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评当代西方两种对立的科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两种论文,对立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探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观：一种是预设主义的科学观，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前者强调的是科学的确定性，将某种预设前提看作是科学的不变的特征，或科学的本质；相反，后者则更多地注意到科学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在科学中并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关于科学的一切，原则上都可以改变。前者往往同科学知识的“合理”建构有关；而后者则往往同这些元科学理论的解构联系在一起。
一、预设主义
预设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同寻求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二是同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密切相关。
预设主义的科学观涉及面很宽。从学派来讲，像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趋同实在论的科学观可以说基本上属于预设主义的科学观，甚至某些历史主义者的有些观点也不同程度地带有预设主义的色彩。从预设的内容来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或基础的问题上，强调科学知识存在着一个唯一确定的可靠的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目的是要在概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表明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完全依赖于观察陈述，并且只有通过观察陈述才能获得意义，得到辩护，否则就没有意义。于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基础主义的科学结构理论。这种科学结构理论依赖于下列预设：①观察名词（或陈述）与理论名词（或陈述）的截然区别；②科学名词（包括“观察名词”和“理论名词”）的意义是不变的；③谈论科学时所运用的一些“元科学”概念（如“证据”、“观察”、“可确证性”等等）的意义也是永远不变的。
尽管波普尔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而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经验证伪原则”，并且否认关于理论与观察两种语言的根本区别的假设，然而，证伪主义者的“经验证伪原则”也依赖于以下几个预设：①一个检验是或必定是理论和实验之间双方的对抗；②这种对抗的唯一有兴趣的结果是决定性的证伪；③观察或检验基础是科学争论的“公正的裁判者”。
还有，由普特南、博义德、塞拉斯和牛顿—史密斯发展的趋同实在论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基础问题也作了预设主义的理解：①科学（至少“成熟科学”）的理论词都是存在词；②“指称”是科学理论的本质，在原则上是免于被经验修改的。
第二，在关于科学的目标、方法和进步模式的问题上，强调存在着超越历史和科学内容的唯一确定的目标和唯一可靠的方法论，存在着固定的科学进步模式。
与基础主义的科学结构理论相适应，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归纳法看作是科学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他们认为，观察陈述是科学家要加以考虑的唯一证据，理论应当接受经验检验，只有确认程度或概率很高的理论，才是可接受的理论。科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理论的概率，得到概率越来越高，也就是越来越被经验确证的理论。于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科学完全成了一项累积性的事业，科学进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新理论不断合并、归化旧理论的过程。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为科学预设了一种一成不变的目标和方法，而且还预设了一成不变的“中国套箱式”的科学进步模式。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也为科学预设了一种一成不变的目标和方法。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需要的是一种有趣、大胆和内容丰富的理论，而不是一种平庸的理论。理论的内容与概率两者是相反的：内容越增加，概率则越降低；反之亦然。因此，科学的目的不是要提高理论的概率，而是要求理论具有“丰富的经验内容或者高度的可检验性”，〔1 〕得到可证伪度越来越高的理论。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大胆尝试，严格检验”的方法。因此，在波普尔的视野里，科学进步的过程不再是累积的过程，而是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因而科学的发展是间断的、跳跃的和突变的。
由于趋同实在论者把理论在解释上的成功与认识上的保证（即指称或近似真理）联结在一起，即一个理论若能作出某些解释，有一定的预言效能，就有理由断言它是正确的（或者是近似正确的），所以，他们将真理或近似真理看成是科学的直接的目标。与这一目标相应的方法论就是要求新的理论必须保留其前驱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前驱理论的指称、定律、机制等等，并在经验解释面上覆盖并超出前驱理论的经验解释面。于是，趋同实在论的科学进步模式成了一种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加严格的“中国套箱式”的直线发展模式。
第三，在区别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问题上，强调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他们看来，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表达的是个人感情和理想，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波普尔提出了与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划界标准。在他看来，科学命题根本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因此，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应当是经验证实原则，而应当是经验证伪原则：凡是能被经验证伪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否则就是非科学的。
趋同实在论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然而在其理论中还是蕴含着一条标准，那就是要求理论指称并在经验上取得成功。
总之，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证伪主义者和趋同实在论者的划界标准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预设了一种超越历史和科学内容的永恒不变的标准，从而为科学塑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形象，并且切断了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联系。
二、相对主义
与预设主义完全相反，相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同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
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在历史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后现代主义者罗蒂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内容可以大致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到否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进步性。
库恩把“范式”看作是评价科学和科学变化的基本单元。在库恩看来，“范式”决定一个常规科学传统，决定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指定要研究什么类型的疑难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标准。而范式之间的转变完全是一种“格式塔转换”，类似于宗教“皈依”，无科学进步可言，因为每个范式都带有各自的价值标准，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样一来，库恩完全否认了可根据客观的标准对范式进行合理选择的可能性。
费耶阿本德继续强调高层理论即“背景理论”对于科学的决定作用，反对将经验事实当作科学的基础。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事实是由旧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所以事实和理论间的冲突可能是进步的征兆”。 〔2〕因此，“科学家的任务现在不再是‘探索真理’，‘赞扬偶像’，‘把观察资料系统化’或者‘改善预言’”，〔3 〕而是“我们可以运用同得到充分确证的理论以及（或者）充分确凿的实验结果相矛盾的假说。我们可以通过反归纳地行事来推进科学。”〔4〕于是， 在费耶阿本德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已经荡然无存，而对科学的进步性则作了相对主义的解释。
后现代主义者罗蒂更加竭力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他认为，自然科学在经验上的成功并不表明它“接近于实在”或“受硬事实制约”，“与其提出任何像观念—事实，或语言—事实，或心灵—世界，或主体—客体的区别，以说明我们关于有些东西存在于彼岸，它们该对事物的产生负责的直觉，倒不如抛弃这样的直觉。”〔5〕他声称， 他的实用主义“只是运用于像‘真理’、‘知识’、‘语言’和‘道德’这样一些观念和类似的哲学思考对象的反本质主义。”〔6〕在他看来， “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而“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7〕于是，罗蒂在解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同时， 也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第二，从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走向方法论的极端的多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库恩认为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于是，他用范式转换模式表达了科学的价值目标（或标准）和方法论的多元化：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规则，并且范式之间的价值标准和方法论常常是“不可通约的”。
费耶阿本德更是用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或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来反对传统的方法论，并且把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推向了极端。他说：“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8 〕“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唯一幸存的‘法则’是‘怎么都行’”。〔9〕
罗蒂也同样否认在科学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方法，强调“我们并不认为科学家有一个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并不认为他们得益于他们学科的、与其他学科之不可取的弱性正好相反的、值得期望的硬性。”〔10〕在罗蒂看来，“对研究，除了对话的制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制约，这不是来自对象或心灵或语言本性的全面制约，而只是由我们的研究伙伴的言论所提供的零星制约。”〔11〕于是，在罗蒂那里，科学的“方法”化解成了“对话”，其实质还是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怎么都行”。
第三，从模糊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界线到否认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区别。
库恩的范式及其变化理论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事实上，库恩的这些理论更适合于论证人文文化，例如各种艺术流派的形成、冲突和变迁。库恩自己也承认，“我们越细心地力图区别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这样做就碰到越多的困难。”〔12〕
如果说库恩的理论模糊了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区别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则走得更远。在他看来，“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13〕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4〕他认为，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而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5〕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依罗蒂看，需要一种新方法，即用一种“新的模糊主义”的方法来“模糊”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罗蒂的战略是将“客观性”归结为“主体间性”，将“理性”弱化为“有教养”，将“方法”化解为“对话”，这样一来，“‘科学’一词，从而还有在人文科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就逐渐地消退了。”〔16〕
毋庸置疑，相对主义者从反对预设主义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到否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进步性，从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走向方法论的极端的多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从模糊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界线到否认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区别，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三、确定性与相对性
如何看待科学哲学中的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确定性与相对性及其相互关系。应当肯定，无论是关于科学的基础、目标和方法，还是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区别，都存在着确定性问题，可以说，没有确定性，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对科学进行哲学探究。
但是，不能将这种确定性加以绝对化，变成某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否则就导致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先验主义或预设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在看到确定性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面即相对性，看到科学的基础、目标和方法及其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界线的不确定性，它们是随着科学的历史和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将相对性加以绝对化，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下面我们具体地讨论关于科学的基础、目标和方法及其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的确定性与相对性问题：
第一，关于科学的基础和目标问题。
应当肯定，逻辑实证主义者、证伪主义者和趋同实在论者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强调经验基础的重要性，并且将科学的目标同真理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毕竟，自然科学探究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离开了客观性和真理性，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预设主义者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作了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看不到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不确定性，忽视了科学活动中的各种价值因素及其作用，而只停留于对科学作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基础主义的分析，其结果既不符合科学的历史事实，又不能说明科学是怎样逐步地走向真理的。
相反，历史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后现代主义者罗蒂更多地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他们在批判基础主义、预设主义的科学观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认为科学必定是由高层理论（“范式”或“背景理论”）决定的，是由与真理问题无关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决定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的确，科学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然而，科学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的选择和确立并不是任意的，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科学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都不能离开客观性这个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而且必须以客观性或客观性程度（广度和深度）为准绳。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之所以陷于相对主义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他们将科学的价值目标或价值标准同客观性要求割裂开来，而抽象地谈论科学的价值目标及其作用，并错误地将科学的价值目标同艺术的、宗教的或其它别的非科学的价值目标混为一谈。
总之，在关于科学的基础和目标的问题上，既要看到确定性（即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又要看到相对性（即科学基础的不确定性和科学目标的多元性、历史性和可变性）。
第二，关于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应当看到，科学方法的确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科学（甚至学科）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证伪主义者和趋同实在论者分别将归纳方法、“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或“趋同和保留”的方法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并且把这种作为“法律与秩序”的方法论看成是普遍有效和永恒不变的东西，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无论是归纳方法、“猜想与反驳”的方法，还是“趋同和保留”的方法都仅仅是整个科学方法论集合中的一部分，并且它们只是从某种角度揭示了某个时代、某些学科的方法论的一些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科学方法也存在着它的相对稳定性，至少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的基本方法（如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没有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就没有近现代科学。因此，历史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否定科学方法的相对稳定性或相对独立性，主张极端的方法论多元主义或“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显然同样是不恰当的。
总之，在科学方法的问题上，既要看到确定性（特别是基本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或相对稳定性），又要看到相对性（特别是具体方法的多元性、历史性和可变性）。
第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
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超越历史的、截然分明的界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首先，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科学从一开始就同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同其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到今天又存在着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整合化趋势，因此，要在自然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即使存在着这种分界标准，它也是历史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证伪主义者和趋同实在论者分别将经验证实、经验证伪或指称和经验上的成功当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永恒不变的划界标准，显然是不恰当的。
然而，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难以找到或并不存在一条超越历史的、截然分明的界线，并不意味着科学与非科学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相对主义者往往从价值论、方法论等角度论证科学与其它文化一样同样依赖于价值，或者科学与其它文化一样同样不存在独特的方法，从而抹杀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些论证是经不起分析的。首先，科学与其它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及其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拿科学与艺术相比，科学与艺术所蕴含的价值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主要是认知价值，后者则主要是审美价值；前者受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小，后者则影响较大。其次，科学与其它文化在方法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它们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对于其它文化来说显然并非如此。
总之，在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上，同样既要看到确定性（科学与其它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要看到相对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历史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
注释：
〔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2〕〔3〕〔4〕〔9〕〔13〕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9、7、256、255页。
〔5〕〔6〕〔7〕〔10〕〔11〕〔16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8、245、80—81、 86、250、93页。
〔8〕〔14〕〔15〕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12、110页。
〔1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