几个他在南方谈话以后、也是他晚年所作的重要思考作为例子。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谈到：“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阅读《参考消息》上两篇文章时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他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方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读这些话，真使人感动。这位老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并为之坚定不移地奋斗了一生；到垂暮之年，头脑里想着的依然是祖国的未来，而且想得那么深那么远。他是从长远的观点来谈的。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正确处理的问题。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一个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看来，哪一个方面都不能说得过于绝对。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造成的，这是主要的方面。邓小平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们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订的。”这是实话。同时，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经过千锤百炼造就成的，具有非凡智慧、勇气和意志力的杰出人物，并不那么多。他们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往往可以起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会上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些也是实话。
今天，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认真地学习他留给我们的如此丰富的精神遗产，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他的遗愿，把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和精力的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是纪念他老人家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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