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如何可能：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分析_成本收益分析论文

国际公共品供给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银行论文,亚洲论文,基础设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指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①。前不久成立的旨在加快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就是在中国的倡议下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属于国际公共品范畴。

      根据传统公共品②理论，公共品收益的公共性导致无法由市场有效供给，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然而，整个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决定着国际公共品无法像传统公共品一样依靠政府强制供给，而是需要跨国集体行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但经济学中最富影响力的三个集体行动模型——“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地悲剧”与“囚徒困境”均表明在公共品供给问题上，个体理性常常与集体理性发生背离[1]。因为公共品收益的非排他性为个体不合作提供了一种激励，产生“搭便车”倾向与机会主义行为。可与此同时，在国际实践中，我们仍观察到了诸如成立亚投行等许多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现象，其原因是什么？在理论上应如何解释？

      已有文献主要从三个角度对跨国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问题进行探讨。一是供给主体的集团特征，主要是参与国数量，二是国际公共品的客观属性，三是国际制度设计。

      早在1965年奥尔森DLSON就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2]一书中阐述了国家数量对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影响。他认为集团规模是决定理性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行为的关键因素。相比于由多国构成的大集团，少数国家构成的小集团能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后来，以Waltz[3]和Oye[4]为代表的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也使得国家数量如何影响国家合作的出现与发展这一问题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辩的一个焦点。

      伴随国际公共品理论的发展，20世纪末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回归于经济学研究公共品的传统范式，尝试从国际公共品客观属性的角度对跨国集体行动的成功做出解释。其中，以Sandler(1998，2003，2010)[5][6][7]和Barret(2007)[8]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要从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属性出发，认为对于不同国际公共品生产而言，各国贡献量对供给总量的影响——生产加总技术——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决定了各国所面临激励结构的不同。如最弱加总技术，可以限制免费搭车的激励，从而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而总和加总技术下各国的单位贡献量之间存在完全替代关系，因而对跨国集体行动的抑制最为明显。Sandler(2004)[9]、庞珣(2012)[10]等学者则从国际公共品消费属性的角度出发，指出若国际公共品在消费上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竞争性，那么排他性的消费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就有可能建立，使国际公共品供给成为可能。

      此外，在国际关系领域，以Keohane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则从国际制度设计的角度探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可能性。该学派认为，国际公共问题有可能通过理性国家间展开合作的方式解决，但合作中面临着包括背信、信息、监控等交易成本问题[11]。而精心设计的国际制度能够形成关于其他国家行为模式稳定的预期，降低各国政府谈判协议的交易成本，增加合作国间信息的对称性，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有效地改变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合作[12]。

      尽管上述理论均有助于解释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得以实现的原因，但这些理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基于供给国主体特征——参与国数量与国际公共品客观属性两个角度的研究，主要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动态的过程考察，导致对现实的解释力有限。而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国际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公共品，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正式国际组织的成立本身就是跨国集体行动的结果。因此，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只是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功能性作用，但却无法回答国际制度本身是如何被供给出来的。

      我们认为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实质上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能否实现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取决于最终的博弈均衡结果。已有基于同质国家间抽象的、静态的博弈分析难以建立符合现实的跨国集体行动理论。而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及各国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为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提供了可能。Olson(1971)[13]、Russett(1971)[14]以及Sandler(2004)[15]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国家异质性对跨国集体行动的影响，认为相比于小国，大国从国际公共品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更大，因而更有供给的激励，进而指出国家异质性的存在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但他们的分析主要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对国家间动态博弈过程的考察。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本文以国家异质性的存在与国家间的策略互动作为考察对象，建立了一个分析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动态博弈模型。结果表明，因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国家在跨国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可能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进而使国际公共品供给成为可能。笔者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亚投行得以成立的原因。

      一、国家异质性③下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假定1：整个国际社会只有三个国家，针对某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决策。用

表示每个国家拥有的收入，是外生给定的约束变量，其中i=1，2，3。

      假定2：每个国家均消费纯国际公共品Q和私人品

两种最终产品。其中，国家私人品的实现与消费是独立的，而国际公共品是各国共同贡献的结果，总供给量等于所有国家贡献量之和，即

④。简化起见，假定每个国家的贡献量相同，

⑤。即各国要么参与供给，贡献量为g，要么选择“搭便车”，贡献量为0。由于一国收入全部用于私人品支出与国际公共品投入，于是有：

。

      

      假定4：供给国际公共品的跨国集体行动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发起阶段，二是实现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的集体行动角色为领导者和跟随者。这样每个国家所面临的策略集合便为(组织，参与)、(组织，不参与)、(不组织，参与)以及(不组织、不参与)。

      假定5：跨国集体行动发起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组织成本，包括信息交流与沟通、谈判与协商以及建立和维持正式组织所发生的成本，用c表示。显然该部分成本由选择组织的领导国家承担，并假设组织成本低于国际公共品的生产成本，即c＜g。

      (二)博弈均衡

      按照跨国集体行动的阶段顺序，我们首先对一国是否会选择组织行为进行分析。国家作为理性经济人，会依据选择某种行为的收益与不选择该行为的收益相比较的方式进行决策与行为选择。因此，在做出是否组织的决策之前，国家会将组织下的获取的收益与不组织下的收益进行对比。对于一国而言，如果在其选择组织，而其余两国均选择跟随参与情况下的收益为：

；若只有一个国家选择跟随供给，而另一国搭便车时的收益为：

；若其余两国均不跟随，则收益为：

。而如果该国选择不组织，国际公共品无法得到任何供给，此时i国的收益为

。

      因此，在无法确定其他国家是否会跟随参与的情况下，国家i选择组织跨国集体行动的条件是：

。

      

      

      图1 国家异质性下的国际公共品三国供给博弈

      也就是说，只有在满足该条件时，国家i才会承担相应的组织成本。

      若上述条件得以满足，即已有国家选择组织，那么国际公共品供给博弈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其他国家就是否跟随参与进行决策。在其他两国均供给的情况下，国家i选择参与和不参与的收益分别为：

。若后者大于前者，有

，国家i将选择不参与供给。在只有一个国家(领导国)参与供给的情况下，若国家i选择参与的收益

小于不参与时的收益

，即

时，国家i将选择不跟随参与。由于缺乏其他国家相关的有效信息，任意一国选择不参与的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个不等式。进而可以推知，在有领导国进行组织的前提下，一国选择跟随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是：

      

      上述分析虽然说明了国家是如何针对是否组织以及是否跟随参与进行决策的，但还未明确的基于国家间的异质性进行实际的策略互动分析。为进一步明晰国家异质性基础上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博弈的互动过程，有必要对各国的异质性表征——收入与偏好进行排序⑦。为简化分析，同时使分析过程与结果更为直观，假设三国的收入及其对国际公共品的偏好依次递减，即

并假设这些效用信息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知识。由于三国拥有共同的效用函数形式，因此无论国际公共品最终供给量是多少，国家1所获效用最大，这是各国的共同知识。由(1)式可知，在其他国家是否参与供给不确定的条件下，

的值越大，即一国越富有、对国际公共品的偏好越强，则越有可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组织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根据(1)式可知，相比于国家1，国家2更可能扮演跟随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每个国家会依据自身偏好、收入状况以及对他国信息基础上的行为预期，形成不同的策略集，进而决定其在跨国集体行动中扮演的是领导者还是跟随者的角色。

      各国角色确定以后，国际公共品供给就转化成一个如图1所示的动态博弈过程。该博弈的行动顺序为：首先由国家1行动，选择组织或不组织；然后，在国家1做出决策以后，由国家2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最后，国家3在观测到国家1和2的决策后，再决定参与或不参与。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国家异质性与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密切相关。国家间的异质性决定各国在跨国集体行动的发起和实现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并发挥相应的作用。同时，建立在不同异质性基础之上的策略互动则导致不同的跨国集体行动结果。表现为随着国家收入与偏好以及不同国家间异质性差异程度的变化，参与供给的国家数量与国际公共品供给总量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如在上述模型中，就存在(组织，参与，参与)、(组织，参与，不参与)、(组织，不参与，不参与)以及(不组织，不参与，不参与)四种不同的均衡结果。

      结论2：国民收入较高、偏好强烈的国家，最有可能在跨国集体行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因为对其而言，从同样数量的国际公共品中获取的效用最高，进而为主动承担组织成本提供了动力。如在上述模型中只要满足

，无论国家2和3是否参与，国家1都会选择供给。但在预期到会有其他国家跟随参与的条件下，领导国主动承担组织成本所需的条件就会降低。因为在有其他国家跟随参与的情况下，尽管领导国所需付出的组织成本不变，但其收益会因国际公共品供给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这在模型中体现为随着国家2和国家3的加入，国家1的组织条件逐渐下降为

。

      结论3：大国对于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跨国集体行动存在组织的问题，因此需要某个(些)国家发起倡议，并主动承担沟通与联系，甚至组建与维持国际机构的成本。这是跨国集体行动的初始阶段，也是国际公共品供给得以实现的前提。理论上，人口众多、国民收入水平高的大国最有可能扮演这一领导者的角色。首先，如果一国偏好是国内民众偏好的汇总，那么拥有较多人口规模的大国对国际公共品的偏好就更为强烈；其次，国际公共品是正常品，意味着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一国对其需求增加；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大国意味着其综合国力水平较高，而这便为其承担相应的组织成本提供了客观能力保障。

      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现实考察：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

      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亚洲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其日益复杂精密的生产网，取决于高效、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然而长期以来，亚洲地区一直面临着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融资缺口巨大的问题。基础设施若不能得到显著改善，那么它将继续成为制约亚洲多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步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是与日俱增。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下简称“亚开行”)的预计，2011-2020年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近3000亿美元[18]。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明显的公共品，由私人投资会产生市场失灵，导致供给不足，因此在一国范围内，通常由政府进行投资。对于跨国基础设施而言，同样面临着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在资本逐利性的作用下，全球私人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成熟资产，为此需要具有跨国性质的机构进行协调。但目前，亚开行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下简称“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投向亚洲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则非常有限。如亚开行和世行每年向亚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仅为2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仅占总额的40%—50%，显然远远难以满足亚洲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为更好地满足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需求，在中国的积极倡议下，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首批创始国于2014年10月24日签订《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随后，印尼、马尔代夫、新西兰、沙特阿拉伯与塔吉克斯坦陆续申请加入。截至目前，亚投行成员国已增至26个国家。

      亚投行成立的效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也是最为直接的效用，亚投行通过发挥多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作用，可以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加快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第二，亚投行可以促使亚洲各国的资源禀赋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实现亚洲域内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还会释放强大的乘数效应，推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第三，亚投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行、亚开行等其他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形成补充关系，共同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与完善。显然，亚投行所产生的收益能够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共享，因此，在本质上亚投行属于国际公共品。

      然而，亚投行所产生收益的跨国公共性只是为相关国家决定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但超国中央权威的缺乏，导致无法通过强制要求相应国家分担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的成本份额；相反，由于每个国家都希望由其他国家负担，而本国免费享受由区域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收益。这突出体现为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亚洲各国处于观望、等待的状态。当然，各国也都清楚地意识到不参与合作，进而继续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损失。所以，这是一个跨国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而亚投行的成立表明这一困境得以被成功克服。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上文的理论模型剖析亚投行得以成立的原因，探讨成立亚投行这一跨国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与路径。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理性国家基于对本国成本收益衡量而作出的行为决策上，同时将国家异质性以及各国间的策略互动纳入跨国集体行动的分析中，对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意识到亚洲域内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增强亚洲硬件设施连通的必要性，亦即清楚地了解成立亚投行所能带来的收益，因而每个国家都存在进行集体行动的初始动机。同时，为了成立亚投行，亚洲国家间应设法通过组织和协调实现集体行动。

      亚投行成立的过程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发起阶段；二是实现阶段。这两个阶段表现为存在两类主要的集体行动角色：领导者和跟随者。依据上文的模型，在发起阶段，基于历史等相关方面的信息，以及本国自身收益和对他国行为判断的基础上，必然是某些国家自发充当领导者。在亚投行成立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亚投行成立后所带来的收益大小，即国家的偏好与国民收入来决定各国的角色。整个博弈互动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亚投行成立的集体行动阶段与博弈过程

      在发起阶段，中国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为亚投行的成立积极开展倡议、沟通和协调工作。中国的行为选择是在组织还是不组织之间做出的。不组织显然无法获得亚投行成立后所带来的相应国际公共品收益，包括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所产生的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收益，以及通过亚投行为平台积极参与构建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收益等。中国进行组织的收益预期在于能否实现一些国家的跟随参与，从而分摊亚投行的运行成本，增强贷款能力，提高区域金融合作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在这样现实场景下，中国无疑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担负的角色。按前文模型中的先验序列假设：

，那么中国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无疑就是被表征为

的国家。面对亚洲基础设施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显然中国满足

，该条件也就意味着中国单独建立亚投行不是理性的选择。事实上，也正因为此，对亚投行成立这一成功跨国集体行动的分析才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多极国际社会格局的逐渐形成，大多数国际公共品都难以由“霸权国”单边供给，而更多依赖于国际合作，以跨国集体行动的方式予以实现。在本案例中，相关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或者说亚投行顺利运行后的收益作为共同知识，中国显然能够意识到若想顺利成立亚投行自己应扮演的角色，而其他国家也同样预期到了这一结果。因此，在成立亚投行的发起阶段，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成立亚投行对于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重要意义，与相关国家一起共同协商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从2014年初至今，中国已与有关亚洲国家举行了五次筹建亚投行多边磋商会议和一次部长级工作晚餐会，并于9月5日召集有兴趣但尚未做出正式决定加入亚投行的域内国家举行了一次筹建情况通报会。最终于10月24日由21个首批创始国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此外，为了表明对亚投行的强有力支持，中国承诺出资比例将达到50%。可见，在亚投行成立的过程中，发起阶段领导国的存在并且发挥倡导与组织作用是重要的前提保证。

      其次，在实施阶段必须存在一定数量的跟随参与国，因为这些跟随国的加入是跨国集体行动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力量。在现实的策略互动中，我们一方面强调领导国基于对他国的预期，意识到本国组织后能够引起一部分国家的跟随参与，从而使得组织的收益大于不组织时的收益。只有这样，领导国才会扮演起领导者的角色，主动承担相应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从其他国家自身收益的角度考虑，一些国家之所以跟随参与，同样是因为跟随参与的收益高于不跟随参与时的收益。在亚投行筹建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积极倡导，一些国家意识到了成立亚投行的重要意义，从而积极予以响应。有20个国家最先决定跟随加入，并同意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根据上文的模型，若把这20个创始成员国视为一个整体⑩，就可用

来表征，那么这些参与国满足

＞2g+1的条件。

      此外，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程度决定了跨国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者的比例，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条件下，从国际公共品中获益较大的国家会选择组织参与或跟随参与，而获益较小的国家选择搭便车。在亚投行筹建的过程中，有21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分别为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其中，大多数国家属于欠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需求强烈，如到2020年，连接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的湄公河流域项目需要5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仅印度一国就面临着2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其他一些规模较小或对基础设施偏好较低的国家则依据本国条件未选择加入亚投行。即对这些国家而言，满足

，从而在目前阶段选择不参与。当然对每一个不参与国而言，原因都有所不同。如有些国家由于受国内财政赤字困扰，为避免加重债务负担而未加入(即相当于

值很小)；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因长期处于动乱之中，首需的是安全类公共品，进而表现出对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偏好不足(即相当于

值很小)。

      为更为简明地展示出成立亚投行的动态博弈过程与结果，我们令

，c=15，然后将其分别代入图1便可得到图3。

      

      图3 亚投行成立的集体行动博弈结构

      从图3中的博弈结构可以看出，只要中国组织成立亚投行，即使有个别亚洲国家不参与，在有其他20个国家跟随参与的情况下，这20个国家参与的收益为105大于不参与时的收益70，因此这20个国家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选择跟随参与，这也就是实际中在中国的倡议努力下成立亚投行的结果。而中国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即有20个国家跟随参与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收益215，大于不组织的收益140，因此才主动承担起组织的责任。可见，(中国组织，20国跟随参与)构成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其他国家因参与的收益79小于不参与的收益109，而选择不参与。

      总之，亚投行成立这一跨国集体行动实现的机制是依靠国民收入与偏好存在差异的国家间的动态博弈，实现的具体路径是：首先由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充当领导者，倡议、协调和组织整个亚投行的筹建工作；随后，一些综合国力相对较弱，但对基础建设资金需求强烈的国家跟随参与，表现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20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加入：此外，还有一部分亚洲国家因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弱或综合国力的制约并未选择参与(11)。由此可见，在国际实践中当面临同样的需要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供给国际公共品时，若某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愿意承担起倡议、组织的工作，同时一些从国际公共品中获益相对较少的国家也基于本国利益考虑选择积极跟随参与，那么两类角色的共同合作将可以促使集体行动的成功、实现国际公共品供给。

      与个人间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一样，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也是一个国家间可以相互交流的场景，而并非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中所认为的“匿名”个体间的“自愿捐赠”。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跨国乃至全球公共问题，重塑了各国理性决策的结构背景，改变了各国在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基本的博弈规则，同时也使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支付矩阵日益复杂。目前，各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为了实现国际公共品供给，需要采取跨国集体行动。于是，国际公共品供给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建立在相互沟通和协调基础上的国家间自组织问题。

      本文的理论部分构建了一个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动态博弈模型，表明各国基于本国利益和他国行为预期会形成不同策略集合，进而在收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确立各自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由于信息交流与沟通、谈判与协商以及建立和维持正式组织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因此现实的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路径分为发起和实现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两类主要角色：领导者和跟随者。本文的模型表明，由于国家异质性的存在，某些国家将主动承担起倡导组织的成本，以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而在后一阶段则是其他相关国家依据自身条件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

      亚投行成立这一跨国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是依靠异质性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的结果和路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动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倡议、组织和协调整个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而其他相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

      ①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10/c87228-260006.html。

      ②公共品是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关于公共品问题的研究范围基本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之内，主要包括国家公共品和地方公共品。为了突出国际公共品的特殊性，本文将这些受益范围局限于一国之内的公共品统称为传统公共品，而与此相关的理论统称为传统公共品理论。

      ③国家异质性具有许多不同的维度。如体现在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自然异质性，体现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会异质性，体现在国家收入与对产品偏好上的经济异质性.本文着重关注经济异质性，从国家收入和对国际公共品偏好两个维度定义国家异质性。

      ④相当于在生产技术上符合总和加总.当然，还有一些国际公共品在生产技术上属于最优注入、最弱联系、加权加总等类型。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生产加总技术对国际公共品供给均衡的影响是不同的。考虑到总和加总技术类国际公共品最为常见，供给也最为困难，故模型中假设生产上符合总和加总的技术特征。

      ⑤在国际现实中，各国在跨国集体行动中所贡献的国际公共品数量是不同的，这里是一种简化处理。由于本文旨在阐明国家异质性与跨国集体行动实现的关系，且各国最终是基于其参与供给和不参与供给时净收益的比较结果进行决策，故所有国家对国际公共品贡献量相等假设不会对最终结论产生实质影响。

      ⑥非线性替代关系假设主要是基于现实中私人品基本属于物质性消费品，而国际公共品除部分属于物质性消费品以外，还涉及众多国际制度、规则等非物质性消费品的考虑。

      ⑦由于国家需要向其公民公布国家的整体运行情况及政策倾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相比于个人，关于国家收入、偏好等方面的信息更易获取。

      

      ⑩印尼、马尔代夫、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五国是在亚投行成立之后申请加入的，不属于创始成员国。鉴于本文主要分析在亚投行成立过程中各成员国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过程，因此不将亚投行成立后再加入的国家纳入考察范围。

      (11)韩国、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三个主要经济体，未加入亚投行主要受到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导致其对由中国倡导筹建亚投行并不持赞成的态度。其中，日本担忧亚投行成立后将与其主导的亚开行形成竞争之势，进而威胁其自身利益；韩国和澳大利亚因受美国的压力(美国担忧亚投行可能给西方主导的多边贷款机构的业务造成威胁)而暂未加入。

标签：成本收益分析论文;  异质性论文;  亚投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