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7-0125-08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的打开，学术界将目光投向西方，获得大量不无惊奇的收获。这其中就包括叙事学研究。总体来看，大陆学界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是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和运用，缺少自己在学理上的推进。对其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我们今天的叙事学研究不无启迪意义。 学界对叙事学的翻译，1984-1985年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两年，《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芭柏拉·史密斯《叙述理论和文学研究的领域》，对西方叙述理论的二元模式的不足展开思考；《外国文学报道》集中发表了法国叙事学界的成果，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洛夫的《叙事作为话语》、格雷玛斯的《叙述信息》、热奈特《叙事的界限》均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有趣的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捷克学者米伦娜·维林奇罗瓦的《论晚清小说的叙述方式》，结合具体作品将晚清小说的叙述方式分为第三人称客观方式、第三人称修辞方式、第一人称亲历方式，这种分类以自觉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和此前国人对小说的艺术分析截然不同。1985年9-12月，杰姆逊应乐黛云邀请，来北京大学讲学，讲学中，介绍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和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并结合《聊斋》中的《鸲鹆》和《画马》进行了示范分析，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兴趣。1985年，电影叙事理论也被介绍进来，《世界电影》第3期发表了基·科亨《电影叙事与语言》和贝·迪克《电影的叙事手段——戏剧化的序幕、倒叙、预叙和视点》，向国人展示了叙事学方法与电影的结合。此后，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集中在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两个方面：沃尔夫冈·凯瑟《小说中是谁在叙述故事》、戴维·洛奇《现代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沃尔夫冈·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格雷布斯坦《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结构》、斯坦塞尔《叙述情境的构成因素：人称、透视和模式》在《小说评论》发表；《世界电影》连载了克·麦茨的长文《现代电影与叙事性》，并发表了针对同一故事在不同媒介中的表现差异的文章《叙事的权威性与社会的叙事性——对勃朗特〈简·爱〉的电影改编》。叙事学的诸多方面都已经涉及。 上述单篇论文的介绍，开启了学界的眼光。但叙事学产生广泛影响，主要得力于两个选本和两本专著。一个选本是王泰来等人编译的《叙事美学》，书中收录了法、德、英五位学者每人一篇文章，包括法国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托多洛夫的《文学作品分析》、阿蒙的《建立人物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德国沃尔夫冈·凯瑟的《谁是小说叙事人》和英国布兹的《距离与视角——类别研究》，涉及叙事人、视角、作品结构和作品分析、人物分析等叙事学的主要内容。编者指出叙述学(其实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以具体作品作为研究的客体和依据，也就是说它认为作品是一个独立于外界的，完整自足的体系，它不依靠别的因素而存在，它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①并指出叙述学来源于创作实践，是对叙事文体法则的归纳和说明。另一个选本是影响更大的《叙述学研究》，书中收录的全是法国学者关于叙述学的经典论文，编选者有一个意图，即向国内学界展示“法国叙述学理论和方法建立和形成”时期的作品，因此，所选作品时间上严格控制在1966年第8期巴黎的《交际》杂志发行“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号和1973年托多洛夫出版《诗学》一书，在编选者看来，此前的叙述学没有成为独立的理论，此后的叙述学与其他理论和方法交融渗透，只有此间的理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在“编选者序”中，张寅德对叙述学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指出本书收录的文章可归入三个方面：叙述学论文选、叙述学批评举例、叙述学评价，其中“叙述学论文选”又可分为综合研究、叙事结构研究、叙述话语研究和符号学研究四个方面，该书编选体例的安排从侧面说明了法国叙述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②由于该书的广泛影响，以至于一段时间以内，部分学人认为叙述学主要就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叙述学的内容主要就是该书编排体例所归纳的几个方面。 以此同时，其他西方学者的专著也被翻译过来。1987年，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文版面世，该书从叙述技巧角度，探求了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涉及叙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对叙事学研究更产生了深远影响。③1989年，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出版，该书追随热奈特将叙事区分为三个层面(事件、话语和叙述行为)的观点，主要从故事(时间、人物)、本文(时间、人物刻画、聚焦)和叙述(层次与声音、言语再现)三个层面，再加上热奈特没有特别关注的文本阅读层面，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以色列特拉维夫派诗学、阅读现象学等现代文学流派理论，分析、阐述、归纳了‘叙事虚构作品’所涉及的关键问题”④，第一次向国内学界展示了一个系统的叙事理论。在叙事学界，这两本书至今还有广泛影响。 和集中翻译西方经典叙事学不同，国内叙事学的研究比较散乱。从时间和论文数量上看，1985年之前的文章较少，1986年开始多起来，到1988、1989年几乎呈现一种井喷式的发展态势。从叙事门类上看，集中关注小说叙事，几乎不关注电影叙事，和翻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从小说叙事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是叙事学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就介绍看，介绍的内容一般局限在上述翻译的范围内，有时加点例子做说明。孟繁华《叙事的艺术》可为代表，该书可说是80年代唯一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叙事学的著作，对叙事的视角、时间、语言等均有专题介绍，并以中国的文学为例证加以分析，深入浅出。但总体看来，全书过于简单，故反响不大。就运用看，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可为代表，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⑤，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至于单篇论文的介绍和运用，情况繁杂，论者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叙事学的某一角度来分析自己喜欢的作品，使得叙事学的研究一时热闹非凡又无章可循。 具体而言，单篇论文的介绍和运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介绍，如张寅德《叙事语式》主要介绍热奈特的聚焦理论；万直纯《叙述学综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叙述学成果进行总结性的介绍；胡亚敏《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介绍了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格雷玛斯、托多洛夫、热奈特等人的叙述学研究概貌；徐贲《小说叙述学研究概观》主要是对普罗普、布雷蒙、格雷玛斯、里蒙-凯南、托马舍夫斯基、查特曼、热奈特观点的介绍。二是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依托，针对叙事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程德培《受指与能指的双重角色——关于小说的叙述者》对叙述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刘世剑《我看小说视点》对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全知视点等问题发表看法；谭运长《小说叙述的两种类型》表面上看，是在探讨传统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讲述和显示)，实际上这两种基本类型就是叙述学关注的两种叙述方式。三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参照，又不完全依托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的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赵毅衡《小说中的时间、空间和因果》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相关问题的探讨为起点，结合其他小说理论家的相关论述，对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分析；星舟(张开焱)的“小说叙述理论漫笔”系列论文，对高视角、平视角、内视角、叙事结构、叙述形式、叙述的当下性等问题提供了系统分析；四是运用叙事理论来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有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方平《〈十日谈〉的叙述系统——关于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张捷《当今苏联小说叙事方法的变化》、邹光明《〈百年孤独〉的叙事分析》、林青《〈变〉的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等；有分析中国古代作品的，如巴生《纪晓岚的诘难〈聊斋〉与小说的多角度叙述》、孟昭连《〈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王增恂《〈史记〉的叙述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等；有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如黄文达《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者》、陈健《论茅盾小说的叙事方式》、李庆信《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等。五是运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的小说，如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王卫平《四十年代讽刺小说的叙述方式》等。 综观以上五种介绍和运用情况，一个总体特点是：论者对叙事学理论及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有一种自觉意识，基本上采用西方既有的理论成果来展开具体研究，对其不足缺乏理性的思考，因而形成一种叙事学研究的跟风潮流。值得庆幸的是在，80年代叙事学跟风的潮流中，也有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反思，说明80年代的中国的叙事学界在国际叙事学界也有自己的声音，因而显得更为可贵。反思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在具体叙事理论上有突破，赵毅衡《小说叙述中的转述语》结合中国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况，对转述语分成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间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就是对叙述学的一个贡献；另一种情况是对西方叙事学的不足进行思考，张隆溪在《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结尾“总结与批评”部分，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自身严重的局限”：一是关注叙述语法会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将作品看作封闭的整体，会割断作品和社会的联系，三是寻找故事的共同模式既使故事抽象化，更让人觉得具体的故事之外似乎还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形式”的故事，这是最大的局限。 就80年代叙事学的翻译情况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翻译不够全面。就国别看，主要是法国的叙事学，荷兰、美国等国的叙事学成果基本上是空白，即使是法国叙事学，也只是一鳞半爪，是众多叙事学者的单篇论文，对叙事学者的著作没有翻译(最早翻译的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也是到1990年才出版)。就叙事学研究的内容看，翻译过来的主要是叙事学诞生之初的东西，但很多观点在80年代的西方都已经有所发展或突破，我们翻译过来的还是原先的旧观点，甚至是已经被修正乃至抛弃的过时观点。托多洛夫1973年在新版《诗学》中虽然还在强调结构主义批评的特点是内在性和抽象性，但最后一章已由1968年版的“以自身为对象的诗学”改为“作为过渡的诗学”，已不再固守诗学的对象限于自身这一观点，到1984年的《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更意识到局限于文本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不足，通达地指出：“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对话”⑥，并认为结构主义的缺陷可以由意识形态专家来弥补。这些都清楚地展示了托多洛夫从结构主义批评转变为对话批评的过程，可以说，80年代的托多洛夫已经抛弃了自己1973年之前的观点，但我们译入的还是他的老观点。二是和西方学界的交流不够。翻译仅仅是翻译，我们和西方叙事学界缺少必要的交流，既缺少对某一具体观点的交流，更缺少叙事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杰姆逊的讲学当然是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太少，而且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流)。我们知道的仅仅是翻译过来的内容，很难真正把握叙事学的全貌和真髓。这种局面表面上看，在21世纪被彻底扭转，经过南昌、重庆、长沙、广州连续四届召开的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知名的叙事学研究者都来到中国，和大陆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实际上并没有质的变化，即使当前的叙事学界交流频繁，但叙事学研究的主力，已经不是80年代以中文为背景的学者，而是以外文为背景的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事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介绍和搬用西方的成果。在叙事学领域，中西方处于严重不对等的状况之中，很难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流。 80年代对叙事学理论的介绍和运用，显示出来的问题更多。其一，对叙事学的研究是猎奇的结果，有一个从不经意到刻意的过程。那时我们知道的叙事学是笼罩在结构主义大旗下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我们对结构主义的兴趣和对其他西方流派的兴趣一样，都是国门打开后猎奇的结果。自《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袁可嘉翻译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和《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发表张今言翻译的《文学中的结构主义》以来，结构主义就和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等流派一样，在不经意间成为我们猎奇的对象。由于结构主义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叙事学，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关注结构主义叙事学，叙事学于是成为我们刻意关注的对象。但这种猎奇的心态决定了在我们开始接触它的80年代，不可能理性地对待它。 其二，对西方叙事学有一种盲从心态。由于叙事学方法和我们传统的社会批评差异巨大，容易使人相信它能给我们寻找作品的价值带来新的途径，以形式分析的方法使我们摆脱已经厌倦的社会批评和阶级分析，因此，很多人盲从这种方法，而不对其加以反思。这样，就出现了钱中文先生所说的情况：叙事学“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鹜……但都是综合外国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⑦应该说，这是符合实情的，有研究其实和叙事学没有什么关系，也挂上叙事学的名头，这只能说是赶时髦，是盲从。虽然张隆溪早在1982年就发表《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理性地指出叙事学的不足，该文后来被收进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该书的社会反响很大，但学界对叙事学盲从的热情还是掩盖了张隆溪理性的思考。张寅德在《叙述学研究》的“编选者序”中也指出“叙述学必须结合其他方法，如社会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才更具效用”⑧，“叙述学的产生不仅仅具有理论和方法的意义，而首先也许具有社会学的意义”⑨，但这样公允的评述掩盖在他对叙述学理论及方法的介绍之中，研究者往往被叙事学理论及方法的新奇所吸引，而忽视了他的评述。应该说，在大陆学界开始关注叙事学时，研究者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对叙事学的是非得失比较清楚，但后来的研究者一般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而是将叙事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法宝”，对其不足缺乏应有的认识，鲜见对叙事学的理性反思。 其三，缺乏理论的拓展。由于盲从心态的作祟，无论是对翻译作品的消化吸收，还是运用叙事学方法来展开研究，我们基本上都局限在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没有自己的思索和突破，像赵毅衡那样对转述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在80年代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由于理论拓展不够，我们只能人云亦云，只能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包括中国作品在内的文学作品。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西方叙事学对叙事模式的概括是基于西方叙事文学的基础之上，但西方文学的叙事模式是否能囊括所有的叙事文本？如果不能，就有必要对其模式本身进行思考乃至重建。另一个问题是，将叙事作品无条件地纳入西方的叙事分析方法之中，方便的做法是选择适合这种叙事分析方法的作品来进行研究，中国的叙事作品在近现代才开始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切合这种叙事分析，因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往往着眼于现当代作品和西方作品，对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叙事作品关注不够，因此很难对中国文学的叙事特色进行总结，很难建构自己的叙事学理论。也许是有感于这两个问题，杨义和傅修延在90年代分别出版了《中国叙事学》和《先秦叙事研究》；林岗在对中国的小说评点进行研究之后，于2011年出版《口述与案头》，进一步指出中国叙事文学的独特性；董乃斌在多年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上，201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并被收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意味着中国传统叙事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其四，对创作界的整体状况关注不够。叙事学的成就建立在叙事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离开文本解读，叙事模式的归纳将失去根基。叙事学引进来后，国内创作界也受其影响。可以说，80年代的“方法论”热使国人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对创作界产生影响最大的当数叙事学，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等先锋小说没有传统小说的连贯情节，属于结构主义所说的“可写的小说”而非“可读的小说”，方方的《风景》等新写实小说也采取西方现代小说“作者隐退”的写法，在不露声色中展示人生众相，这些都应该是叙事学关注的对象。但80年代的叙事学界，热衷的是叙事学方法的介绍和搬用，对中国现当代具体作品的叙事分析虽然很多，但对眼前的这种新形式创作的总体状况却缺乏关注的热情，更没有总结出80年代叙事的特色所在，甚至缺少总结的勇气。叙事学本来是一种随着创作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方法，在80年代中国却成为一种既成的封闭的固有模式。理论界与创作界的联系不够紧密。 其五，叙事学研究者的一时兴趣。从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者看，很多人的研究是出于介绍或一时兴趣的需要，少有将叙事学作为自己长期的学术领地。王泰来等编译的《叙事美学》在“编者前言”中指出编译本书的目的是“对中国读者介绍叙述学”⑩，张寅德在《叙述学研究》的“编选者序”中说“编选此书的目的在于使我国读者对法国叙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11)。可见，二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引路人”，都是将自己定位为向国内读者“介绍”叙事学，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至于其他的研究者，本来大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叙事学只是他们研究的一时的工具，热情一过，又转向其他的研究领域。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对于强调文本细读的叙事学而言，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浸染其中，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80年代开始研究叙事学的人，目前大概只有赵毅衡、谭君强和张开焱三人在坚持，(12)赵毅衡2013年推出了他的《广义叙述学》，将所有的叙述行为纳入自己考察的范围，远远超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藩篱；谭君强2002年出版《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沟通文本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张开焱则关注叙事形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事形式政治潜素与政治意义及其生成模式研究”。可喜的是，当前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很兴盛，成立了叙事学研究学会，两年举办一次叙事学国际会议，出版了《叙事丛刊》和《叙事(中国版)》两种专业的学术刊物。叙事学的领军人物申丹等人更是以叙事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叙事学研究者的一时兴趣总算成为了历史。 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虽然有上述诸多不足之处，但其历史贡献也是不容置疑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和其他西方理论一样，叙事学让当时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统天下的学界开阔了视野，对盛行的文学阶级分析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作品，主要关注作品的形式因素，和以往关注作品内容忽视形式形成鲜明对照，给中国学界叙事文学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窗户。对这一点，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学习和借鉴，无疑会对我国的批评界带来一点新意，促使人们从一种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叙事体这一古老的文体，同时西方学者那种探索、创新的欲望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将结构主义叙事学运用于中国的叙事体，会使人们获得过去作品分析时所缺乏的整体感，会使人们从过去忽略的部分发现新的价值，甚至对作品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13)叙事学的独特之功在于它首先是一种方法，它不关注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是用心于某一类叙事作品甚至是所有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或叙述语法，这样，它促使了两个方面研究的兴盛：一是总结某种类型叙事文学的共有特征，促进了叙事类型研究或叙事主题研究的发展；二是寻找具体故事表层内容的深层结构，这有助于从形式逻辑层面来理解内容。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以前所缺乏的，叙事学作为一种方法，带来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一个显著的成果是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该书援引普罗普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规则”(14)进行探讨，对“文革叙述”中的灾难降临方式、拯救主题、反思与忏悔、叙事模式等问题展开分析，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 其次，80年代叙事学的引进对创作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众多的西方文论流派中，叙事学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小说观念和创作观念的更新。叙事学重视的不是叙述的故事，而是故事的叙述，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叙述模式的归纳和分析上。这大大改变了作家以往的小说观念。80年代以前，小说界关注的是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和历史使命感，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凝炼是小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叙事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主要是与叙事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作家的小说观念已发生根本改变：由关注故事内容转而关注叙事形式。同时，作家也改变了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再以人类精神的导师自居，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不再高度合一；而是放低身段，认为作品所有的只是个人一己情绪和观点的展示，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可以分离。二是对创作技巧的重视。技巧有很多方面，限于篇幅，此处只讲两个重要的方面：视角和结构。视角是叙事学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托多罗夫说：“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视角便产生两个不同事实。”(15)对视角的重视使小说中全知视角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被打破，谌容《人到中年》在全知视角之中，就经常插入主人公陆文婷内心意识的“限知视角”；余华《现实一种》除了最后一部分偶尔有一点全知视角的说明外，总体上呈现出罕见的“纯客观视角”；莫言则意识到“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16)。传统小说由于重视故事的情节，自然强调小说结构的完整性，随着叙事学对叙述形式的重视，小说结构是否完整不再是问题，出现了很多结构松散乃至结构开放的小说，如《冈底斯的诱惑》，它不关心故事的完整性，而是在纵横交错的叙述中将几个没什么联系的故事切割后又散乱地呈现出来，即使小说结束了，几个故事之间也没有构成一个整体，对于小说来说，故事的完整性已被完全抛弃。与结构直接相关的是元小说叙事的出现，在小说的叙述中出现了小说是如何叙述的叙述，这暗合热奈特所说的“叙述行为”(17)。《极地之侧》在叙述过程中，多次出现关于小说叙述的说明，如：“在我所有糟糕和不糟糕的故事里边，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充其量是出于讲述的需要”；“故事真的开始了。这样的开始犯了作小说之大忌：没有悬念”；“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故事”，(18)等等。元小说叙事突出了叙事的虚构性，以往小说所重视的逼真性由此被消解。三是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对先锋派小说的界定五花八门，陈晓明的说法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可：“这个称呼的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叙事风格的年轻的作者。”(19)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先锋”，主要在于它们对小说形式的实验。马原之后，洪峰、孙甘露、格非等人的小说中都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征：一方面，就语言运用看，讲求语言的变形和陌生化效果，(20)突出语言的“间离效果”；(21)另一方面，就小说形式看，用各种技巧来编织故事，打破故事的连贯性，突出故事的虚构性。总之，其“先锋”特性体现在不再重视故事讲什么，而在重视故事如何讲，这和叙事学关注的重心有惊人的一致。当然，创作界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不完全是由叙事学直接导致的，很多是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尤其是拉美作家的叙事手法后出现的，但西方现代派手法归根结底和叙事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从根本上看，可以认为是叙事学影响的结果。 再次，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激活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叙事批评，使古典小说研究在叙事学方法的促进下取得了新的收获。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叙事学方法的重视。李剑国是古典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1983年完成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注重志怪小说的源流梳理、小说考证等方面的内容，治学的路径基本上是古典文学的考据传统。到1993年出版《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这样一本以考据为特色的“叙录”时，却在“前言”中从人称、叙事视点、叙事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对唐传奇进行了简单的叙事学分析。(22)以考据见长的李剑国注重对唐传奇进行叙事艺术的分析，显然与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不无关系。二是有学者受叙事学研究的启发，系统地来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成就，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可为代表，相较于其他的古典小说史论著作，该书的显著特色在于对古典小说叙事形式的分析，譬如话本小说的“散韵交错”、《三国演义》的“两极共构”、《水浒传》的“流动视角”等，均是有意识地从叙事学角度来展开对古典小说的分析，这在此前的古典小说研究界比较罕见。可以说，杨义的古典小说研究背后有一个支撑点，就是借助流行的西方叙事学的方法来进行古典小说研究，但又力图挖掘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色。顺理成章地，该书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建立“中国叙事学”的设想。(23)三是对小说评点的关注。中国传统的叙事批评大致包括文史不分的叙事批评和感悟式的文学叙事批评，(24)评点是感悟式批评的代表形式，也是中国叙事批评的独特形式。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使人们有理由回过头来关注我们自己的评点，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可谓代表。该书和一些注重源流考辨、版本流传的评点研究不同，注重的是评点在叙事文结构、叙事文理的章法、小说修辞等方面的贡献，书中多次参考美国学者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附录”对西方叙事理论的研究进行了述评，这些都显示出西方叙事学对小说评点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研究的状况，它的不足和贡献，都能给我们以启示。一是吸收和运用某种新的理论观点，要结合我们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实践，这种理论才能真正对我们有用。叙事学对中国传统叙事批评的促进和对创作界的引领，充分展示了叙事学的魅力和价值。二是对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有热情是好事，它可以促进该研究的发展，但仅靠热情不能持久，某种学术如果要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推进，就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80年代借助叙事学来展开研究的学者今天大都风流云散，如果他们能坚持下来，今天中国的叙事学界肯定是另一番面貌。三是学术研究应该充分发挥学术杂志的凝聚力。80年代的叙事学专著并不多，叙事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学术杂志，《小说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更起到了引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评论》开辟“域外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和“小说形势分析”专栏，叙事学译文和关于当代小说叙事分析的论文分列其中，这意味着《小说评论》将叙事学研究和批评当作自己的一块学术阵地，以彰显自己的学术特色。《文艺理论研究》更有特色，在刊登叙事学研究的原发论文的同时，还开辟“文论信息”栏目，将其他杂志刊发的文章进行内容提要式的概括，并以自己的概括来重新拟名，如1987年第1期的《小说“叙述者”的多重性》是概括《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的《受指与能指的双重角色——关于小说的叙述者》，1987年第5期的《“拟想作者”的作用》是概括《小说评论》同年第5期《作者与拟想作者——新时期文学写实性小说的叙事问题》。这种摘录兄弟刊物文章的做法让一些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得以反复出现，既是对这些文章的肯定，更让学界对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有深刻的印象，和现在各种专门的“文摘”和“复印资料”相比，《文艺理论研究》这种对同类刊物的摘录做法显得更有学术气度。四是从事研究时应该“跳进去”之后再“跳出来”。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很多是“跳进去”而没有“跳出来”，所以对叙事学的不足缺乏清醒的认识，掉进了形式分析的漩涡之中。赵毅衡早在1985年前后就领悟到“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但真正将之实现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一书差不多十年之后才出版。(25)整个80年代，学界对如何走出叙事学既有的套路并没有清晰的思考。五是西方理论或方法最终要用来解决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叙事学作为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译介和运用的过程是不可少的，但不能总是停留在译介和运用上。作为一种方法，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叙事文学当然是可以的，但它的理论特色是寻找叙事作品的共同模式，总结出这些模式的基础是西方的叙事文学，首先是民间故事，其次才是小说等叙事形式，而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关注不够，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压根就没有关注，这样一来，我们研究的根基就不牢，也就谈不上什么建构中国的叙事学了。 总体看来，国内80年代的叙事学研究事实上是西方叙事学方法的实验场。当然，今天的叙事学研究已经远远超出80年代的水平，但80年代出现的某些问题，如中西交流的不对等、叙事学理论的拓展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类似问题，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叙事学研究。 ①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编者前言”，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7页。 ②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③[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④[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译者前言”第1页。 ⑤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⑥[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5页。 ⑦转引自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4页。 ⑧⑨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9、18页。 ⑩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22页。 (11)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第1页。 (12)当然，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很多叙事学研究者，80年代并没有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傅修延1983年在《上饶师专学报》第1期上发表《〈项链〉的链型结构》，但跟叙事学关系不大，1990年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试论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标示》，已不属于80年代；徐岱1985年在《当代文坛》第11期发表《小说与故事》，和他1985、1986年发表的《小说与诗》《小说与画》《小说与戏剧》是一个系列文章，与叙事学没多少关系，《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中国古代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联系紧密，但发表的时间是1990年，也不是80年代；《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可能是申丹的第一篇叙事学论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也不属于80年代；程锡麟等人80年代似乎也没有叙事学论文。至于6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学者，当时很多还是中小学生，更谈不上有什么叙事学研究。 (13)胡亚敏：《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 (14)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导论”部分第14-15页。 (15)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65页。 (16)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7)热奈特将叙事区分为三个层面：叙述的故事、故事的叙述和叙述行为。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8)洪峰：《重返家园》，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58，359，361页。 (19)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中国先锋小说精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0)翟红：《叙事的冒险：中国先锋小说语言实验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6—144页。 (21)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149页。 (2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5-102页。 (2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14-539页。两年以后，作者的《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就作为《杨义文存》的第一卷出版，可见，作者对建构中国叙事学的重视。 (24)江守义：《叙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5)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82-283页。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叙事学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艺理论研究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