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晋论文,司马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西晋前期朝中激烈“党争”产生的历史原因。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晋武帝司马炎则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重蹈汉魏王朝“禅让”覆辙。在司马炎政治平衡方针影响下，新礼法派与名士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而玄学名士派随士族社会的成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司马炎 礼法之士 玄学名士 西晋政治
自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后长达16年的魏晋禅代道路上，洒满了亲曹势力的鲜血。由于正始玄学领袖与魏王朝的特殊关系，而司马氏集团又高举儒家名教旗帜打击亲曹力量，致使许多玄学名士亦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扫出了历史舞台，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史家以沉重的笔调写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种情况，到265年司马炎上台后，发生了逆转。
一
在血泊中登上帝位的司马炎，似乎极想洗掉父辈溅在自己身上的血污。他在洛阳南郊“燎告”上帝的禅让仪式后发表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大赦天下”[1]，具体内容为：“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2]从尔后史实看，这道诏书并非登基的官样文章，而是的确认真地实施了。尤其对那些葬身于禅代之路上的玄学名流的后代，司马炎可谓关怀备至。
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十二月丙寅才登上帝位，在这一年剩下的不足一个月的日子里，他先后变相地为许允、王凌、王经三位因参与反司马氏政变而被杀害的名士“恢复”了名誉，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子孙。
其一，司马炎登基后需到太庙举行祭祀仪式，当时许允的儿子许奇正任太常丞，祭祀时所居位置将在皇帝附近。有人指出，国家要犯的儿子位于皇帝身边十分危险，应当将其调离外放。司马炎不同意，还专门下诏书，为许允恢复名誉，提拔许奇。“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3]
其二，《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己巳（登基后第四天）下诏，对王凌一案的性质作了新的解释。司马懿杀王凌的罪名是其谋废齐王曹芳，司马炎以这位昏君最终亦未逃脱被废的命运为据，认为王凌的罪名很难成立。因此对其后代予以赦免。“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4]
其三，王经是高贵乡公曹髦以卵击石近似儿戏的政变中唯一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支持小皇帝的高级陪臣，因之而被司马昭杀害并株连了其母。司马炎上台后，重新审理了这个历史冤案，对王经的忠君精神作了肯定，并选拔了王经的孙子作郎中。“晋武帝太始元年诏曰：‘故尚书王经，虽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门户湮没，意常愍之，其赐经孙郎中。”[5]
其四，关于李丰的女儿——贾充前妻的安排问题。嘉平六年(254)，李丰因组织反司马师政变未遂而被“腰斩”，女儿李婉被株连，流放徙边。此时她已与贾充结婚并生养了两个女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贾充与李婉离了婚，死心塌地为司马氏集团效力，后来直接参与了杀害高贵乡公的行动。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大赦令颁布后，李婉结束了十一年的流放生活，从辽东回到洛阳时，身居车骑将军高位的贾充早已与郭配之女郭槐结婚，又生了二男（夭折）二女。为了解决这个婚姻矛盾，司马炎破例特批贾充可以有地位相等的二位正妻。“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6]虽然郭槐与李婉互不妥协，使诏书无法落实，然而司马炎对李丰后代的特殊关照却是有目共睹的。
自“大赦”高潮之后，司马炎仍继续解决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善待玄学名士的亲属，如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己丑诏书，追封夏侯玄的妹妹——司马师的前妻夏侯徽为“景怀皇后”。据《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载，这位夏侯徽早知司马氏对曹魏王朝心怀异志，故于青龙二年(234)，年仅二十三岁便被夫家以鸩酒毒杀。“武帝登阼，初未追崇……泰始二年始加号谥。”
是什么原因使司马炎如此认真地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呢？这种取悦于玄学名士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司马炎治国的基本战略——在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两大政治力量之间寻找平衡息息相关。
魏晋之际，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的矛盾由来已久，高平陵政变即是这一矛盾的对抗性冲突。玄学名士的领袖们在冲突中遭到重创，但是经过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之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追随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建安老人（即老一代礼法之士），如蒋济、王观、高柔、王肃等，已几乎全部谢世，剩下的已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力量。到西晋初期，军政大权已落入当年正始玄学的追随者手中。这些新王朝的社会中坚，并非钢浇铁铸的板块，而是分为新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两大利益集团。
在新礼法之士中，除少数是正始时期(240—249)即支持司马氏的中青年如陈骞、荀顗等人外，大多数则与正始名士有着密切关系，如王沈、荀勖、贾充等都是曹爽的故吏，高平陵政变后，曾一度被免职，后又复出。又如石苞在贩铁为生的潦倒日子里，靠许允的提携才走出困境。上述人物政治上后来纷纷转变了立场，较早地投入了司马氏怀抱，积极参加了镇压亲曹势力的活动，文化上与老一代礼法之士融为一体，是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当权派，故称之为“新礼法之士”。
在玄学名士中，同样分新老两代人。老玄学名士指正始时期受玄学影响的士人，如山涛、羊祜、裴秀、王戎、裴楷、王浑诸名士，与新礼法之士为同一时代人。新玄学名士则是于魏后期成长起来的西晋新一代士族青年，和峤、何劭、王济、羊琇是代表人物，他们使西晋王朝的政治基础发生了玄学名士化换血过程。从政治立场上看，新老玄学名士与礼法之士并无根本差异，他们同样在司马氏兄弟执政时期参加了晋王朝的创建活动。不同点是，所沾亲曹势力的鲜血少一点，故于禅代之际，除羊祜、裴秀外，其他人未进入最高权力中心。
晋武帝司马炎生于青龙四年(236)，登基时二十九岁，与西晋年轻一代士族子弟是同辈人，这个阶层很少有人不被玄学思潮所吸引。司马炎的朋友圈子，由这类年龄相近、趣味相投并有亲戚关系的士族子弟组成。如羊琇、何劭、王济等，他们恰恰是西晋前期新玄学名士的代表人物。[7]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司马炎本人的文化性格，与诸名士相去不远，亦有清谈雅好。他早在魏未任抚军将军时，即任用清谈家裴楷为参军；迎陈留王子邺时，曹植之子曹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8]他登上帝位后，曾主持了关于《诗》的清谈，“中庶子何劭论《风雅》正变之义，（庾）峻起难往反，四坐莫能屈之。”[9]
司马炎的文化性格及其与玄学名士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向玄学名士一边倒，去重振玄风。他作为一个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立场。以儒法作为治国之术，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不准备垮台的政治当权者所必须坚持的。作为高举儒家大旗血洗反对派而上台的司马氏家族的代表，更不能走得太远。如果将屠杀玄学名士的历史冤案全部翻过来，岂不是否定了自己上台的合理性吗？司马炎不是一个暴君，他性格“宽惠仁厚”，却又是一个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沈深有度量”，他政治决策的最终依据决不是个人情感，也不是意识形态倾向，而是现实的政治利益。玄学或儒学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住政权，因此，要在各派之间寻找平衡，要借八面来风吹动自己的政治风帆。事实上，他的确得到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持。
司马炎是在新老礼法之士与新老玄学名士共同拥戴下立为世子并顺利禅代的。咸熙元年(264)，司马昭为在司马炎与司马攸兄弟之间选择继承人而举旗不定时，礼法之士何曾、贾充与玄学名士裴秀都向司马昭说情，认为司马炎“非人臣之相也。”[10]司马昭拿不定主意，又征求山涛的意见，山涛回答：“废长立少，违礼不祥。”[11]于是司马炎的地位最后确立下来。
对司马炎来说，上台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巩固皇位，不再重蹈汉魏王朝被禅代的覆辙。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防止政治强人出现是至关重要的，这类人物往往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因此，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力量膨胀。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司马炎除了加强诸王的权力外，对士族官僚阶层儒、玄两派采取了利用矛盾，互相抵消的方针，使多种政治力量最终形成一个合力，推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极。
魏晋禅代的前夕，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格局为：新老礼法之士居政治当权派地位，却在青年一代中无深厚基础，后继乏人；新老玄学名士的阵营不断扩大，却未形成统一政治力量。由于魏末以来礼教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影响，礼法派明显占主导地位，过于强大。为了政治平衡的需要，必须扭转这种局面，因此，司马炎一上台，便采取了使玄学名士“合法化”的大赦措施。放眼晋前期全过程，则不难看到，这不过是由司马炎一手导演的儒、玄力量平衡历史活剧的前奏而已。
司马炎在其执政的晋前期，尽管像位高明的平衡师一样在玄、儒之间增减砝码，但是玄学名士派及其学术思潮却呈现出难以遏制的发展趋势，使政治天平失衡。以平吴战争统一中国为界，玄、儒思潮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由以下两节分别讨论之。
二
泰始元年十二月，新王朝刚刚建立时，玄、儒两派的激烈分子，已对未来国家的治国方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竹林七贤之一，放达不羁的名士刘伶参加了朝廷主办的策问，激进地要求政府实施自然无为的玄学主张，“盛言无为之化”[12]。而以儒家自居的礼法派老官僚傅玄则上书，要求遏制“虚无放诞之论”，认为时弊为“未举清远有礼之臣。”[13]对刘伶、傅玄的极端言论，晋武帝司马炎当然不会认真采纳，但是事件本身则表达了玄、儒思潮的存在，双方的斗争不可避免。
虽然晋初的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已不是为了某个主义走到一起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因利益驱动结党营私的官僚[14]，但是玄、儒文化思潮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魏晋之际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泰始初期，朝中已出现了以贾充、荀勖、荀顗为首的礼法派与以裴秀、羊祜、山涛为首的玄学派。斗争的焦点是尚书台的控制权。
鉴于礼法之士力量过于强大，司马炎于泰始元年任命裴秀为尚书令。裴秀出身于著名的玄学家族河东裴氏，其叔父裴徽是正始名士核心人物之一。裴秀因参加裴徽的清谈，被誉为“后进领袖”，毋丘俭将他推荐给曹爽，评语中有“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之类玄学品题。[15]裴秀在尚书台的同志，是竹林七贤之一，德高望重的玄学元老山涛。约在泰始初期，山涛由大鸿胪改任尚书。[16]面对名士派力量的日益壮大，礼法派亦不甘寂寞，开始组织反击。据《晋书·裴秀传》载“有司”据安远将军郝诩书信中有“与尚书令裴秀相识，望其为益”的言论，而要求罢免裴秀官职。晋武帝为此下诏指出：企望裴秀为其升官，是郝诩一厢情愿之事，也是尚书令裴秀无法防范的，不要追查。后来，真凭实据被反对派找到了。泰始三年(267)，司隶校尉李熹分别指控裴秀和山涛侵占政府稻田。而晋武帝对两案的处理却是：严办下级奸吏，对裴秀、山涛不予追究。[17]
乍看上去，晋武帝的处理如此荒谬，竟然对违法占田的高官不闻不句，对执法的李熹虽予以赞扬，但事后却立刻调离弹劾百官的司隶校尉岗位，“升”为太子少傅虚职，被束之高阁。[18]为此，吏家多有微词。其实，晋武帝并不糊涂。西晋王朝没有经过农民战争的净化过程，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在王朝初期已十分严重，官员人人占田。在此情况下，以非法占田罪名处理裴秀、山涛，醉翁之意不在酒。晋武帝十分明了这是来自朋党的暗箭，或是鲠直大臣被朋党利用[19]，故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罢。
泰始四年(268)正月，裴秀终于被挤出尚书台，“高升”为司空。受益者为贾充——由他接任尚书令。为求得新的平衡，司马炎于同年二月任命羊祜为左仆射，共执朝政。
羊祜是禅代之际突然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人物，出身于九世二千石的泰山羊氏这一名门望族，并且是司马师羊皇后同产弟，代表着外戚势力上台，背景较为强大，是可与贾充争衡的实力派人物。表面上看，羊祜似乎游离于礼法派与玄学名士派之外，属中间派人物。一方面，他在正始时期拒绝曹爽辟举，执政后又欲斩王戎，贬王衍；另一方面，高平陵政变后拒绝与夏侯霸的女儿离婚，多年隐居，与司马氏集团保持距离。但是从他的朋友圈子和晋初党争的立场全面分析，则明显向玄学名士派倾斜[20]。步入政界后，羊祜上升速度极快，迅速成为继裴秀之后对贾充构成威胁的人物。礼法派认识到羊祜的威胁，他们利用司马炎的“灭吴之志”，将羊祜“推荐”出朝廷。于泰始五年，羊祜出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自羊祜被挤出朝廷之后，至死未能回朝执政。而贾充自任尚书令后，一直控制着尚书台，不论迁升任何高官，都未被剥夺“录尚书事”特权，直至其去世。名士派为了夺回这个阵地，亦发动了多次反攻。
泰始七年(271)三月，裴秀逝世，政治平衡出现了严重倾斜，贾充、荀勖几乎完全控制了朝政，玄学名士发动了一场“倒贾”运动，裴秀的堂弟侍中裴楷、侍中任恺、河南尹庾纯是斗争的中坚力量，张华、温颙、和峤以及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都参加进来。晋武帝在询问裴楷当前政治得失时，裴楷毫不掩饰地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21]当时，侍中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为清君侧，贾充推荐任恺任太子少傅。结果，任恺当上了少傅的同时，继续留任侍中。这一年七月晋武帝为西北边境冲突而忧愁，任恺等效法贾充排羊祜之计，极力推荐贾充这位“威望重臣有智谋者以镇抚之”[22]。蒙在鼓里的司马炎果真任命贾充出镇西北，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为挽回败局，在荀勖、荀顗、冯紞的策划下，贾充通过嫁女与太子，留任旧职。事后，贾充等人先将任恺“推荐”为吏部尚书，从皇帝身边调开，然后又寻找罪名将其罢官，挫败了名士派的进攻。
面对“倒贾”运动的失败，河南尹庾纯按捺不住了，在泰始八年(272)七月的一次酒会上，庾纯与贾充发生了口角，竟然公开大骂贾充是杀害高贵乡公的凶手，“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23]。一时酒会秩序大乱，贾充的侍从企图扣押庾纯，被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拦下，谁也不敢对这两位晋武帝的密友动武。庾纯的言论过于大胆，不仅揭了贾充的伤疤，而且对晋王朝不敬，为此，贾充以辞职要胁司马炎严惩庾纯。在这个问题上，朝臣分为针锋相对的两大派，斗争已公开化、白热化。晋武帝下诏免庾纯官职并交司法部门论处，不料引起一片抗议声浪，迫使这位皇帝收回成命，最后不得不再次下诏妥协处理，诏书大意是：贾、庾双方都喝醉了酒，说了过头话，不必小题大作。庾纯改任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晋武帝虽然希望朝臣各派存在矛盾，但是其追求的是矛盾的平衡，而不是激烈的冲突以至朝政紊乱。早在泰始七年任恺、贾充争斗时，司马炎就曾专门设宴把双方叫来进行调节，说：“朝廷宜一，大臣当和”[24]。而得到的只是阳奉阴违的许诺和更加激烈地倾轧。庾纯事件处理过程表明，虽然贾充一派居高位，似乎大权在握，但反对派的数量和后劲也是难以对付的。欲在双方间达成稳定的平衡，必须在玄学名士中寻找德高望重，又平和稳健，能够协调与礼法派关系的人物居要职，使双方的利益都能满足而不发生激烈冲突。这个人物在当时，非山涛莫属。于是“武帝太始八年诏曰：议郎山涛至性简静，凌虚笃素，立身行己，足以励俗，其以涛为吏部尚书”[25]。
泰始五年，山涛因保护裴秀而被贾充一党排挤出尚书台，“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26]。泰始七年，山涛已从冀州调回中央任侍中，这时同任该职的还有此次“倒贾”运动的领袖裴楷与任恺。山涛虽未在史书中上留下争斗的痕迹，却极可能已介入其中。裴楷目山涛“如登山临下，幽然浑远”[27]。任恺与向秀关系密切，而向秀则与山涛为忘年交。因此，山涛在斗争中居中立，是不可思议的。魏晋之际，无论山涛担任何种职位，他都是玄学名士的精神领袖。“时人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28]。他处世方针中庸平和，并善于和各种人物周旋，对礼法之士来说，也是能够接受的反对派领袖。
山涛似乎没有立即接受司马炎的任命，以其母年老为由拒绝上任，恰逢母亲去世，山涛回归乡里。面对朝廷难解的矛盾，司马炎不顾山涛正遭母丧，决心“夺情”，于泰始十年再次下诏：“‘情在难夺，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涛为吏部尚书。’涛辞以丧病，章表恳切。”最终被迫上任，“逼迫诏命，自力就职”[29]。自山涛该年出任吏部尚书直到逝世，再也没有退下，即使升迁成仆射，也要“领吏部”，主管选举。
吏部尚书的品级不高，但负责县级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力极大。山涛任吏部尚书后的八年时间里，与负责尚书台的贾充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平衡局面。表面上看，山涛对礼法派采取了妥协态度：每次选用官员，首先征求尚书令（后为录书事）贾充的意见，然后将候选人名单密报司马炎审核，最后再公开提名诠选，而实际上是山涛的意志。尤其对要害部门官员的任免，山涛不向礼法派让步。《世说新语·政事》注引《晋诸公赞》曰：
亮字长兴……为贾充所亲侍。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即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参同选举……，”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相，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亮在职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上述事件，应为争夺吏部郎。《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山公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阮）咸……诏用陆亮。“晋武帝决定任命陆亮为吏部郎，恐怕其中有分割山涛选官权力的动机。山涛以托病辞职抗议司马炎的用人不公。托病辞职是山涛在任职期间对付司马炎的杀手锏，曾多次使用，效果极佳。对山涛这一作法的用意，司马炎当然十分明白，他不愿失去这个难以替代的政治砝码，因此，不论山涛以什么理由辞职，司马炎只有一个决定——坚决不予批准，即使“免冠徒跣还印绶”也无济于事。
山涛代表玄学名士派利益与礼法派周旋，不仅成为礼法派仕途上的大绊脚石，而且使那些游离于玄学名士群体之外的士人难以晋升，例如潘岳便在尚书台附近的阁柱上书写歌谣，以示抗议：“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30]事实上，山涛的确是和峤、裴楷、王济等玄学名士的政治代理人。在其任职期间，名士派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发展。这位表面上中庸平和的竹林老人，一手扶植了西晋玄学青年上台。从《山公启事》佚文看，这一时期的许多玄学名士都得到了他的选拔或引荐，如王济、裴楷、石崇、许奇、郭奕、和峤、乐广等。再者，他尽力保护那些受到礼法派贬抑的同党，比如任恺因得罪贾充而被免官，“毁谤益至，帝渐薄之，然山涛明恺为人通敏有智局，举为河南尹。”[31]另外，继续解决玄学名士的历史遗留问题，集中表现在选拔嵇康的儿子嵇绍入仕问题上。
嵇康与山涛是好朋友，同为竹林之游，景元三年(262)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托孤于山涛，“临诛，谓子绍曰：‘臣源在，汝不孤矣。’”[32]山涛亦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由于嵇康案影响太大，此事拖到太康元年(280)嵇绍二十八岁时才解决。《晋书·嵇绍传》载：“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
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丕。”被破格选拔，一入仕便为五品秘书丞的嵇绍来到洛阳，引起轰动，舆论界誉之为“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33]。至此，压在玄学名士心头的最后一个历史包袱搬掉了。
玄学名士地位的上升，并不可能真正动摇贾充等礼法派的地位。咸宁二年(276)，司马炎忽然重病，大有不起之势。朝臣私下议论后继君主的人选问题。有可能继承帝位的两位候选人——太子衷和齐王攸，都是贾充的女婿。河南尹夏侯和向贾充建议道：“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34]司马炎病愈后，得到了这一禀报，深感贾充权力的威胁，于是，下令剥夺了这位亲家的兵权，并由李胤接任尚书令。司马炎并不想搬倒贾充，因为贾亦是政治平衡中难以替置的砝码，因此贾充“位遇无替”，“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35]。第二年，贾充以日蚀为由提出辞职，司马炎“不许”。咸宁五年(279)，以张华、杜预为代表的玄学名士派与贾充、荀勖、冯紞为代表的礼法派在渡江伐吴问题上严重对峙：名士派主战，礼法派主和。司马炎坚决主张出兵伐吴，面对贾充等人的“固争”，“帝大怒，充免冠谢罪”[36]。但当伐吴战役发动后，司马炎仍命贾充为大都督，即伐吴总指挥。直到胜利的前夕，贾充派都坚持停止军事行动，认为：“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平吴胜利后，贾充“诣阚请罪，帝抚而不问”[37]。
三
由于贾充在平吴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尽管晋武帝并未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但在太康初期，其势力和影响已明显削弱，成为高高挂起的人物。以杨皇后的父兄“三杨”为代表的外戚力量急剧膨胀，与荀勖、冯紞等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取代了贾充的政治地位。这一现象，引起了名士派的不安。“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知而不能改。”[38]
太康三年(282)贾充病逝。形势显然对玄学名士派有利。当时，尽管“三杨”权力上升，但其社会基础薄弱，名士派力量随贵族少年的成长而日益强大，在山涛年老多病的情况下（山涛于太康四年元月逝世），推出了新的代表人物齐王司马攸。司马攸是司马炎的胞弟，与玄学名士的主要人物关系一直较密切。泰始八年，庾纯辱骂贾充一案，正是由他出面力争才迫使司马炎让步。他年富力强，才德兼备，有极高的威信，不但政治地位仅次于皇帝司马炎，而且大有司马炎死后取代“白痴”太子司马衷为新皇帝的可能。
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均为贾充女婿，但齐王妃是贾充前妻李婉所生，对生父贾充不肯与母亲复婚耿耿于怀，以至“恚愤而薨”[39]。太子妃则是贾充后妻郭槐所生，与父亲关系极好。在皇储人选问题上，一直是礼法派拥立太子衷，名士派则拥立齐王攸，斗争由来已久。司马炎本人自然希望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因而，废太子改立齐王，是司马炎极反感的建议，成了当时的政论禁区，卫瓘、张华均曾因反对司马衷继位而忤旨。
太康三年，玄学名士力量的大增及齐王攸“德望日隆”[40]，“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41]。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礼法派组织了反击。《晋书·齐王攸传》：
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
司马炎早就感到了齐王攸的威胁，但一直碍于手足之情迟迟未作决断。在荀勖、冯紞的煽动下，于太康三年十二月下诏，令齐王攸离开首都洛阳回封国。果如荀、冯预言，朝中名士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旨”运动，反对齐王之藩，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除了大臣们纷纷上书外，羊琇和成粲甚至密谋，亲手刺杀杨珧。王济、甄德则派各自妻子常山公主和长广公主同去见武帝；“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司马炎大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42]司马攸的威望越高，司马炎赶他出京的决心越大，因此将王济、羊琇、甄德等人调出要害部门。当司马炎命太常博士们讨论应该赐给回国的齐王什么物品时，以庾旉（庾纯之子）为首的七位博士联名起草了一个答非所问的奏表，内容为反驳诏书关于齐王攸归藩的理由，在得到庾纯、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的认可之后，上达了司马炎，引起了这位宽容皇帝的极大愤怒，下令将七人交廷尉治罪，准备以“大不敬罪”弃市。后因朝臣中要员纷纷上书反对“诛谏臣”，才获以“除名”宽大处理。七位博士的行动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秦秀，一贯与礼法之士作对，何曾死后，他建议其谥号为“丑公”；贾充死后，他又建议谥号为“荒公”，均被司马炎否决。
三个月后，齐王攸愤闷发病，呕血而亡，斗争似乎是以玄学名士派的失利而告终，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因为司马炎仍需要“平衡”，争斗中被贬抑的名士们很快又官原复职，如庾旉、秦秀再次被起用。庾改任散骑侍郎，秦继续为博士。而王济则再任侍中，又出现在皇帝左右出谋划策。值得注意的是，王济一直未向司马炎低头认错，即使在官复原职被皇帝接见时，王济仍以当年迫害齐王攸一事，讥讽皇帝，毫不示弱。[43]
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角度着眼，太康年间(280—289)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太康后期，随着西晋的开国元勋——曹魏正始以来玄、儒人物自然生命的结束，原来意义上的玄学派与礼法派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子弟已经变成无根本差异的玄学名士，而不论其父辈的文化性格如何。例如礼法之士傅玄的儿子傅咸、何曾的儿子何劭、贾充的继子贾谧、石苞的儿子石崇，与著名玄学家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陈留阮氏和河东裴氏的子孙已融为一体，被称之为“中朝名士”。可以说，魏晋士族的玄学化，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同样，当“中朝名士”构成了西晋社会政治主体之后，玄学思潮的再次兴起，则是不可逆转的了。
除士族社会基础的变化外，太康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引起的官方哲学中道家因素的发展，同样有利于玄学的复苏。
西晋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由儒、法思想结合而成，但道家哲学亦渗入其中。在汉魏之际儒道法融合的时代潮流影响下，完全摈弃道家哲学的儒法理论是不存在的。比如，西晋经学的权威诠解以司马炎的外公王肃为准，而号称大儒的王肃，其理论建构中亦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思想。[44]西晋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便以道家哲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处世方针，经常告诫子弟说：“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45]魏晋之际礼法之士的中坚人物，亦多受道家熏陶，如荀勖某次针对官制改革发表议论时曾说：“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46]晋武帝司马炎同样推崇道家学说，他在泰始元年十二月颁布的反淫祀的诏书中，便引用《老子》语录为立论根据。“以道
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47]官方政治思想虽坚持礼法并用，但仍视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治国的最高境界则是“无为而治”，“皆反太素，同规上古也”[48]。司马炎在泰始中下诏指出：“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49]正是由于西晋官方哲学中的上述道家因素，所以儒道融合的玄学思想未被视为异端，而是作为官方哲学的补充发挥作用，同样可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泰始元年，武帝登基时，“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还是名士裴楷以玄学理论作了成功的解释，他从容回答，“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结果是“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50]。
如果说西晋官方哲学中，道家的政治无为思想在泰始时代处于潜伏状态的话，那么在伐吴胜利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伐吴战争胜利后，西晋统一了中国，歌舞升平的太康时代来临了。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棲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未达到“大同”水平，似乎已近“小康”。太康时代的升平气象，昭示着传说中的“太平”社会已为时不远了。这种社会现实及社会心态，是西晋官方政治思想中道家无为思想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温床，为了早日达到这个最高的社会理想，司马炎采取了一些“无为”措施。“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51]然而，晋武帝的“自然无为”思想却未“颐身于清简之宇，留心于虚旷之域”[52]，而是励精图治精神荡然，追求侈奢，变成了一个沉溺于酒色的昏君。“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53]
在司马炎的带动下，侈奢腐化之风在西晋上层士族官员中迅速蔓延，玄学名士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54]。王济有过而无不及。
在太康后期侈奢淫靡的文化氛围中，以乐广、王衍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家成长起来，并被前辈玄学名士捧出，推上了历史舞台。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大名，问其堂兄王戎：“夷甫当世谁比？”王戎回答：“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55]《晋书·乐广传》载：“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56]卫瓘任尚书令的时间是咸宁四年十月——太康七年之间，可见卫瓘见乐广清谈一事，发生于太康时期无疑。王衍与乐广是西晋后期元康玄学最著名的清谈大师，他们的出现表明，早在太康年间，高平陵政变后冷寂了近三十年的思想论坛已再次活跃，清谈之风再次复苏，魏晋玄学的第二次浪潮已经开始起动，尔后的元康时代(291—299)，将是无法遏制的狂澜。
虽然西晋前期玄、儒的冲突以玄学思潮的胜利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予以较高的评价。因为元康玄学的社会载体——中朝名士，先天不足，不值得肯定。他们是一群在骄奢淫逸风气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子弟，缺乏正始、竹林名士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无法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面对晋后期外戚专权、八王之乱、五胡入侵的动荡局势，不能成为国家稳定的政治基石，不可能像汉末名士那样支撑几十年。这是西晋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面对太康后期玄学思潮的胜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说，正始、竹林玄学是以悲剧结束的话，那么，元康玄学则是以闹剧开始的。本文展现的，是其序幕。
注释：
[1]《全晋文》卷二引晋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诏》。
[2][4]《晋书》卷三《武帝纪》。
[3]《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
[5]《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注引《汉晋春秋》。
[6]《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7]《晋书》《羊琇传》、《何劭传》、《王济传》。
[8]《晋书》卷五十《曹志传》。
[9]《晋书》卷五十《庾峻传》。
[10]《晋书》卷三《武帝纪》与《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11]《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12]《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
[13]《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14]如裴秀、山涛、王戎等玄学名士，在正始之音的思想解放时代曾为追求真理的中、青年，高平陵政变后，这一代人向旧传统妥协，开始了官僚化过程。
[15]《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16]山涛被任命吏部尚书是泰始八年。而泰始初期，曾一度出任尚书（不知何部）。
[17]《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与卷四十一《李熹传》。
[18]《资治通鉴》将李熹上书一事系于泰始三年春其调离司隶校尉一职前。
[19]李熹攻击裴秀、山涛的背景已无法详考，此人既攻击玄学名士，也抨击老礼法派，曾上书要求何曾、荀顗、郑冲告老退职。
[20]《晋书·羊祜传》称其镇守襄阳时，“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而颇以畋渔废政……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
[21][22]《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武帝泰始七年》。
[23]《晋书》卷五十《庾纯传》。
[24]《晋书》卷四十五《任恺传》。
[25]《北堂书钞》卷六十引《晋起居注》。
[26]《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27][28]《世说新语·赏誉》。
[29]《晋书·山涛传》。
[30]《世说新语·政事》。
[31]《晋书》卷四十五《任恺传》。
[32]《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33]《晋书》卷八十九《嵇绍传》。
[34]《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二年》。
[35][39]《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36]《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五年》。
[37]《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武帝太康元年》。
[38]《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武帝太康二年》。
[40]《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
[41]《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
[42]《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三年》。
[43]《世说新语·方正》。
[44]那薇：《〈孔子家语〉中儒道兼综的倾向》（《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45]《晋书》卷一《宣帝纪》。
[46]《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
[47]《晋书》卷十九《礼》。
[48]《晋书》卷十九《礼》。
[49]《晋书》卷五十一《郤诜传》。
[50]《晋书》卷三十五《裴楷传》。
[51]《世说新语·识鉴》注引《竹林七贤论》。
[52]《晋书》卷四十四《华峤传》。
[53]《晋书》卷三十一《胡贵嫔传》。
[54]《晋书》卷三十三《何劭传》。
[55]《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56]《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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